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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011 4:44:00 AM [新闻时事]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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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孟子的民主理想制度化

张国堂
2005年11月10日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朱熹注解说:“社,土神。稷,谷神。建国则立坛壝以祀之。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天子至尊贵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是民为重也。诸侯无道,将使社稷为人所灭,则当更立贤君,是君轻于社稷也。盛,音成。祭祀不失礼,而土谷之神不能为民御灾捍患,则毁其坛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顺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虽重于君而轻于民也。”
  杨伯峻和杨逢彬的译文是: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土谷之神次之,君主为轻。所以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改立。牺牲既已肥壮,祭品又已洁净,也依一定时候致祭,但是还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谷之神。”
  我们认为:如果人民依法纳税,而政府不能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那么就要更换政府了。
  这实际上是孟子的民主理想,但这种民主理想没有制度的保证,因为,没有发现投票选举的制度使“得乎丘民”的人成为天子。几千年来,天子一般都是子承父业,或者是战争的胜利者,或者是利用亲戚关系谋夺,或者以其他方式谋夺。
  现在我们要建立大选制度,实现孟子的这一民主理想。谁的政策主张获得全国多数公民的欢心,他则为总统。谁的主张能赢得选区里的多数选民的选票,则为议员。获得总统和议会欢心的,则为部长。获得省多数公民欢心的则为省长,获得选区选民的欢心的则为省议会议员。获得省长和省议会欢心的,则为厅长。等等。
  这样,也使“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成为制度,成为现实。
  现在,有一些儒家学者反对民主,这是错误的。孟子有民主理想,但没有设计出具体制度来实现民主理想。因此,以儒学反对民主是错误的。
  也有一些民运人士反对儒学,这也是错误的。古代儒学家虽然没有设计出民主体制,但孟子有民主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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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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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011 10:39:00 AM [新闻时事]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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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靠正统的政教学说争取当总统——驳刘路

刘路先生:
  不要再争了,由于你我的思路不一致,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再争也难以取得共识,而且还会伤和气。我只劝你认真地读一读《论语》、《圣经》。虽然你不承认我的智慧,总该承认孔子的智慧吧!虽然你不信上帝,但耶稣作为人,能有那么多人崇拜,如果他没有超人的智慧,那是不可能的。我希望你能吸收他作为人的智慧。世界上读《圣经》的人最多,假如《圣经》的作者没有超人的智慧,他们是不可能说服那么多人的。你说是吗?
  方励之先生曾说要“全盘西化”。“全盘西化”难道不包括引进西方的宗教吗?我不过是把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同西方主流文化相结合。如果你连基督教与100多年前洪杨的区别都搞不清楚,我确实很难同你讨论。
  作为律师,说话完全不要根据,太过分了!我信不信基督,只有我知道,还有上帝知道,你不是上帝,你怎么知道我不信基督呢?你有什么根据说我蛊惑民众?又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威胁自由的最危险的力量?毫无根据地攻击我,不要说你作为律师,就是一个普通人,也是不应该的!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人用《圣经》和《论语》来蛊惑民众,只有用《圣经》和《论语》来约束民众。我也是以《圣经》和《论语》约束民众,当然也用《圣经》和《论语》来约束我,使我不犯错,这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我欢迎任何人以《圣经》和《论语》来监督我。这就是爱我了。
  你刘路到底要什么样的民主自由?请把你的政纲拿出来给我看看。你是不是要毛泽东那样的民主自由?我就是要限制毛泽东式的民主自由!我要永远禁止毛泽东那样的革命和造反的自由!
  你不仅骄傲而且无知!耶稣基督的话你不听,孔子的话你也不听!你如果不改,等待你的就是失败和贫穷!我决不会整你。你自己去考察一下古今中外的人物,好争论的人是否受人欢迎?一个好争论的人必然受人排斥,自然就只有失败和贫穷了!中国有俗话说:“相论呈英雄,家计渐渐退。”你自己好好地想一想。
  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他们好争论,好给人扣帽子。你不可效法“四人帮”。
  耶稣基督叫我爱人如己,我爱你才责备你。请你读一读《圣经·箴言》篇!
