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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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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2010 9:40:00 PM [新闻时事]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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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并没有主张愚民政策
张国堂
2009年6月22日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⑴
  朱熹注解:
  ⑴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
  【译文】:
  孔子说:“政府官员宣布政令,让民众知道当做什么和当怎么做,不可做什么和不可怎样做,这是可能的。让民众知道为什么当做什么和当怎么做,以及不可做什么和不可怎么做,这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有许多不明事理的人以孔子的这句话而指责孔子主张愚民政策,这是极大的误会。孔子这里所说的不过是实话而已。我们知道:知其然容易,知其所以然很难很难。不是孔子不愿使民知之,而是不能使民知之。因为,民众之所以为民众,是因为他们没有强烈的求知欲。孔子一辈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一贯主张并身体力行“有教无类”,“不可使知之”是由于普通民众不求学。
  有人说:政府隐瞒事实真相,导致民众愚蠢。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真理比真相重要。而且,不知道真理的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事实的真相。中国的文革是广大民众参与的,那些参与文革的广大民众为什么至今不明白文革的真相呢?这是民众不知晓真理。而真理在《圣经》、《四书》和西方正宗政治学学者的书中,也在我张国堂的文章中。但至今中国绝大多数人不肯读这些书,也不肯怀谦卑的心读我的文章,因此,就不知晓真理。不知晓真理,就不可能明白真相。普通民众没有求知欲,不肯读书明理,这才是普通民众愚蠢的原因。
  民为邦本。从而,民众的信仰就是国家的根本。民众的信仰错误,必导致国家政治的紊乱。国家政治紊乱,民众必然受苦。民众信仰正确,必导致国家政治清明;国家政治清明,民众必然幸福。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不肯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又背叛中国自己的儒教,接受以巧言令色讨好下层民众并引导民众争利的歪理邪说,结果导致大动乱、大内讧、大内战、大血腥、大浩劫、大祸患、大苦难。什么“劳工神圣”、“按需分配”、“工人的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剥夺剥夺者”等等歪理邪说,就是以巧言令色讨好下层民众并引导民众争利的歪理邪说。“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是懒人的理想。接受这种歪理邪说的中国民众,没有人能够使之有智慧。只有苦难才能使他们觉醒。而苦难是他们所信赖的人加给他们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的苦难是天谴,是上帝发烈怒惩罚中国人民。许多中国人在巨大的苦难中还仍然没有觉醒,他们不肯接受因爱而责备他们的张国堂,而听信新左派张宏良等辈的蛊惑。如果张宏良等辈得势,中国人民必有新的苦难。而苦难必是张宏良等辈加给中国人民的。
  《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9:10)《圣经》又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1:7)凡是不肯跟随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人,都是愚妄的人。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⑴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⑵
  朱熹注解:
  ⑴困,谓有所不通。⑵言人之气质不同,大约有此四等。杨氏曰:“生知学知以至困学,虽其质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学之为贵。困而不学,然后为下。”
  【译文】:
  孔子说:“生而知晓真理的,是上等;学而知晓真理的,是次一等;遇到困惑和挫折之后肯下功夫学习而知晓真理的,是再次一等;遇到困惑和挫折之后还不肯用功学习的,就是庸人。”
