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读书人回归正道——告李悔之

李悔之先生：
　　你在《中国最“急”的到底是什么？》中说：“当今中国，严重的问题是是教育我们的政治精英。换言之，当今中国，最‘急’的问题，也是教育我们的政治精英——只有我们的政治精英思想上真正能‘与时俱进’，真正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抱负和勇气——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和电视镜头前，我们的祖国、民族和人民才会有美好的未来。也唯有此，执政党也才会有光明的前途。”这种说法，是强人所难。而且当权者如果采纳你的建议就必会因国家急转弯而翻船。
　　李鸿章曾经说：“一代人只能作一代人的事情。”胡锦涛先生这一代人，只要能保证国家的基本安定，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即使是这个任务，他们也不一定能完成。要指望他们开创新局面，你们等待的就只能是失望。要开创中国的新局面，要靠我张国堂。你不要把眼睛总是盯着中共中央，看不见我张国堂，那就是“瞎子”。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对不可教的人是这样，对中共的体制也是这样。中共体制就是朽木，就是粪土之墙。你李悔之妄图雕刻朽木，粉刷粪土之墙，这不是愚蠢吗？你可能自以为聪明。
　　一所破旧不堪的烂房子，地基是建立在冻土上，天气一热，冻土就熔化，房子的地基自然松动，梁柱都已经朽坏。这样的烂房子，还能维修吗？不维修，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一维修，立即坍塌。这样的烂房子，迟早被风雨吹倒。智慧的人应该建一所新房子，然后邀请旧房子中的人来住。
　　中共政权的基础，是中国人民相信马列毛主义。现在人民已经不信马列毛主义的歪理邪说，又加上邓小平“打左灯、向右拐”的改革，他们挂羊头，卖狗肉，他们口中高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却搞官僚资本主义，让权势者凭权力大发横财。这种诡诈毫无诚信的做法必然失信于民。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共产党政权必垮。苏联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叶利钦等由于没有说谎、没有诡诈，因此，虽然苏联共产党政权垮台，但其部分高级领导人仍然能获得人民的信任。中共领导人由于说谎、诡诈，因此，就必随着中共政权的垮台而垮台，不可能再获得中国人民的信任。子曰：“民无信不立。”这是天条，也是政治学的规律。
　　由于马列毛主义是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血泪史，因此，中国共产党绝对没有前途，其命运只能是解散。任何想挽救中国共产党的作法，都是徒劳的，也是愚蠢的。
　　由于中共领导人一贯说谎、诡诈，因此在政治上也就绝对没有前途。他们所应该作的，就是力保自己身家性命的平安。想继续掌权，连门都没有。早日投降我张国堂，作我的臣仆，才能继续为国效劳，才能光宗耀祖。
　　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必将遗臭万年。作共产党的官，也是耻辱。
　　我在《别管国家的前途，而要关心自己的前途——告李悔之》一文中所说的“别管国家的前途”，就是叫你别官中共党国的前途。不要作中共党国的子民，不要作中共领导人的臣仆。认贼作父是可耻的。
　　政治改革，要么不动，要动就必须一步到位，不能渐渐地改。前苏联及东欧莫不是如此。
　　俄罗斯有东正教的信仰，东欧各国也有基督教的信仰。中国人民没有共同的信仰。当前中国读书人没有共识，胡锦涛先生稳住不动的方针，是可行的。如果听你的“与时俱进”，那是轻举妄动，必使中共政权立时垮台，他自己立即垮台。中共领导人向我张国堂投降，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从胡锦涛上台开始，中国的政治改革就以“双轨制”的方式悄悄地进行着。只是你们“眼瞎”，才看不到。胡锦涛先生是一轨，我张国堂是另一轨。虽然胡锦涛并非有意为之，但我张国堂必另创新局。
　　你们只看到政府抓了北京的“刘先生”，没有看到政府放了我张国堂一马。我在海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我的主张比那个“刘先生”更为彻底，更为激进，也更为全面。
　　我的主张是：“倒毛驱马，重建中华。”按张国堂学说重建中国，以张国堂为中心重建中国。
　　我是一个小人物，不论我张国堂的主张怎么的激进，我对社会的影响必然是渐进的。如果胡锦涛采纳你的主张，就必使中国急转弯。大船在惊涛骇浪的海洋中急转弯，往往翻船。你明白吗？
　　我的总纲领是：以基督教安民，以西学建国，以儒学治国。就是以基督教安定和约束民众，免得民众造反。以西方正宗政治学指导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或重建。就是在我张国堂的领导和主持下，以汉密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等世界名著为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实际，制定中国的新宪法。建立大选制度、三权分立、新闻自由、文官制度等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美国宪法中没有关于政党的内容，政党是民众团体，不是国家的机构。民选总统、议会、及政府官员仍然要以儒学治理国家，管理民众。
　　我张国堂爱共产党人，教育共产党人，以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更新政府官员的政治思想。我以爱和真理教化共产党人，以我自己的苦难感化政府官员。我的努力并不会导致激烈的政治冲突。