  等你以后吃了亏之后,才知道我对你的教训是为你好!
  信耶稣基督,就有自由,不信耶稣基督,就没有自由。中国没有自由是由于中国人不信耶稣基督。
  有总统才能和智慧的人就该争取当总统。当总统也是为国效劳,为民服务。埋没具有总统智慧的人,则是国家和民众的罪恶!因为智慧是上帝赐给人类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在中国建立大选制度,而不是劝人别想当总统!
  你说你读过十三经,你有什么收获?你进了一座宝库,你却空手而归,那你读书还有什么用呢?于夯先生译注的《诗经》你读过没有?《皇矣》篇中有:“帝谓文王:……不识不知,顺帝之责。”于夯先生翻译说:“上帝郑重告文王:……不知之事勿轻言,顺从上天的法则。”我希望你记住诗经上的这句话。
  你既不了解基督教,也不了解儒学,更不了解民主自由的理论!如果你稍有常识,就不会攻击我。自由的大敌是暴力。我所进行的努力就是要把暴力从政治领域里驱除出去,做到了这一步,就算没有入宪政民主的室,也登了宪政民主的堂。
  《圣经》的文本在那里,是我不可篡改的,《圣经》的解释的裁判权在教会,我自己没有组织教会,因此我不可能随意解释《圣经》以实行我的专制独裁统治。虽然基督徒有权自由解经,但如果教会认定谁的解释错了,那么他的解释就不算数。《四书》我也不可能篡改,也不可随意解释,我根本不可能利用儒学搞专制独裁。我同时还以托克维尔、孟德斯鸠、洛克等人的著作为经典,我用这些学说怎么可能搞专制独裁?
  你是律师,法律上讲证据,而且讲充分证据。你凭我发怒,就说我不是基督徒,证据不充分。圣经只叫人不恨人,并没有叫人完全不发怒,而是叫人不可含怒到日落。我发怒是恨铁不成钢。一方面是你曾打电话关心我,一方面我觉得你是一个热心人,而且是中文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希望你虚心接受我意见,能成为我事业的帮手。我对不可造就的人,我并不发怒责备,只是不理他罢了。
  圣使徒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弗4:26)圣使徒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義。”(雅1:19~20)这就清楚的说明,基督徒并非完全不发怒。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基督教不是要取消人之常情,而是要使人的喜怒哀乐符合中和。
  历史上的纵横家苏秦张仪是根据天下的形势,分析利害以打动各国国君的心。根本不是像你一样的好争论。
  用将来时,就是预测。人可以毫无根据地预测吗?用将来时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他人吗?
  洪秀全的历史,你知道吗?他的诗文中充满暴戾,我的文章中有暴戾之气吗?他是在社会底层发展武装叛乱,我只是在社会中上层宣传,我的支持者都是中产阶级。洪秀全的成员都是贫民,有许多亡命之徒。他的教義是他自创的。我自创的教義很少。你老是说我同洪秀全一样,这不是毫无根据的攻击吗?
  你的担心毫无必要。
  基督教是专制主义的大敌,如果你有志于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希望你到教堂听福音,你不信任我,我不强求,我希望你能相信教会。你到你当地教堂听福音,并认真读圣经。我作为基督徒,灵性生命还很幼稚,还存有不信的恶心。我只有恳切祷告,认真读经并在教会的管教下,使我的灵性生命长进。如果你受洗之后,再请你用《圣经》监督我。
  我请求你对我少一些敌意,政治讨论要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不要伤人,不要恶意攻击,不要无根据的猜疑。
  我现在来介绍一下张国堂主義的要点:
  既然刘路先生提到了张国堂主義,我就在此作点简介。张国堂主義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耶稣基督在天上作王,掌管人类的政治,耶稣基督叫所有基督徒在地上执掌王权。
  把这句话用于中国,就是耶稣基督在天上作中国的王,掌管中国的政治,耶稣基督叫中国基督徒在中国执掌王权,所有基督徒作为公民通过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执掌中国的王权。非基督徒的公民也沾基督徒的光,也在中国执掌王权。因此每个中国人都是天子,我张国堂自然是天子。我期待所有中国人都声称自己是天子。
  人人都是天子,人人都是君王,所有中国人通过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的形式执掌中国的王权。代议制有三大要件:其一是:废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逻辑,确立“选票里面出政权”的伟大原则;其二是:三权分立;其三是:新闻自由。
  以上就是张国堂主義的中心思想。我的这个理论到底是专制主义,还是民主自由的理论,请刘路先生去判断,也请所有的学者来评判。以上理论简单明了,所有中国人都能记住,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明白。如果把这个理论宣传到家喻户晓,谁还能搞专制独裁?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有创新能力的人。我从很大的程度上说,我只是一个宣传者而已。我效法孔子,述而不作。我的理论是不是新东西,但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是新的理论。你如果看不起我的理论,请你拿出好理论来。不要对我说三道四!