  耶稣是真正的“生而知之者”。孔子总结尧、舜、禹、汤、文、武的成功经验,也总结夏桀、商纣失败的教训。这是孔子知晓真理的途径。
  民众是众人的集合。民众之中有智者,有高人。但绝大多数民众是庸人。而且,绝大多民众极度轻视民众之中的智者和高人。所谓“劳工神圣”的说法,指责孔子推行愚民政策的说法,都是讨好民众的巧言令色。如果民众相信这种歪理邪说,民众就必遭大祸。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要发挥人才的作用。人能尽其才的社会,才是合理的社会。人的智慧是上帝赐予的,人们重视有智慧的人,人民才会有幸福。如果人们普遍轻视有智慧的人,则民众必然受苦。我实在告诉你们:民众贵德尊贤,则是民众之福。民众叛道轻贤,则是民众之祸。
  同时,人与人的智力有差别。这是常识。在此从略,不谈。
  子曰:“性相近也⑴,习相远也。⑵”
  朱熹注解:
  ⑴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⑵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
  【译文】:
  孔子说:“人之初的本性是相同的,但由于人的习惯不同而导致人的道德品质相差甚远。”
  子曰:“唯上知⑴与下愚不移。⑵”
  朱熹注解:
  ⑴知,去声。⑵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气质相近之中,又有美恶一定,而非习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语其性则皆善也,语其才则有下愚之不移。所谓下愚有二焉:自暴自弃也。人苟以善自治,则无不可移,虽昏愚之至,皆可渐磨而进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为,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谓下愚也。然其质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过人者,商辛是也。圣人以其自绝于善,谓之下愚,然考其归则诚愚也。”或曰:“此与上章当合为一,子曰二字,盖衍文耳。”
  【译文】:
  孔子说:“唯有上等智慧的人靠真理的教导而能保有人之初的善良本性,所以其好的道德品质不会由于习惯而变坏。也唯有骄傲自是不顺服真理的人就失去人之初的善良本性,所以其坏的道德品质不会由于习惯而变好。”
  程子所说的“商辛”就是商纣王。
  顺服基督教、儒学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的人,就是智慧的人,这就是上智。骄傲自是,藐视训诲的人,就是愚妄的人,这就是下愚。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这里的“上”、“下”不是指人的地位的高低。孔子并没有说“居上位的人一定比地位低下的人更有智慧”。孔子自己也没有总是身居高位。在《论语》中,有许多比孔子地位高的人请教孔子。虽然“居高位的人不一定比地位低下的人更有智慧”,但也不能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好学服理的人最聪明,骄傲自是的人最愚蠢。
  俗语说:“贼是小人,知过君子。”这里的“知”不是真智慧,也不是真知识,而是狡猾、诡诈的智谋。骄傲、贪婪、狡诈的小人、贼子虽然在算计人的奸谋上超过君子,但仍然是下愚,因为奸贼之人最终没有好下场。
  像马克思、毛泽东等人,自以为聪明,骄傲自是,拒绝耶稣基督和孔子的教诲,煽动人与人相互仇恨和杀戮,就成为罪大恶极、万恶不赦的罪人恶人,就被上帝丢入地狱,永远在地狱里哀哭切齿。在人间也必遗臭万年。因此,他们就是最愚蠢的人,就是下愚。
  我张国堂由于顺服耶稣基督和孔子的教训,依靠耶稣基督成圣,与敌基督争战,为基督作王而争战,以言论的争战缔造中国和人类的永恒和平,促进人与人相互和睦,就必将成为中国永恒的皇帝,也是全人类永恒的皇帝。因此,我就是上智。
  顺便说说:中国必将成为以张国堂为永恒皇帝的君主立宪的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在我生前,我在中国的地位必将类似日本天皇在日本的地位。我死后,中国的政体就大体与美国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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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2010 9:41:00 PM [新闻时事]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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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轻德贪功导致新政失败——告郦波先生

郦波先生:
