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追求代议制民主，反对直接民主

我们追求代议制民主，反对直接民主
张国堂
2010年12月6日

　　我们追求代议制民主，反对直接民主。大众民主属于直接民主，张宏良鼓吹的民主也属于直接民主。直接民主是绝对行不通的，而且还祸国殃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为什么不吸取教训呢？
　　现在许多读书人不知道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的区别，民众就更不知道了。因此，现在鼓噪民主自由，鼓噪普世价值，只能兴起动乱。而且还正中张宏良等毛左派的下怀。张宏良口中反对普世价值，但他心中巴不得搞普世价值。因为下层民众是人口中的绝大多数，而张宏良煽动、蛊惑下层民众的能力最大。不彻底否定马列毛主义而搞普世价值，张宏良的毛左派必然在中国得势，那必将是祸国殃民。
　　在许多民主人士的心目中，民众示威、游行就是民主、抗争就是民主、异议就是民主，等等。这都是极其错误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闹事、抗争都是没有出路的。
　　我张国堂主张以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等世界名著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实际制定中国的新宪法。这就是宪政民主的正确表述。我相信绝对大多数明智的高级宪政学者都会赞同这个表述。
　　我对宪政民主还有另一个表述：我张国堂是人民的主，人民是政府的主。这就是宪政民主。
　　前一个表述是对读书人而说的表述，后一个表述是对普通民众而说的表述。
　　人民是政府的主。难道这还不是民主吗？这个表述是最准确、最通俗的。林肯说美国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就是说人民是政府的主。
　　刘军宁先生说宪政就是限政。我们主张对政府应该有所限制、有所约束。对作为政府的主人——人民不也应该有所限制、有所约束吗？张国堂是人民的主，这就是对人民的指导和约束。
　　张国堂是人民的主，就是由读书人依据张国堂学说指导和约束人民。张国堂学说是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的综合，因此就是圣道。
　　总之，我们追求的民主是读书人依圣道主导的民主。读书人主导的民主，适合当前的中国国情，因为中国目前没有中产阶级。而且，读书人依圣道主导的民主是最优良的民主。
　　我张国堂就是民主，追随我张国堂，就是推动中国民主。反对我张国堂，就是反对民主。
　　中国有古训：“国不可一日无君。”这个古训现在要改一改。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国不可一日无政府，政府不可一日无首脑。这永远都是天经地义的真理。
　　议会是国家（或政府）的大脑，总统是国家（或政府）的小脑。总统职位由一个自然人担任，议会分参众两院，由若干议员组成。
　　因此，竞选总统、竞选议员是推动中国民主的关键。有人说，中国现在还没有大选制度，又如何竞选总统、议员呢？中国没有大选制度，我们心中要有大选制度。我们模仿美国人竞选总统的方式在我们的心中确立大选制度。我们要按照我们心中的大选制度竞选总统。
　　中国有古训：“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圣托马斯·阿奎那说：“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在《政治学》的开头）：‘每逢多数人被导向一个目标时，总可以发现有一个人执掌权力，作出指示。’”因此，政治领袖是最重要的。
　　中国有古训：“干大事不谋于众。”干大事不可谋于众人。众人起哄，往往坏事。干大事也不可求于众人，而要依靠上帝耶和华的灵和道。只有依靠真理，才能成功。而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就是真理。因此，要想作成功的政治领袖，就必须读我张国堂的文章和我所推荐的书籍。
　　一般想从政的人，要寻找有当总统的才智和志向的人，并且忠心地追随他，辅佐他。要重视智慧，不要看重人气，不可看重外表。
　　知人是政治上最大的智慧。知人是最难的。从政的人必然要与人打交道，不知人又怎么能行呢？政治是赢得人们支持的艺术。对从政的人来说，知人是最重要的。精通儒学，熟悉历史，才能知人。我张国堂所传的儒学是唯一的正宗。中国人应该向我张国堂学儒学。
　　我主耶稣基督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这样。”（路6:26）前不久的中国人都说毛泽东好，因此毛泽东就有大祸。毛泽东祸国殃民，必将遗臭万年，这难道不是大祸吗？毛泽东还必下地狱，在那里永远受痛苦，长久地哀哭切齿。这难道不是大祸吗？
　　我主耶稣基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太5:11~12）主耶稣基督是真理。因此，这个训导可以改写为：“人若因真理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在文革的时候，国人众口一词地唾弃邓小平，但邓小平却不久就被国人吹捧。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直受国人吹捧。但中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即将陷入大祸临头的危机。在今日之中国，不被国人骂为“疯子”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而那些被国人追捧的名人，却都必将失败，必将被人民视为垃圾而抛弃。唯有我张国堂是最终的成功者、得胜者。
