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读《论语》·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第一章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孔子说：“乡村或城市的街道有仁厚的风俗为美。不选择有仁厚风俗的地方居住，哪能算得上是明智你？”
第二章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孔子说：“不虔诚信道的人，不能长久地过穷困的生活，也不能长久地过安乐的生活。虔诚信道的人无论贫困与安乐都安心于守道，有智慧的人才能有利于行道。”
大学者朱熹曰：“乐，音洛。知，去声。约，穷困也。利，犹贪也，盖深知笃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约必滥，久乐必淫。惟仁者则安其仁而无适不然，知者则利于仁而不易所守，盖虽深浅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夺矣。”
谢氏曰：“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乱，如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谓之有所见则可，谓之有所得则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乱，未能无意也。安仁则一，利仁则二。安仁者非颜闵以上，去圣人为不远，不知此味也。诸子虽有卓越之才，谓之见道不惑则可，然未免于利之也。”
张国堂说：“仁是对天主上帝和对人的爱心。不虔诚信道的人就不会尽心、尽性、尽意地爱天主上帝并爱人如己。因此，不虔诚信道的人都不仁。同样，不仁的人也不会虔诚信道。”
大卫说：“（大卫的诗，交与伶长。）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大大地害怕，因为神在義人的族类中。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诗14:1~7）
张国堂说：“无神论者没有来世永生的盼望也没有死后下地狱的畏惧。如果长期处在贫困之中，就很可能会沦为偷盗、抢劫；或者可能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以图发财；或者可能会说假话以谋求官职。甚至还可能犯上作乱。如果长期安乐，则可能安乐思淫欲。因此，说没有神的愚顽人久处贫穷则滥，久乐必淫。”
张国堂说：“爱天主上帝者能爱人，知天主上帝者能知如何爱人。”
第三章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孔子说：“只有熟知并相信正确的政教学说且有爱心的慧心人，才能公正恰当地爱人，憎恶人。”
张国堂说：“如果把歪理邪说当作真理来坚持，就会把坏人当作好人，把好人当作坏人。”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因为那些但求掌权而不求为社会服务的人在其臣民的任何进步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因为他们疑心这种进步会威胁他们的万恶的统治。暴君们所猜疑的总是好人而不是恶人，并且还常常害怕德行。他们经常想方设法阻挠他们的臣民成为有德之士，阻挠他们在胸襟的豁达方面有所提高，免得他们在无道的统治下渐渐不稳起来。他们阻挠他们的臣民彼此建立友谊，享受友爱和平的利益；希望他们经常处于互相猜疑的状态，永远不能联合起来反对暴君的政权。所以暴君们在他们的臣民之间散播不睦的种子，在发生倾轧的地方煽风点火；同时他们还禁止人们一切有利于融洽感情的举动，例如婚礼和宴会，以及所有那些能在人们中间一般地产生亲密感情和信赖的活动。他们也想法使任何人不能获得权力或财富：因为他们凭自己的坏心肠来衡量他们的臣民，并且，他们自身既然把权势和财富用在作恶的方面，就惟恐他们的臣民的权势或财富与他们不利。所以约伯在提到一个暴君时说（《约伯书》，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节）：‘惊吓的声音常在他的耳中，甚至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即没有人打算害他的时候），他也总是疑心人家有阴谋活动’。由于这个缘故，如果那些本来应该鼓励他们的臣民修身敦行的统治者反而怀着猜忌和恶意看待一切德行，想尽办法来加以阻挠，那么在这种暴政的统治下，有德之士就寥寥无几了。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在推崇实力的人中间可以找到强者；西塞罗也说过：‘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普遍受人轻视，就会衰退而不再盛行。’难怪那些在畏惧的气氛下教养出来的人精神萎靡软弱，害怕应付困难的或费劲的工作。这从那些长期处在暴政下的国家的经验中也可以获得证明。所以使徒保罗说（《歌罗西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你们作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正是由于考虑到暴政的这些恶果，所罗门才说（《箴言》，第二十八章，第十二节）：‘恶人兴起，人就堕落，’因为歹毒的暴君们使人们不再去求得德性的完备。”（《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52、53页）
张国堂说：“暴君一般都很骄傲，自以为很聪明，刚愎自用，甚至想取代天主上帝。天主上帝给了每一个正常的成年人自由意志，并给了他足够的智慧以管理他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暴君却剥夺公民管理其私人利益的权利，从而就剥夺了天主上帝给予人管理其私人利益的自由意志。暴君把自己的意见当作绝对真理，把与他们不同的意见都说成是错误，然后对之暴力相加，对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天主上帝要每个人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认识和信仰自己。每个人都有权按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认识真理。从而每个公民都有权犯不损害他人的错误。信仰自由，这是宪法的原则。政府不得因认识和信仰上的错误而刑罚并未损害他人的公民。教会在反对异端时，必须坚持‘信仰自由的原则’。”