  张居正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的万历新政的成效也无疑是巨大的。但万历新政最终却失败了。既然失败,就必有其失败的原因。张居正之所以最终失败,是由于张居正轻视道德,太过重视自己的政治才能,而且贪功。这是张居正最终失败的原因。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张居正心中怨恨用酒醉死自己爷爷的小辽王,却隐藏自己的怨恨,友好地对待小辽王。这是不道德的。
  张居正导致自己失败的事情,就是不愿为自己的父亲守孝三年。虽然推行新政重要,难道就没有别人吗?如果没有别人,那反正新政必然要夭折,那又何必推行新政呢?因为,张居正是必然要死的。如果张居正按儒教的教义为自己的父亲守制,把推行新政的工作交给万历皇帝,并且推荐一个得力学生或同仁作内阁的辅臣。王锡爵、吴中行等都可作内阁的辅臣。以王锡爵为首辅,以吴中行副之。而自己在万历皇帝和李太后信任之下,一样可以在幕后支持和筹划新政。张居正回家丁忧守制,把朝政交给万历皇帝、王锡爵、吴中行等,然后自己在幕后支持和筹划新政。在自己生前就让皇帝和年轻大臣主持新政,那么新政就绝对不会被夭折。因为皇帝不会自己否定自己的工作。张居正坚持亲自主持新政,新政的功劳就全部是张居正的,而皇帝不能从新政的成功中得荣耀,而荣耀都是张居正的,这必然导致万历皇帝嫉妒张居正的荣耀。这是万历皇帝推翻新政的一个动机。
  张居正拒绝守制,践踏儒教的伦理纲常,罪是大的。孝道也是国家的根本。张居正不守孝道,破坏国家的根本。理所当然地会被儒教信徒反对。万历皇帝和张居正联手打击“反夺情”的正直人士,那些见风使舵的小人就随之得势了。在朝廷就没有主持正义的大臣了。这就是后来张居正死后不久受冤案迫害而没有人为他辩护的原因。
  虽然在张居正以前的首辅一旦离开内阁,权势马上就失去了,这都是因为离开内阁的首辅都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他们也因为失败才离开内阁。张居正因为父亲丁忧守制而离开内阁,并不会失去权势。而打击“反夺情”的大臣,得罪了所有的儒教信徒,并且使支持自己的政治势力分裂。这是张居正失败的重要原因。
  新政改革必然有反对的力量。由于新政改革派的分裂,正直人士受到打击,使新政的反对派和小人们在政治上得势。万历皇帝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他没有决心反击反对派的进攻,当然,他也没有强大动机坚持新政。因为新政不是他搞的。
  《圣经》说:“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箴17:15)那些“反夺情”的大臣都是正直人士,是义人,而张居正却定他们为恶,就是定义人为恶,因此作了上帝憎恶的事情。张居正死后被抄家,这就是他的报应。
  张居正不为自己的父亲守制,是由于他贪功,也是他不信任万历皇帝和其他朝臣的表现。
  张居正以“苟利国家,死生以之”的说法为自己不为父亲守孝辩护,不过是道德高调,很可能是巧言令色,遵守孔孟的教训才是正道。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忠臣应该把道德伦常看得比自己的生死更重要。
  宋朝的软弱并不是由于宋朝人遵守孔孟之道,而是由于宋朝皇帝对军队的将领不信任,也不愿意军队的将领立功。因为宋朝的创立者赵匡胤是军队的将领“黄袍加身”,因此,宋朝的皇帝总是担心、惧怕、提防军队的将领“黄袍加身”。这才是宋朝软弱的根本原因。
  张居正之后,明朝的读书人和官员的党争激烈。党争激烈的原因有二:一、皇帝没有及时正确地仲裁争议;二、社会没有公认的分辨是非善恶的标准。而且,社会没有公认的分辨是非善恶的标准,必会在读书人中间出现激烈的党争。张居正在许多儒教大臣的激烈反对下,仍然拒绝为自己的父亲丁忧守制。他的亲戚在为他辩护时还把宋朝的软弱归结为儒教的伦理。所有这些,都为读书人和朝廷中的官员的分裂和党争播下了种子。
  张居正葬父的排场太大,太张扬,太奢侈。张居正三年不要朝廷的俸禄,他的生活费用以及维持张府的排场的费用从何而来?朝廷的官员和万历皇帝怀疑张居正贪污受贿,这是有理由的。
  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的教育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张居正自己没有以身作则。在张居正对万历皇帝讲课的时候,一定讲过孝道是国家的根本,也一定讲过儿子为父亲守孝三年是很重要的,但张居正自己没有做到,而且在许多大臣反对的时候,张居正仍然不肯为自己的父亲守制。张居正一直教导万历皇帝要节俭。万历皇帝几次要钱搞点活动,张居正硬是不给。而张居正自己在葬父时却大肆铺张、大摆排场。这样,在万历皇帝的心中,张居正是一个讲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
  张居正对陶成喾谎报“长定堡大捷”的处理,也是错误的。其错误不是后来翻案,而是事前同意庆功奖赏。张居正应该以因自己丧父为公开的理由,对此事不表示任何态度。同时给万历皇帝写一封私密的书信,在书信中讲明自己的怀疑,并建议万历皇帝下令调查这事,待查实之后,再行封赏不迟。同时向万历皇帝报告自己已密令自己的学生暗中调查此事。这样,就不会给万历皇帝造成羞辱,而使万历皇帝得荣耀。张居正当时的做法的结果,使万历皇帝得羞辱,而张居正自己得荣耀。荣耀君主,是臣子的本分。导致皇帝蒙羞,则是臣子的罪过。荣耀自己,使君主蒙羞,不是忠臣所为。
