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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得聚敛民财——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政府对外国货币实行统购统销的制度，通过大量发行人民币，按政府的定价大量收购美元，积聚了2.4万亿美元，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笔财富的实质，就是政府通过发行货币聚敛人民的财富，这是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重大原因之一。 我虽然不是学经济学专业的，但对经济学的常识，我还是知道一点。经济学上讲：商品的生产会产生需求。为什么中国会导致严重的内需不足？为什么要压低人民币的汇率，以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促进出口？难道中国人民就不需要那些出口企业生产的商品吗？不是中国人民不需要，而是买不起，因为中国民众没有钱。中国现时的工资太低，国家的税费过重，外国资本家赚的利润太丰厚。这是中国的商品生产不能产生足够需求的根本原因。 节俭和储蓄虽然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但追求物质享受是所有人的本能。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人的本能的动力往往大于道德的约束力。因此，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普通民众没有钱。 中国民众为什么没有钱消费？是因为政府重财不重德。近几年来，政府的税收收入的增长率是GDP的近两倍。而房地产也是政府和豪强聚敛财富的机器。 现在，我请政府官员们来读一段《大学》：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⑴。有德此有人⑵，有人此有土⑶，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⑷。德者本也，财者末也⑸。外本内末，争民施夺⑹。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⑺。是故言悖⑻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⑼。 朱熹注解说： ⑴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德，即所谓明德。⑵有人，谓得众。⑶有土，谓得国。⑷有国，则不患无财用矣。⑸本上文而言。⑹人君以德为外，以财为内，则是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也。盖财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专之，则民亦起而争夺矣。⑺外本内末，故财聚。争民施夺，故民散。反是，则有德而有人矣。⑻悖，布内反。悖，逆也。⑼此以言之出入，明货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财货以明能絜矩与不能者之得失也。 【译文】（参考了梁海明先生的成果）： 因此，政治家首先要慎重地修养德性。有了美德，就会获得民众；有了民众的拥护，就会赢得国家的执政权；有了国家的执政权，就会获得财政收入；有了财政收入，就有权支配财政支出。 美德是根本，财富是末梢。 如果政府领导人在表面讲道德，而实际内心贪婪财富，那么民众就会相互争利，抢夺财富之事就会发生。 所以，财富聚集在政府，平民百姓就会离散。财富散落在民间，民众就会归附在政府的周围。 因此，政府官长每一政令违背正理公布出去，必将遭到平民的违背正理的抵抗；政府官员不依据道理肆意搜刮而来的财富，最终也会被别人用违背道理的手段掠夺而去。 我再请政府官员们来读一段《大学》：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⑴足矣⑵。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⑶。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⑷。孟献子⑸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⑹”此谓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⑻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⑼矣。彼为善之⑽，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⑾ 朱熹注解说： ⑴恒，胡登反。⑵吕氏曰：“国无游民，则生者众矣；朝无幸位，则食者寡矣；不夺农时，则为之疾矣；量入为出，则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财而言，以明足国之道在乎务本而节用，非必外本内末而后财可聚也。自此以至终篇，皆一意也。⑶发，犹起也。仁者散财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货。⑷上好仁以爱其下，则下好义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终，而府库之财无悖出之患也。⑸孟献子，鲁之贤大夫仲孙蔑也。⑹畜，许六反。乘、敛，并去声。畜马乘，士初试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丧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宁亡己之财，而不忍伤民之力；故宁有盗臣，而不畜聚敛之臣。