张国堂说：“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暴君总是不能长久的，而且下场都很悲惨。而且，那些追随暴君的人下场更为悲惨。因为天主上帝憎恶暴君，必要推倒暴君。
“暴君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害，给人民带来巨大不幸和痛苦。他自己也是最不幸的。暴君虽然很尊荣，往往被人歌颂。但他心怀恐惧而又孤独，因此是最不幸的。暴君的基本手段就是恐怖。他要使全国的人都因恐惧而不敢反抗他。他不信任任何人，人也不信任他。他总是疑心有人要阴谋害他，因此，他总是提心吊胆，心中没有平安。”
第四章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立志于爱天主上帝并爱人如己，就不会故意做坏事。”
所罗门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箴3:5~7）
第五章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孔子说：“富贵，是人所希望得到的；但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富贵。贫贱，是人所厌恶的，但不能用不正当的方法去摆脱贫贱。君子离开了所信的道，怎么能获得美名呢？君子就连吃一顿饭的时间也不违背所信的道，即使在急迫的情况下也要这样，在流离困顿之中也要这样。”
所罗门说：“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箴19:1）又说：“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箴28:20~22）又说：“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仍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利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箴1:10~19）又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箴22:4）又说：“不義之财，毫无益处。惟有公義，能救人脱离死亡。耶和华不使義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贻羞之子。”（箴10:2~5）
张国堂说：“以仁義为准则，诚实地，光明正大地追求自己的富贵，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世俗的最高德行。”
张国堂说：“社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个人有活力，社会就有活力，个人没有活力，社会也就没有活力。每个人都能公平公正地努力追求他自己的幸福，这个社会就会欣欣向荣。”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相信个人的努力能实现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这是美国共和党的信条。”
美国前总统里根说：“首要的原则就是汤姆斯·杰弗逊所说过的‘人类不能被少数权势者所统治’。另一个原则是，要保证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无论他们出身如何、社会地位多么卑微，都有均等的机会向上发展，去得到他们的天资和才干所能得到的一切。要相信人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创造不朽的业绩，都能自理自治……”“只有当人们获得了信仰和创造的自由，只有当他们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劳有所获时，这样的社会才能充满活力，才能够繁荣、进步和自由。”
第六章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尽心、尽性、尽意爱天主上帝并爱人如己的人，没有见过厌恶不義的人。尽心、尽性、尽意爱天主上帝并爱人如己的人，其德行是他人无法超过的；厌恶不義的人，在按天主上帝的话语行事时，不让不義的人影响自己。有果能一旦奋起用他的力量按天主上帝的话去实行的吗？我还没有见过这样做而力量不够的。这样的人可能会有的，但我没有见过。”
徐志刚先生的译文如下：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爱好仁德的人，没有见过厌恶不仁的人。爱好仁德的人，是无法超过的；厌恶不仁的，在实行仁德时，不会让不仁德的人影响自己。有能在某一天用自己的力量去实行仁德的吗？我还没有见过[实行仁德而]力量不够的。这样的人会有的，但我没有见过。”
圣使徒保罗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决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義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義。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箴3:9~20）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如果君主政体不发生腐败现象，它是治理一国人民的最好的政体。但是，由于君主获得了广泛的权力，除非这个大权在握的人具有完美的德性，君主政治就很容易脱化为暴君政治，因为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伦理学》第四篇），‘唯独有德之士才能在一帆风顺时始终保持正直。’然而，具有完美德性的人却寥寥无几。”（《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30页）
