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是帅天下为暴的暴君——告王立群先生

秦始皇是帅天下为暴的暴君——告王立群先生

王立群先生：
　　您好！
　　您在百家讲坛上讲秦始皇，我也听过几讲，对您勤奋好学的精神，我很是敬佩，但您有史实而无史识，因为对秦始皇的评价，是基本错误的。有人当着您的面说秦始皇是仁君，而您没有反驳，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历史上都说秦始皇“焚书坑儒”，而您却说秦始皇坑杀的不是儒生，而是求仙药的方士。我们来看看《史记》是怎么记载的：
　　《史记》记载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觽，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觽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从上述的记载可知，秦始皇为了“欲以兴太平”，召天下的文学方术士，这其中有一些求仙药的方士。有求仙药的方士畏惧秦法而谋划逃亡，激怒秦始皇。愤怒的秦始皇以“訞言以乱黔首”为罪名坑杀诸生。而这未逃亡的诸生如扶苏所说“诸生皆诵法孔子”。因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大多是儒生。因此，史说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是千真万确的，您不可胡乱翻案。
　　刘邦兴兵打入咸阳，发安民告示，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巿。”刘邦的这个说法是不是正确的？从咸阳民众对刘邦的欢迎的态度可知，刘邦的说法是正确的。
　　陈胜、吴广的起义的谋划之所以能获得戍卒们的支持，是因为“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这也说明秦王朝的严刑苛法之残酷暴虐。
　　秦始皇信韩非子之邪说，任用狱吏，以严刑苛法治天下，这是帅天下为暴。
　　您说“大臣失语”是秦亡的一大原因，那大臣为何失语呢？是因为秦王朝的大臣多为李斯、赵高之类的狱吏，同时，大臣们皆畏惧严刑苛法。这就是“大臣失语”的原因。
　　像刘邦诛杀功臣以及其他皇帝杀人只是偶尔的失误，而且是对小部分特殊的人的暴虐。而秦始皇的任用狱吏和严刑苛法则是经常性的暴虐，而且是对所有人的广泛暴虐。秦始皇一怒就坑杀批评自己的四百六十余人，那以狱吏为官吏的政府在严刑苛法之下杀了多少人？
　　官吏和法律的暴虐比皇帝本人的暴虐为祸更大，对民众的伤害更惨重。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知道这一点。
　　秦始皇“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巿”的法律和焚书坑儒是以言治罪，这是极其暴虐的，这是必然导致国破家亡的暴政恶政。周厉王以言治罪，禁止人们批评自己，结果导致国人造反。这也是《史记》记载的史实，您没有读吗？
　　《史记》记载说：
　　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韂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因此，以言治罪，禁止人们批评自己，这是根本性的暴政恶政。从而，秦始皇是暴君，是帅天下官吏为暴的暴君。
　　此致
愿您上帝赐智慧给您