此谓⑺以下，释献子之言也。⑻长，上声。⑼自，由也，言由小人导之也。⑽“彼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阙文误字。⑾此一节，深明以利为利之害，而重言以结之，其丁宁之意切矣。 梁海明先生的【译文】（有所修改）： 创造财富有条重要的原理，这就是要使生产财富的人众多，消耗财富的人数减少。管理财富的人勤快，动用财富的人节俭。这么做才能使国家财富经常保持充足。 具有仁德的人士使用财富来完善自身的品性，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没有仁德的人们却用生命去聚敛财富。 没有听说过君王好仁乐义，而下面的臣民不喜欢仁义的道理；没有听说过下面的臣民爱好仁义，而不能帮助君王完成其事业的道理；没有听说过国家府库里存有财富，而财富不归政府首脑支配、使用的道理。 孟献子说：“拥有四匹马拉车的大夫，就不该再去计较那些养鸡养猪之类的琐事；能够享用凿冰丧祭的卿大夫，就不应该再饲养牛羊；达到拥有百辆兵车的卿大夫，就不应该收养那只顾聚敛民财的家臣，与其有这种聚敛民财的家臣，还不如有那种盗窃府库的臣子。”这就是说治理国家不能以捞取财富为利益，而应该以倡导、力行仁义为利益。 治理国家的君王专门致力于财富的聚敛，这一定是出自小人的主意。君王以为小人是心存善良的人，如果国君任用奸臣小人处理国家事务，那么天灾人祸就一定会同时到来。到那时，虽然有善人贤才出来收拾残局，也是无可奈何，挽救不了的。这说明治理国家不应追逐财富为利益，而应以崇尚仁义为利益。 现在，政府的官员太多，吃财政饭的人太多，据说高达约七千万人。这严重违反儒学的治国原理。 政府不得与民争利。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治国原则。政府不应该经营工商业。政府经营工商业，必然与民争利。政府垄断某些工商业，这更错。 中央政府要把增值税的税率降下来，降到5%左右。中央政府应该向地方政府让利，也向民众让利。17%的增值税税率太高了。政府应该大大降低增值税、营业税和普通商品的消费税的税率，适当提高所得税、财产税、奢侈品的消费税等的税率。要减轻穷人的税负，让富人缴纳更多税。富人要追求荣耀，钱财是身外之物。人们的尊敬、信任和爱戴才是君子应该追求的。富人多缴纳税赋，必能获得荣耀，必能赢得人们的尊敬、信任和爱戴。富人赚钱的智慧是上帝赐予的，富人应该用上帝所赐予的智慧造福人群。 由于不论企业是否有盈利，企业都要缴纳高额的增值税或营业税、印花税等税，这就增大了新企业产生的困难，这是阻碍创业的重大因素，是造成大学生失业的重大原因。 省人大应该有决定征税的权力。这样，就使地方财政不过多地依赖出售土地的收入。地方政府财政的困难，是强制拆迁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府可以对矿产资源开征资源税，对富人的房产等征收财产税。要把城市居民的房产的土地的所有权免费地归于其居户。政府不可对自己的人民刻薄寡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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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追求规范的西方民主必将祸国殃民——告杨恒均等人 张国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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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轻德贪功导致新政失败——告郦波先生 郦波先生：张居正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的万历新政的成效也无疑是巨大的。但万历新政最终却失败了。既然失败，就必有其失败的原因。张居正之所以最终失败，是由于张居正轻视道德，太过重视自己的政治才能，而且贪功。这是张居正最终失败的原因。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张居正心中怨恨用酒醉死自己爷爷的小辽王，却隐藏自己的怨恨，友好地对待小辽王。这是不道德的。 张居正导致自己失败的事情，就是不愿为自己的父亲守孝三年。虽然推行新政重要，难道就没有别人吗？如果没有别人，那反正新政必然要夭折，那又何必推行新政呢？因为，张居正是必然要死的。如果张居正按儒教的教义为自己的父亲守制，把推行新政的工作交给万历皇帝，并且推荐一个得力学生或同仁作内阁的辅臣。王锡爵、吴中行等都可作内阁的辅臣。以王锡爵为首辅，以吴中行副之。而自己在万历皇帝和李太后信任之下，一样可以在幕后支持和筹划新政。张居正回家丁忧守制，把朝政交给万历皇帝、王锡爵、吴中行等，然后自己在幕后支持和筹划新政。在自己生前就让皇帝和年轻大臣主持新政，那么新政就绝对不会被夭折。因为皇帝不会自己否定自己的工作。张居正坚持亲自主持新政，新政的功劳就全部是张居正的，而皇帝不能从新政的成功中得荣耀，而荣耀都是张居正的，这必然导致万历皇帝嫉妒张居正的荣耀。这是万历皇帝推翻新政的一个动机。 张居正拒绝守制，践踏儒教的伦理纲常，罪是大的。孝道也是国家的根本。张居正不守孝道，破坏国家的根本。理所当然地会被儒教信徒反对。万历皇帝和张居正联手打击“反夺情”的正直人士，那些见风使舵的小人就随之得势了。在朝廷就没有主持正义的大臣了。这就是后来张居正死后不久受冤案迫害而没有人为他辩护的原因。 虽然在张居正以前的首辅一旦离开内阁，权势马上就失去了，这都是因为离开内阁的首辅都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他们也因为失败才离开内阁。张居正因为父亲丁忧守制而离开内阁，并不会失去权势。而打击“反夺情”的大臣，得罪了所有的儒教信徒，并且使支持自己的政治势力分裂。这是张居正失败的重要原因。 新政改革必然有反对的力量。由于新政改革派的分裂，正直人士受到打击，使新政的反对派和小人们在政治上得势。