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即是自由——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的错误

约束即是自由——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的错误
张国堂
2009年1月13日

　　我们必须清楚：关于政治体制的政治学说不能作为人的道德规范，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或政治上的人权原则不能作为人的人生信条。政治体制与人的道德教化是不同的范畴，这是不能混淆的。但中国自由主义者混淆了它们的不同。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在政治体制的改革或建立的原则上，可以坚持“个人自由权至上”的原则，但任何人都不可把“个人自由至上”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任何人都不得坚持“自己是自己的立法者”的主张。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上帝耶和华。凡不服从上帝耶和华的人必下地狱。服从上帝耶和华，就是顺服《圣经》，作为中国人，也要顺服《四书》。因为《圣经》是上帝耶和华的特殊启示，《四书》是上帝的普通启示。
　　徐友渔先生说：“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人，而且是作为个体的人，它主张个人的尊严、自由，权利的来源不在别处，仅在于人自身，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国家的权力基于个人的同意——他们为调整、规范优于单独生活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而让渡了自己的部分权利。”这个说法是违背美国《独立宣言》的，是离经叛道。
　　美国《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来源于造物主，即来源于上帝耶和华，而不是来源于人自身。
　　徐友渔的说法在理性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因为社会是由不同的个人所构成的。既然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是来源于人的，那么人就能剥夺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如果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信仰马列毛主义，那么这绝大多数的人自然要按马列毛主义来调整和规范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信仰马列毛主义的绝大多数人自然同意共产党的统治。那么，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在自由主义上来说就是合法的。当然，徐友渔可以有他自己的推理，但徐友渔先生不可能反驳我这里的推理。袁红冰也有袁红冰的推理。人们可以从自由主义推导出相互矛盾的结论。因此，自由主义的学理是错误的，是混乱的。
　　另外，“不妨碍他人”是以什么作为标准，又由谁来判断个人的言行是否妨碍了他人。比如说：胡锦涛认为刘晓波的言行妨碍了那些口头上信马列毛主义的人，因此胡锦涛就可以把刘晓波关押起来。因此，自由主义必然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胡锦涛是人，刘晓波也是人。若人的自由权来源于人，那刘晓波的自由权是来源于刘晓波，还是来源于胡锦涛？刘晓波又有什么权能赋予自己自由权？因此，“人的自由权来源于人”的说法是错误的。
　　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上帝耶和华赋予的，来源于上帝耶和华，因此，人就无权剥夺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等。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是来源于上帝耶和华，那么上帝耶和华就有权也有能力剥夺某些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
　　我们应该知道：社会是复杂的，政府也是复杂的，不可以用单个的原理或原则来推论整个的政治学说。
　　人类历史证明，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却往往落入专制独裁。我们请你们自由主义者读读《圣经》的《诗篇》的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省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受膏者就是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子，“以嘴亲子”，就是口中承认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人都应该受耶稣基督的约束。如果人们想要挣脱耶稣基督的约束，就必然失去自由。
　　《圣经》记载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8:31~36）因此，只有信耶稣基督，人才能得以自由。
　　我们应该知道：一些人妄为的自由往往会侵犯甚至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权。例如：马克思等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以及陈独秀、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信仰自由，就剥夺了当今中国人的自由权。
　　由于“一些人妄为的自由往往会侵犯另一些人的自由权”，因此，通过对所有人的适当约束，反而可以保障所有人的自由权。因此，以儒学指导和约束政府官员，以基督教指导和约束所有公民，以西方正宗政治学指导政治体制的改革或建立，就能平等地保障所有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以真理的约束保障个人自由权。也就是说：约束即是自由。
　　西方正宗政治学是上帝耶和华的普通启示，是建立正义政府的指导思想。西方正宗政治学，就是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托马斯、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托克维尔等西方圣贤的政治学说。
　　政府是上帝耶和华设立的。上帝耶和华藉祂所喜爱的义人建立正义的政府，对爱祂的人民施慈爱。上帝耶和华也在烈怒中藉祂所憎恶的恶人建立不义的政府，以惩治背离祂的民众。
　　中共暴政是出于上帝耶和华，因为中国人民不信耶稣基督，也背叛中国的儒教，所以，上帝耶和华就差魔鬼撒旦兴起中国共产党，以惩治背离上帝耶和华的中国人民。上帝耶和华爱中国人民，现在差遣我张国堂拯救中国。只要中国人接受救世主张国堂，中国人民必永享民主自由，永远国泰民安。
　　当国家出现不义的暴政，志士仁人应该呼吁人们归向上帝耶和华，并悔改自己的罪过。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暴政，获得自由。
　　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证明：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反抗暴政，必导致血腥的人祸，并陷入专制独裁、暴政恶政。

