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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011 4:58:00 AM [新闻时事]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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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科学”没有错,打倒孔子才是错——告刘军宁先生

刘军宁先生:
  “民主”、“科学”都没有错,打倒孔子才是错。请你读读我的《民主、科学与中国儒教是相容的——记住五四运动的教训》
  建议你读读亚里斯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托克维尔等西方政治学家的著作。
  我告诉你:只有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才能保障个人的政治自由。而基督教保障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的稳定。儒教与基督教在形式逻辑上是一致的。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的发现或发明才是人类政治学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或发明。你所谓发现“个人”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人无知不要紧,人无知而自以为智慧才是不可救药的愚蠢。你刘军宁就是一个无知而自以为聪明的人。我告诉你:反对孔子的中国人都没有智慧。
  古今中外的任何国家都有政府,而所有政府都是等级制。儒家的等级制文化是正确的。希望你尊重孔子,也尊重老子。不要写老子和孔子的对话之类的文章。你不是老子,也不是孔子。你不要以他们的名义说话。对古人要有起码尊重和尊敬,不可托古人的名说话。你要辩论,你可以与我张国堂辩论。不要以古人的名义自己与自己辩论。当今中国读书人确实是骄傲和邪恶!而你刘军宁就是其代表。因为你们完全不尊敬古人!
  此致

张国堂
2010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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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2011 5:02:00 AM [新闻时事]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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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堂论基督教神学是经验主义哲学的基础

2005年2月1日

  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等自由主义者都说经验主义或试错主义是自由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我完全赞同他们的主张和见解。儒家学说的哲学思想是经验主义,西方经济学和林肯等西方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事实上,自然科学也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而基督教神学则是经验主义哲学的基础。同时,基督教神学也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
  《圣经》说:“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作的,他就必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诗28:5)
  宇宙和宇宙中的万物都是上帝耶和华造的,因此是祂所行的和祂手所作的。人、人类社会、历史、政府、家庭等万事万物都是上帝耶和华所行的和祂手所作的。
  《圣经》要我们留心观察上帝耶和华所行的和祂手所作的,就是要我们把自己的思想、理论学说建立在所观察到的事实的基础上,并且要以可观察的事实来检验思想和理论学说。
  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太7:15~20)。谁提出的理论在实践中产生了好结果,那么他就是真先知,他的理论就是真理。谁提出的理论在实践中产生了坏结果,那么他就是假先知,他的理论就是歪理邪说。这段话生动、形象、准确地阐述了实践标准的理论。
  这就是以实践结果辨别理论学说的真伪。这就是试错主义。因此说经验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基督教。
  《圣经》是先知和使徒的见证。是他们把自己所见所闻的记录下来。因此可以说基督教的真理是人发现的。基督教也是上帝的直接和特殊启示。上帝启示与人受启示是密不可分的,上帝显现与人发现也是密不可分的。
  孔子、孟子等的哲学思想是经验主义。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徐志刚先生的译文是:孔子说:“学习了而不深入思考,就会迷惑;但只是空想而不去学习,那就危险了。”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是孔子治学的态度,追求真理、追求学问的方法。