西方有名言：“权力容易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败。”
孟德斯鸠说：“一个政府，如果没有做不正義的事情的爪牙，便不致成为一个不正義的政府。但要这些爪牙不给自己捞一把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专制的国家里，贪污便是当然的现象。”
张国堂说：“如果孔子时代的各诸侯国的国君有‘好仁者’那么孔子就一定会见到‘好仁者’。孔子说‘我未见好仁者’这就说明当时各诸侯国的国君没有‘好仁者’。”
所罗门说：“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箴20:6）又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世上实在没有。”（传7:20）
张国堂说：“君主制容易腐败变质，容易出现暴政。只有代议制共和政体，才能避免腐败，避免暴政。代议制共和国政体必须坚持多党制、新闻自由、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一党专政类似君主制。更容易腐败，更容易出现暴政。只有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多党制才能避免腐败，才能避免暴政。”
张国堂说：“人人都该努力创建一个避免暴政的政治体制，不可对有可能产生暴政危险的政治体制心存侥幸，因为人人都可能受暴政的迫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能避免暴政的迫害。他在暴政下被迫害致死，死得很惨。这个历史事实，中国人决不该忘记，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
“暴政在开始时，只迫害极少数无辜的人，后来却愈演愈烈。1955年，在胡风等人无辜遭迫害时，当年的右派有谁知道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就遭迫害？1957年反右时，刘少奇、周扬、陆定一等人在积极参与迫害无辜的右派分子时，他们何曾想到在不久的将来自己会惨遭迫害？中国人啊，醒醒吧！不要在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下害人害己。只有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道路，才有安全。
“当掌权者以某种罪名控告某些人，并严厉地打击他们时，同时剥夺被控告者公开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也不许任何人为他们辩护，这就是暴政，就是在制造冤假错案。整个社会将为此承担严重的后果，付出惨重的代价。”
第七章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孔子说：“人的过失，各自同他那一类的人一样。观察一个人的过失，就可以知道他是哪一类的人。”
程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类。君子常失于厚，小人常失于薄；君子过于爱，小人过于忍。”
尹氏曰：“于此观之，则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吴氏曰：“后汉吴佑谓：‘掾以亲故：受污辱之名，所谓观过知仁’是也。”
大学者朱熹曰：“党，类也。愚按：此亦但言人虽有过，犹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谓必俟其有过，而后贤否可知也。”
第八章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说：“早上听说并明白知晓了真理，哪怕就是晚上死去，也是可以的。”
大学者朱熹曰：“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时之近。”
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闻道，虽死可也。”又曰：“皆实理也，人知而信者为难。死生亦大矣！非诚有所得，岂以夕死为可乎？”
我主耶稣基督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又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8:31~32）又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太10:39）又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魂下同）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16:25）
使徒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1:1~5）
张国堂说：“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信而受洗，就是立即就死，也可无憾，更不可怕。因为可以到天堂享福。”
第九章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孔子说：“立志探索真理，而又以衣食不如人为耻辱，这样的人，就不值得同他谈论了。”
我主耶稣基督说：“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 神，又事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太6:2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4:4）
第十章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義之与比。”
孔子说：“君子自立于社会，没有一定要做的事，也没有一定不肯做的事；没有一定要用的办法，也没有一定不肯用的办法，而是凡事服从正義。”
