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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科学与中国儒教是相容的——记住五四运动的教训

5/25/2011 4:55:00 AM [新闻时事]

民主、科学与中国儒教是相容的——记住五四运动的教训
张国堂
2010年5月4日

　　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鲁迅等痞子武断地认为民主、科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相容。他们没有理性的分析和推理，只有情绪性的谩骂。鲁迅的《狂人日记》把孔子骂倒了，这是二十世纪中国读书人的悲哀和耻辱。
　　在西方，民主也是近代的事情，虽然希腊的雅典等城邦曾经搞过民主，但雅典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邦，而且，雅典的民主制早就被君主制淘汰了。中国是一个大国。雅典的民主制绝对不可能适用于中国。在美国搞成联邦制和代议制之前，中国只能是君主制（皇帝制度）。君主制不等于专制。西方也曾经长期实行君主制。
　　人人都有从众心理。这是现代心理学的结论。由于民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在汉代，是上千民众才有一个官。由于民众的众多和人人都有从众心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必有民主的成分，至少，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排斥民主。
　　孟子的“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说法以及“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的说法，就是代议制共和政体的原则。“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无信不立。”等等说法，所体现的也是民主。民众决定政府的存亡，这难道不是民主？
　　民主的本质就是选举。民众贵德尊贤，是可以实行民主选举的前提。民众必须选举熟悉王道和法度的读书人作总统和国会议员、省长和省议会议员。政府的文官也必须是由熟悉王道和法度的读书人所组成。儒教和基督教都是王道。政府的文官制度由议会立法建立。
　　由于民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以及人人都有从众心理，如果儒教不被古代的广大民众接受，儒教是不可能长期在中国古代居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代的民众能接受儒学，那么今天的中国民众也必能接受儒学。因此，反对儒学的人必将被中国人民丢弃。
　　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没有发展成为可行的政治制度，这是中国的落后。但说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不相容，则是完全错误的。
　　亚里斯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不论什么事情，如果任何人都插一手，必然会搞得一团糟。而历史也证明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行政事务必须坚持“一言堂”，必须坚持首长个人负责制。行政上不可坚持集体领导，不可实行委员会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托克维尔说行政上搞委员会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是危险的。其结果是无人负责，同时造成行政系统的紊乱。
　　于建嵘先生说在最高决策圈中增加工人代表，以保障工人的利益，这是错误的。只有给所有工人选票，让工人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才能保障工人的利益。只有选举，才是人人可以参与而又不造成混乱的唯一可行的民主形式。所谓民主监督、民主罢免都是不可行的。由于人人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民众几乎人人都胆怯。民主监督和民主罢免都是得罪现任有权的官员的事，没有多少人肯参与民主监督和民主罢免。因为人人都知道：得罪有权的官员自己没有好果子吃。而参与民主选举的人不得罪现任有权的官员，因此，人人都敢于参与民主选举。
　　于建嵘先生事实上是“披着羊皮的狼”，他的一切努力就是不把选票给予工人。而我张国堂的目的，就是劝导民众接受儒学和基督教的约束，并尽一切努力为民众争取知情权和选举权。现在，我张国堂却被人们谩骂。看来，中国人民的苦难还不能结束。
　　刘晓波毫无理性地反对儒学，造成读书人一盘散沙。读书人一盘散沙，正直的读书人就不能凭圣道执政掌权服事民众，而善于拉关系的小人们却可以凭武力执政掌权鱼肉百姓。
　　如果读书人不尊重孔子，百姓也不会尊重孔子。其他的学说，要么民众不接受，要么是祸国殃民的邪说。民众不尊重孔子，也就不尊重读《四书》的人。读《四书》的读书人不被民众尊重，其他非毛派读书人也难以被民众尊重。因此，孔子不被中国人民尊重，非毛派读书人就不会被民众尊重。因此，反对儒学的读书人是读书人中的害群之马。刘晓波、黎鸣等等都是读书人中的害群之马。
　　1919年打倒孔子之后，中国大多数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每况愈下，而社会的动乱、内讧、内战、血腥也很激烈。在文革时代，中国大多数读书人的尊严丧尽。我提醒中国读书人要永远记住这个教训。
　　中国的科学确实落后于西方，但是，说中国没有科学，则是错误的。中国没有西方的系统的科学理论，但至少中国有科学的萌芽。说儒教与科学不相容，也是根本错误的。