　　文明不可割断！“与传统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必导致极大的灾祸。否定孔孟之道，就是割断中国的文明，这是极其错误的。
　　文明也不可割裂。只要美国的民主制度，不要美国的宗教信仰，这也是割裂美国的文明。这是行不通的。
　　用基督教束民众，以儒学约束读书人，法律才能放开言论自由。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证明：普通人的骄傲、放肆，也是国家和民众的巨大祸害。希特勒、列宁、斯大林、陈独秀、毛泽东等等都曾经是普通人，他们的骄傲、放肆为祸还不大吗？希特勒、列宁、毛泽东等等野心家，以巧言令色欺骗人民，以假真理煽动、迷惑愚昧的下层民众，靠愚妄的民众的支持而上台，为祸国家，也为祸民众。苏联和中国都曾经暴发大饥荒，饿死了无数人。这饿死的人，当然都是民众。可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对国家和民众的祸害也极大。当然，政府除明确立法禁止煽动仇恨和暴力的言论之外，应该允许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必须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耶稣基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義，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太12:36~37）
　　一个国家和社会必须要有分辨是非善恶的一整套标准。这比民主制度更为重要。文革之所以祸害巨大，就是当时中国的分辨是非善恶的标准错了。在那时，义人被说成是坏人，而恶人被说成是好人。就是现在，像张宏良之类的恶人，也被许多人说成是中华民族的良心和脊梁。
　　孔孟之道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分辨是非善恶的标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必能接受孔孟之道。因为孔孟之道是公平的，不偏袒富人，也不偏袒穷人。不偏袒政府官员，也不偏袒平民百姓。中国古代的平民百姓能接受孔孟之道，就知道孔孟之道是公平的。
　　如果按照孔孟之道，那我张国堂就是中华民族的良心和脊梁，而张宏良就是恶人。如果按照马列毛主义，那张宏良就是好人，而我张国堂就是坏人。如果，张宏良之类的人通过民众自由选举而上台，他必搞第二次文革。因此，在马列毛主义的基础上，不可能有宪政民主。中国人民接受孔孟之道和基督教，中国才能有稳定的宪政民主。
　　自由民主的制度本身并不能辨别义人恶人。希特勒就是靠民众自由选举上台的。西方国家需要基督教，才能阻止希特勒之类的恶人靠民众的自由选举而上台。在中国，也需要儒学和基督教来阻止希特勒、毛泽东之类的恶人靠民众的自由选举而上台。
　　在文革的时候，即使美国的政治制度，也不可能阻止毛泽东作恶。凭毛泽东当时在民众中的威望，他肯定能获得绝大多数选民的选票。三权分立也是由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自然人来分别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凭毛泽东当时的权威，立法机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人员都会遵从毛泽东的意志。由于人民背道，恶人毛泽东就必得势掌权，再好的制度都会形同虚设，只有毛泽东的意志，才是真正的法律。
　　当代中国人轻视宗教而迷信制度，都是受邓小平的迷惑。
　　中国读书人在张国堂学说上建立共识，这才是当务之急。
　　中国读书人在政教学说上统一于张国堂学说，就不会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就能形成团队和集体的力量来战胜中共暴政。
　　我再说一次：你们不要把目光总是盯着中共中央，而要把目光关注我张国堂。现在的中国属于胡锦涛，而未来的中国属于我张国堂。
　　不要上访、不要维权。上访、维权不但不起作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使自己更吃亏。郭飞雄的遭遇还不够惨吗？他又解决了什么问题？上访者的遭遇也大多极为悲惨，也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不要议论时政，也不要向中共领导人提意见。这都没有用，只会自讨羞辱和无趣。唯有追随我张国堂，才是有远大光明的前程，才能光宗耀祖。
　　对群体抗议事件，以及杀官之类的事情，我们的态度是不鼓动、不参与、也不评说。
　　要安静读书。读我张国堂的文章，读我推荐的书籍。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还要宣传张国堂学说，发展中国共和党。
　　中共必垮，中国必乱。唯有我张国堂及其追随者能最终收拾局面，安定中国。这是《启示录》所预言的，就是命定的。也是我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所作出必然结论。
　　新版《三国》的刘备有一句台词说得很好：“天下大乱的根源，在于人心的丧乱，而人心之本，在于循天道，行仁义，持忠孝。”要循天道，首先要明白天道。只有读《圣经》、《四书》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的名著，才能知晓天道。也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才能观察现实，并从经典中领悟天道。因此，张国堂学说就是天道。信张国堂学说、学张国堂学说，传播张国堂学说，就是循天道。与中共的说教和制度作彻底的决裂，并爱共产党人，教育共产党人，以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更新他们的政治思想，这就是行仁义。忠于天子张国堂皇帝，孝敬自己父母，就是持忠孝。
　　此致

张国堂
2010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