张国堂
2009年5月2日

克己复礼与法治——驳黎鸣

黎鸣先生：
　　我们首先要明白“礼”的意思。朱熹注解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也。”而天理是道。因此，礼是人在社会中所当行的道。礼就是上帝的律法。
　　你黎鸣根本不懂《圣经》，你可能也没有读《圣经》。不是摩西为以色列人提供了“最高的‘上帝’的原则”，而是上帝耶和华亲自向以色列古人显现。摩西的祖先亚伯拉罕就信上帝。上帝耶和华也向亚伯拉罕显现（见《创世纪》）。《圣经》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出3:2）上帝耶和华没有向孔子显现，也没有向中国其他古人显现，这不能怪孔子。上帝耶和华没有向希伯来人之外的人显现。上帝耶和华以以色列人为选民拯救全人类。
　　作上帝的选民是荣耀的，但也责任重大。如果选民违反了上帝的律法，上帝就要重重地惩罚。人很难不违反上帝的律法。因此，以色列民族总是受上帝耶和华的惩罚，从而以色列民族总是多灾多难。你黎鸣应该知道：以色列民族比中华民族更加多灾多难。
　　上帝耶和华借摩西之口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十条诫命，就是著名的摩西十诫，还颁布了一系列的律法、律例、典章，还有许多的教训。这一系列的诫命、教训、律法、律例、典章都统称为上帝的律法，或《圣经》的律法。其内容是：人当做什么、当怎么做，不可作什么，不可怎么作，等等。上帝耶和华借摩西之口强烈要求以色列人遵行上帝的律法，否则，就有惩罚、诅咒。
　　孔子所说的礼与《圣经》的律法等价。中国古人的礼是良心的律法。因为上帝在造人时把律法写在人的里面，就是人的良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的教训、礼制的规条、刑法的规定等总称为礼，这是古代圣贤在圣灵的启示下，观察人及其言行、人与人的关系、家庭、国家，所发现的良心律。
　　礼包括古代国家的宪法和刑法等，包含政府的组织法，各级官长的名称、职责、职权、待遇等内容。在古代，礼、法是不分的。礼包含法。
　　克己复礼，实质上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法治。就是要求当政者不可受自己的偏见、喜怒的情绪、喜好、当事人与自己关系的疏密的影响而违背礼法上成文的规定和经典书上的教训。如果把宪法、法律、法规、法令、惯例等都统称为礼，那么，政府官员们克己复礼，就是法治。
　　上帝是自隐的上帝（赛45:15）。不是所有的人的肉眼都能看见上帝。上帝耶和华也不会对普通人说话。《圣经》的律法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道。道就是上帝。你不可把上帝与上帝的律法对立起来。而孔子所说的礼就是上帝借中国古代圣贤颁布给中国古人的律法。因为中国古人的良心是上帝写在中国古人里面的律法。中国古代圣贤在圣灵的启示下通过观察人及其言行、家庭、国家等来“读”上帝写在人里面的律法，这就是礼。因此，礼就是上帝颁布给中国古人的律法。
　　中国古代历史也是上帝主宰的。中国古代圣贤观察各人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以总结经验教训。以制定并逐步修改礼制的典章、规条等。圣贤在制定、修改礼制的典章、规条时，圣灵也会给圣贤们启示，当然是普通启示，因为上帝爱中国古人。
　　《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孔子是要止于至善，不是取法乎中，更不是取法乎下。
　　孔子的大同社会，也是至善至美的社会。只有耶稣基督再来，孔子的大同社会才会实现。
　　由于人类始祖偷吃禁果而犯罪，这是原罪。人都受原罪的沾染，因此都有了罪根罪性，就是七罪宗：骄傲、贪婪（包括贪财、迷色、贪饕）、嫉妒、胆怯、狡诈、忿怒、懒惰。因此，人类有犯罪、堕落、败坏的倾向和趋势。这种败坏的倾向和趋势不是由于礼乐所造成。而是由于人本身的罪根罪性所造的。礼是防止人类败坏的最后堤防。如果这道堤防一旦失守，其结果必将是严刑峻法，暴政恶政，而后就是天下大乱。
　　老子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子的这段话，就说明人类的道德是每况愈下，这就说明人类有犯罪、堕落、败坏的倾向和趋势。由于原因不能在结果之后，因此，“德”不是“失道”的原因，而是“失道”的结果；“仁”也不是“失德”的原因，而是“失德”的结果；“义”不是“失仁”的原因，而是“失仁”的结果；“礼”不是“失义”的原因，而是“失义”的结果。由于人类有犯罪、堕落、败坏的趋势，在人类社会已经“失道”、“失德”、“失仁”、“失义”的情况下，周公等圣贤制定礼乐以阻止人类继续的犯罪、堕落和败坏。因此，礼是防止人类继续败坏的最后堤防。
　　老子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我这里的句读的断句与你不同。这段话的译文是：礼的根本是忠信；忠信薄的虚礼是祸乱之首。
　　老子李耳为东周的史官，他的《道德经》是他读他当时的文献、史料的心得体会。因此，要准确地理解《道德经》，必须了解老子之前的文献和史料。
　　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并不符合老子之前的历史事实。我们知道：周公制定周礼之后，并没有导致天下大乱，而是天下安定，国泰民安。西周基本上是安定的，只是周厉王时期有国人叛乱，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以致失信于天下，导致西周结束。周厉王时期的叛乱不是由于礼乐，而是由于周厉王任用小人聚敛民财，又用严刑禁止国人批评他，从而导致国人叛乱。周厉王与周幽王都是忠信薄。因此，我的断句符合老子之前的历史事实。
　　你黎鸣是物理学的大学毕业生，你应该知道：物理学重视实验，轻视哲学思辨。你现在转学政治哲学，你就应该重视历史事实。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大纷争、大动乱、大内讧、大内战、大血腥、大灾祸、大苦难的中国。对于这个历史事实，你黎鸣为什么视而不见？1919年的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为什么中国人会激烈地相互仇杀？为什么打倒了孔子，中国人仍然没有选择文明而选择了野蛮。这是为什么？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悲惨难道要已经被打倒了的孔子负责吗？
　　我是学数学的，深知逻辑的局限性。而且，只有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是真理，其他的所谓“逻辑”都不是真理。要重视历史事实。哲学思辨是危险的、有害的。哲学思辨貌似高深有水平，其实都是胡说八道。
　　你应该记得《国际歌》。《国际歌》说：“要为真理而斗争，……”结果却是腥风血雨几十年，……这是为什么？你黎鸣对此却毫无反思。你黎鸣欺善怕恶，你黎鸣没有良心。你黎鸣不要伪装自己爱中国，你不过为了名利而已。
　　孔子是中国长期历史确定的古代圣人。谁践踏孔子，我张国堂就践踏他。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宽容任何人！当然，对于言论的谬论，我的原则是道德审判从严，刑事审判从宽。孟子责骂墨子和杨子为禽兽。我责骂黎鸣为读书人的“害群之马”，这并不过分。
　　中国在近代落后了，这是事实。但这不是由于儒学有什么错误，而是由于中国没有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我们应该引进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而不是否定孔子。中国能作为一个大国存在于现时，这就是儒学的功劳。如果没有儒教，中国早就亡国了。
　　此致