　　儒教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与英国的培根的经验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是一致的。中国的数学、物理学、化学都有重大的发现，比如圆周率的计算、勾股定理等；指南针的发现是属于电磁学；火药的发现是属于化学。等等。中国的数学没有发展成系统的理论。西方的代数学、几何学都是系统的理论。中国的逻辑学也有萌芽，但也没有发展成系统的理论。儒学中的“举一反三”、“闻一知二（十）”以及类比推理等都是归纳逻辑。“子曰诗云”则是不成熟的演绎推理。
　　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的世界观和哲学思想与现代科学是不相容的，中医运用这种哲学实际上阻碍了中医的发展。中医中的经验是重要的，也是有效的，但中医中套用阴阳五行的哲学所形成的理论与西医是不相容的。
　　五行的说法来源于《尚书》，而《尚书》的正典已经失传。现在的《尚书》中有后人的伪作。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因此，《尚书》不可全信，凡是与现代科学不相容的内容，可以删除。但《尚书》中的内容并非都与现代科学不相容。《尚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可信的。
　　阴阳的说法与黑格尔的哲学很相近。黑格尔的哲学与自然科学并不相容。19世纪的著名自然科学家都普遍讨厌黑格尔的哲学。1919年以来，中国人不重视培根的哲学，却重视黑格尔。这是极其错误的。
　　中国关于政体的政治学、自然科学都落后于西方。这是事实。夜郎自大是可笑的。但是说民主、科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相容，则是毫无理性的武断。
　　自由是人的天性或本能。人的天性和本能必然会体现在文化中。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自由是相容的。人人都必须在社会一起生活，没有规矩是不行的。对所有人的公义、公平的约束，就是自由。如果有一人自由地横行霸道，则所有人都没有自由。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和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人们满腔热情地追求自由，往往会陷入专制暴政。中国的古训是“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公义、公平的规矩就是自由。所有人循规蹈矩，则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因此，儒教是自由的保障。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民突破儒教追求自由却陷入了极权专制，这是血的教训。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大国，中国人为治理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理论。儒学是真理，但儒学没有穷尽真理。因此，打倒孔子是错误的，拒绝向西方学习，也是错误的。
　　民主不是不要统治者，而是由民众自由地选举国家的统治者。美国也有总统、议会和最高法官。民选的统治者也要治理国家、管理民众。古代中国人民能接受儒学，今天的中国人民也必定能接受儒学。因为儒学适合中国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因此，民选的统治者以儒学治理国家和管理民众，是合宜的，也必能获得中国民众的拥护。
　　人类学和基督教都说人类起源于一对夫妻。所有人类都是一对夫妻的后裔。根据《圣经》记载，人类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也是挪亚的后裔。以色列人和欧洲白人是挪亚的大儿子闪的后裔，中国人是挪亚的小儿子雅弗的后裔。中国人的最早祖宗是西方人的最早祖宗的弟弟，因此，中国人向西方人学习，这是应该的。
　　根据《圣经》记载：雅弗因为孝悌而蒙其父挪亚祝福，闪也因为孝敬其父挪亚而蒙祝福。只有挪亚的二儿子含因为不孝而受诅咒。
　　必须说明：我没有认西方人为祖宗，而是说中国人与西方人有共同的始祖。亚当、挪亚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共同的祖宗。
　　中国经过近百年的混乱，现在应该回归中西方的正统。儒教是中国的正统，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是西方的正统。亚里斯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托克维尔等贤哲的政治学说是西方正宗政治学。
　　伏尔泰、卢梭、达尔文、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是西方的异端。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则是西方异端中的极端。而秦始皇、法家是中国的异端。二十世纪的中国走西方异端与中国异端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中国动乱、血腥、暴政的根本原因。中国决不能再走二十世纪的道路。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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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科学”没有错，打倒孔子才是错——告刘军宁先生