第十一章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孔子说：“政治家关心政教学说，平民关心自己的财产；政治家关心刑律法度，平民关心自己的生活幸福。智慧人关心自己的品德修养，愚妄人倚靠自己所有的财富；智慧人畏刑守法，愚妄人贪恋财利。”
大学者朱熹曰：“怀，思念也。怀德，谓存其固有之善。怀土，谓溺其所处之安。怀刑，谓畏法。怀惠，谓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
尹氏曰“乐善恶不善，所以为君子；苟安务得，所以为小人。”
所罗门说：“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惟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義人必发旺如青叶。”（箴11:27~28）又说：“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箴14:16）又说：“瞻徇恶人的情面，偏断義人的案件，都为不善。”（箴18:5）又说：“刑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箴19:29）又说：“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良言乃为纯净。贪恋财利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箴15:26）
使徒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6:10）
张国堂说：“君子思念天主上帝爱人的恩德，小人关心世俗的权势地位。君子怕下地狱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小人贪图财利。”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根据经验，我们甚至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君主靠仁政所获得的财富，比暴君靠强取豪夺得来的为多。暴君的统治是人人发指的，因此他需要有许多卫士来保护他的安全，不受他的人民的暗算；这就使他所付出的金钱远比他能从臣民手中勒索的为多。另一方面，一个君主的政权既然能够迎合臣民的心意，就会由那些不受贪欲驱使的公民本身来加以保卫；事实上，在必要的时候，他们是会很慷慨地把远非任何暴君所能勒索的东西贡献给君主的。这种情况足以证明所罗门所说的话的正确性（《箴言》，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有施散的（即君王），却更增添；有贪欲过度的（即暴君），反致穷乏。’所以，由于上帝的公正判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积不義之财的人挥金如土，从而发见自己不得不作出赔偿。正如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五章，第九节）里所说的：‘贪婪的人一定不因获得银子而满足，贪爱财富的人一定不会由此获得利益。’又如他说（《箴言》第十五章，第二十七节）：‘贪恋财利的，扰害己家。’可是，对于御德修礼的君主，上帝本身就使他增益财富，正如所罗门所做的那样，因为所罗门根据智慧作出判断，同时也就获得了使其财货丰足的诺言。
“至于声望，则大可不必浪费时间来加以论述。有德之君不但在生前而且特别在死后总能以某种形式仍然为人们所尊崇和悼念，而恶人的名字总是立刻为人所遗忘，或者，如果他们的罪恶特别昭著，他们只能永遭唾诟，这一点谁能表示怀疑呢？所以所罗门说（《箴言》，第十章，第七节）：‘義人的遗芳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他不是被人忘掉，便只是一具令人掩鼻的腐尸。”（《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76、77页）
圣使徒保罗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義。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爱，和平。惟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提后2:19~23）
第十二章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孔子说：“为追逐私利而行动，会招来许多人的怨恨。”
张国堂说：“政治家如果追逐自己的利益，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从而就不可能成功。”
所罗门说：“多有财利，行事不義，不如少有财利，行事公義。”（箴16:8）
第十三章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孔子说：“能够以礼让的原则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又如何能实行周礼呢？”
大学者朱熹曰：“让者，礼之实也。何有，言不难也。言有礼之实以为国，则何难之有，不然，则其礼文虽具，亦且无如之何矣，而况于为国乎？”
圣经说：“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坐。’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路14:7~11）
第十四章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孔子说：“不要担心没有官位，要担心没有能立身于社会的学识和本领。不要忧愁没有人认识自己，只求自己能成为值得别人认识的人。”
第十五章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说：“曾参啊！我所主张的道是由一个根本的宗旨而贯彻始终的。”曾子说：“是的。”孔子出去后，别的弟子问：“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所主张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