万历皇帝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他没有决心反击反对派的进攻，当然，他也没有强大动机坚持新政。因为新政不是他搞的。 《圣经》说：“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箴17:15）那些“反夺情”的大臣都是正直人士，是义人，而张居正却定他们为恶，就是定义人为恶，因此作了上帝憎恶的事情。张居正死后被抄家，这就是他的报应。 张居正不为自己的父亲守制，是由于他贪功，也是他不信任万历皇帝和其他朝臣的表现。 张居正以“苟利国家，死生以之”的说法为自己不为父亲守孝辩护，不过是道德高调，很可能是巧言令色，遵守孔孟的教训才是正道。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忠臣应该把道德伦常看得比自己的生死更重要。 宋朝的软弱并不是由于宋朝人遵守孔孟之道，而是由于宋朝皇帝对军队的将领不信任，也不愿意军队的将领立功。因为宋朝的创立者赵匡胤是军队的将领“黄袍加身”，因此，宋朝的皇帝总是担心、惧怕、提防军队的将领“黄袍加身”。这才是宋朝软弱的根本原因。 张居正之后，明朝的读书人和官员的党争激烈。党争激烈的原因有二：一、皇帝没有及时正确地仲裁争议；二、社会没有公认的分辨是非善恶的标准。而且，社会没有公认的分辨是非善恶的标准，必会在读书人中间出现激烈的党争。张居正在许多儒教大臣的激烈反对下，仍然拒绝为自己的父亲丁忧守制。他的亲戚在为他辩护时还把宋朝的软弱归结为儒教的伦理。所有这些，都为读书人和朝廷中的官员的分裂和党争播下了种子。 张居正葬父的排场太大，太张扬，太奢侈。张居正三年不要朝廷的俸禄，他的生活费用以及维持张府的排场的费用从何而来？朝廷的官员和万历皇帝怀疑张居正贪污受贿，这是有理由的。 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的教育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张居正自己没有以身作则。在张居正对万历皇帝讲课的时候，一定讲过孝道是国家的根本，也一定讲过儿子为父亲守孝三年是很重要的，但张居正自己没有做到，而且在许多大臣反对的时候，张居正仍然不肯为自己的父亲守制。张居正一直教导万历皇帝要节俭。万历皇帝几次要钱搞点活动，张居正硬是不给。而张居正自己在葬父时却大肆铺张、大摆排场。这样，在万历皇帝的心中，张居正是一个讲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 张居正对陶成喾谎报“长定堡大捷”的处理，也是错误的。其错误不是后来翻案，而是事前同意庆功奖赏。张居正应该以因自己丧父为公开的理由，对此事不表示任何态度。同时给万历皇帝写一封私密的书信，在书信中讲明自己的怀疑，并建议万历皇帝下令调查这事，待查实之后，再行封赏不迟。同时向万历皇帝报告自己已密令自己的学生暗中调查此事。这样，就不会给万历皇帝造成羞辱，而使万历皇帝得荣耀。张居正当时的做法的结果，使万历皇帝得羞辱，而张居正自己得荣耀。荣耀君主，是臣子的本分。导致皇帝蒙羞，则是臣子的罪过。荣耀自己，使君主蒙羞，不是忠臣所为。 从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依赖可以看出，万历皇帝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平庸之辈，如果朝廷中有君子、大人辅佐，万历皇帝可以成为明君。如果朝廷中小人得势，万历皇帝必成为昏君。张居正死后，小人们很快就在朝廷中得势，这个责任应该由张居正负责。 英才是选出来，不是单纯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孟子说得英才而教之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张居正应该从士子中挑选英才而教育培养作自己的接班人。万历皇帝平庸，不能承担新政的重任，这不是万历皇帝自己的错误。而张居正看不出万历皇帝的平庸，不从通过科举考试的士子中挑选英才，作自己的接班人，则是张居正的错误。 总之，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新政被推翻，都是张居正的责任。万历皇帝只是一个平庸的人。指责万历皇帝就是指责上帝，因为上帝没有给万历皇帝智慧。上帝给了张居正聪明，但张居正没有善用自己的聪明。 司马光说：明辩刚毅为才，中正平和为德。张居正明辩刚毅有余，而中正平和不足。而万历皇帝的明辩刚毅与中正平和都不足，是平庸之人，不是英才。 王锡爵的政治才能不及张居正，但王锡爵的中正平和远比张居正强。如果王锡爵任首辅大臣，而张居正副之。这样可能更好。但张居正不肯居王锡爵之下。 夺情风波与陶成喾的冒功风波，张居正都犯有重大错误，使他得罪了几乎所有的朝臣。而许多国家的忠正栋梁之臣都因夺情风波受打击而离开了朝廷的权力中心。吴中行、沈懋学都将可以作国家的栋梁，却因为夺情风波而断送了前程。这两个事件使新政的反对派和小人们有了翻盘的机会。 从众心理是人人多少都具有的心理特性。只是英才的从众心理比较轻，而平庸之人的从众心理很重。万历皇帝的从众心理就很重。在张居正当权时，人人都服从张居正，他也因从众心理而听从张居正。张居正死后，几乎人人都毁谤张居正，他也因从众心理而打击张居正。 万历皇帝也是一个太爱“面子”而虚荣心很重的人，这样的人不可能改正自己公开的错误。他一旦公开否定了张居正，就不会再回头，而只会在否定张居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虚荣心很重的人，也常亲近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小人。 张居正的罪过就是贪功，不愿分功与人。他过分贪恋荣耀、荣誉和美名。张居正对儒教言奉行违。嘴巴上尊崇孔孟之道，实际行动又违反孔孟之道。他过分依赖自己的才能，迷信权势，倚靠权势。这就是张居正最终失败的原因。 此致 张国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