秦始皇是帅天下为暴的暴君——告王立群先生

王立群先生：
　　您好！
　　您在百家讲坛上讲秦始皇，我也听过几讲，对您勤奋好学的精神，我很是敬佩，但您有史实而无史识，因为对秦始皇的评价，是基本错误的。有人当着您的面说秦始皇是仁君，而您没有反驳，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历史上都说秦始皇“焚书坑儒”，而您却说秦始皇坑杀的不是儒生，而是求仙药的方士。我们来看看《史记》是怎么记载的：
　　《史记》记载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觽，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觽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从上述的记载可知，秦始皇为了“欲以兴太平”，召天下的文学方术士，这其中有一些求仙药的方士。有求仙药的方士畏惧秦法而谋划逃亡，激怒秦始皇。愤怒的秦始皇以“訞言以乱黔首”为罪名坑杀诸生。而这未逃亡的诸生如扶苏所说“诸生皆诵法孔子”。因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大多是儒生。因此，史说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是千真万确的，您不可胡乱翻案。
　　刘邦兴兵打入咸阳，发安民告示，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巿。”刘邦的这个说法是不是正确的？从咸阳民众对刘邦的欢迎的态度可知，刘邦的说法是正确的。
　　陈胜、吴广的起义的谋划之所以能获得戍卒们的支持，是因为“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这也说明秦王朝的严刑苛法之残酷暴虐。
　　秦始皇信韩非子之邪说，任用狱吏，以严刑苛法治天下，这是帅天下为暴。
　　您说“大臣失语”是秦亡的一大原因，那大臣为何失语呢？是因为秦王朝的大臣多为李斯、赵高之类的狱吏，同时，大臣们皆畏惧严刑苛法。这就是“大臣失语”的原因。
　　像刘邦诛杀功臣以及其他皇帝杀人只是偶尔的失误，而且是对小部分特殊的人的暴虐。而秦始皇的任用狱吏和严刑苛法则是经常性的暴虐，而且是对所有人的广泛暴虐。秦始皇一怒就坑杀批评自己的四百六十余人，那以狱吏为官吏的政府在严刑苛法之下杀了多少人？
　　官吏和法律的暴虐比皇帝本人的暴虐为祸更大，对民众的伤害更惨重。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知道这一点。
　　秦始皇“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巿”的法律和焚书坑儒是以言治罪，这是极其暴虐的，这是必然导致国破家亡的暴政恶政。周厉王以言治罪，禁止人们批评自己，结果导致国人造反。这也是《史记》记载的史实，您没有读吗？
　　《史记》记载说：
　　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韂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因此，以言治罪，禁止人们批评自己，这是根本性的暴政恶政。从而，秦始皇是暴君，是帅天下官吏为暴的暴君。
　　此致
愿您上帝赐智慧给您