大学者朱熹曰：“参，所金反。唯，上声。参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贯，通也。唯者，应之速而无疑者也。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尔。夫子知其真积力久，将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应之速而无疑也。”又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无余法，而亦无待于推矣。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着明之，欲人之易晓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或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于義亦通。”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不远是也。忠恕一以贯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此与违道不远异者，动以天尔。”又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干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圣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贯之，惟曾子为能达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门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犹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谓‘忠恕违道不远’，斯乃下学上达之義。”
子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於人。”
张子曰：“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又曰：“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张国堂说：“孟子的这段话，和上述孔子与曾子及弟子们的对话，是儒家学说的总纲。”
张国堂说：“忠恕对天，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天主上帝。忠恕待人，就是爱人如己。怎样才是爱人如己呢？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主耶稣基督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待人。’以‘我’说，就是‘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就要怎样待人。’”
第十六章
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孔子说：“君子明白道义，并服从道义；小人知晓利益，并服从于利益。”
张国堂说：“可以以道义说服君子，难以以道义说服小人。可以以利益说动小人，不可以利益说动君子。”
大学者朱熹曰：“喻，犹晓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程子曰：“君子之于義，犹小人之于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笃好。”
杨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所恶无甚于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为利故也，小人反是。”
使徒保罗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6:8）
亚里士多德说：“人人都爱自己，而且自爱出于天赋，并不是偶发的冲动[人们对于自己的所有物感觉爱好和快意；实际上是自爱的延伸]。”（《政治学》第55页）
张国堂说：“君子：按其本原的意思是在位的统治者，引申的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義人、仁人、善人、诚实人、智慧人、慧心人、谦卑人等。小人：按其本原的意思是平民，引申的意思是品德低劣的人、愚昧人、愚妄人、亵慢人、傲慢人、乖谬人、乖僻人恶人、罪人以及狡猾、奸诈、伪善的人等。君子、小人按其本原的意思既不是褒義词，也不是贬義词，而是中性词。因为在位的统治者们中也有品质低劣者；在平民中，也有道德高尚的人。按其引申的意思，君子是褒義词，小人是贬義词。
“乖谬：是虚伪，不诚实的意思。”
张国堂说：“我主耶稣基督知道人人都爱他自己。因此，祂就叫人爱人如己。”
托克维尔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私人利益的最高裁判者。”
张国堂说“明智的领导者明白知晓義理，平民明白知晓他自己的利益。智慧人明白按照天主上帝的话好善恶恶、立是去非，愚妄人只晓得追求私利。”
张国堂说：“孔子说：‘小人喻于利’。就是说平民百姓知道管理自己的私人利益。因此，政府就应当尊重公民对他自己私人利益的管理权，从而就不应当干涉公民的私人事务。公民对他自己的私人利益的自治权，是现代社会的基础。
“公民个人是否追求上天堂，以及他以什么方式方法追求上天堂，这都是公民个人的私人事务，政府不应当干涉这些事务。”
