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读《论语》·里仁第四

基督徒读《论语》·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第一章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孔子说：“乡村或城市的街道有仁厚的风俗为美。不选择有仁厚风俗的地方居住，哪能算得上是明智你？”

　　第二章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孔子说：“不虔诚信道的人，不能长久地过穷困的生活，也不能长久地过安乐的生活。虔诚信道的人无论贫困与安乐都安心于守道，有智慧的人才能有利于行道。”
　　大学者朱熹曰：“乐，音洛。知，去声。约，穷困也。利，犹贪也，盖深知笃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约必滥，久乐必淫。惟仁者则安其仁而无适不然，知者则利于仁而不易所守，盖虽深浅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夺矣。”
　　谢氏曰：“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乱，如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谓之有所见则可，谓之有所得则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乱，未能无意也。安仁则一，利仁则二。安仁者非颜闵以上，去圣人为不远，不知此味也。诸子虽有卓越之才，谓之见道不惑则可，然未免于利之也。”
　　张国堂说：“仁是对天主上帝和对人的爱心。不虔诚信道的人就不会尽心、尽性、尽意地爱天主上帝并爱人如己。因此，不虔诚信道的人都不仁。同样，不仁的人也不会虔诚信道。”
　　大卫说：“（大卫的诗，交与伶长。）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大大地害怕，因为神在義人的族类中。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诗14:1~7）
　　张国堂说：“无神论者没有来世永生的盼望也没有死后下地狱的畏惧。如果长期处在贫困之中，就很可能会沦为偷盗、抢劫；或者可能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以图发财；或者可能会说假话以谋求官职。甚至还可能犯上作乱。如果长期安乐，则可能安乐思淫欲。因此，说没有神的愚顽人久处贫穷则滥，久乐必淫。”
　　张国堂说：“爱天主上帝者能爱人，知天主上帝者能知如何爱人。”

　　第三章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孔子说：“只有熟知并相信正确的政教学说且有爱心的慧心人，才能公正恰当地爱人，憎恶人。”
　　张国堂说：“如果把歪理邪说当作真理来坚持，就会把坏人当作好人，把好人当作坏人。”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因为那些但求掌权而不求为社会服务的人在其臣民的任何进步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因为他们疑心这种进步会威胁他们的万恶的统治。暴君们所猜疑的总是好人而不是恶人，并且还常常害怕德行。他们经常想方设法阻挠他们的臣民成为有德之士，阻挠他们在胸襟的豁达方面有所提高，免得他们在无道的统治下渐渐不稳起来。他们阻挠他们的臣民彼此建立友谊，享受友爱和平的利益；希望他们经常处于互相猜疑的状态，永远不能联合起来反对暴君的政权。所以暴君们在他们的臣民之间散播不睦的种子，在发生倾轧的地方煽风点火；同时他们还禁止人们一切有利于融洽感情的举动，例如婚礼和宴会，以及所有那些能在人们中间一般地产生亲密感情和信赖的活动。他们也想法使任何人不能获得权力或财富：因为他们凭自己的坏心肠来衡量他们的臣民，并且，他们自身既然把权势和财富用在作恶的方面，就惟恐他们的臣民的权势或财富与他们不利。所以约伯在提到一个暴君时说（《约伯书》，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节）：‘惊吓的声音常在他的耳中，甚至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即没有人打算害他的时候），他也总是疑心人家有阴谋活动’。由于这个缘故，如果那些本来应该鼓励他们的臣民修身敦行的统治者反而怀着猜忌和恶意看待一切德行，想尽办法来加以阻挠，那么在这种暴政的统治下，有德之士就寥寥无几了。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在推崇实力的人中间可以找到强者；西塞罗也说过：‘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普遍受人轻视，就会衰退而不再盛行。’难怪那些在畏惧的气氛下教养出来的人精神萎靡软弱，害怕应付困难的或费劲的工作。这从那些长期处在暴政下的国家的经验中也可以获得证明。所以使徒保罗说（《歌罗西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你们作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正是由于考虑到暴政的这些恶果，所罗门才说（《箴言》，第二十八章，第十二节）：‘恶人兴起，人就堕落，’因为歹毒的暴君们使人们不再去求得德性的完备。”（《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52、53页）
　　张国堂说：“暴君一般都很骄傲，自以为很聪明，刚愎自用，甚至想取代天主上帝。天主上帝给了每一个正常的成年人自由意志，并给了他足够的智慧以管理他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暴君却剥夺公民管理其私人利益的权利，从而就剥夺了天主上帝给予人管理其私人利益的自由意志。暴君把自己的意见当作绝对真理，把与他们不同的意见都说成是错误，然后对之暴力相加，对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天主上帝要每个人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认识和信仰自己。每个人都有权按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认识真理。从而每个公民都有权犯不损害他人的错误。信仰自由，这是宪法的原则。政府不得因认识和信仰上的错误而刑罚并未损害他人的公民。教会在反对异端时，必须坚持‘信仰自由的原则’。”
　　张国堂说：“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暴君总是不能长久的，而且下场都很悲惨。而且，那些追随暴君的人下场更为悲惨。因为天主上帝憎恶暴君，必要推倒暴君。
　　“暴君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害，给人民带来巨大不幸和痛苦。他自己也是最不幸的。暴君虽然很尊荣，往往被人歌颂。但他心怀恐惧而又孤独，因此是最不幸的。暴君的基本手段就是恐怖。他要使全国的人都因恐惧而不敢反抗他。他不信任任何人，人也不信任他。他总是疑心有人要阴谋害他，因此，他总是提心吊胆，心中没有平安。”