张国堂
2009年5月2日

读书人藐视上帝，民众就必然藐视读书人——自由主义批判之一
张国堂
2009年1月9日

　　美国《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上帝耶和华就是造物主。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上帝耶和华赋予的，上帝耶和华设立政府平等地保障每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民众背离上帝耶和华，就会引发上帝耶和华大发烈怒，上帝耶和华就要在烈怒中兴起恶人当权以惩治民众背离上帝耶和华的罪恶。当恶人掌权时，志士仁人应该教导民众归向上帝耶和华，并悔改自己的罪过，也叫民众各人都悔改自己的罪过。一旦人民都归向上帝耶和华，都按照《圣经》的要求悔改了自己的罪过，上帝耶和华的烈怒就平息了，上帝耶和华就会转而向人民大施慈爱，从而废去掌权的恶人，并兴起义人掌权以替换恶人。或者使原来掌权的恶人悔改成为慈爱的义人。如果恶人不悔改，上帝耶和华必要重重地惩罚他。
　　从理性智慧上说：如果人民都顺服上帝耶和华，都按照《圣经》行善，恶人必然孤立，就难以兴风作浪，肯定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因此，恶人就不可能掌权。
　　背离上帝耶和华的人都是下流人。必须说明，中国古人所敬拜的天，中国古代皇帝所祭祀的昊天上帝就是上帝耶和华。上帝耶和华拣选孔子、孟子等圣贤做祂自己在古代中国的代言人。孔孟之道是上帝耶和华的话，当然是一部分的话。因此，离经叛道的人就是下流人。
　　《圣经》说：“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诗12:8）
　　伏尔泰宣传无神论，卢梭宣传社会公意之上，鼓吹自由、平等、博爱，于是法国就爆发大革命。革命的领导者大开杀戒，杀了许多人，后来他们自己也被屠杀了，法国政权也落到了将军拿破仑的手中。
　　黑格尔鼓吹辩证法，还有人鼓吹唯物主义，更有人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鼓吹共产主义，尼采宣布“上帝死了”，鼓吹超人哲学。于是希特勒就经过民众的选举上台了。
　　中国人打倒“孔家店”，马克思主义就乘虚而入，毛泽东共产党就上台了。孔子孟子所敬拜的天就是上帝耶和华，打倒孔子，就是背离上帝耶和华。
　　美国人和英国人没有完全背离上帝耶和华，因此，美国和英国就没有恶人当政。
　　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人背离上帝耶和华，就必有巨大人祸。
　　人民敬畏上帝耶和华，尊重《圣经》，坏人就难以掌权。因此，上帝的权威是个人自由权的保障。
　　一些人以为只要有了民主、自由，中国就一切好办了。但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却往往陷入专制独裁。当初中国共产党人也是抛头颅、洒热血地追求民主、自由（所谓解放，就是给人民自由），但却陷入中共暴政恶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刘军宁、徐友渔等先生提出自由主义，主张个人自由至上，却导致读书人四分五裂，一盘散沙。自由主义者们既不能摆脱中共暴政的统治，也不能防止民众暴力革命的危险。刘军宁的自由主义实际上也是一条死路。
　　政府不得剥夺个人的自由权。政府必须平等地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权。这个原则是正确的。可以把这个原则叫做“个人自由权至上”。但个人自由至上的原则却是错误的。个人自由权与个人自由不是一个概念。
　　我们必须明白：一些人的个人自由会侵犯甚至剥夺另一些人的个人自由权。因此，就需要宗教和政府对个人自由作必要的约束和限制，以平等地保障每个人的个人自由权。
　　人类社会是由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简称掌权者）、政府文官集团、军官集团、民众、读书人等所构成。掌权者、文官、军官、民众、读书人都有可能作恶。不论谁作恶，都可能侵犯其他人的自由权。
　　读书人作恶，对自由权的侵犯最为严重。马克思等读书人的作恶，使前苏联、中国等陷入共产党的暴政恶政。
　　读书人作恶，就是背离上帝耶和华，就是离经叛道。
　　刘军宁、徐友渔的自由主义也是邪恶的歪理邪说。因为自由主义使读书人陷入四分五裂，一盘散沙。读书人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国家的权力必然落入掌握枪杆子的人的手中，谁掌握枪杆子，谁就是老大。因此，自由主义使读书人没有地位，没有权威。因此，自由主义是暴政的帮凶，也是民众暴力革命的帮凶。
　　在1919年，鲁迅等邪恶的小人践踏孔子。1919年以来，中国读书人就被人们践踏。因此，谁要是践踏孔子，我就要践踏他。
　　我在此告诫中国的读书人：如果上帝耶和华被人们藐视，那么读书人就必然被人们藐视。如果《圣经》、《四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阿奎那政治著作选》、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汉密尔顿、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等经典著作不被人们尊重，那么读书人就不会被人们尊重。
　　因此，离经叛道的读书人是邪恶的小人，因此，所有读书人都应该把他们视为公敌。
　　在民主制度之下，读书人更应该以《圣经》指导和约束民众，免得民众选举恶人管辖自己，伤害自己。因此，读书人宣传无神论，其结果必然是自己伤害自己。民众背义选举恶人，民众也必受伤害。因此，以《圣经》指导和约束民众，这也是保护民众。
　　读书人要以西方正宗政治学指导政治体制的设计和建立，以防止掌权者作恶，危害民众和读书人。掌权者要以张国堂学说为标准考察、选拔、约束政府官员，防止官员危害民众和读书人。整个社会特别是读书人要帮助掌权者防止军官作恶，免得他们搞军事政变。

附录：答曾子
　　我是数学专业的本科毕业，是理学学士。我受过逻辑思维的严格训练。我作过严肃认真的研究：儒学与基督教没有逻辑矛盾，在形式逻辑上是一致的。如果你“曾子”认为儒学与基督教存在逻辑矛盾，请你把逻辑矛盾找出来，在你找出逻辑矛盾之前，你没有证据说我思维混乱。君子言必有据。毫无根据地攻击别人，那就是小人。
　　如果有人在我的学说中发现了逻辑矛盾，这也不要紧。如果有逻辑矛盾，就说明某些话是错误的，只要纠正了错误，逻辑矛盾就必能消除。不可从整体上否定我的学说。
　　我说儒学与基督教没有逻辑矛盾，是指儒学的基本原理、原则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没有逻辑矛盾。
　　中国古代的算术与西方数学现在完全融为一体，你能说中国数学家们都是思维混乱？
　　中国古人与西方古人都是人，逻辑思维的规则是一样的。中国古人的儒学与西方古人的基督教为什么就不能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