张国堂说：“政治家或立志作政治家的人应当追求公義，追求社会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幸福。如果政治家追求自己的邪情私欲的满足，或恋栈（贪恋官位）、或贪权、或迷色、或酷慕荣誉、或贪爱财宝、或刚愎自用等，则必然导致国家政治昏暗、国家贫弱、人民贫困。而平民则应当追求自己的正当权利，应当追求自己的幸福。政治家或立志作政治家的人作为公民，应当追求自己的公民权利。政治家在追求自己的公民权利时，也为其他人争取了公民权利。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则每一个人都会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样，每个人都有活力，整个社会自然有活力，定会欣欣向荣。因此，保证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均等的机会追求自己的幸福，则整个社会也会幸福。因此，在位的掌权者不论以什么理由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都是在祸国殃民，都是国贼、民贼。”
张国堂说：“对天堂幸福的盼望是人生最高的幸福。追求天堂幸福的人，就会舍生取義，杀身成仁。诚心追求天堂幸福的人，天主上帝也会赐给他世俗的幸福。”
张国堂说：“凡不在政府中任要职的人都是平民。平民在选举时或评价国家的政策时，要以天主上帝的话为最高标准。因为天主上帝爱世人，天主上帝的话莫不公義，从而就最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
所罗门说：“君王若听谎言，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箴29:12）又说：“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箴29:14）这些话用现代语言说就是：“政治家若听谎言，他一切的追随者都是奸恶。”“政治家凭诚实判断穷人，他必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张国堂说：“平民也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尽自己的公民義务。”
大学者朱熹曰：“人君以德为外，以财为内，则是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也。盖财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专之，则民亦起而争夺矣”
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亚里士多德说：“还有，人间的争端或城邦的内讧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财富的失调，名位或荣誉的不平也常常会引起争端。但名利两途的熙攘，各徇其不同的途径：民众的吵闹都着意于财货的不平，至于有才能的人所憎恨的却是名位的过分‘平等’，他们[一旦受辱或不得其位，就]因荣誉的不平而从事革命活动；这种愤概的性情恰好表现于诗人的诗句：
‘良莠不分兮贤愚同列。’
［除了内乱这样的重大问题外，我们也得考虑到平常的刑事犯罪。］（一）有些犯罪是由于缺乏衣食；这里，法勒亚想到了平均财产这个补救方法，使人人都可以获得生活的必需品，这样就能防止迫于饥寒而起的盗窃行为。（二）但衣食并不是犯罪的唯一原因。人们在温饱之余，或为情欲所困扰，就寻欢作乐以自解烦恼，他毕竟又犯了刑法。（三）人们还不仅为了解除情欲的烦恼，而入于刑网；尽有情欲可得慰藉、名利可以满足的人，还是抱有漫无边际的愿望，［追求无穷的权威，］于是他终究由于肆意纵乐而犯罪了。
“那么，对于这三类罪行，可有什么救治的方法？对于第一类，可给予相当的资财和职业；对于第二类，可培养其克己复礼的品性。至于第三类，我们设想到世间种种欢娱无不有赖于他人，［所以寻欢的人们终不期而多有侵犯，］人如果自足于己，而与世无争，就让他遂志于哲学的清思吧。世间重大的罪恶往往不是起因于饥寒而是产生于放肆。人们的成为暴君（僭主），决不是因为苦于缺乏衣着。所以［僭主的罪恶特别大，］人们不重视谁能捕获一个窃衣的小偷，而以殊荣加给那位能够诛杀一僭主的勇士。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法勒亚［所倡议的］政制的一般措施只能借以防止较轻的犯罪。”(《政治学》第70、71页)
亚里士多德还说：“人类的欲望原是无止境的，而许多人正是终生营营，力求填充自己的欲壑。财产的平均分配终于不足以救治这种劣性及罪恶。惟有训导大家以贪婪为诫，使高尚的人士都能知足，而卑下的众庶虽不免于非分之求，但既无能为力，也就不得不放弃妄想；至于他们分内应得的事物当然应该给予公正的分配，勿使发生怨望。”(《政治学》第73、74页)
使徒保罗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6:6~10）
张国堂说：“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与荣誉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人从低级到高级的本原需要。人往往在较低级的本原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之后，就会追求更高级的本原需要。这是人的本原需要优势递增的规律。这个规律是马斯洛发现的。因此可称为‘马斯洛定律’。”
张国堂说：“人的活动手段一定要达到他的活动目的；他的活动目的一定要满足他的自身需要。这是人的活动的基本规律之一。可称为‘人的活动定律’。西方行为科学中说：‘人的需要决定他的动机，他的动机决定他的行为。’简单地说就是：‘需要决定动机，动机决定行为。’这是行为科学的基本原理。”
张国堂说：“人的活动目的和手段一定要适合他的自身因素和他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人的自身因素是：他的自身条件、年龄、智力的高低、胆量的大小，他拥有的财产、他的收入，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学识，他的经历等。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我们把这个规律叫做‘人场互动定律’。”
张国堂说：“马克思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这个说法是对人场互动定律的模湖认识，因此就包含有真理，也包含严重的错误。因为人的社会意识中包含有人的欲望意识。而人的欲望意识不是由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例如，人的公有制的社会存在不能决定人大公无私的社会意识。人在公有制的社会存在中，仍然有自私自利的社会意识。这就说明，人的社会存在并不一定总能决定人的社会意识。”
