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藐视上帝，民众就必然藐视读书人——自由主义批判之一

读书人藐视上帝，民众就必然藐视读书人——自由主义批判之一
张国堂
2009年1月9日

　　美国《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上帝耶和华就是造物主。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上帝耶和华赋予的，上帝耶和华设立政府平等地保障每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民众背离上帝耶和华，就会引发上帝耶和华大发烈怒，上帝耶和华就要在烈怒中兴起恶人当权以惩治民众背离上帝耶和华的罪恶。当恶人掌权时，志士仁人应该教导民众归向上帝耶和华，并悔改自己的罪过，也叫民众各人都悔改自己的罪过。一旦人民都归向上帝耶和华，都按照《圣经》的要求悔改了自己的罪过，上帝耶和华的烈怒就平息了，上帝耶和华就会转而向人民大施慈爱，从而废去掌权的恶人，并兴起义人掌权以替换恶人。或者使原来掌权的恶人悔改成为慈爱的义人。如果恶人不悔改，上帝耶和华必要重重地惩罚他。
　　从理性智慧上说：如果人民都顺服上帝耶和华，都按照《圣经》行善，恶人必然孤立，就难以兴风作浪，肯定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因此，恶人就不可能掌权。
　　背离上帝耶和华的人都是下流人。必须说明，中国古人所敬拜的天，中国古代皇帝所祭祀的昊天上帝就是上帝耶和华。上帝耶和华拣选孔子、孟子等圣贤做祂自己在古代中国的代言人。孔孟之道是上帝耶和华的话，当然是一部分的话。因此，离经叛道的人就是下流人。
　　《圣经》说：“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诗12:8）
　　伏尔泰宣传无神论，卢梭宣传社会公意之上，鼓吹自由、平等、博爱，于是法国就爆发大革命。革命的领导者大开杀戒，杀了许多人，后来他们自己也被屠杀了，法国政权也落到了将军拿破仑的手中。
　　黑格尔鼓吹辩证法，还有人鼓吹唯物主义，更有人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鼓吹共产主义，尼采宣布“上帝死了”，鼓吹超人哲学。于是希特勒就经过民众的选举上台了。
　　中国人打倒“孔家店”，马克思主义就乘虚而入，毛泽东共产党就上台了。孔子孟子所敬拜的天就是上帝耶和华，打倒孔子，就是背离上帝耶和华。
　　美国人和英国人没有完全背离上帝耶和华，因此，美国和英国就没有恶人当政。
　　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人背离上帝耶和华，就必有巨大人祸。
　　人民敬畏上帝耶和华，尊重《圣经》，坏人就难以掌权。因此，上帝的权威是个人自由权的保障。
　　一些人以为只要有了民主、自由，中国就一切好办了。但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却往往陷入专制独裁。当初中国共产党人也是抛头颅、洒热血地追求民主、自由（所谓解放，就是给人民自由），但却陷入中共暴政恶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刘军宁、徐友渔等先生提出自由主义，主张个人自由至上，却导致读书人四分五裂，一盘散沙。自由主义者们既不能摆脱中共暴政的统治，也不能防止民众暴力革命的危险。刘军宁的自由主义实际上也是一条死路。
　　政府不得剥夺个人的自由权。政府必须平等地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权。这个原则是正确的。可以把这个原则叫做“个人自由权至上”。但个人自由至上的原则却是错误的。个人自由权与个人自由不是一个概念。
　　我们必须明白：一些人的个人自由会侵犯甚至剥夺另一些人的个人自由权。因此，就需要宗教和政府对个人自由作必要的约束和限制，以平等地保障每个人的个人自由权。
　　人类社会是由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简称掌权者）、政府文官集团、军官集团、民众、读书人等所构成。掌权者、文官、军官、民众、读书人都有可能作恶。不论谁作恶，都可能侵犯其他人的自由权。
　　读书人作恶，对自由权的侵犯最为严重。马克思等读书人的作恶，使前苏联、中国等陷入共产党的暴政恶政。
　　读书人作恶，就是背离上帝耶和华，就是离经叛道。
　　刘军宁、徐友渔的自由主义也是邪恶的歪理邪说。因为自由主义使读书人陷入四分五裂，一盘散沙。读书人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国家的权力必然落入掌握枪杆子的人的手中，谁掌握枪杆子，谁就是老大。因此，自由主义使读书人没有地位，没有权威。因此，自由主义是暴政的帮凶，也是民众暴力革命的帮凶。
　　在1919年，鲁迅等邪恶的小人践踏孔子。1919年以来，中国读书人就被人们践踏。因此，谁要是践踏孔子，我就要践踏他。