  你说我杂七杂八、东拼西凑。我告诉你,综合即是创造。我请你用事实和形式逻辑来反驳我。我的理论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是否存在逻辑矛盾?我也请你以《圣经》、《四书》、以及托克维尔等学者的理论来反驳我。
  我的理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不存在逻辑矛盾。如果你认为我的理论有逻辑矛盾,那么请你指出来。
  作一个总统,并不需要自己去创造一个新的理论体系。重要的是爱心、诚实、勇敢和常识丰富,以及分析政治形势的能力,肚量大能容人,能识别人,善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
  我很尊敬李洪志先生。他对政治没有兴趣,不会对我不服气。
  我尊敬李洪志先生是因为他们遭到那么严酷的镇压而没有武力反抗。我与他道不同不相为谋。算不上是朋友。
  我没有特异功能,也没有离奇的故事。我只凭《圣经》的文本、《四书》以及西方政治学说来阐述我的理论,同时总结二十世纪中国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的历史经验。
  我的宣传活动很艰难,反对我的意见很激烈,支持我的人很少。但我仍然信心十足。
  我没有在下层民众中宣传。我先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宣传,再在网上宣传。知道我的人仍然很少。
  请你帮忙我把我的《基督徒读论语》和这里的文章转到关天去。谢谢!
  我劝你要相信大多数共产党人。
  你说:“作你事业的帮手愧不敢当,担心你的安全到是真的,因为你发给我的邮件有关部门早已截获,并且警告与你。正因为他们觉得你成不了大事,才不动你。如果是我们搞出你这么大的动静,早进了监狱。不锈钢老鼠搞了个柿釉党,不过是调侃,还是被关了一年。所以你的雄心壮志还是收一收。你真正能够动员社会资源的时代——后极权时代,还没有到来。你做总统的清秋大梦还只能是梦。”你的这个说法,表明你不了解大多数共产党人,不信任大多数共产党人。他们不动我不是他们觉得我成不了大事,而是大多数共产党人觉得我的主张并不损害他们的利益,而且他们觉得我的主张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实际上在内心赞同我的主张。我之所以有信心能当上总统,就是相信我能赢得大多数共产党人的支持。苏联共产党实际上是苏联共产党人推翻的。因为共产党的思想和制度损伤大多数共产党人的利益,共产党人比我们更明白这一点。
  共产党以前是要消灭私有制的,但今天的共产党却接受私有制。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但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江泽民却信佛。大多数共产党人实际上放弃了无神论。古代历史上的政府官员大多不信佛,儒学和基督教对他们的吸引力更大。
  真正能阻止我当总统的人是胡锦涛 ,如果他全面采纳我的主张,我就没有机会了,我就只能当个学者了,假如他死抱着毛泽东不放,我肯定能战胜他。

张国堂
2004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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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011 4:41:00 AM [科技-IT]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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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蒋庆先生对西方政教的误解

蒋庆先生:
  您好!