  从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依赖可以看出,万历皇帝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平庸之辈,如果朝廷中有君子、大人辅佐,万历皇帝可以成为明君。如果朝廷中小人得势,万历皇帝必成为昏君。张居正死后,小人们很快就在朝廷中得势,这个责任应该由张居正负责。
  英才是选出来,不是单纯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孟子说得英才而教之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张居正应该从士子中挑选英才而教育培养作自己的接班人。万历皇帝平庸,不能承担新政的重任,这不是万历皇帝自己的错误。而张居正看不出万历皇帝的平庸,不从通过科举考试的士子中挑选英才,作自己的接班人,则是张居正的错误。
  总之,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新政被推翻,都是张居正的责任。万历皇帝只是一个平庸的人。指责万历皇帝就是指责上帝,因为上帝没有给万历皇帝智慧。上帝给了张居正聪明,但张居正没有善用自己的聪明。
  司马光说:明辩刚毅为才,中正平和为德。张居正明辩刚毅有余,而中正平和不足。而万历皇帝的明辩刚毅与中正平和都不足,是平庸之人,不是英才。
  王锡爵的政治才能不及张居正,但王锡爵的中正平和远比张居正强。如果王锡爵任首辅大臣,而张居正副之。这样可能更好。但张居正不肯居王锡爵之下。
  夺情风波与陶成喾的冒功风波,张居正都犯有重大错误,使他得罪了几乎所有的朝臣。而许多国家的忠正栋梁之臣都因夺情风波受打击而离开了朝廷的权力中心。吴中行、沈懋学都将可以作国家的栋梁,却因为夺情风波而断送了前程。这两个事件使新政的反对派和小人们有了翻盘的机会。
  从众心理是人人多少都具有的心理特性。只是英才的从众心理比较轻,而平庸之人的从众心理很重。万历皇帝的从众心理就很重。在张居正当权时,人人都服从张居正,他也因从众心理而听从张居正。张居正死后,几乎人人都毁谤张居正,他也因从众心理而打击张居正。
  万历皇帝也是一个太爱“面子”而虚荣心很重的人,这样的人不可能改正自己公开的错误。他一旦公开否定了张居正,就不会再回头,而只会在否定张居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虚荣心很重的人,也常亲近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小人。
  张居正的罪过就是贪功,不愿分功与人。他过分贪恋荣耀、荣誉和美名。张居正对儒教言奉行违。嘴巴上尊崇孔孟之道,实际行动又违反孔孟之道。他过分依赖自己的才能,迷信权势,倚靠权势。这就是张居正最终失败的原因。
  此致

张国堂
200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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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2010 1:23:00 AM [新闻时事]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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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可成为尧、舜——想成功者必读——告任不寐

任不寐兄弟:
  你是知道摩西十诫的。你应该知道:当孝敬父母。这条诫命列在不可杀人的诫命之前。因此,当孝敬父母是很大很大的诫命。父母的父母,就不当孝敬吗?作为中国人,应当孝敬自己的祖先。而否定儒学,就是否定我们中国人的祖先,这就是不孝敬祖先。因此,否定儒学,也是违反上帝的诫命。
  耶稣基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太7:7~11)
  上帝耶和华不偏待人。中国古人有没有寻找上帝耶和华的道?中国古人能不能寻见上帝耶和华一部分的道?中国古人靠上帝的道能不能获得造就而成为尧、舜?
  《圣经》明确启示:恶人最终必败亡,义人最终必兴旺。上帝耶和华在历史中按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这是明显的事。因此,后人可以从先人的成败兴衰而知晓上帝的道。从历史可知:尧、舜显然是兴旺、发达、荣耀。而桀、纣显然是衰败、耻辱、灭亡。总结先人的经验教训,就可以知晓上帝的道。圣灵也会光照中国古人,给中国古人普通启示。
  尧、舜是中国人,尧、舜能做的,中国人就有可能做到。因此,人皆可成为尧、舜。这不是虚话。
  《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3:10)但是,中国古人能不能靠上帝的恩典而称義?上帝对中国古人有没有恩典?不偏待人的上帝绝对不会对中国古人刻薄寡恩。儒教就是上帝赐给中国古人的恩典。你否定儒教,就是在指控上帝对中国古人刻薄寡恩。
  你既然知道没有義人,那刘晓波、丁子霖、李慎之等就是義人吗?他们拒绝上帝的一切恩典,他们靠他们自己能成为義人吗?你为什么要推崇这些自由主义者而否定孔子呢?