张国堂说：“关于决定、符合、适合的词義的联系和区别是：B决定A，A也对B有反作用，则说A适合B；B决定A，A不对B有反作用，则说A符合B。A适合B或A符合B，则并不一定B决定A，也就是说B可能只是A的决定性因素中的一个，而可能不是全部。A适合B，则A符合B，且A可以改变或影响B。A符合B，则A不一定适合B，因为A不一定可以改变或影响B。”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在一切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种力求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的冲动”（《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62页）
林肯说：“人有自私自利的本能，也有爱好正義的天性。”
张国堂说：“私有制起源于人自私自利的本能，也是由人的自私自利的本能决定的。同时也符合人爱好正義的天性。人的天性和本能是天主上帝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因此，私有制是不可废除的，从而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和主张都是歪理邪说，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是必然要失败的。
“为什么说私有制符合人爱好正義的天性呢？因为私有制符合人的自治原则和人民主权原则。因为自治原则和人民主权原则是正義的，所以，私有制就是正義的。”
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林肯说：“自治这种权利认为，每个人对完全属于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我相信这种主张是出于我的正義感。我把这个原则从个人扩充到社会。之所以把它扩充，是因为它不但天然是公正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明智的；说它在政治上是明智的，是因为它使我们不必对与我们无关的事大吵大闹。”（《林肯选集》第63页）
林肯又说：“真正的人民主权是：国家应该管理与国家有关的事务；一个州或一个较小的政治团体应该管理惟独与这个州或这个政治团体有关的事务；个人应该管理惟独与他个人有关的事务。”（《林肯选集》第123页）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财产的私有制时说：“划清了各人所有利益的范围，人们相互间争吵的根源就会消除；各人注意自己范围以内的事业，各家的境况也就可以改进了。”（《政治学》第54页）
亚里士多德又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政治学》第48页）
张国堂说：“财产私有，而每个公民拿出一部分财物以供养政府，同时使人们明白‘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道理，使富人乐于施舍财物以周济穷人。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理想。”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关于有形的东西，有两点是人们必须加以考虑的。首先有关取得和处置的权力；在这方面，私人占有是准许的。有三个理由足以说明这对于人类的生活来说也是必要的。第一，因为每一个人对于获得仅与自身有关的东西的关心，胜过对于所有的人或许多别人的共同事务的关心。各人在避免额外劳动时，总把共同的工作留给第二个人；像我们在官吏过多的情况下所看到的那样。第二，因为当各人有他自己的业务需要照料时，人世间的事务就处理得更有条理。如果每一个人什么事情都想插一手，就会弄得一团糟。第三，因为这可以使人类处于一种比较和平的境地，如果各人都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满意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只有在那些联合地共同地占有某种东西的人们中间，才往往最容易发生纠纷。”（《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41页）
张国堂说：“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如果个人没有财产，那么个人就没有自由。西方人说：‘无财产，无自由。’这是完全正确的。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之后，每个公民都会成为任由掌权者搬的砖。
张国堂说：“全民所有制必然会采用国家所有制或企业所有制。因为全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个人对行使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不感兴趣，也不关心，更不可能了解各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情况。虽然绝大多数人对财产的保护和增值并不关心，但相当多的人们对权力的追逐却欲望不弱。如果每一个公民真的有自由的发言权，真的能自由地去竞选各个企业的负责人，必然会大吵大闹，社会就难有和平。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国家如果没有出现大吵大闹，那一定是由于专制的恐怖。因此，全民所有制必然是国家所有制或企业所有制。东欧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和中国等都是国家所有制。前南斯拉夫不是国家所有制，而是社会所有制，实际上是企业所有制。就是每个企业的全部职工行使本企业的所有权。对任一个企业而言，这个企业之外的公民不能行使这个企业的所有权。