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科学与中国儒教是相容的——记住五四运动的教训
张国堂
2010年5月4日

　　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鲁迅等痞子武断地认为民主、科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相容。他们没有理性的分析和推理，只有情绪性的谩骂。鲁迅的《狂人日记》把孔子骂倒了，这是二十世纪中国读书人的悲哀和耻辱。
　　在西方，民主也是近代的事情，虽然希腊的雅典等城邦曾经搞过民主，但雅典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邦，而且，雅典的民主制早就被君主制淘汰了。中国是一个大国。雅典的民主制绝对不可能适用于中国。在美国搞成联邦制和代议制之前，中国只能是君主制（皇帝制度）。君主制不等于专制。西方也曾经长期实行君主制。
　　人人都有从众心理。这是现代心理学的结论。由于民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在汉代，是上千民众才有一个官。由于民众的众多和人人都有从众心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必有民主的成分，至少，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排斥民主。
　　孟子的“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说法以及“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的说法，就是代议制共和政体的原则。“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无信不立。”等等说法，所体现的也是民主。民众决定政府的存亡，这难道不是民主？
　　民主的本质就是选举。民众贵德尊贤，是可以实行民主选举的前提。民众必须选举熟悉王道和法度的读书人作总统和国会议员、省长和省议会议员。政府的文官也必须是由熟悉王道和法度的读书人所组成。儒教和基督教都是王道。政府的文官制度由议会立法建立。
　　由于民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以及人人都有从众心理，如果儒教不被古代的广大民众接受，儒教是不可能长期在中国古代居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代的民众能接受儒学，那么今天的中国民众也必能接受儒学。因此，反对儒学的人必将被中国人民丢弃。
　　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没有发展成为可行的政治制度，这是中国的落后。但说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不相容，则是完全错误的。
　　亚里斯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不论什么事情，如果任何人都插一手，必然会搞得一团糟。而历史也证明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行政事务必须坚持“一言堂”，必须坚持首长个人负责制。行政上不可坚持集体领导，不可实行委员会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托克维尔说行政上搞委员会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是危险的。其结果是无人负责，同时造成行政系统的紊乱。
　　于建嵘先生说在最高决策圈中增加工人代表，以保障工人的利益，这是错误的。只有给所有工人选票，让工人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才能保障工人的利益。只有选举，才是人人可以参与而又不造成混乱的唯一可行的民主形式。所谓民主监督、民主罢免都是不可行的。由于人人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民众几乎人人都胆怯。民主监督和民主罢免都是得罪现任有权的官员的事，没有多少人肯参与民主监督和民主罢免。因为人人都知道：得罪有权的官员自己没有好果子吃。而参与民主选举的人不得罪现任有权的官员，因此，人人都敢于参与民主选举。
　　于建嵘先生事实上是“披着羊皮的狼”，他的一切努力就是不把选票给予工人。而我张国堂的目的，就是劝导民众接受儒学和基督教的约束，并尽一切努力为民众争取知情权和选举权。现在，我张国堂却被人们谩骂。看来，中国人民的苦难还不能结束。
　　刘晓波毫无理性地反对儒学，造成读书人一盘散沙。读书人一盘散沙，正直的读书人就不能凭圣道执政掌权服事民众，而善于拉关系的小人们却可以凭武力执政掌权鱼肉百姓。
　　如果读书人不尊重孔子，百姓也不会尊重孔子。其他的学说，要么民众不接受，要么是祸国殃民的邪说。民众不尊重孔子，也就不尊重读《四书》的人。读《四书》的读书人不被民众尊重，其他非毛派读书人也难以被民众尊重。因此，孔子不被中国人民尊重，非毛派读书人就不会被民众尊重。因此，反对儒学的读书人是读书人中的害群之马。刘晓波、黎鸣等等都是读书人中的害群之马。
　　1919年打倒孔子之后，中国大多数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每况愈下，而社会的动乱、内讧、内战、血腥也很激烈。在文革时代，中国大多数读书人的尊严丧尽。我提醒中国读书人要永远记住这个教训。