  根据《圣经》记载:在挪亚时代,除挪亚一家之外的所有人都邪恶,被上帝耶和华发洪水都灭绝了。因此,现在的人类都是挪亚的后裔。中国人当然是挪亚的后裔。这是毫无疑义的。挪亚是以诺的后裔。以诺与上帝耶和华同行,被上帝耶和华取去了。以诺是蒙上帝所爱的人。挪亚继承了以诺,尧、舜继承了挪亚,孔孟之道继承了尧舜之道。因此,以诺、挪亚是孔孟之道的源头。孔孟之道不是无神论。孔孟之道中也有上帝耶和华的特殊启示,只是不多。
  我们现在来读一段《孟子》:
  曹交⑴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⑵,有诸?”孟子曰:“然。”“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⑶,食粟而已⑷,如何则可?⑸”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⑹一匹⑺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⑻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⑼。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⑽”曰:“交得见⑾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⑿”曰:“夫⒀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⒁
  朱熹注解:
  ⑴赵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⑵“人皆可以为尧、舜”,疑古语,或孟子所尝言也。⑶句。⑷食粟而已,言无他材能也。⑸曹交问也。⑹胜,平声。⑺匹,字本作鴄,鸭也,从省作匹。礼记说“匹为鹜”是也。⑻乌获,古之有力人也,能举移千钧。⑼后,去声。长,上声。先,去声。夫,音扶。陈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尧舜人伦之至,亦率是性而已。岂能加毫末于是哉?”杨氏曰:“尧舜之道大矣,而所以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闲,非有甚高难行之事也,百姓盖日用而不知耳。”⑽“之行”二行,并去声。言为善为恶,皆在我而已。详曹交之问。浅陋麤率,必其进见之时,礼貌衣冠言动之闲,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两节云⑾见,音现。⑿假馆而后受业,又可见其求道之不笃。⒀夫,音扶。⒁言道不难知,若归而求之事亲敬长之闲,则性分之内,万理皆备,随处发见,无不可师,不必留此而受业也。曹交事长之礼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笃,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业。盖孔子余力学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诲也。
  【译文】:
  曹交问道:“‘人人都可成为尧舜’,有这话吗?”孟子答道:“有啊。”曹交问:“我听说文王身高一丈,汤身高九尺,如今我有九尺四寸多高,只会吃饭罢了,我如何能成为尧、舜呢?”孟子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努力去做就行了。有人要是连一只小鸡也提不起来,就是无力之人了。现今说能举起两百多公斤,便是大力士了,能当举重运动员了。那么,举得起乌获所能举的重量的,也就是乌获了。自己缓慢行走,跟在长者之后走,便是悌;自己急行,抢在长者之前走,便是不悌。跟在长者之后走,难道是人不能做到的吗?只是不愿意这样做罢了。尧舜之道,不过就是孝悌而已。你穿尧所穿的衣服,说尧所说的话,作尧所作为,便是尧了。你穿桀所穿的衣服,说桀所说的话,作桀所作为,便是桀了。”曹交说:“我准备去谒见邹君,向他借个地方住,情愿留在您门下学习。”孟子说:“道就像大路一样,难道难于了解吗?只怕人不去求罢了。你回去自己寻求吧,老师多得很呢。”(这里,我参考了杨伯峻、杨逢彬注译的《孟子》。下同。)
  跟在长者之后走,以便照顾长者,这是爱。跟在长者之后走,这是尊敬长者。跟在长者之后走,不仅仅是在地上走路,也可以推广为跟在长者后面学习。孝悌里面包含谦卑。
  效法尧、舜就可成为尧、舜。效法桀、纣就可成为桀、纣。
  人皆可成为尧、舜,是说人都有成为尧、舜一样的人的可能。当然,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必然性不等于现实性。
  舜不是一生来就是人们所推崇的天子,舜年轻时也是一个平民。诸葛亮不是一生下来就是蜀国的丞相,他年轻时也是一介书生。刘邦、朱元璋都是平民成为皇帝。中国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农家书生成为贤相、大臣。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林肯,也是平民出身。因此,人皆可成为尧、舜是可能的,不是虚话。
  中国古人追求内圣外王。内圣是个人的内圣,外王也是个人的外王。人在道里面,道在人里面,人与圣道合一,这就是内圣。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孔子的内圣。内圣是人里面圣洁,外王是外面有君王的形象和样式,还有君王的权柄。
  基督教说:虔诚的基督徒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外面就是基督的形象和样式。这是基督教的内圣外王。
  人内圣外王,就必有君王的权柄。君王的权柄是教训、责备、指挥他人的权柄。人的智力、机遇和处境是不同的,但人只要依靠真理而努力,就总可以在某一方面和某些人中作王。例如:孔子、孟子、曾子等都在中国历代读书人中作王。而教师就在其所教的学生中作王。政府官员就在自己的下级、部属和其管辖的人中作王。自然科学也是真理,牛顿在经典力学上作物理学家们的王。等等。
  怎样才能内圣外王呢?就是在已知真理的指导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