  孔子所说的学有观察的意思,而思是指哲学思辩。学诗是观察古人的思想感情。因为人的本性必表现在人的思想感情上,并在诗上体现出来。学礼是观察前人的礼法制度。学史(春秋)是观察历史上的人和事。孔子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伊尹等先王和先圣,学习和总结他们的政治经验。孔子也观察他当时的人和事。他认真地考察各国的政治和人情。他对他的弟子们的观察犹为深入。因此,孔子的学说是建立在他所观察到的事实的基础上。孔子也观察历史上的名人的成败得失,这就是试错主义。
  孟子继承孔子。他更明确地说要从日常所见的事物中发现道理。以众所周知的事实和道理来论证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因此说孔孟的哲学思想是经验主义。孔子、孟子等都是伟大的观察家。
  西方政治学发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也是伟大的观察家。他详细观察了雅典等城邦政治制度之后写出了《政治学》。这是一部伟大而古老的世界名著。
  英国的洛克也是一位观察家。他观察了他当时的英国政治之后写出了《政府论》。这也是一部伟大的世界名著。
  法国的孟德斯鸠也是一位观察家,他在亚里士多德、洛克等的基础上写出了《论法律的精神》。这也是一部伟大的世界名著。这本书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建国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的汉密尔顿、麦迪逊等更是观察家,他们不仅是伟大的学者,而且是伟大的政治家。他们都是美国建国的功臣。他们为了说服当时美国人民接受制宪会议制订的宪法,写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汇集成册,就是《联邦党人文集》。这也是一部伟大的世界名著。林肯先生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他虽然只上过三年的学,但他勤奋好学,善于观察。他总是少说多听。他对平等、民主、自由的解说是最经典的。他对人性的了解也是很全面、很深刻的。他的政治谋略和领导艺术也是最高水平。
  听人讲话也是观察。因为人可以从他人的话中知道许多事情。同时,人的思想感情必表现在的话语中,而人的性情也必表现在他的思想感情上。因此,听人讲话可以观察了解人的性情。
  中国历史上的汉高祖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唐高宗李世民仅次于他。朱元璋也是一个具有极高智慧的人,只是为人太严酷了一些。这些伟大的皇帝都是观察家。
  综上所述,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学者、政治家都是伟大的观察家。使徒也是观察家。新约福音书就是使徒们对主耶稣一生事迹的观察。
  我张国堂也是伟大的观察家。我认真研究过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也考察当前各类人们的心态,分析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这也是观察。
  我也认真学习和研究儒学、基督教神学、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科学哲学等。我是数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我在大学时对物理学的学习也很认真。因此我也是学者。我的知识都是我学来的。我又学又说,我学而后说。因此叫张国堂学说。
  我在此强调学习和观察,我在其他文章中又声称自己受圣灵的启示。这是不是矛盾?这不是矛盾。圣灵的启示与人的勤奋学习和认真思考是密不可分的。上帝不喜欢懒惰的人,也不喜欢不听祂的话的人。圣灵在人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启示人。听从上帝的话,又勤奋学习和认真思考,圣灵必启示他。
  文学创作要有灵感。科学研究也要有灵感。如果没有灵感,你什么也发现不了。
  人的头脑是上帝造的,《圣经》叫人留心观察事实,圣灵引导人留心观察事实,又在人观察事实的过程中启示人,使他发现真理,发现道。而道是上帝。
  《圣经》中的话是道,是圣子,是上帝。圣子(诗28:5)叫人留心圣父所作所行的事实。圣父藉着道——圣子作事。圣灵启示人从观察中发现道——圣子。道——圣子又指导人观察事实。圣灵又启示人从观察中发现更深奥的道——圣子。道——圣子又指导人作事。道——圣子(太7:15~20)叫人进一步观察人作事的结果以检验人所发现的道是不是真道,这样就排除人认识上的错误。这就是基督教的认识论。这也就是经验主义哲学的的基础。
  我在圣灵的引导下,开辟了基督教神学新的研究方向。我以圣经神学指导哲学和政治学。我必须申明:政治学、哲学、数学、逻辑学、自然科学等等都是道,基督教神学当然也是道。道是统一的,同源的,是不可分离的。在任何方面探求真理,都离不开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启示分特殊启示和普通启示。在圣灵时代,也就是在主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圣灵的启示主要是普通启示。当然也不能说没有特殊启示。但特殊启示远远没有普通启示重要。
  《圣经》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林前14:33)这是重大原则。圣灵对后人的启示不会与祂对前人的启示不一致。任何人的话如果同《圣经》不一致,那么他就不是受圣灵的启示,而是受魔鬼撒旦的迷惑,或者是他自己的错误。