张国堂
2010年4月2日

约束即是自由——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的错误
张国堂
2009年1月13日

　　我们必须清楚：关于政治体制的政治学说不能作为人的道德规范，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或政治上的人权原则不能作为人的人生信条。政治体制与人的道德教化是不同的范畴，这是不能混淆的。但中国自由主义者混淆了它们的不同。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在政治体制的改革或建立的原则上，可以坚持“个人自由权至上”的原则，但任何人都不可把“个人自由至上”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任何人都不得坚持“自己是自己的立法者”的主张。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上帝耶和华。凡不服从上帝耶和华的人必下地狱。服从上帝耶和华，就是顺服《圣经》，作为中国人，也要顺服《四书》。因为《圣经》是上帝耶和华的特殊启示，《四书》是上帝的普通启示。
　　徐友渔先生说：“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人，而且是作为个体的人，它主张个人的尊严、自由，权利的来源不在别处，仅在于人自身，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国家的权力基于个人的同意——他们为调整、规范优于单独生活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而让渡了自己的部分权利。”这个说法是违背美国《独立宣言》的，是离经叛道。
　　美国《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来源于造物主，即来源于上帝耶和华，而不是来源于人自身。
　　徐友渔的说法在理性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因为社会是由不同的个人所构成的。既然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是来源于人的，那么人就能剥夺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如果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信仰马列毛主义，那么这绝大多数的人自然要按马列毛主义来调整和规范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信仰马列毛主义的绝大多数人自然同意共产党的统治。那么，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在自由主义上来说就是合法的。当然，徐友渔可以有他自己的推理，但徐友渔先生不可能反驳我这里的推理。袁红冰也有袁红冰的推理。人们可以从自由主义推导出相互矛盾的结论。因此，自由主义的学理是错误的，是混乱的。
　　另外，“不妨碍他人”是以什么作为标准，又由谁来判断个人的言行是否妨碍了他人。比如说：胡锦涛认为刘晓波的言行妨碍了那些口头上信马列毛主义的人，因此胡锦涛就可以把刘晓波关押起来。因此，自由主义必然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胡锦涛是人，刘晓波也是人。若人的自由权来源于人，那刘晓波的自由权是来源于刘晓波，还是来源于胡锦涛？刘晓波又有什么权能赋予自己自由权？因此，“人的自由权来源于人”的说法是错误的。
　　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上帝耶和华赋予的，来源于上帝耶和华，因此，人就无权剥夺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等。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是来源于上帝耶和华，那么上帝耶和华就有权也有能力剥夺某些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
　　我们应该知道：社会是复杂的，政府也是复杂的，不可以用单个的原理或原则来推论整个的政治学说。
　　人类历史证明，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却往往落入专制独裁。我们请你们自由主义者读读《圣经》的《诗篇》的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省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受膏者就是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子，“以嘴亲子”，就是口中承认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人都应该受耶稣基督的约束。如果人们想要挣脱耶稣基督的约束，就必然失去自由。
　　《圣经》记载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8:31~36）因此，只有信耶稣基督，人才能得以自由。
　　我们应该知道：一些人妄为的自由往往会侵犯甚至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权。例如：马克思等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以及陈独秀、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信仰自由，就剥夺了当今中国人的自由权。
　　由于“一些人妄为的自由往往会侵犯另一些人的自由权”，因此，通过对所有人的适当约束，反而可以保障所有人的自由权。因此，以儒学指导和约束政府官员，以基督教指导和约束所有公民，以西方正宗政治学指导政治体制的改革或建立，就能平等地保障所有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以真理的约束保障个人自由权。也就是说：约束即是自由。
　　西方正宗政治学是上帝耶和华的普通启示，是建立正义政府的指导思想。西方正宗政治学，就是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托马斯、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托克维尔等西方圣贤的政治学说。
　　政府是上帝耶和华设立的。上帝耶和华藉祂所喜爱的义人建立正义的政府，对爱祂的人民施慈爱。上帝耶和华也在烈怒中藉祂所憎恶的恶人建立不义的政府，以惩治背离祂的民众。
　　中共暴政是出于上帝耶和华，因为中国人民不信耶稣基督，也背叛中国的儒教，所以，上帝耶和华就差魔鬼撒旦兴起中国共产党，以惩治背离上帝耶和华的中国人民。上帝耶和华爱中国人民，现在差遣我张国堂拯救中国。只要中国人接受救世主张国堂，中国人民必永享民主自由，永远国泰民安。
　　当国家出现不义的暴政，志士仁人应该呼吁人们归向上帝耶和华，并悔改自己的罪过。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暴政，获得自由。
　　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证明：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反抗暴政，必导致血腥的人祸，并陷入专制独裁、暴政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