  什么是已知真理?《圣经》、《四书五经》、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阿奎那的政治著作选》、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历史经验和我张国堂的文章等就是已知真理,这是书本知识。
  格物致知就是在上述已知真理的指导下,考察当下的人、社会、国家的政法制度。如果你对当下的人、社会、国家的政法制度有了正确的认识,这是知致。人的认识正确,并倚靠圣道和圣灵使自己悔改自己以前的罪,并努力不犯罪,就能意诚、心正。意诚心正而后身修;人意诚心正,就会面色祥和得体、体态庄重得体、举止从容稳重、言谈不离正道;喜、怒、哀、惧、愛、恶、欲是人的情感情绪,人的情感情绪随人的内心思想而变化,人的内心思想又随场合、情景等等而变化,人的内心思想如果受義理的指导和约束,就会面色祥和得体、体态庄重得体;举止从容稳重,就是遇事不烦恼、不慌张、不急躁、不盲乱、不惧怕;遇事沉着冷静,以想方设法解决问题;这就是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庭和睦、兴旺,家中人人奋发向道、团结互助、努力行善;这就是家齐。家齐而后才能在治国、平天下中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
  人人都在治国、平天下中有份,都要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这就是作王。人人都通过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执掌王权,这就是我的理想。
  自由主義者追求尊严,不肯顺服他人,不许人作王。自由主义者自己不作王,他们也反对他人作王。不肯居人之下,这也是骄傲、嫉妒。因此这也是罪过。自由主义者们由于不肯顺服他人,从而就必然是一盘散沙,也就毫无力量。在政治上,没有组织,就没有政治力量。而没有纪律,就不可能组织起来。信自由主义的人们是一盘散沙,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全中国人都信自由主义,那整个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那就将使中国国不成国。因此,必须反对、批判自由主义。
  你尊敬他人,就给他人尊严。人人都尊敬他人,则人人都有尊严。儒教和基督教都是叫人尊敬他人。从而儒教徒和基督徒都能获得尊严。而自由主义者追求尊严,结果却得不到尊严。
  如果你顺服他人,让他人做你自己的王,就必有人顺服你,让你也必能作王。如果你不肯顺服他人,不让他人做你自己的王,那么就必没有人顺服你,从而你永远也不可能作他人的王。你如果居他人之下,就必有人居你之下。你如果不肯居人之下,就必无人居你之下。你如果作他人的仆人,就必有人作你的仆人。你如果不肯作他人的仆人,就必无人作你的仆人。
  《圣经》说:“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仆人。”(箴11:29)人间需要统治者。这是上帝耶和华的意旨。人人平等的主张是上帝耶和华所憎恶的。因为人人平等的主张是出于普通人的骄傲和嫉妒。我告诉你:上帝就是秩序!
  人与人在德性、智力、兴趣、特长等方面存在差别。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这是明显的事,你为何就看不见呢?你为什么就不明白呢?
  人人平等的主张扼杀天才,使有智慧的人无权服事众人。而智慧人的智慧是上帝赐予的。上帝耶和华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要谁高升,就使谁高升;要谁降卑,就把谁降卑。因此,人人平等的主张侵犯了上帝的主权。
  儒教主张以德分人,并主张仁者、智者宜居高位。这是正确的,完全符合《圣经》的。儒教的权威不够高,这才儒教的缺点。许多中国古人对儒教阳奉阴违。中国历史上的杀戮不是儒教造成,而是由于没有大选制度和三权分立等制度造成。当然,儒教对中国历史上的频繁的大规模内战、杀戮无能为力,束手无策,这是儒教的局限。儒教是真理,但儒教没有穷尽真理。
  人人平等的主张是讨好、迎合骄傲、嫉妒的普通人,因此是邪恶的。人与人在德才上存在高低的差别,这不是孔子编造出来的,而是真实的存在。人人都想居高位,这不是由于孔子的倡导,而是人的本能。亚里士多德说“名利两途是人的大欲”。德才低下的人想居高位,而又没有本事居高位,于是就主张人人平等。德才低下的人凭什么与德才高的人平等?
  人人生而平等,不是人人平等。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有高有低,但人人都有平等权利通过自己诚实的努力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人人平等的主张是造成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动乱、大内讧、大内战的重大原因之一。虽然由于没有大选制度和三权分立等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为争夺政权的内战。但人人平等的主张加剧了中国的内讧、动乱和杀戮。世界各国人民追求人人平等的努力都没有成功,都悲惨地失败了,而且都导致动乱、内讧和杀戮。追求人人平等的革命的结局都是人与人更加不平等。
  孙中山先生以“平等、博爱、民主、自由”为口号动员革命,但不久就在革命党内部去掉了“平等、博爱、民主、自由”,而代之以独裁和铁的革命纪律。因此“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口号是欺骗民众的诡诈。毛泽东发誓要消灭阶级差别,实现人人平等,许诺人民当家做主,以动员民众革命。毛泽东的革命胜利了,旧的统治阶级被推翻了,但新的统治阶级产生了。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阶级差别更大。人与人更加不平等。因此,人人平等的主张都是狡猾的野心家们的诡诈。
  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代议制民主,不是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是王道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统一。儒学经过适当少许修改之后,就与代议制共和政体完全相容。