  我听说您研究过基督教,也学过法学,后来专心信奉儒学。虽然您学问渊博,但都没有真正学懂学透,存在不少误解。您的《儒家文化是建立中国法律制度的道德基础——中国民法典论坛:“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民法典”讲演》和《我所理解的儒学》我已经读了,发现其中有不少的误解。先分析如下:
  您说:“我们前面说过,法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权利本位’,或者说‘权利首出’,权利的出发点是很低的,是为了维护每个人的利益。当然,追求权利,维护权利,你说该不该?当然该,当一个人的权利被他人或政府侵害时,当然应该维护被侵害者的权利。但是,西方文化把法治放在治国的首位,有其产生于基督教原罪观的深刻的人性基础,西方法治文化假定我们周围的每个人都是恶人,如果每个人遇到的人都是恶人的话,权利就非常重要,就必须放在治国的首位。”这些话中对西方的人性论有误解。西方法治文化不是假定“我们周围的每个人都是恶人”,而是假定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作恶。
  人性论是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古今中外的哲人都讨论过人性的善恶。我国古代在荀子和孟子时期,对人性的善恶作了比较充分的讨论。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告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人只会依其处境而为善或作恶。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同时也认为人如果不接受教育,其人性会由于人欲而变坏。后人在《三字经》中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韩非子继承荀子人性本恶的学说,并总结商鞅等人的实践,发展了一套法家的政治学说,秦始皇在李斯的帮助下,运用韩非子的法家学说,搞严刑峻法,施行暴政,结果二世而亡,给国家和人民都造成巨大的祸害,秦始皇的子孙被杀的也不少。秦始皇的实践结果表明,荀子性恶论和韩非子的法家学说是错误的。汉代君臣吸取秦始皇的教训,运用孟子的性善论,实行仁政,结果国泰民安。因此后世人们接受孟子的学说。
  这是中国古代对人性善恶的看法。实际上,西方人对人性善恶的看法同中国古人是相同的,只是说法不同。
  基督教虽然有原罪的教义,但更有“因信称义”的教义。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教认为:人都是罪人,但信耶稣基督,上帝就称他为义人。上帝既然称他为义人,那他当然是义人。义人当然是好人、善人,不是坏人。因此,人因信耶稣基督就是好人。基督教同时也认为:有一些狡诈的人不信基督却冒称自己信基督,这些假冒的基督徒很可能作恶。这些假冒的基督徒虽然人数极少,但他们的身上并无记号,因此,你不知谁是假冒的基督徒。另外,基督徒由于肉体的软弱和情欲以及魔鬼的迷惑和引诱,基督徒也可能作恶。因此人人都有可能作恶。
  关于人性的理论,您还可参阅我的《基督徒读〈论语〉》和《张国堂论政治学的理论基础》等文章。我早就认为:生产力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都是错误的,只有人的本性决定论是正确的。什么是人的本性决定论?我认为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政教学说都必须符合人的本性。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决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教学说。因此,我对人的本性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人人都有可能作恶,这显然是事实,也是真理。因此“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法治或“以法治国”是必要的。既是必要的,就是根本。同时人的本性善良,绝大多数人通过教育可以保持人之初的善良本性,对犯罪的人也可以通过教育使之悔改变好。因此,“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也是必要的,也就是德治是必要的。既是必要的,就是根本的。在西方国家,政府负责“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而教会负责“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种办法显然比儒学优越。
  虽然你主张儒学在民,主张在民间成立类似基督教教会那样的组织,但千百年来,儒学没有产生象基督教教会那样的强大组织。因为人们学习儒学的目的仅仅是世俗的事业,没有避免下地狱和追求上天堂的目的,因此就难以组成象基督教教会那样覆盖全民的教会组织。基督教的教义不仅能指导人在世俗事业上成功,而且给人上天堂的盼望,也给人下地狱的恐惧,因此就不象儒家学者那样“知易行难”。由于道德的“知易行难”,因此讲道德容易,行道德就难了。如果没有天堂的盼望和下地狱的恐惧,人很难行道德,反而会为非作歹。同时基督徒知道自己是罪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流血,是因为自己的罪。主耶稣因为爱我们罪人,代替我们死了,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因此,耶稣的爱就感动我们,使我们心中也产生仁爱之心。并且我们要对主耶稣感恩,就要听主耶稣的吩咐行善,爱人如己。同时,主耶稣死而复活,升天,因此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免下地狱,并得永生,得上天堂。这种盼望就能产生喜乐,幸福。而且,信耶稣基督,加入基督教教会,可以与圣灵交通,就是与上帝交通,从而就在上帝的爱里,也就满足了人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因此,基督教更能抓住普通民众的心,就能提高民众的道德。这都是儒学达不到的。
