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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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有局限，但没有为专制服务的部分——答房犁洲 房犁洲先生：儒学基本上是人学、人伦学。关于政体的学说，儒学基本上是空白。而西方正宗政治学是关于政体的学说。 由于中国古人不能设计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因此，只能采用君主制，即皇帝制度。而新皇帝的产生，一是继承，另一是开国皇帝。开国皇帝的天下是打下来的。每个新王朝都是建立在尸骨遍野、血流成河的基础上。皇帝当然最怕他人造反，因此就采用专制，用恐怖防止他人反叛。因此，中国古代专制的原因是由于王朝更替的内战，并不是儒学的教义有问题。 我们建立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之后，总统和国会议员由民众选举产生，从而就消除了王朝更替的内战。从而就不存在王朝更替的内战。由内战和由对内战的恐惧所产生的专制，也就消除了。 立法的议会的议员不仅是民选的，还由于三权分立，立法的议员也在自己所立的法律的管辖之下。如果议员立苛法，他自己就可能面临“请君入瓮”的危险。因此，议员必会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立法。如果掌权者都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怎么可能会有专制呢？ 此致 张国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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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传承，我不创新——再答房犁洲 房犁洲先生：对儒学我只是半路出家，我远远没有达到明清时代的状元的水平，连进士水平也达不到。我33岁之前学的是马列。假如我来重新解释儒学，恐怕把马列的毒素解释进去。因此，我不想搞新儒学。至于儒家经典的解释，我主张学术自由。谁愿意解释，谁去解释。至于他的解释是否正确，当然由读者自己判断。当然，以后儒家学会可以立些规矩，防止人胡乱解释经典而出异端。 我的任务是为儒学辩护，说服当今中国人接受儒学；结合现实运用儒学；比较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研究国学与西学在形式逻辑上的相容性，论证《四书》与《圣经》及西学名著之间不存在逻辑矛盾。等等。 我提出了永恒天子和皇帝的君主立宪的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这就把儒学与西学综合起来了。 此致 张国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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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不可割断 美国的牧师传讲的是古老的《圣经》，美国神学博士研究的也是古老的《圣经》。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很古老。美国仍然推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仍然在学习和研究他的《政治学》。 你们说儒学限制了中国文化的发展，1919年以来，孔子被你们的前辈打倒了。中国的文化有什么发展呢？你们反对孔子的人对文化又有什么贡献呢？ 最重要、最初等、最简单、最有用的知识必然是由古人发现的。上帝也把最重要、最初等、最简单、最有用的知识启示给古人。儒学就是由中国古人所发现的最重要、最初等、最简单、最有用的知识。当然也是上帝的普通启示。 像希尔伯特、华罗庚、陈景润等大数学家也是从“１＋１＝２”、“２＋３＝５”等等简单的算术学起。像牛顿、爱因斯坦等等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从“１＋２＝３”等等简单的算式学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古不古老？你们能不学吗？而且，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比微积分更重要，因为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是所有数学的基础。许多不懂微积分的人生活得很好，而不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人，必然在社会难以立足。 文明是逐步积累的，古代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基础。 人们在一个社会共同生活，必然有纠纷。因此就需要一整套分辨是非的标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林肯说：“没有《圣经》就没有是非。”美国以《圣经》为分辨是非的标准。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是以《四书五经》为分辨是非的标准。你们不信孔子，又不信基督，就没有分辨是非的标准。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公认的分辨是非的标准，必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必然是争吵、争闹、内讧、甚至内战，必然导致专制暴政。 中国历史上确实是治乱循环，但没有儒学，中国就不乱吗？二十世纪中国的内讧、内战难道不是中国历史之最吗？ 今天，我们必须继承儒学，也要接受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单靠儒学不能救中国，但儒学加基督教再加西方正宗政治学，就一定可以救中国。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单靠民主绝对不能救中国。没有基督教和儒学的约束，民主的结果必将是争吵、争闹、内讧，以致内战，必然导致内战的胜利者的专制暴政。 真正有创造性才能只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创造性才能的。而大多数人连学习的才能也没有。没有儒学和基督的权威，少数聪明人必然不受尊重，而掌握武力的人必然耀武扬威。不要说发展文化，连已有的文化也保不住。 德国的尼采说“上帝死了”，于是流浪汉希特勒就成为德国的元首。你们的前辈打倒了孔子，毛泽东就带着一帮工农干部作威作福几十年。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大饥荒，饿死了大约四千万人，就是由于工农干部的无知和专横。几十年来，中国的文化有发展吗？没有。 今天我们推崇孔子，就是总结了二十世纪中国内讧、内斗、内战的教训，这是血的教训。凡是否定孔子的人都是邪恶无知的小人。即使是哪个得了什么大奖的刘某人，我照样骂他是邪恶亵慢的小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