　　我在此告诫中国的读书人：如果上帝耶和华被人们藐视，那么读书人就必然被人们藐视。如果《圣经》、《四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阿奎那政治著作选》、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汉密尔顿、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等经典著作不被人们尊重，那么读书人就不会被人们尊重。
　　因此，离经叛道的读书人是邪恶的小人，因此，所有读书人都应该把他们视为公敌。
　　在民主制度之下，读书人更应该以《圣经》指导和约束民众，免得民众选举恶人管辖自己，伤害自己。因此，读书人宣传无神论，其结果必然是自己伤害自己。民众背义选举恶人，民众也必受伤害。因此，以《圣经》指导和约束民众，这也是保护民众。
　　读书人要以西方正宗政治学指导政治体制的设计和建立，以防止掌权者作恶，危害民众和读书人。掌权者要以张国堂学说为标准考察、选拔、约束政府官员，防止官员危害民众和读书人。整个社会特别是读书人要帮助掌权者防止军官作恶，免得他们搞军事政变。

附录：答曾子
　　我是数学专业的本科毕业，是理学学士。我受过逻辑思维的严格训练。我作过严肃认真的研究：儒学与基督教没有逻辑矛盾，在形式逻辑上是一致的。如果你“曾子”认为儒学与基督教存在逻辑矛盾，请你把逻辑矛盾找出来，在你找出逻辑矛盾之前，你没有证据说我思维混乱。君子言必有据。毫无根据地攻击别人，那就是小人。
　　如果有人在我的学说中发现了逻辑矛盾，这也不要紧。如果有逻辑矛盾，就说明某些话是错误的，只要纠正了错误，逻辑矛盾就必能消除。不可从整体上否定我的学说。
　　我说儒学与基督教没有逻辑矛盾，是指儒学的基本原理、原则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没有逻辑矛盾。
　　中国古代的算术与西方数学现在完全融为一体，你能说中国数学家们都是思维混乱？
　　中国古人与西方古人都是人，逻辑思维的规则是一样的。中国古人的儒学与西方古人的基督教为什么就不能融为一体？

约束即是自由——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的错误
张国堂
2009年1月13日

　　我们必须清楚：关于政治体制的政治学说不能作为人的道德规范，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或政治上的人权原则不能作为人的人生信条。政治体制与人的道德教化是不同的范畴，这是不能混淆的。但中国自由主义者混淆了它们的不同。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在政治体制的改革或建立的原则上，可以坚持“个人自由权至上”的原则，但任何人都不可把“个人自由至上”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任何人都不得坚持“自己是自己的立法者”的主张。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上帝耶和华。凡不服从上帝耶和华的人必下地狱。服从上帝耶和华，就是顺服《圣经》，作为中国人，也要顺服《四书》。因为《圣经》是上帝耶和华的特殊启示，《四书》是上帝的普通启示。
　　徐友渔先生说：“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人，而且是作为个体的人，它主张个人的尊严、自由，权利的来源不在别处，仅在于人自身，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国家的权力基于个人的同意——他们为调整、规范优于单独生活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而让渡了自己的部分权利。”这个说法是违背美国《独立宣言》的，是离经叛道。
　　美国《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来源于造物主，即来源于上帝耶和华，而不是来源于人自身。
　　徐友渔的说法在理性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因为社会是由不同的个人所构成的。既然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是来源于人的，那么人就能剥夺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如果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信仰马列毛主义，那么这绝大多数的人自然要按马列毛主义来调整和规范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信仰马列毛主义的绝大多数人自然同意共产党的统治。那么，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在自由主义上来说就是合法的。当然，徐友渔可以有他自己的推理，但徐友渔先生不可能反驳我这里的推理。袁红冰也有袁红冰的推理。人们可以从自由主义推导出相互矛盾的结论。因此，自由主义的学理是错误的，是混乱的。
