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蒋庆先生对西方政教的误解

蒋庆先生：
　　您好！
　　我听说您研究过基督教，也学过法学，后来专心信奉儒学。虽然您学问渊博，但都没有真正学懂学透，存在不少误解。您的《儒家文化是建立中国法律制度的道德基础——中国民法典论坛：“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民法典”讲演》和《我所理解的儒学》我已经读了，发现其中有不少的误解。先分析如下：
　　您说：“我们前面说过，法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权利本位’，或者说‘权利首出’，权利的出发点是很低的，是为了维护每个人的利益。当然，追求权利，维护权利，你说该不该？当然该，当一个人的权利被他人或政府侵害时，当然应该维护被侵害者的权利。但是，西方文化把法治放在治国的首位，有其产生于基督教原罪观的深刻的人性基础，西方法治文化假定我们周围的每个人都是恶人，如果每个人遇到的人都是恶人的话，权利就非常重要，就必须放在治国的首位。”这些话中对西方的人性论有误解。西方法治文化不是假定“我们周围的每个人都是恶人”，而是假定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作恶。
　　人性论是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古今中外的哲人都讨论过人性的善恶。我国古代在荀子和孟子时期，对人性的善恶作了比较充分的讨论。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告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人只会依其处境而为善或作恶。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同时也认为人如果不接受教育，其人性会由于人欲而变坏。后人在《三字经》中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韩非子继承荀子人性本恶的学说，并总结商鞅等人的实践，发展了一套法家的政治学说，秦始皇在李斯的帮助下，运用韩非子的法家学说，搞严刑峻法，施行暴政，结果二世而亡，给国家和人民都造成巨大的祸害，秦始皇的子孙被杀的也不少。秦始皇的实践结果表明，荀子性恶论和韩非子的法家学说是错误的。汉代君臣吸取秦始皇的教训，运用孟子的性善论，实行仁政，结果国泰民安。因此后世人们接受孟子的学说。
　　这是中国古代对人性善恶的看法。实际上，西方人对人性善恶的看法同中国古人是相同的，只是说法不同。
　　基督教虽然有原罪的教义，但更有“因信称义”的教义。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教认为：人都是罪人，但信耶稣基督，上帝就称他为义人。上帝既然称他为义人，那他当然是义人。义人当然是好人、善人，不是坏人。因此，人因信耶稣基督就是好人。基督教同时也认为：有一些狡诈的人不信基督却冒称自己信基督，这些假冒的基督徒很可能作恶。这些假冒的基督徒虽然人数极少，但他们的身上并无记号，因此，你不知谁是假冒的基督徒。另外，基督徒由于肉体的软弱和情欲以及魔鬼的迷惑和引诱，基督徒也可能作恶。因此人人都有可能作恶。
　　关于人性的理论，您还可参阅我的《基督徒读〈论语〉》和《张国堂论政治学的理论基础》等文章。我早就认为：生产力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都是错误的，只有人的本性决定论是正确的。什么是人的本性决定论？我认为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政教学说都必须符合人的本性。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决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教学说。因此，我对人的本性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人人都有可能作恶，这显然是事实，也是真理。因此“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法治或“以法治国”是必要的。既是必要的，就是根本。同时人的本性善良，绝大多数人通过教育可以保持人之初的善良本性，对犯罪的人也可以通过教育使之悔改变好。因此，“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也是必要的，也就是德治是必要的。既是必要的，就是根本的。在西方国家，政府负责“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而教会负责“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种办法显然比儒学优越。
　　虽然你主张儒学在民，主张在民间成立类似基督教教会那样的组织，但千百年来，儒学没有产生象基督教教会那样的强大组织。因为人们学习儒学的目的仅仅是世俗的事业，没有避免下地狱和追求上天堂的目的，因此就难以组成象基督教教会那样覆盖全民的教会组织。基督教的教义不仅能指导人在世俗事业上成功，而且给人上天堂的盼望，也给人下地狱的恐惧，因此就不象儒家学者那样“知易行难”。由于道德的“知易行难”，因此讲道德容易，行道德就难了。如果没有天堂的盼望和下地狱的恐惧，人很难行道德，反而会为非作歹。同时基督徒知道自己是罪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流血，是因为自己的罪。主耶稣因为爱我们罪人，代替我们死了，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因此，耶稣的爱就感动我们，使我们心中也产生仁爱之心。并且我们要对主耶稣感恩，就要听主耶稣的吩咐行善，爱人如己。同时，主耶稣死而复活，升天，因此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免下地狱，并得永生，得上天堂。这种盼望就能产生喜乐，幸福。而且，信耶稣基督，加入基督教教会，可以与圣灵交通，就是与上帝交通，从而就在上帝的爱里，也就满足了人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因此，基督教更能抓住普通民众的心，就能提高民众的道德。这都是儒学达不到的。