　　李悔之不必理睬王长江、王占阳等马列“教授”。他们都是垃圾。你把他们抛弃就是了，不必辩论。
　　不可迷信人民。不可谄媚民众。谄媚民众是巧言令色。什么“劳工神圣”，什么“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什么“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什么“要相信群众”，等等，都是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
　　在自己的心里，不可把民众顶在头上，也不可把民众踩在脚下，而应该把民众抱在怀里。
　　作为集体概念的人民是女人。下层民众是婴儿，中层民众是儿童，上层民众是青年，只有熟悉张国堂学说的读书人是成年人。而不接受张国堂学说的读书人都是贼，是强盗。当然，我是在说比喻。
　　俗话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人民也见识浅短，因此人民需要政治家来领导。政治家爱人民，就要如同丈夫爱妻子一样。中国有古训：“当面教子，背地教妻。”丈夫不骄纵自己妻子，就是爱自己的妻子。政治家要管教人民，但不可伤人民的面子。
　　我们知道：婴儿不会说话，除了哭闹之外，什么也不懂。下层民众在政治上除了能对政府感到满意或不满意之外，什么也不懂。就是他们自己在政治上的需要，他们也难以用明确的语言来表达。
　　中国古代“爱民如子”的教训是正确的。官长爱护下层民众，就要如同母亲爱护自己的婴儿一样。官长管理、引导民众，就要如同父亲教养自己未成年的儿女一样。
　　下层民众由于政治上的无知而往往容易受恶人的迷惑和引诱，就做出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事情来。因此，要警惕恶人以某种感情和利益蛊惑、引诱下层民众。某种仇恨和不劳而获的利益最能蛊惑下层民众作乱。“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就是不劳而获的利益。马克思煽动阶级斗争和仇恨，动员下层民众武装叛乱。马克思主义是对国家安宁和社会和平威胁最大的最邪恶思想理论。共产主义革命使无数下层民众充当毛泽东、斯大林等暴君的炮灰。毛泽东、斯大林的压迫统治使无数下层民众饿死。中国和苏俄都爆发过大饥荒。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后爆发大饥荒，饿死了大约四千万中国农民。斯大林搞集体农庄之后，也爆发大饥荒，也饿死了无数下层民众。
　　民众需要管教、责备、引导，不需要谄媚。以圣道管教、责备和引导民众的人，必被民众视为父母。谄媚民众的人，虽然会讨民众一时之欢，但终被民众抛弃。《圣经》说：“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箴28:23）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读书人回归正道——告李悔之

李悔之先生：
　　你在《中国最“急”的到底是什么？》中说：“当今中国，严重的问题是是教育我们的政治精英。换言之，当今中国，最‘急’的问题，也是教育我们的政治精英——只有我们的政治精英思想上真正能‘与时俱进’，真正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抱负和勇气——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和电视镜头前，我们的祖国、民族和人民才会有美好的未来。也唯有此，执政党也才会有光明的前途。”这种说法，是强人所难。而且当权者如果采纳你的建议就必会因国家急转弯而翻船。
　　李鸿章曾经说：“一代人只能作一代人的事情。”胡锦涛先生这一代人，只要能保证国家的基本安定，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即使是这个任务，他们也不一定能完成。要指望他们开创新局面，你们等待的就只能是失望。要开创中国的新局面，要靠我张国堂。你不要把眼睛总是盯着中共中央，看不见我张国堂，那就是“瞎子”。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对不可教的人是这样，对中共的体制也是这样。中共体制就是朽木，就是粪土之墙。你李悔之妄图雕刻朽木，粉刷粪土之墙，这不是愚蠢吗？你可能自以为聪明。
　　一所破旧不堪的烂房子，地基是建立在冻土上，天气一热，冻土就熔化，房子的地基自然松动，梁柱都已经朽坏。这样的烂房子，还能维修吗？不维修，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一维修，立即坍塌。这样的烂房子，迟早被风雨吹倒。智慧的人应该建一所新房子，然后邀请旧房子中的人来住。
　　中共政权的基础，是中国人民相信马列毛主义。现在人民已经不信马列毛主义的歪理邪说，又加上邓小平“打左灯、向右拐”的改革，他们挂羊头，卖狗肉，他们口中高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却搞官僚资本主义，让权势者凭权力大发横财。这种诡诈毫无诚信的做法必然失信于民。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共产党政权必垮。苏联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叶利钦等由于没有说谎、没有诡诈，因此，虽然苏联共产党政权垮台，但其部分高级领导人仍然能获得人民的信任。中共领导人由于说谎、诡诈，因此，就必随着中共政权的垮台而垮台，不可能再获得中国人民的信任。子曰：“民无信不立。”这是天条，也是政治学的规律。