　　第四章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立志于爱天主上帝并爱人如己，就不会故意做坏事。”
　　所罗门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箴3:5~7）

　　第五章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孔子说：“富贵，是人所希望得到的；但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富贵。贫贱，是人所厌恶的，但不能用不正当的方法去摆脱贫贱。君子离开了所信的道，怎么能获得美名呢？君子就连吃一顿饭的时间也不违背所信的道，即使在急迫的情况下也要这样，在流离困顿之中也要这样。”
　　所罗门说：“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箴19:1）又说：“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箴28:20~22）又说：“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仍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利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箴1:10~19）又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箴22:4）又说：“不義之财，毫无益处。惟有公義，能救人脱离死亡。耶和华不使義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贻羞之子。”（箴10:2~5）
　　张国堂说：“以仁義为准则，诚实地，光明正大地追求自己的富贵，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世俗的最高德行。”
　　张国堂说：“社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个人有活力，社会就有活力，个人没有活力，社会也就没有活力。每个人都能公平公正地努力追求他自己的幸福，这个社会就会欣欣向荣。”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相信个人的努力能实现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这是美国共和党的信条。”
　　美国前总统里根说：“首要的原则就是汤姆斯·杰弗逊所说过的‘人类不能被少数权势者所统治’。另一个原则是，要保证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无论他们出身如何、社会地位多么卑微，都有均等的机会向上发展，去得到他们的天资和才干所能得到的一切。要相信人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创造不朽的业绩，都能自理自治……”“只有当人们获得了信仰和创造的自由，只有当他们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劳有所获时，这样的社会才能充满活力，才能够繁荣、进步和自由。”

　　第六章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尽心、尽性、尽意爱天主上帝并爱人如己的人，没有见过厌恶不義的人。尽心、尽性、尽意爱天主上帝并爱人如己的人，其德行是他人无法超过的；厌恶不義的人，在按天主上帝的话语行事时，不让不義的人影响自己。有果能一旦奋起用他的力量按天主上帝的话去实行的吗？我还没有见过这样做而力量不够的。这样的人可能会有的，但我没有见过。”
　　徐志刚先生的译文如下：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爱好仁德的人，没有见过厌恶不仁的人。爱好仁德的人，是无法超过的；厌恶不仁的，在实行仁德时，不会让不仁德的人影响自己。有能在某一天用自己的力量去实行仁德的吗？我还没有见过[实行仁德而]力量不够的。这样的人会有的，但我没有见过。”
　　圣使徒保罗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决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義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義。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箴3:9~20）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如果君主政体不发生腐败现象，它是治理一国人民的最好的政体。但是，由于君主获得了广泛的权力，除非这个大权在握的人具有完美的德性，君主政治就很容易脱化为暴君政治，因为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伦理学》第四篇），‘唯独有德之士才能在一帆风顺时始终保持正直。’然而，具有完美德性的人却寥寥无几。”（《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30页）
　　西方有名言：“权力容易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败。”
　　孟德斯鸠说：“一个政府，如果没有做不正義的事情的爪牙，便不致成为一个不正義的政府。但要这些爪牙不给自己捞一把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专制的国家里，贪污便是当然的现象。”
　　张国堂说：“如果孔子时代的各诸侯国的国君有‘好仁者’那么孔子就一定会见到‘好仁者’。孔子说‘我未见好仁者’这就说明当时各诸侯国的国君没有‘好仁者’。”
　　所罗门说：“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箴20:6）又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世上实在没有。”（传7:20）
　　张国堂说：“君主制容易腐败变质，容易出现暴政。只有代议制共和政体，才能避免腐败，避免暴政。代议制共和国政体必须坚持多党制、新闻自由、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一党专政类似君主制。更容易腐败，更容易出现暴政。只有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多党制才能避免腐败，才能避免暴政。”
　　张国堂说：“人人都该努力创建一个避免暴政的政治体制，不可对有可能产生暴政危险的政治体制心存侥幸，因为人人都可能受暴政的迫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能避免暴政的迫害。他在暴政下被迫害致死，死得很惨。这个历史事实，中国人决不该忘记，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
　　“暴政在开始时，只迫害极少数无辜的人，后来却愈演愈烈。1955年，在胡风等人无辜遭迫害时，当年的右派有谁知道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就遭迫害？1957年反右时，刘少奇、周扬、陆定一等人在积极参与迫害无辜的右派分子时，他们何曾想到在不久的将来自己会惨遭迫害？中国人啊，醒醒吧！不要在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下害人害己。只有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道路，才有安全。
　　“当掌权者以某种罪名控告某些人，并严厉地打击他们时，同时剥夺被控告者公开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也不许任何人为他们辩护，这就是暴政，就是在制造冤假错案。整个社会将为此承担严重的后果，付出惨重的代价。”