  具体地说就是要认真学习和研究我的全部文章和我推荐的书籍。然后在这个学说的指导下留心观察当前的中国社会,考察人们的心态,了解人们的需要,分析政治经济形势。据此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和见解,然后再去说服人们支持自己、信任自己。这样,你就必然会成为权势显赫、功勋卓著的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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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011 4:55:00 AM [新闻时事]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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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科学与中国儒教是相容的——记住五四运动的教训
张国堂
2010年5月4日

  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鲁迅等痞子武断地认为民主、科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相容。他们没有理性的分析和推理,只有情绪性的谩骂。鲁迅的《狂人日记》把孔子骂倒了,这是二十世纪中国读书人的悲哀和耻辱。
  在西方,民主也是近代的事情,虽然希腊的雅典等城邦曾经搞过民主,但雅典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邦,而且,雅典的民主制早就被君主制淘汰了。中国是一个大国。雅典的民主制绝对不可能适用于中国。在美国搞成联邦制和代议制之前,中国只能是君主制(皇帝制度)。君主制不等于专制。西方也曾经长期实行君主制。
  人人都有从众心理。这是现代心理学的结论。由于民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在汉代,是上千民众才有一个官。由于民众的众多和人人都有从众心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必有民主的成分,至少,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排斥民主。
  孟子的“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说法以及“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的说法,就是代议制共和政体的原则。“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无信不立。”等等说法,所体现的也是民主。民众决定政府的存亡,这难道不是民主?
  民主的本质就是选举。民众贵德尊贤,是可以实行民主选举的前提。民众必须选举熟悉王道和法度的读书人作总统和国会议员、省长和省议会议员。政府的文官也必须是由熟悉王道和法度的读书人所组成。儒教和基督教都是王道。政府的文官制度由议会立法建立。
  由于民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以及人人都有从众心理,如果儒教不被古代的广大民众接受,儒教是不可能长期在中国古代居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代的民众能接受儒学,那么今天的中国民众也必能接受儒学。因此,反对儒学的人必将被中国人民丢弃。
  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没有发展成为可行的政治制度,这是中国的落后。但说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不相容,则是完全错误的。
  亚里斯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不论什么事情,如果任何人都插一手,必然会搞得一团糟。而历史也证明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行政事务必须坚持“一言堂”,必须坚持首长个人负责制。行政上不可坚持集体领导,不可实行委员会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托克维尔说行政上搞委员会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是危险的。其结果是无人负责,同时造成行政系统的紊乱。
  于建嵘先生说在最高决策圈中增加工人代表,以保障工人的利益,这是错误的。只有给所有工人选票,让工人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才能保障工人的利益。只有选举,才是人人可以参与而又不造成混乱的唯一可行的民主形式。所谓民主监督、民主罢免都是不可行的。由于人人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民众几乎人人都胆怯。民主监督和民主罢免都是得罪现任有权的官员的事,没有多少人肯参与民主监督和民主罢免。因为人人都知道:得罪有权的官员自己没有好果子吃。而参与民主选举的人不得罪现任有权的官员,因此,人人都敢于参与民主选举。
  于建嵘先生事实上是“披着羊皮的狼”,他的一切努力就是不把选票给予工人。而我张国堂的目的,就是劝导民众接受儒学和基督教的约束,并尽一切努力为民众争取知情权和选举权。现在,我张国堂却被人们谩骂。看来,中国人民的苦难还不能结束。
  刘晓波毫无理性地反对儒学,造成读书人一盘散沙。读书人一盘散沙,正直的读书人就不能凭圣道执政掌权服事民众,而善于拉关系的小人们却可以凭武力执政掌权鱼肉百姓。
  如果读书人不尊重孔子,百姓也不会尊重孔子。其他的学说,要么民众不接受,要么是祸国殃民的邪说。民众不尊重孔子,也就不尊重读《四书》的人。读《四书》的读书人不被民众尊重,其他非毛派读书人也难以被民众尊重。因此,孔子不被中国人民尊重,非毛派读书人就不会被民众尊重。因此,反对儒学的读书人是读书人中的害群之马。刘晓波、黎鸣等等都是读书人中的害群之马。
  1919年打倒孔子之后,中国大多数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每况愈下,而社会的动乱、内讧、内战、血腥也很激烈。在文革时代,中国大多数读书人的尊严丧尽。我提醒中国读书人要永远记住这个教训。