　　由于马列毛主义是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血泪史，因此，中国共产党绝对没有前途，其命运只能是解散。任何想挽救中国共产党的作法，都是徒劳的，也是愚蠢的。
　　由于中共领导人一贯说谎、诡诈，因此在政治上也就绝对没有前途。他们所应该作的，就是力保自己身家性命的平安。想继续掌权，连门都没有。早日投降我张国堂，作我的臣仆，才能继续为国效劳，才能光宗耀祖。
　　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必将遗臭万年。作共产党的官，也是耻辱。
　　我在《别管国家的前途，而要关心自己的前途——告李悔之》一文中所说的“别管国家的前途”，就是叫你别官中共党国的前途。不要作中共党国的子民，不要作中共领导人的臣仆。认贼作父是可耻的。
　　政治改革，要么不动，要动就必须一步到位，不能渐渐地改。前苏联及东欧莫不是如此。
　　俄罗斯有东正教的信仰，东欧各国也有基督教的信仰。中国人民没有共同的信仰。当前中国读书人没有共识，胡锦涛先生稳住不动的方针，是可行的。如果听你的“与时俱进”，那是轻举妄动，必使中共政权立时垮台，他自己立即垮台。中共领导人向我张国堂投降，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从胡锦涛上台开始，中国的政治改革就以“双轨制”的方式悄悄地进行着。只是你们“眼瞎”，才看不到。胡锦涛先生是一轨，我张国堂是另一轨。虽然胡锦涛并非有意为之，但我张国堂必另创新局。
　　你们只看到政府抓了北京的“刘先生”，没有看到政府放了我张国堂一马。我在海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我的主张比那个“刘先生”更为彻底，更为激进，也更为全面。
　　我的主张是：“倒毛驱马，重建中华。”按张国堂学说重建中国，以张国堂为中心重建中国。
　　我是一个小人物，不论我张国堂的主张怎么的激进，我对社会的影响必然是渐进的。如果胡锦涛采纳你的主张，就必使中国急转弯。大船在惊涛骇浪的海洋中急转弯，往往翻船。你明白吗？
　　我的总纲领是：以基督教安民，以西学建国，以儒学治国。就是以基督教安定和约束民众，免得民众造反。以西方正宗政治学指导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或重建。就是在我张国堂的领导和主持下，以汉密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等世界名著为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实际，制定中国的新宪法。建立大选制度、三权分立、新闻自由、文官制度等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美国宪法中没有关于政党的内容，政党是民众团体，不是国家的机构。民选总统、议会、及政府官员仍然要以儒学治理国家，管理民众。
　　我张国堂爱共产党人，教育共产党人，以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更新政府官员的政治思想。我以爱和真理教化共产党人，以我自己的苦难感化政府官员。我的努力并不会导致激烈的政治冲突。
　　文明不可割断！“与传统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必导致极大的灾祸。否定孔孟之道，就是割断中国的文明，这是极其错误的。
　　文明也不可割裂。只要美国的民主制度，不要美国的宗教信仰，这也是割裂美国的文明。这是行不通的。
　　用基督教束民众，以儒学约束读书人，法律才能放开言论自由。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证明：普通人的骄傲、放肆，也是国家和民众的巨大祸害。希特勒、列宁、斯大林、陈独秀、毛泽东等等都曾经是普通人，他们的骄傲、放肆为祸还不大吗？希特勒、列宁、毛泽东等等野心家，以巧言令色欺骗人民，以假真理煽动、迷惑愚昧的下层民众，靠愚妄的民众的支持而上台，为祸国家，也为祸民众。苏联和中国都曾经暴发大饥荒，饿死了无数人。这饿死的人，当然都是民众。可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对国家和民众的祸害也极大。当然，政府除明确立法禁止煽动仇恨和暴力的言论之外，应该允许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必须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耶稣基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義，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太12:36~37）
　　一个国家和社会必须要有分辨是非善恶的一整套标准。这比民主制度更为重要。文革之所以祸害巨大，就是当时中国的分辨是非善恶的标准错了。在那时，义人被说成是坏人，而恶人被说成是好人。就是现在，像张宏良之类的恶人，也被许多人说成是中华民族的良心和脊梁。
　　孔孟之道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分辨是非善恶的标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必能接受孔孟之道。因为孔孟之道是公平的，不偏袒富人，也不偏袒穷人。不偏袒政府官员，也不偏袒平民百姓。中国古代的平民百姓能接受孔孟之道，就知道孔孟之道是公平的。