　　中国的科学确实落后于西方，但是，说中国没有科学，则是错误的。中国没有西方的系统的科学理论，但至少中国有科学的萌芽。说儒教与科学不相容，也是根本错误的。
　　儒教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与英国的培根的经验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是一致的。中国的数学、物理学、化学都有重大的发现，比如圆周率的计算、勾股定理等；指南针的发现是属于电磁学；火药的发现是属于化学。等等。中国的数学没有发展成系统的理论。西方的代数学、几何学都是系统的理论。中国的逻辑学也有萌芽，但也没有发展成系统的理论。儒学中的“举一反三”、“闻一知二（十）”以及类比推理等都是归纳逻辑。“子曰诗云”则是不成熟的演绎推理。
　　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的世界观和哲学思想与现代科学是不相容的，中医运用这种哲学实际上阻碍了中医的发展。中医中的经验是重要的，也是有效的，但中医中套用阴阳五行的哲学所形成的理论与西医是不相容的。
　　五行的说法来源于《尚书》，而《尚书》的正典已经失传。现在的《尚书》中有后人的伪作。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因此，《尚书》不可全信，凡是与现代科学不相容的内容，可以删除。但《尚书》中的内容并非都与现代科学不相容。《尚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可信的。
　　阴阳的说法与黑格尔的哲学很相近。黑格尔的哲学与自然科学并不相容。19世纪的著名自然科学家都普遍讨厌黑格尔的哲学。1919年以来，中国人不重视培根的哲学，却重视黑格尔。这是极其错误的。
　　中国关于政体的政治学、自然科学都落后于西方。这是事实。夜郎自大是可笑的。但是说民主、科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相容，则是毫无理性的武断。
　　自由是人的天性或本能。人的天性和本能必然会体现在文化中。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自由是相容的。人人都必须在社会一起生活，没有规矩是不行的。对所有人的公义、公平的约束，就是自由。如果有一人自由地横行霸道，则所有人都没有自由。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和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人们满腔热情地追求自由，往往会陷入专制暴政。中国的古训是“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公义、公平的规矩就是自由。所有人循规蹈矩，则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因此，儒教是自由的保障。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民突破儒教追求自由却陷入了极权专制，这是血的教训。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大国，中国人为治理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理论。儒学是真理，但儒学没有穷尽真理。因此，打倒孔子是错误的，拒绝向西方学习，也是错误的。
　　民主不是不要统治者，而是由民众自由地选举国家的统治者。美国也有总统、议会和最高法官。民选的统治者也要治理国家、管理民众。古代中国人民能接受儒学，今天的中国人民也必定能接受儒学。因为儒学适合中国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因此，民选的统治者以儒学治理国家和管理民众，是合宜的，也必能获得中国民众的拥护。
　　人类学和基督教都说人类起源于一对夫妻。所有人类都是一对夫妻的后裔。根据《圣经》记载，人类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也是挪亚的后裔。以色列人和欧洲白人是挪亚的大儿子闪的后裔，中国人是挪亚的小儿子雅弗的后裔。中国人的最早祖宗是西方人的最早祖宗的弟弟，因此，中国人向西方人学习，这是应该的。
　　根据《圣经》记载：雅弗因为孝悌而蒙其父挪亚祝福，闪也因为孝敬其父挪亚而蒙祝福。只有挪亚的二儿子含因为不孝而受诅咒。
　　必须说明：我没有认西方人为祖宗，而是说中国人与西方人有共同的始祖。亚当、挪亚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共同的祖宗。
　　中国经过近百年的混乱，现在应该回归中西方的正统。儒教是中国的正统，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是西方的正统。亚里斯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托克维尔等贤哲的政治学说是西方正宗政治学。
　　伏尔泰、卢梭、达尔文、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是西方的异端。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则是西方异端中的极端。而秦始皇、法家是中国的异端。二十世纪的中国走西方异端与中国异端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中国动乱、血腥、暴政的根本原因。中国决不能再走二十世纪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