企业所有制必然导致个企业之间的苦乐不均，同时，企业所有制的企业排斥外人在本企业就业。另外，企业大多数职工对行使企业所有权既无兴趣，也不太关心，其权力必被少数个别人所掌握。如果每个人都有自由的发言权和自由竞选权，其结果必然是大吵大闹的争吵。这种所有制为喜欢出风头爱管闲事而又不负责的人提供了方便，也为喜欢意气之争的人提供了场所。掌权者要巩固自己掌权的地位，必要打击挑战者。对其怀疑的挑战者也要防备和打击。企业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勾心斗角要花费掌权者的巨大精力。同时，在企业内部政治斗争中取胜的人并不一定擅长经营管理。这必然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只有南斯拉夫采用企业所有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国家所有制。
“国家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由国家指定的官员行使。这样，行使国有企业所有权的人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而企业的所有者——全民又不行使所有权。行使国有企业所有权的人不是企业的所有者，他就不会像所有者那样行事，别人也不允许他像所有者那样行事。着就是所有者缺位。
“由于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是政府任命的。他要保住自己的位子，就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去拉拢政府官员的关系。从而就对市场不太关心，对企业管理也不太关心。他最关心的是与政府有关官员的关系。着必然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而私有企业的老板之所以为老板，是由于市场的选择和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无能之辈必被市场所淘汰，决不能在许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而成为老板。私有企业的老板要想继续当老板，只能靠他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从而，他必然要关心市场和企业管理。因此，私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就高，发展就快。
“国有企业的主管官员之所以为主管官员，并不取决于他所主管的企业的经营业绩，而关键在于他与有权任免他的掌权者的关系。企业的经理之所以为经理，并不取决于他所负责的企业的经营业绩，而关键在于他与政府有关官员的关系。擅长与政府官员拉关系的人并不一定擅长经营管理。同时，企业搞好了，经理所得不很多，企业搞亏损了，他的损失也不很大。这样，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就没有有效的动力机制、压力机制、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普遍的无能、怠工或腐败。着就是三分之二以上国有企业亏损的根本原因。”
张国堂说：“在消灭私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国家里。掌握政权的人也掌握全国的财产。而一旦在政治上失势，就会一无所有。着就是‘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人们没有经商的出路，因此就只能在政治上找出路。这就导致政治上过分激烈的竞争，导致政治斗争的异常残酷。掌权者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他所怀疑的挑战者自然会无情打击，他必要制造恐怖，以使社会平静。因此，在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国家里，要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那就比登天还难。”
张国堂说：“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发展缓慢，满足不了人民的消费需求。解决不了人民的就业。而私有企业效益高、发展快，能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能解决人民的就业。中国永远也不要再做消灭私有制的蠢事。”
张国堂说：“甲单位以商品A与乙单位的商品B相交换。由于货币也是商品，商品A或商品B是货币。甲单位是私有企业并属其负责人所有，商品A也完全属甲单位所有。乙单位可能是企业也可能不是企业。乙单位不属其负责人所有。商品B也不完全归乙单位所有。有第三者与乙单位共同所有商品B。这样，甲单位的负责人与商品A的利益关联强，而乙单位的负责人与商品B的利益关联弱。这样，甲单位的商品A与乙单位的商品B的交换是利益关联不对等的交易。在商品交易时，如果利益关联不对等，而又无有效的监督，就往往会出现私下幕后的交易，使利益关联强的一方和利益关联弱的一方的当事人得利。这是一个规律。我们把这个规律叫做商品交换利益关联不对等定律。1978年之后，这个商品交易中普遍存在的‘回扣’现象，以及许多国有企业出现‘庙穷和尚富’的现象，就证明这个定律是正确的，真实的。
“由于商品交易利益关联不对等定律，以及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从而使监督乏力。因此，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混合经济必然出现腐败，而公有制就是腐败的温床。因此，要尽量减少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凡适合私人经营和私人愿意经营的事业，就应该由私人经营。国家只从事不适合私人经营或私人不愿意经营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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