　　如果按照孔孟之道，那我张国堂就是中华民族的良心和脊梁，而张宏良就是恶人。如果按照马列毛主义，那张宏良就是好人，而我张国堂就是坏人。如果，张宏良之类的人通过民众自由选举而上台，他必搞第二次文革。因此，在马列毛主义的基础上，不可能有宪政民主。中国人民接受孔孟之道和基督教，中国才能有稳定的宪政民主。
　　自由民主的制度本身并不能辨别义人恶人。希特勒就是靠民众自由选举上台的。西方国家需要基督教，才能阻止希特勒之类的恶人靠民众的自由选举而上台。在中国，也需要儒学和基督教来阻止希特勒、毛泽东之类的恶人靠民众的自由选举而上台。
　　在文革的时候，即使美国的政治制度，也不可能阻止毛泽东作恶。凭毛泽东当时在民众中的威望，他肯定能获得绝大多数选民的选票。三权分立也是由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自然人来分别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凭毛泽东当时的权威，立法机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人员都会遵从毛泽东的意志。由于人民背道，恶人毛泽东就必得势掌权，再好的制度都会形同虚设，只有毛泽东的意志，才是真正的法律。
　　当代中国人轻视宗教而迷信制度，都是受邓小平的迷惑。
　　中国读书人在张国堂学说上建立共识，这才是当务之急。
　　中国读书人在政教学说上统一于张国堂学说，就不会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就能形成团队和集体的力量来战胜中共暴政。
　　我再说一次：你们不要把目光总是盯着中共中央，而要把目光关注我张国堂。现在的中国属于胡锦涛，而未来的中国属于我张国堂。
　　不要上访、不要维权。上访、维权不但不起作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使自己更吃亏。郭飞雄的遭遇还不够惨吗？他又解决了什么问题？上访者的遭遇也大多极为悲惨，也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不要议论时政，也不要向中共领导人提意见。这都没有用，只会自讨羞辱和无趣。唯有追随我张国堂，才是有远大光明的前程，才能光宗耀祖。
　　对群体抗议事件，以及杀官之类的事情，我们的态度是不鼓动、不参与、也不评说。
　　要安静读书。读我张国堂的文章，读我推荐的书籍。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还要宣传张国堂学说，发展中国共和党。
　　中共必垮，中国必乱。唯有我张国堂及其追随者能最终收拾局面，安定中国。这是《启示录》所预言的，就是命定的。也是我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所作出必然结论。
　　新版《三国》的刘备有一句台词说得很好：“天下大乱的根源，在于人心的丧乱，而人心之本，在于循天道，行仁义，持忠孝。”要循天道，首先要明白天道。只有读《圣经》、《四书》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的名著，才能知晓天道。也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才能观察现实，并从经典中领悟天道。因此，张国堂学说就是天道。信张国堂学说、学张国堂学说，传播张国堂学说，就是循天道。与中共的说教和制度作彻底的决裂，并爱共产党人，教育共产党人，以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更新他们的政治思想，这就是行仁义。忠于天子张国堂皇帝，孝敬自己父母，就是持忠孝。
　　此致

张国堂
2010年8月23日

中国人需要严父
张国堂
2010年12月1日

　　梁启超说：“青年独立，则国家独立。”什么是独立呢？国家独立，就是国家不听命于他国。青年人独立，那当然是不听命于他人。儿子不听命于父母，民众不听命于政府，下级不听命于上级，等等，这样的国家不是一盘散沙吗？一盘散沙的国家又如何独立？！因此梁启超的这种放纵青年人的言论，是极其邪恶的异端邪说。
　　毛泽东少时不顺从父母，长大后悖逆政府。这种悖逆之人当然容易接受“造反有理”的马克思主义。
　　我想李悔之者们都记得，毛泽东曾经教导青年人说：“你们要敢想、敢说、敢干。”其结果是贫穷和恐怖。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证明：对人放纵的说教必导致暴政！因此，耶稣基督说假先知是“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耶稣基督对其门徒的要求极为严格，他告诫人说上帝的审判极为严厉。耶稣基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太12:36）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看来，耶稣基督简直就是暴君了，但接受基督教的国家的人民都自由、平安、幸福，其国家也富强。
　　我张国堂自己严格遵行《圣经》和《四书》的教训，我也要求所有中国人都遵行《圣经》和《四书》的教导。我告诉你们：凡不遵行《圣经》和《四书》的教导的人，在世必贫穷、卑贱，还必下地狱。凡遵行的人，必有永恒的荣耀、尊贵，还必得永生，必上天堂。
　　我张国堂到底是暴君，还是仁君，让历史见证！
　　顺便说说，在我女儿十岁时，我曾经与她约法三章：不恶语伤人，遇事不烦，遇事不慌。
　　我现在与所有中国人约法三章：不恶语伤人，遇事不烦，遇事不慌。每个作父母的人，都要与自己的儿女如此约法三章。
　　我张国堂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严父（灵父）！我张国堂是再来的耶稣基督，有权说我是所有人的灵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