　　第七章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孔子说：“人的过失，各自同他那一类的人一样。观察一个人的过失，就可以知道他是哪一类的人。”
　　程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类。君子常失于厚，小人常失于薄；君子过于爱，小人过于忍。”
　　尹氏曰：“于此观之，则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吴氏曰：“后汉吴佑谓：‘掾以亲故：受污辱之名，所谓观过知仁’是也。”
　　大学者朱熹曰：“党，类也。愚按：此亦但言人虽有过，犹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谓必俟其有过，而后贤否可知也。”

　　第八章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说：“早上听说并明白知晓了真理，哪怕就是晚上死去，也是可以的。”
　　大学者朱熹曰：“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时之近。”
　　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闻道，虽死可也。”又曰：“皆实理也，人知而信者为难。死生亦大矣！非诚有所得，岂以夕死为可乎？”
　　我主耶稣基督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又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8:31~32）又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太10:39）又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魂下同）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16:25）
　　使徒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1:1~5）
　　张国堂说：“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信而受洗，就是立即就死，也可无憾，更不可怕。因为可以到天堂享福。”

　　第九章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孔子说：“立志探索真理，而又以衣食不如人为耻辱，这样的人，就不值得同他谈论了。”
　　我主耶稣基督说：“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　神，又事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太6:2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4:4）

　　第十章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義之与比。”
　　孔子说：“君子自立于社会，没有一定要做的事，也没有一定不肯做的事；没有一定要用的办法，也没有一定不肯用的办法，而是凡事服从正義。”

　　第十一章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孔子说：“政治家关心政教学说，平民关心自己的财产；政治家关心刑律法度，平民关心自己的生活幸福。智慧人关心自己的品德修养，愚妄人倚靠自己所有的财富；智慧人畏刑守法，愚妄人贪恋财利。”
　　大学者朱熹曰：“怀，思念也。怀德，谓存其固有之善。怀土，谓溺其所处之安。怀刑，谓畏法。怀惠，谓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
　　尹氏曰“乐善恶不善，所以为君子；苟安务得，所以为小人。”
　　所罗门说：“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惟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義人必发旺如青叶。”（箴11:27~28）又说：“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箴14:16）又说：“瞻徇恶人的情面，偏断義人的案件，都为不善。”（箴18:5）又说：“刑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箴19:29）又说：“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良言乃为纯净。贪恋财利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箴15:26）
　　使徒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6:10）
　　张国堂说：“君子思念天主上帝爱人的恩德，小人关心世俗的权势地位。君子怕下地狱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小人贪图财利。”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根据经验，我们甚至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君主靠仁政所获得的财富，比暴君靠强取豪夺得来的为多。暴君的统治是人人发指的，因此他需要有许多卫士来保护他的安全，不受他的人民的暗算；这就使他所付出的金钱远比他能从臣民手中勒索的为多。另一方面，一个君主的政权既然能够迎合臣民的心意，就会由那些不受贪欲驱使的公民本身来加以保卫；事实上，在必要的时候，他们是会很慷慨地把远非任何暴君所能勒索的东西贡献给君主的。这种情况足以证明所罗门所说的话的正确性（《箴言》，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有施散的（即君王），却更增添；有贪欲过度的（即暴君），反致穷乏。’所以，由于上帝的公正判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积不義之财的人挥金如土，从而发见自己不得不作出赔偿。正如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五章，第九节）里所说的：‘贪婪的人一定不因获得银子而满足，贪爱财富的人一定不会由此获得利益。’又如他说（《箴言》第十五章，第二十七节）：‘贪恋财利的，扰害己家。’可是，对于御德修礼的君主，上帝本身就使他增益财富，正如所罗门所做的那样，因为所罗门根据智慧作出判断，同时也就获得了使其财货丰足的诺言。
　　“至于声望，则大可不必浪费时间来加以论述。有德之君不但在生前而且特别在死后总能以某种形式仍然为人们所尊崇和悼念，而恶人的名字总是立刻为人所遗忘，或者，如果他们的罪恶特别昭著，他们只能永遭唾诟，这一点谁能表示怀疑呢？所以所罗门说（《箴言》，第十章，第七节）：‘義人的遗芳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他不是被人忘掉，便只是一具令人掩鼻的腐尸。”（《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76、77页）　
　　圣使徒保罗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義。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爱，和平。惟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提后2:19~23）