　　另外，“不妨碍他人”是以什么作为标准，又由谁来判断个人的言行是否妨碍了他人。比如说：胡锦涛认为刘晓波的言行妨碍了那些口头上信马列毛主义的人，因此胡锦涛就可以把刘晓波关押起来。因此，自由主义必然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胡锦涛是人，刘晓波也是人。若人的自由权来源于人，那刘晓波的自由权是来源于刘晓波，还是来源于胡锦涛？刘晓波又有什么权能赋予自己自由权？因此，“人的自由权来源于人”的说法是错误的。
　　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上帝耶和华赋予的，来源于上帝耶和华，因此，人就无权剥夺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等。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是来源于上帝耶和华，那么上帝耶和华就有权也有能力剥夺某些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
　　我们应该知道：社会是复杂的，政府也是复杂的，不可以用单个的原理或原则来推论整个的政治学说。
　　人类历史证明，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却往往落入专制独裁。我们请你们自由主义者读读《圣经》的《诗篇》的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省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受膏者就是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子，“以嘴亲子”，就是口中承认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人都应该受耶稣基督的约束。如果人们想要挣脱耶稣基督的约束，就必然失去自由。
　　《圣经》记载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8:31~36）因此，只有信耶稣基督，人才能得以自由。
　　我们应该知道：一些人妄为的自由往往会侵犯甚至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权。例如：马克思等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以及陈独秀、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信仰自由，就剥夺了当今中国人的自由权。
　　由于“一些人妄为的自由往往会侵犯另一些人的自由权”，因此，通过对所有人的适当约束，反而可以保障所有人的自由权。因此，以儒学指导和约束政府官员，以基督教指导和约束所有公民，以西方正宗政治学指导政治体制的改革或建立，就能平等地保障所有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以真理的约束保障个人自由权。也就是说：约束即是自由。
　　西方正宗政治学是上帝耶和华的普通启示，是建立正义政府的指导思想。西方正宗政治学，就是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托马斯、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托克维尔等西方圣贤的政治学说。
　　政府是上帝耶和华设立的。上帝耶和华藉祂所喜爱的义人建立正义的政府，对爱祂的人民施慈爱。上帝耶和华也在烈怒中藉祂所憎恶的恶人建立不义的政府，以惩治背离祂的民众。
　　中共暴政是出于上帝耶和华，因为中国人民不信耶稣基督，也背叛中国的儒教，所以，上帝耶和华就差魔鬼撒旦兴起中国共产党，以惩治背离上帝耶和华的中国人民。上帝耶和华爱中国人民，现在差遣我张国堂拯救中国。只要中国人接受救世主张国堂，中国人民必永享民主自由，永远国泰民安。
　　当国家出现不义的暴政，志士仁人应该呼吁人们归向上帝耶和华，并悔改自己的罪过。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暴政，获得自由。
　　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证明：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反抗暴政，必导致血腥的人祸，并陷入专制独裁、暴政恶政。

儒家与民主自由是兼容的——驳民意至上的伪民主

黄喝楼主先生：