5/25/2011 4:58:00 AM [新闻时事]

“民主科学”没有错，打倒孔子才是错——告刘军宁先生

刘军宁先生：
　　“民主”、“科学”都没有错，打倒孔子才是错。请你读读我的《民主、科学与中国儒教是相容的——记住五四运动的教训》。
　　建议你读读亚里斯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托克维尔等西方政治学家的著作。
　　我告诉你：只有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才能保障个人的政治自由。而基督教保障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的稳定。儒教与基督教在形式逻辑上是一致的。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的发现或发明才是人类政治学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或发明。你所谓发现“个人”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人无知不要紧，人无知而自以为智慧才是不可救药的愚蠢。你刘军宁就是一个无知而自以为聪明的人。我告诉你：反对孔子的中国人都没有智慧。
　　古今中外的任何国家都有政府，而所有政府都是等级制。儒家的等级制文化是正确的。希望你尊重孔子，也尊重老子。不要写老子和孔子的对话之类的文章。你不是老子，也不是孔子。你不要以他们的名义说话。对古人要有起码尊重和尊敬，不可托古人的名说话。你要辩论，你可以与我张国堂辩论。不要以古人的名义自己与自己辩论。当今中国读书人确实是骄傲和邪恶！而你刘军宁就是其代表。因为你们完全不尊敬古人！
　　此致

张国堂
2010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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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个人，孔子与诸子

5/25/2011 4:48:00 AM [新闻时事]

政府与个人，孔子与诸子
张国堂
2010年5月3日

　　政府与个人的关系的问题，是古老的问题，也是新问题。孔子以及老子、法家、杨子、墨子都探讨过这个问题。
　　关于政府的责任、权柄和作用的主张和见解，老子与法家是对立的两个极端，而孔子是中庸之道。
　　关于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主张和见解，杨子与墨子是对立的两个极端，而孔子是中庸之道。
　　老子认为：民众都是善良的、理智的，只要政府无为，民众不会有纷争，会过得很幸福。
　　法家认为：人性本恶，民众中有许多恶人，需要政府以严刑峻法管治民众。
　　孔子、孟子认为：人之初的本性是善良的，但人都有人欲。人如果不接受先王先圣之道的教化，人的本性就会变坏。因此，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还说：“刑禁暴，爵尚贤，则政均矣。”“均”的意思是公平。这是政府的主要责任。
　　在周文王时代：政府就为孤寡鳏独提供福利保障。孔子推崇周文王，因此也主张对孤寡鳏独和残疾人等提供福利保障。
　　孟子也主张政府可以搞与民便利的公共工程，如修桥修路等。但政府要量民力而搞公共工程，也要不违农时。也提倡民中的富人施舍钱财来修桥修路。
　　老子主张无为，自然没有主张政府搞福利和公共工程。法家是否主张政府福利，我不知道。信奉法家的秦始皇却大搞公共工程。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有些僭主为了防止民众反抗自己的统治，就大兴公共工程，使所有人都疲惫、穷困而无力推翻自己的统治。可见古今中外的暴君都想方设法使其统治下的人都疲惫、穷困、为生存而疲于奔命。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持其统治。但孔子告诫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关于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拨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搪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曲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在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主张上，杨子与墨子是对立的两个极端，而孔子孟子是中庸之道。
　　法家和墨子是相通的，而老子和杨子也是相通的。
　　一般说来，如果政府奉行法家之道，民间就风行老子和杨子之说。如果政府奉行老子之道，民间就风行法家和墨子之说。如果政府奉行孔孟之道，民间也风行孔孟之教。
　　如果政府奉行老子之道，民间的豪强就必然崛起而欺压民间的弱者。于是民众就希望政府以严刑峻法打击民中的豪强，也希望侠客锄强扶弱。这样，民间就风行法家和墨子之说。
　　如果政府奉行法家之政，民众就不堪政府苛政的压迫和重负，于是民间就希望政府无为，从而老子与杨子之说就风行。
　　杨子的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其实是暴政的帮凶。因为没有人为仁义舍生忘死，暴政不可能被推翻。
　　政府奉行孔孟之道，民众就不会被民中的豪强欺压，也不受政府苛政的压迫，民众的经济负担也不重。这样，老子、法家、杨子和墨子就在政府和民间都没有市场了。这就是孔子孟子最终战胜其他诸子的原因。
　　在中国古代，基本上是官方信奉儒教而民间信奉佛教。现在，基督教传入了中国。中国的政教格局将有新的变局。见我的其他相关文章。
　　现代政府也有调节经济的职能，这个问题由经济学的专家讨论。
　　关于政府的福利。我告诫未来的政治家和民众：政府福利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不可任意扩大政府的福利，也不可没有政府福利。我劝民中的富裕者要遵行主耶稣基督关于“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教导，要舍弃钱财周济穷人，也要乐于缴税使政府适当搞政府福利。我在此郑重规定：凡享受政府福利的人，从享受之日起到享受终止之日之后四年止，不享有选举权。这是为了防止穷人以选举权迫使议员和总统立法强制富人缴税来大搞政府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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