  中国的科学确实落后于西方,但是,说中国没有科学,则是错误的。中国没有西方的系统的科学理论,但至少中国有科学的萌芽。说儒教与科学不相容,也是根本错误的。
  儒教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与英国的培根的经验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是一致的。中国的数学、物理学、化学都有重大的发现,比如圆周率的计算、勾股定理等;指南针的发现是属于电磁学;火药的发现是属于化学。等等。中国的数学没有发展成系统的理论。西方的代数学、几何学都是系统的理论。中国的逻辑学也有萌芽,但也没有发展成系统的理论。儒学中的“举一反三”、“闻一知二(十)”以及类比推理等都是归纳逻辑。“子曰诗云”则是不成熟的演绎推理。
  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的世界观和哲学思想与现代科学是不相容的,中医运用这种哲学实际上阻碍了中医的发展。中医中的经验是重要的,也是有效的,但中医中套用阴阳五行的哲学所形成的理论与西医是不相容的。
  五行的说法来源于《尚书》,而《尚书》的正典已经失传。现在的《尚书》中有后人的伪作。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因此,《尚书》不可全信,凡是与现代科学不相容的内容,可以删除。但《尚书》中的内容并非都与现代科学不相容。《尚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可信的。
  阴阳的说法与黑格尔的哲学很相近。黑格尔的哲学与自然科学并不相容。19世纪的著名自然科学家都普遍讨厌黑格尔的哲学。1919年以来,中国人不重视培根的哲学,却重视黑格尔。这是极其错误的。
  中国关于政体的政治学、自然科学都落后于西方。这是事实。夜郎自大是可笑的。但是说民主、科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相容,则是毫无理性的武断。
  自由是人的天性或本能。人的天性和本能必然会体现在文化中。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自由是相容的。人人都必须在社会一起生活,没有规矩是不行的。对所有人的公义、公平的约束,就是自由。如果有一人自由地横行霸道,则所有人都没有自由。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和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人们满腔热情地追求自由,往往会陷入专制暴政。中国的古训是“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公义、公平的规矩就是自由。所有人循规蹈矩,则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因此,儒教是自由的保障。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民突破儒教追求自由却陷入了极权专制,这是血的教训。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大国,中国人为治理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理论。儒学是真理,但儒学没有穷尽真理。因此,打倒孔子是错误的,拒绝向西方学习,也是错误的。
  民主不是不要统治者,而是由民众自由地选举国家的统治者。美国也有总统、议会和最高法官。民选的统治者也要治理国家、管理民众。古代中国人民能接受儒学,今天的中国人民也必定能接受儒学。因为儒学适合中国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因此,民选的统治者以儒学治理国家和管理民众,是合宜的,也必能获得中国民众的拥护。
  人类学和基督教都说人类起源于一对夫妻。所有人类都是一对夫妻的后裔。根据《圣经》记载,人类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也是挪亚的后裔。以色列人和欧洲白人是挪亚的大儿子闪的后裔,中国人是挪亚的小儿子雅弗的后裔。中国人的最早祖宗是西方人的最早祖宗的弟弟,因此,中国人向西方人学习,这是应该的。
  根据《圣经》记载:雅弗因为孝悌而蒙其父挪亚祝福,闪也因为孝敬其父挪亚而蒙祝福。只有挪亚的二儿子含因为不孝而受诅咒。
  必须说明:我没有认西方人为祖宗,而是说中国人与西方人有共同的始祖。亚当、挪亚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共同的祖宗。
  中国经过近百年的混乱,现在应该回归中西方的正统。儒教是中国的正统,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是西方的正统。亚里斯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托克维尔等贤哲的政治学说是西方正宗政治学。
  伏尔泰、卢梭、达尔文、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是西方的异端。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则是西方异端中的极端。而秦始皇、法家是中国的异端。二十世纪的中国走西方异端与中国异端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中国动乱、血腥、暴政的根本原因。中国决不能再走二十世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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