  西方之所以比我们中国强盛,不是因为中国的人种不如他们,而是中国没有基督教和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我们认为:人种没有优劣之分,文化却有优劣之分。而且,文化是发展的,各国在文化上是相互学习的。并且,各国文化的发展有趋同的趋势。必须指出,基督教不是发源于西方,而是发源于中东的以色列,主耶稣是犹太人。使徒和先知也几乎都是以色列人。在古时,西方人接受基督教没有看作是文化侵略,今天,我们接受基督教也不能看作是文化侵略。西方政治学发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不是英国人,不是法国人,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但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都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世界的历史表明:只有善于学习的民族才能强大。日本是东方国家,也接受了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因此才强大,才有力量侵犯中国。
  人性本恶说是暴政的理论基础,人性本善说是仁政的理论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性善论不仅说统治者的人性本善,也说被统治的广大民众也人性本善,因此就能以教化治民,这是仁政,同时,也可以让民作主,让民以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作主作王。如果人都是恶人,那绝对不可能实行民主。只有绝大多数人是好人,才能实行民主。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经过儒学或基督教的教化,都可以成为好人,因此中国可以实现民主自由。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好人,就制定不出好法。即使有好法,如果没有好人执行,仍然会枉法循私。但好人如果不懂政治学,也同样不能制定出好法,也不能设计出好的制度。今天,如果不引进发源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西方政治学,我们就不能设计出现代基督作王的宪政民主的共和政体。
  由于人人都有可能作恶,因此掌权者也可能作恶,因此要限制掌权者的权力,并且要分权制衡,这就是宪政的根据。
  我们必须说明:是人的本性决定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教学说。而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本性是一样的,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此,在外国行得通的政治制度和政教学说,在中国也行得通。在西方行不通的政治制度和政教学说,在中国也行不通。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都行不通,在中国也行不通。基督教和西方政治学以及政治经济制度在西方行得通,在中国也必定行得通。
  儒学与中国算术一样是真理,没有错误,不应该怀疑。但儒学同中国算术一样只是初等知识。中国不能没有儒学,但中国也不能仅靠儒学。现代社会比古代社会复杂,仅靠儒学解决不了当代中国的问题。
  孔子孟子是考察人事以探求天道,老子以思辩探求天道。而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道,也是道成肉身的人。耶稣基督是道的本体(或本身),是天道来到人间显明自己。孔子孟子是坐井观天,耶稣基督是天本身。老子是雾里看花,而耶稣基督是花本身。孔子孟子坐井观天,虽然没有看到整个的天,但看到的是一片真实的天,而且也看清楚了。老子雾里看花,他看到的虽然是整个的花,但没有看清楚。只有基督教是上帝亲自告诉人们的,因此是完整无误的真理。排斥基督教的国家必然要灭亡,人民必然要遭殃。古代西方人信奉基督教,就在上帝的保佑下,他们的战乱远少于中国。近代西方背离基督教,于是爆发世界大战。而中国历史上的战乱更是规模巨大,而且频繁。儒学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内战频繁且规模巨大的问题。请您蒋庆先生注意这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现代西方国家已经基本上消除了内战的可能。仅以儒学不可能消除中国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发生的大规模内战。因此,我们应该接受基督教和西方政治学。
  中国人民为追求民主自由已经近百年了,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积累了大量的教训和经验,现在就要完成了。现在放弃民主自由的目标,是功亏一篑。我们有信心在五到八年之内建成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
  我综合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政治学,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并总结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创立了张国堂学说。中国在张国堂学说的指导下,必能走上基督作王的宪政民主的道路,必能和平演变而成为宪政民主的国家。中国必能成为一个没有内战、没有冤假错案、没有腐败、没有官僚机构的膨胀、没有贫穷的现代化国家。
  此致
愿您平安!

张国堂
2005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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