　　社会和平、公义和秩序与个人自由是没有冲突的。儒家的大同理想与宪政民主是相容的。礼记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宪政民主就不要选贤举能吗？民主自由就不要讲信修睦吗？我希望你多读汉密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等名著。要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当代中国学人的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对共产党统治的反动，但在思想上又没有摆脱共党文化的影响，而且在有些方面走到了极端，是极端自由主义。这种极端自由主义导致民运队伍一盘散沙，群龙无首。一些人还主张民意至上，这是卢梭主义，这种主义往往导致暴政和极权主义。毛泽东也大力鼓吹过这种主义。我告诉你们：在关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政治学说和分辨是非、善恶的道义标准上，应该顺服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不必尊重民意。在涉及各类人们的利益的政策上，必须尊重民意。不分道义与利益，头发胡子一把抓，总是鼓吹民意至上，这样的人，如果不是糊涂蛋，就是野心家，或者是破坏民主自由的伪君子。这样的人在客观上是在破坏中国的宪政民主。
　　所谓人不应该追求在人间建立天国，这并不是民主自由的内容，这是人们不正确地总结共产主义和太平天国的实践所得出的并不正确的结论。儒家有大同理想，基督教也有千禧年天国的预言。这些不能因为共产主义和太平天国的失败而否定。洪秀全、毛泽东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天国，他们是以利益引诱下层民众叛乱。共产主义宣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懒人的理想，并且以武力追求这种懒人的理想，这一点也不完美。洪秀全宣扬“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等等，这是穷人的理想，也以暴力追求这种穷人的理想，这也是一点也不完美。儒家的大同理想是宪政民主加人人爱人如己。基督教的千禧年天国是说基督与基督徒们一同作王；基督叫基督徒们在地上执掌王权；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这实际上也是宪政民主加人人爱人如己。这才是至善的理想，如果以和平的手段追求这种理想，就是至善至美的。说民主自由禁止人们追求理想的社会制度，这是为维持现状服务的，也就是为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因此是伪民主自由。你们主张个人自由，那么任何人都有权以和平的手段追求他自己的理想。任何人都有权向人民提出改革国家制度的建议，只要大多数中国人接受他的主张，他就有权领导人民按他的建议改革国家的政治制度。
　　儒家和基督教都是主张私有制的。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四海之内莫非王臣。”这是指国家对领土的主权和国家对其公民的治理权。国家对领土的主权与土地的私有权是不矛盾的。国家对公民的统治权与个人自由是不矛盾的。在民主制度下，国家也有权治理其公民。民主不是不要统治者，而是由民众自由地选举统治者。如果没有政府的力量，民中的豪强就会侵犯民中的弱者。因此，没有政府的统治，弱者就没有自由。民众自由地选举政府首脑和国会议员，政府依法治理人民，弱者才有自由。
　　孔子主张忠恕待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与民主自由没有任何矛盾。如果每个人都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约束自己，则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在民主制度下，人们也应该忠信，也应该仁义。如果人们都不忠不信、不仁不义，那么人们就不会遵守民主制度，从而就不会有民主自由。因此，儒学不但与民主自由没有抵触，没有矛盾，而且还是相辅相成的。
　　有人说：“每个人充分自由是人们自由的前提。”这个说法表面上似乎正确，但却是歪理邪说。如果有一部分人充分自由，那么另一部分人就不会有自由。因为一部分人的充分自由会侵犯、剥夺他人的自由权。1949年之后到文革，毛泽东是充分自由的，但全国人民都没有自由。到文革末期，毛泽东也逐渐失去了自由。靠着毛泽东，江青等“四人帮”是充分自由的，但毛泽东一死，江青等“四人帮”很快就失去了自由。
　　任何现实社会都是等级社会，古今中外无一例外。民主自由不是不要等级社会，而是主张任何人都有权以自己的诚实努力提高他自己的社会地位！对这个问题，我反复说过多次，在此不再多重复。