　　西方之所以比我们中国强盛，不是因为中国的人种不如他们，而是中国没有基督教和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我们认为：人种没有优劣之分，文化却有优劣之分。而且，文化是发展的，各国在文化上是相互学习的。并且，各国文化的发展有趋同的趋势。必须指出，基督教不是发源于西方，而是发源于中东的以色列，主耶稣是犹太人。使徒和先知也几乎都是以色列人。在古时，西方人接受基督教没有看作是文化侵略，今天，我们接受基督教也不能看作是文化侵略。西方政治学发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不是英国人，不是法国人，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但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都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世界的历史表明：只有善于学习的民族才能强大。日本是东方国家，也接受了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因此才强大，才有力量侵犯中国。
　　人性本恶说是暴政的理论基础，人性本善说是仁政的理论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性善论不仅说统治者的人性本善，也说被统治的广大民众也人性本善，因此就能以教化治民，这是仁政，同时，也可以让民作主，让民以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作主作王。如果人都是恶人，那绝对不可能实行民主。只有绝大多数人是好人，才能实行民主。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经过儒学或基督教的教化，都可以成为好人，因此中国可以实现民主自由。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好人，就制定不出好法。即使有好法，如果没有好人执行，仍然会枉法循私。但好人如果不懂政治学，也同样不能制定出好法，也不能设计出好的制度。今天，如果不引进发源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西方政治学，我们就不能设计出现代基督作王的宪政民主的共和政体。
　　由于人人都有可能作恶，因此掌权者也可能作恶，因此要限制掌权者的权力，并且要分权制衡，这就是宪政的根据。
　　我们必须说明：是人的本性决定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教学说。而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本性是一样的，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此，在外国行得通的政治制度和政教学说，在中国也行得通。在西方行不通的政治制度和政教学说，在中国也行不通。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都行不通，在中国也行不通。基督教和西方政治学以及政治经济制度在西方行得通，在中国也必定行得通。
　　儒学与中国算术一样是真理，没有错误，不应该怀疑。但儒学同中国算术一样只是初等知识。中国不能没有儒学，但中国也不能仅靠儒学。现代社会比古代社会复杂，仅靠儒学解决不了当代中国的问题。
　　孔子孟子是考察人事以探求天道，老子以思辩探求天道。而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道，也是道成肉身的人。耶稣基督是道的本体（或本身），是天道来到人间显明自己。孔子孟子是坐井观天，耶稣基督是天本身。老子是雾里看花，而耶稣基督是花本身。孔子孟子坐井观天，虽然没有看到整个的天，但看到的是一片真实的天，而且也看清楚了。老子雾里看花，他看到的虽然是整个的花，但没有看清楚。只有基督教是上帝亲自告诉人们的，因此是完整无误的真理。排斥基督教的国家必然要灭亡，人民必然要遭殃。古代西方人信奉基督教，就在上帝的保佑下，他们的战乱远少于中国。近代西方背离基督教，于是爆发世界大战。而中国历史上的战乱更是规模巨大，而且频繁。儒学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内战频繁且规模巨大的问题。请您蒋庆先生注意这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现代西方国家已经基本上消除了内战的可能。仅以儒学不可能消除中国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发生的大规模内战。因此，我们应该接受基督教和西方政治学。
　　中国人民为追求民主自由已经近百年了，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积累了大量的教训和经验，现在就要完成了。现在放弃民主自由的目标，是功亏一篑。我们有信心在五到八年之内建成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
　　我综合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政治学，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并总结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创立了张国堂学说。中国在张国堂学说的指导下，必能走上基督作王的宪政民主的道路，必能和平演变而成为宪政民主的国家。中国必能成为一个没有内战、没有冤假错案、没有腐败、没有官僚机构的膨胀、没有贫穷的现代化国家。
　　此致
愿您平安！

张国堂
2005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