  耶稣基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不肯顺服他人,不肯居人之下的,这也是自高。这种自高的人必降为卑贱。
  我顺服上帝耶和华,顺服拿撒勒人耶稣,顺服先知和使徒,顺服教会,也顺服孔子、孟子、朱熹、程子等等,顺服奥古斯丁、阿奎那·托马斯、加尔文、马丁·路德等等,还顺服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托马斯、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托克维尔,还顺服华盛顿、林肯、刘邦、李世民等等。就必将有人顺服我。我肯居上帝和古今中外历代圣贤之下,就必有人居我之下。肯居我之下的人,就必有人居他之下。凡现在不肯居我之下的人,他必将居所有人之下。
  要亲近智慧人,追随智慧人,你就也有智慧。上帝把智慧赐给祂所喜悦的人,跟随智慧人,也必得上帝喜悦,也就必得上帝所赐给的智慧。我本家的叔叔告诉我:“宁给高人提包袱,莫给愚人做师傅。”要乐于作智慧人的仆人。这样自卑的人,必升为高。不肯做智慧人的仆人,这就是自高。这种自高的人,必降为卑贱。
  《圣经》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林前14:32)圣灵引导人顺服先知。而魔鬼迷惑、诱导人背离先知。孔子等古今中外历代圣贤都是先知。先知就是受上帝启示而先知道真理的人。上帝的启示有普通启示和特殊启示。
  以树的果子的好坏来分辨树的好坏。这是耶稣基督教给我们分辨真假先知的方法。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是错误的,以历史上最终的成败论英雄,却是正确的。我们要以历史上的最终成败来分辨真假先知。历史证明孔子等古今中外历代圣贤是智慧人,因此,我们要跟从他们,也要跟从那些跟从圣贤的人。
  自以为有智慧而强求他人居自己之下,这是自高。这种自高的人,必被降为卑贱。以武力和强权夺取、霸占、垄断政府官位的人,或以谎言骗取社会地位的人,必在人间遗臭万年,而且必下地狱。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段《孟子》:
  孟子曰:“有天爵⑴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乐⑵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⑶。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⑷”
  朱熹的注解:
  ⑴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贵也。⑵乐,音洛。 ⑶修其天爵,以为吾分之所当然者耳。人爵从之,盖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⑷要,音邀。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弃天爵,则其惑又甚焉,终必幷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译文】:
  孟子说:“有天爵,有人爵。天爵是上帝所授予、所肯定的爵位,是天上的爵位;人爵是人所授予、所肯定的爵位,是人间的爵位。仁義忠信,不知疲倦地追求真理,爱好真理,坚守真理,这是天爵;政府官位、大学教授、教会的牧师、神甫等等名位,这是人爵。古人修养天爵,人爵也跟着来了。如今的人修养天爵,来追求人爵;已经谋取到了人爵之后,便放弃他的天爵,那就是被迷惑了,到头来连人爵也会丧失掉的。”
  内圣外王就是天爵。有天爵者,必获人爵。有天爵的人,有可能在其生前未获人爵,但在历史上必获人爵。孔子的至圣先师的人爵,不是在孔子生前获得的,而是在后来的历史上获得的。无天爵者,即使有崇高的人爵,但至终必失去人爵,并且还遗臭万年。我告诉你们:天爵高的人,在天堂的地位也高,天爵低的人,在天堂的地位也低。
  我们再来读一段《孟子》: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⑴,弗思耳。人之所贵⑵者,非良⑶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⑷。《诗》⑸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義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⑹”
  朱熹的注解:
  ⑴贵于己者,谓天爵也。 ⑵人之所贵,谓人以爵位加己而后贵也。⑶良者,本然之善也。⑷赵孟,晋卿也。能以爵禄与人而使之贵,则亦能夺之而使之贱矣。若良贵,则人安得而贱之哉? ⑸《诗》,《大雅·既醉》之篇。 ⑹饱,充足也。愿,欲也。膏,肥肉。粱,美谷。令,善也。闻,去声,亦誉也。文绣,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闻誉彰着,皆所谓良贵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则外物轻。”
  【译文】:
  孟子说:“人人都希望尊贵,这是人人同有的心理,这可以说是人的本能。但每个人都有靠着得尊贵的天恩,只是不明白罢了。人们所尊贵的,不一定尊贵。赵孟所尊贵的,赵孟同样可以使他下贱。人们的喜好会变。《诗经》说:‘酒已经醉了,德已经饱了。’这是说仁義之德很富足了,也就不必羡慕别人的肥肉细米;能获得好名声的德性在我身上,也就不必羡慕别人的绣花衣裳了。”
  人人都有人被造之初的善良本性,虽然因罪而败坏,但人只要信道行道,就可以恢复人被造之初的善良本性,这是天爵。信道就是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也就是信道。
  我们再读一段《孟子》:
  孟子谓宋句践⑴曰:“子好游乎?吾语⑵子游。人知之,亦嚣嚣⑶;人不知,亦嚣嚣。”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曰:“尊德乐義⑷,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義,达不离道⑸。穷不失義,故士得己⑹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⑺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⑻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⑼”