　　第十二章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孔子说：“为追逐私利而行动，会招来许多人的怨恨。”
　　张国堂说：“政治家如果追逐自己的利益，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从而就不可能成功。”
　　所罗门说：“多有财利，行事不義，不如少有财利，行事公義。”（箴16:8）

　　第十三章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孔子说：“能够以礼让的原则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又如何能实行周礼呢？”
　　大学者朱熹曰：“让者，礼之实也。何有，言不难也。言有礼之实以为国，则何难之有，不然，则其礼文虽具，亦且无如之何矣，而况于为国乎？”
　　圣经说：“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坐。’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路14:7~11）

　　第十四章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孔子说：“不要担心没有官位，要担心没有能立身于社会的学识和本领。不要忧愁没有人认识自己，只求自己能成为值得别人认识的人。”

　　第十五章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说：“曾参啊！我所主张的道是由一个根本的宗旨而贯彻始终的。”曾子说：“是的。”孔子出去后，别的弟子问：“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所主张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
　　大学者朱熹曰：“参，所金反。唯，上声。参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贯，通也。唯者，应之速而无疑者也。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尔。夫子知其真积力久，将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应之速而无疑也。”又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无余法，而亦无待于推矣。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着明之，欲人之易晓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或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于義亦通。”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不远是也。忠恕一以贯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此与违道不远异者，动以天尔。”又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干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圣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贯之，惟曾子为能达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门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犹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谓‘忠恕违道不远’，斯乃下学上达之義。”
　　子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於人。”
　　张子曰：“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又曰：“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张国堂说：“孟子的这段话，和上述孔子与曾子及弟子们的对话，是儒家学说的总纲。”
　　张国堂说：“忠恕对天，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天主上帝。忠恕待人，就是爱人如己。怎样才是爱人如己呢？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主耶稣基督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待人。’以‘我’说，就是‘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就要怎样待人。’”