　　儒家是有局限性，因为对中国历史上的内战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因此我们要引进西方正宗政治学和基督教。我们要防止统治者的作恶，搞专制独裁。也要警惕下层民众的叛乱。共产党是靠下层民众的武装叛乱起家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叛乱规模大，次数多，这对社会的破坏是极大的。基督教能有效地阻止下层民众的叛乱，儒家对此却无能为力。在基督教社会，却很少有农民叛乱。西方正宗政治学能阻止统治者为恶。儒学对统治者为恶有一些限制，但限制力不强，不如基督教。当然统治者的作恶与下层民众的叛乱是相互促进的，是互为因果。统治者的作恶会导致下层民众的叛乱，民众的叛乱和不顺从也会导致统治者作恶。俗话说：“官逼民反。”实际上“民也逼官暴。”因此基督教叫人们顺从掌权者，又叫统治者善待民众。是双向约束。当然儒家也是这样，叫民众顺从掌权者，又叫掌权者善待民众。但儒家没有天堂和地狱的信仰，因此约束力不强。基督教对民众的约束力很强。对掌权者的约束力差一些，因此，近代西方发展了孟德斯鸠等人的政治学说，这些政治学说可以杜绝掌权者的作恶。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因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宗，是同样荒谬的。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又说：“然而，无论这些意见被认为是多么确凿有理，我们已有充分征兆可以预测，在这次讨论中，将会发生和以前讨论一切重大国家问题时相同的情况。忿怒和恶意的激情会象洪流似的奔放。从对立党派的行为判断，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会共同希望表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而且用慷慨激昂的高声演说和尖酸苛薄的谩骂来增加皈依者的人数。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会被诬蔑为出于爱好专制权力，反对自由原则。对人民权利的威胁过于谨慎的防范——这通常是理智上的过错，而不是感情上的过错——却被说成只是托词和诡计，是牺牲公益沽名钓誉的陈腐钓饵。一方面，人们会忘记，妒忌通常伴随着爱情，自由的崇高热情容易受到狭隘的怀疑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同样会忘记，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想正确而精明地判断，它们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危险的野心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历史会教导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这些教训，我们应该记取。毛泽东等就是以讨好人民的蛊惑家开始的，他的专制也是登峰造极的。这是血的教训。
　　你说：“儒教是上对下，先上后下，仁者当居上位，愚昧、渺小、低级、弱智、卑鄙者当处服从听话的低下地位；民主自由是下对上，先下后上，处于上位者必须听下面的话，按民意要求行事。”等等反对儒家的说法，都是讨好下层民众，是蛊惑下层民众。这不是民主自由。民主不是不要统治者，而是由民众选举统治者。民众在选举总统和议员等时，就不该选贤任能？民众就不该听从民选总统和议会？民意总是需要代言人。而且，民意是不可知的，是飘忽不定的。民意至上的主张不是民主，往往是伪民主。共产党、萨达姆等都声称自己代表民意。他们是民主吗？任何人都有权竞选总统和议员等，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由民众选举总统和议员，这就是民主，这就是自由。当选的总统应该依据宪法和法律，按自己的良心执政，不必在意民意。议员也要依据宪法，按自己的良心在议会开展立法活动，也不必在意民意。法官在司法审判时，必须依据法律和自己的良心，不必为民意所左右。如果政治家不比民众高明，那要政治家干什么？如果法官不比民众高明，那要法官干什么？如果都按民意的要求行事，那要总统、议会和法官有什么用？民众如果对现任总统或议员不满，可以在下次选举时不投票给他，也不投票给他的政党。民众也有权是否给掌权者荣誉。总统任期四年，众议员任期两年，参议员任期六年，每两年选举其中的三分之一的参议员。总统可以连选连任一届，议员可以连选连任。这样的任期制是合理的。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民选总统和议会是民意的当然的代言人。其余的人或组织都无权代表民意。民意调查的结论也不是民意。只有自由选举体现的民意才是民意！
　　此致

张国堂
2006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