  朱熹的注解:
  ⑴句,音钩。宋,姓。句践,名。⑵好、语,皆去声。游,游说也。 ⑶赵氏曰:“嚣嚣,自得无欲之貌。” ⑷德,谓所得之善。尊之,则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荣。乐,音洛。義,谓所守之正。乐之,则有以自安,而不殉乎外物之诱矣。 ⑸离,力智反。言不以贫贱而移,不以富贵而淫,此尊德乐義见于行事之实也。 ⑹得己,言不失己也。⑺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兴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⑻见,音现。见,谓名实之显著也。⑼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实。此章言内重而外轻,则无往而不善。
  【译文】:
  孟子对宋勾践说:“你喜欢向人们宣传你的主张和见解吗?我告诉你在宣传时应有的态度。别人理解我,我也自得其乐;别人不理解我,我也自得其乐。”宋勾践说:“要怎样才能够自得其乐呢?”答道:“崇尚道德,喜爱公義,就可以自得其乐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掉義;得意时,不离开道。穷困时不失掉義,所以自得其乐;得意时不离开道,所以百姓不致失望。古代的人,得意,恩泽普施于百姓;不得意,修养自己的灵性生命,有灵性生命,就有好品德,以此表现于世。穷困便独善其身,得意便兼善天下。”
  人生的际遇各不相同,不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信道传道。读书人在穷困时不可丧失自己的志向和希望。要坚信上帝耶和华是赏善惩恶的上帝。只要自己的志向和主张符合上帝的意旨,上帝耶和华必达成自己的心愿。中国有古训:“人有善愿,天必佑之。”我们再读一段《孟子》: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⑴,傅说举于版筑之间⑵,胶鬲举于鱼盐之中⑶,管夷吾举于士⑷,孙叔敖举于海⑸,百里奚举于市⑹。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⑼。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⑽”
  朱熹的注解:
  ⑴舜耕历山,三十登庸。⑵说,音悦。说筑傅严,武丁举之。⑶胶鬲遭乱,鬻贩鱼盐,文王举之。⑷管仲囚于士官,桓公举以相国。⑸孙叔敖隐处海滨,楚庄王举之为令尹。⑹百里奚事见前篇。 ⑺曾,与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穷也。乏,绝也。拂,戾也,言使之所为不遂,多背戾也。动心忍性,谓竦动其心,坚忍其性也。然所谓性,亦指气禀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 ⑻恒,常也。犹言大率也。衡,与横同。横,不顺也。作,奋起也。征,验也。喻,晓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过,然后能改。盖不能谨于平日,故必事势穷蹙,以至困于心,横于虑,然后能奋发而兴起;不能烛于几微,故必事理暴着,以至验于人之色,发于人之声,然后能警悟而通晓也。 ⑼拂,与弼同。此言国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辅弼之贤士也。 ⑽乐,音洛。以上文观之,则知人之生全,出于忧患,而死亡由于安乐矣。尹氏曰:“言困穷拂郁,能坚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乐失之者多矣。”
  【译文】:
  孟子说:“舜从田野之中发达起来,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提拔起来,胶鬲从鱼盐的工作中北提拔起来,管夷吾从狱官的手里被释放而被提拔起来,孙叔敖从海边被提拔起来,百里奚从市场被提拔起来。所以天将把重大使命交到某人的肩膀上,必定先要苦恼他的心志,劳动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肠胃,穷困他的身子,他的每一行为总是不能如意,这样,便可以震动他的心意,坚韧他的意志和性情,增加他的能力。一个常因过错而受挫折的人才会谦卑、向道、受教;心意困苦,思虑阻塞,才会发愤读书、向师友学习,还留心观察社会;人里面有丰盛的灵性生命,意诚心正,就会表现在面色上,吐发在言谈中,这样就必被人所了解。一个国家,如果国内没有知法度的大臣为辅弼,国外没有相与抗衡的邻国和外患的,往往会荒淫腐败而亡国。这样,就可以知道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逸快乐足以使人死亡的道理了。”
  这里所说的生存、死亡不是指人的肉体生命的生存或死亡,而是说人的名在历史上的存留,或消亡。人的名字能在历史中存留,就必上天堂,而名字朽烂了,就必下地狱。这个说法与因信称義的教義并不抵触。耶稣基督是道。信道就是信耶稣基督。有真信心,就必有好行为;没有好行为,就没有真信心。耶稣基督亲自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5:29)上帝耶和华按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关于傅说,《史记·殷本纪》中说:“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髃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这是上帝以异梦命令武丁起用傅说。
  此致

张国堂
2009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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