第十六章
　　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孔子说：“君子明白道义，并服从道义；小人知晓利益，并服从于利益。”
　　张国堂说：“可以以道义说服君子，难以以道义说服小人。可以以利益说动小人，不可以利益说动君子。”
　　大学者朱熹曰：“喻，犹晓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程子曰：“君子之于義，犹小人之于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笃好。”
　　杨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所恶无甚于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为利故也，小人反是。”
　　使徒保罗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6:8）
　　亚里士多德说：“人人都爱自己，而且自爱出于天赋，并不是偶发的冲动[人们对于自己的所有物感觉爱好和快意；实际上是自爱的延伸]。”（《政治学》第55页）
　　张国堂说：“君子：按其本原的意思是在位的统治者，引申的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義人、仁人、善人、诚实人、智慧人、慧心人、谦卑人等。小人：按其本原的意思是平民，引申的意思是品德低劣的人、愚昧人、愚妄人、亵慢人、傲慢人、乖谬人、乖僻人恶人、罪人以及狡猾、奸诈、伪善的人等。君子、小人按其本原的意思既不是褒義词，也不是贬義词，而是中性词。因为在位的统治者们中也有品质低劣者；在平民中，也有道德高尚的人。按其引申的意思，君子是褒義词，小人是贬義词。
　　“乖谬：是虚伪，不诚实的意思。”
　　张国堂说：“我主耶稣基督知道人人都爱他自己。因此，祂就叫人爱人如己。”
　　托克维尔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私人利益的最高裁判者。”　
　　张国堂说“明智的领导者明白知晓義理，平民明白知晓他自己的利益。智慧人明白按照天主上帝的话好善恶恶、立是去非，愚妄人只晓得追求私利。”
　　张国堂说：“孔子说：‘小人喻于利’。就是说平民百姓知道管理自己的私人利益。因此，政府就应当尊重公民对他自己私人利益的管理权，从而就不应当干涉公民的私人事务。公民对他自己的私人利益的自治权，是现代社会的基础。
　　“公民个人是否追求上天堂，以及他以什么方式方法追求上天堂，这都是公民个人的私人事务，政府不应当干涉这些事务。”
　　张国堂说：“政治家或立志作政治家的人应当追求公義，追求社会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幸福。如果政治家追求自己的邪情私欲的满足，或恋栈（贪恋官位）、或贪权、或迷色、或酷慕荣誉、或贪爱财宝、或刚愎自用等，则必然导致国家政治昏暗、国家贫弱、人民贫困。而平民则应当追求自己的正当权利，应当追求自己的幸福。政治家或立志作政治家的人作为公民，应当追求自己的公民权利。政治家在追求自己的公民权利时，也为其他人争取了公民权利。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则每一个人都会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样，每个人都有活力，整个社会自然有活力，定会欣欣向荣。因此，保证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均等的机会追求自己的幸福，则整个社会也会幸福。因此，在位的掌权者不论以什么理由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都是在祸国殃民，都是国贼、民贼。”
　　张国堂说：“对天堂幸福的盼望是人生最高的幸福。追求天堂幸福的人，就会舍生取義，杀身成仁。诚心追求天堂幸福的人，天主上帝也会赐给他世俗的幸福。”
　　张国堂说：“凡不在政府中任要职的人都是平民。平民在选举时或评价国家的政策时，要以天主上帝的话为最高标准。因为天主上帝爱世人，天主上帝的话莫不公義，从而就最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
　　所罗门说：“君王若听谎言，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箴29:12）又说：“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箴29:14）这些话用现代语言说就是：“政治家若听谎言，他一切的追随者都是奸恶。”“政治家凭诚实判断穷人，他必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张国堂说：“平民也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尽自己的公民義务。”
　　大学者朱熹曰：“人君以德为外，以财为内，则是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也。盖财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专之，则民亦起而争夺矣”
　　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亚里士多德说：“还有，人间的争端或城邦的内讧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财富的失调，名位或荣誉的不平也常常会引起争端。但名利两途的熙攘，各徇其不同的途径：民众的吵闹都着意于财货的不平，至于有才能的人所憎恨的却是名位的过分‘平等’，他们[一旦受辱或不得其位，就]因荣誉的不平而从事革命活动；这种愤概的性情恰好表现于诗人的诗句：
　　‘良莠不分兮贤愚同列。’
　　［除了内乱这样的重大问题外，我们也得考虑到平常的刑事犯罪。］（一）有些犯罪是由于缺乏衣食；这里，法勒亚想到了平均财产这个补救方法，使人人都可以获得生活的必需品，这样就能防止迫于饥寒而起的盗窃行为。（二）但衣食并不是犯罪的唯一原因。人们在温饱之余，或为情欲所困扰，就寻欢作乐以自解烦恼，他毕竟又犯了刑法。（三）人们还不仅为了解除情欲的烦恼，而入于刑网；尽有情欲可得慰藉、名利可以满足的人，还是抱有漫无边际的愿望，［追求无穷的权威，］于是他终究由于肆意纵乐而犯罪了。
　　“那么，对于这三类罪行，可有什么救治的方法？对于第一类，可给予相当的资财和职业；对于第二类，可培养其克己复礼的品性。至于第三类，我们设想到世间种种欢娱无不有赖于他人，［所以寻欢的人们终不期而多有侵犯，］人如果自足于己，而与世无争，就让他遂志于哲学的清思吧。世间重大的罪恶往往不是起因于饥寒而是产生于放肆。人们的成为暴君（僭主），决不是因为苦于缺乏衣着。所以［僭主的罪恶特别大，］人们不重视谁能捕获一个窃衣的小偷，而以殊荣加给那位能够诛杀一僭主的勇士。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法勒亚［所倡议的］政制的一般措施只能借以防止较轻的犯罪。”(《政治学》第70、71页)
　　亚里士多德还说：“人类的欲望原是无止境的，而许多人正是终生营营，力求填充自己的欲壑。财产的平均分配终于不足以救治这种劣性及罪恶。惟有训导大家以贪婪为诫，使高尚的人士都能知足，而卑下的众庶虽不免于非分之求，但既无能为力，也就不得不放弃妄想；至于他们分内应得的事物当然应该给予公正的分配，勿使发生怨望。”(《政治学》第73、74页)
　　使徒保罗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6:6~10）
　　张国堂说：“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与荣誉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人从低级到高级的本原需要。人往往在较低级的本原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之后，就会追求更高级的本原需要。这是人的本原需要优势递增的规律。这个规律是马斯洛发现的。因此可称为‘马斯洛定律’。”
　　张国堂说：“人的活动手段一定要达到他的活动目的；他的活动目的一定要满足他的自身需要。这是人的活动的基本规律之一。可称为‘人的活动定律’。西方行为科学中说：‘人的需要决定他的动机，他的动机决定他的行为。’简单地说就是：‘需要决定动机，动机决定行为。’这是行为科学的基本原理。”
　　张国堂说：“人的活动目的和手段一定要适合他的自身因素和他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人的自身因素是：他的自身条件、年龄、智力的高低、胆量的大小，他拥有的财产、他的收入，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学识，他的经历等。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我们把这个规律叫做‘人场互动定律’。”
　　张国堂说：“马克思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这个说法是对人场互动定律的模湖认识，因此就包含有真理，也包含严重的错误。因为人的社会意识中包含有人的欲望意识。而人的欲望意识不是由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例如，人的公有制的社会存在不能决定人大公无私的社会意识。人在公有制的社会存在中，仍然有自私自利的社会意识。这就说明，人的社会存在并不一定总能决定人的社会意识。”
　　张国堂说：“关于决定、符合、适合的词義的联系和区别是：B决定A，A也对B有反作用，则说A适合B；B决定A，A不对B有反作用，则说A符合B。A适合B或A符合B，则并不一定B决定A，也就是说B可能只是A的决定性因素中的一个，而可能不是全部。A适合B，则A符合B，且A可以改变或影响B。A符合B，则A不一定适合B，因为A不一定可以改变或影响B。”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在一切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种力求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的冲动”（《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62页）
　　林肯说：“人有自私自利的本能，也有爱好正義的天性。”
　　张国堂说：“私有制起源于人自私自利的本能，也是由人的自私自利的本能决定的。同时也符合人爱好正義的天性。人的天性和本能是天主上帝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因此，私有制是不可废除的，从而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和主张都是歪理邪说，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是必然要失败的。
　　“为什么说私有制符合人爱好正義的天性呢？因为私有制符合人的自治原则和人民主权原则。因为自治原则和人民主权原则是正義的，所以，私有制就是正義的。”
　　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林肯说：“自治这种权利认为，每个人对完全属于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我相信这种主张是出于我的正義感。我把这个原则从个人扩充到社会。之所以把它扩充，是因为它不但天然是公正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明智的；说它在政治上是明智的，是因为它使我们不必对与我们无关的事大吵大闹。”（《林肯选集》第63页）
　　林肯又说：“真正的人民主权是：国家应该管理与国家有关的事务；一个州或一个较小的政治团体应该管理惟独与这个州或这个政治团体有关的事务；个人应该管理惟独与他个人有关的事务。”（《林肯选集》第123页）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财产的私有制时说：“划清了各人所有利益的范围，人们相互间争吵的根源就会消除；各人注意自己范围以内的事业，各家的境况也就可以改进了。”（《政治学》第54页）
　　亚里士多德又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政治学》第48页）
　　张国堂说：“财产私有，而每个公民拿出一部分财物以供养政府，同时使人们明白‘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道理，使富人乐于施舍财物以周济穷人。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理想。”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关于有形的东西，有两点是人们必须加以考虑的。首先有关取得和处置的权力；在这方面，私人占有是准许的。有三个理由足以说明这对于人类的生活来说也是必要的。第一，因为每一个人对于获得仅与自身有关的东西的关心，胜过对于所有的人或许多别人的共同事务的关心。各人在避免额外劳动时，总把共同的工作留给第二个人；像我们在官吏过多的情况下所看到的那样。第二，因为当各人有他自己的业务需要照料时，人世间的事务就处理得更有条理。如果每一个人什么事情都想插一手，就会弄得一团糟。第三，因为这可以使人类处于一种比较和平的境地，如果各人都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满意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只有在那些联合地共同地占有某种东西的人们中间，才往往最容易发生纠纷。”（《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41页）
　　张国堂说：“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如果个人没有财产，那么个人就没有自由。西方人说：‘无财产，无自由。’这是完全正确的。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之后，每个公民都会成为任由掌权者搬的砖。
　　张国堂说：“全民所有制必然会采用国家所有制或企业所有制。因为全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个人对行使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不感兴趣，也不关心，更不可能了解各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情况。虽然绝大多数人对财产的保护和增值并不关心，但相当多的人们对权力的追逐却欲望不弱。如果每一个公民真的有自由的发言权，真的能自由地去竞选各个企业的负责人，必然会大吵大闹，社会就难有和平。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国家如果没有出现大吵大闹，那一定是由于专制的恐怖。因此，全民所有制必然是国家所有制或企业所有制。东欧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和中国等都是国家所有制。前南斯拉夫不是国家所有制，而是社会所有制，实际上是企业所有制。就是每个企业的全部职工行使本企业的所有权。对任一个企业而言，这个企业之外的公民不能行使这个企业的所有权。企业所有制必然导致个企业之间的苦乐不均，同时，企业所有制的企业排斥外人在本企业就业。另外，企业大多数职工对行使企业所有权既无兴趣，也不太关心，其权力必被少数个别人所掌握。如果每个人都有自由的发言权和自由竞选权，其结果必然是大吵大闹的争吵。这种所有制为喜欢出风头爱管闲事而又不负责的人提供了方便，也为喜欢意气之争的人提供了场所。掌权者要巩固自己掌权的地位，必要打击挑战者。对其怀疑的挑战者也要防备和打击。企业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勾心斗角要花费掌权者的巨大精力。同时，在企业内部政治斗争中取胜的人并不一定擅长经营管理。这必然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只有南斯拉夫采用企业所有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国家所有制。
　　“国家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由国家指定的官员行使。这样，行使国有企业所有权的人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而企业的所有者——全民又不行使所有权。行使国有企业所有权的人不是企业的所有者，他就不会像所有者那样行事，别人也不允许他像所有者那样行事。着就是所有者缺位。
　　“由于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是政府任命的。他要保住自己的位子，就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去拉拢政府官员的关系。从而就对市场不太关心，对企业管理也不太关心。他最关心的是与政府有关官员的关系。着必然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而私有企业的老板之所以为老板，是由于市场的选择和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无能之辈必被市场所淘汰，决不能在许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而成为老板。私有企业的老板要想继续当老板，只能靠他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从而，他必然要关心市场和企业管理。因此，私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就高，发展就快。
　　“国有企业的主管官员之所以为主管官员，并不取决于他所主管的企业的经营业绩，而关键在于他与有权任免他的掌权者的关系。企业的经理之所以为经理，并不取决于他所负责的企业的经营业绩，而关键在于他与政府有关官员的关系。擅长与政府官员拉关系的人并不一定擅长经营管理。同时，企业搞好了，经理所得不很多，企业搞亏损了，他的损失也不很大。这样，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就没有有效的动力机制、压力机制、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普遍的无能、怠工或腐败。着就是三分之二以上国有企业亏损的根本原因。”
　　张国堂说：“在消灭私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国家里。掌握政权的人也掌握全国的财产。而一旦在政治上失势，就会一无所有。着就是‘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人们没有经商的出路，因此就只能在政治上找出路。这就导致政治上过分激烈的竞争，导致政治斗争的异常残酷。掌权者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他所怀疑的挑战者自然会无情打击，他必要制造恐怖，以使社会平静。因此，在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国家里，要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那就比登天还难。”
　　张国堂说：“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发展缓慢，满足不了人民的消费需求。解决不了人民的就业。而私有企业效益高、发展快，能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能解决人民的就业。中国永远也不要再做消灭私有制的蠢事。”
　　张国堂说：“甲单位以商品A与乙单位的商品B相交换。由于货币也是商品，商品A或商品B是货币。甲单位是私有企业并属其负责人所有，商品A也完全属甲单位所有。乙单位可能是企业也可能不是企业。乙单位不属其负责人所有。商品B也不完全归乙单位所有。有第三者与乙单位共同所有商品B。这样，甲单位的负责人与商品A的利益关联强，而乙单位的负责人与商品B的利益关联弱。这样，甲单位的商品A与乙单位的商品B的交换是利益关联不对等的交易。在商品交易时，如果利益关联不对等，而又无有效的监督，就往往会出现私下幕后的交易，使利益关联强的一方和利益关联弱的一方的当事人得利。这是一个规律。我们把这个规律叫做商品交换利益关联不对等定律。1978年之后，这个商品交易中普遍存在的‘回扣’现象，以及许多国有企业出现‘庙穷和尚富’的现象，就证明这个定律是正确的，真实的。
　　“由于商品交易利益关联不对等定律，以及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从而使监督乏力。因此，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混合经济必然出现腐败，而公有制就是腐败的温床。因此，要尽量减少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凡适合私人经营和私人愿意经营的事业，就应该由私人经营。国家只从事不适合私人经营或私人不愿意经营的事业。”

　　第十七章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孔子说：“看见别人的长处或优点，就要向他学，把他的长处和优点学过来。看到别人的短处或缺点，就要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如他同样的缺点。”
　　大学者朱熹曰：“省，悉井反。思齐者，冀己亦有是善；内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恶。”
　　胡氏曰：“见人之善恶不同，而无不反诸身者，则不徒羡人而甘自弃，不徒责人而忘自责矣。”
　　张国堂说：“爱自己的人，看到别人的长处，就把别人的长处学过来。看到别人的短处，就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如他同样的缺点。爱国的人，看到别国的短处，就会想一想自己的国家是不是也有如他国同样的缺点。孔子教人谦卑，教人要虚心地向别人学，不要骄傲、自大、自是。作为国家和民族也要谦卑，要虚心地向外国学，不要骄傲、自大、自是。人只有谦卑，才能尊荣。国家和民族只有谦卑才能强盛。《圣经》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箴18：12）又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箴22：4）。中国，不会因为有某人批评而弱小，也不会因为有某人夸赞而富强。凡负责任地批评自己祖国的，是以智慧爱国。凡禁止别人批评自己祖国的，是以自己的亵慢爱国。”

　　第十八章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孔子说：“侍奉父母，[如果他们要干错事，]就要和颜悦色、轻言细语地劝说。如果他们不愿听从自己的意见，还是要恭恭敬敬，但不能违背道理，为他们操劳，也不要怨恨。”　
　　大学者朱熹曰：“此章与《内则》之言相表里。几，微也。微谏，所谓‘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也。见志不从，又敬不违，所谓‘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也。劳而不怨，所谓‘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熟谏。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使徒保罗说：“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西3:20）
　　我主耶稣基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太10:37）
　　张国堂说：“如果你父亲叫你作的事违背了耶稣基督的教训，则你不可听从你父亲的命令。因为你不可爱你的父亲过于爱住耶稣基督。莫从父之恶，这也是孝。因为你如果你不从父之恶，你仍然是義人，你就能为你父亲向天主上帝祷告；如果你从了你父亲之恶，你的祷告就无效，你就不能为你父亲祷告了。因此，不从父之恶，是孝。当然，绝大多数父亲不会叫儿子作恶，但也有恶人作父亲叫儿子作恶。”
　　张国堂说：“托克维尔说：‘每个人都是其自己的私人利益的最高裁判者。’天主上帝赋予每个健康的成年人以自由意志，同时赋予他必要的智慧来管理他自己的私人利益。因此，作父母的不应该干涉成年儿女的信仰、婚姻和事业。作父母的也无权支配儿女的财产。”
　　张国堂说：“父母应当慈爱，不可为顾自己的面子而使儿女受屈，更不可为顾全自己的面子而牺牲儿女的幸福。”

　　第十九章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孔子说：“父母在世，不要离家远游，万不得已要离开家乡，也要让父母知道自己所去的地方。”
　　大学者朱熹曰：“远游，则去亲远而为日久，定省旷而音问疏；不惟己之思亲不置，亦恐亲之念我不忘也。游必有方，如己告云之东，即不敢更适西，欲亲必知己之所在而无忧，召己则必至而无失也。”
　　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孝矣。”
　　张国堂说：“现在通讯发达，出门在外要多跟父母打电话。”

　　第二十章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孔子说：“父亲死后，如果三年不改变其父所坚持的原则，可以说是孝了。”
　　张国堂说：“一个人如果连其父之道也不愿坚守，那他就更不屑走别人走过的道路。林肯说：‘有不少伟大善良的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胜任愉快，他们的抱负最多不过是取得议会的一个席位，取得一个州长或总统的职位，可是对于狮子的家族或鹰的种族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什么！你们以为这些地位就能满足得了一个亚历山大、一个凯撒或者一个拿破仑吗？决不！卓越的天才不屑走一条人家走过的路。他寻找迄今没有开拓的地区。他认为在那些为纪念别人而营造的丰碑上添层加楼是出不了名的。他不相信在哪一个领袖的领导下服务是足够光荣的。他不屑跟着前辈的脚步走，无论那个前辈是多么杰出。’（林肯选集）
　　“在我国现代或当代历史上，有所谓的‘天才’的人物总想创造‘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祸害。
　　“走别人走过了的路，并以别人更快的速度走，就一定能赶上别人。拒绝走别人走过的道路，往往会误入歧途，陷入沼泽，面临悬崖，趋于绝境。
　　“亵慢人总是强调走自己的路，而拒绝走别人的路。他不是偷偷地走别人的路，就是误入歧途。”
　　先知以赛亚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赛9:6）
　　张国堂说：“这里的‘婴孩’和‘子’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祂是‘永在的父’。祂是谁永在的父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永在的父。耶稣基督是我们永在的父，我们也是耶稣基督永远的儿子，我们要永远遵循我们永在的父耶稣基督的道。
　　“耶稣基督是人，也是第一个基督徒，他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的长兄，是大哥。耶稣基督又是　神，是天主，是上帝，是天主上帝。祂又是我们的父亲，是爸爸。这是一个奥妙。”
　　林肯说：“保守主义是什么？它不就是相信老的考验过的东西，反对新的没有考验过的东西吗？”（《林肯选集》第129页）

　　第二十一章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孔子说：“父母的生日，不可不记住，父母的年龄，不可忘记。一方面因他们长寿而高兴，一方面为他们年高而担心。”
　　大学者朱熹曰：“知，犹记忆也。常知父母之年，则既喜其寿，又惧其衰，而于爱日之诚，自有不能已者。”

　　第二十二章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孔子说：“古代的人不轻易把话说出来，以说出的话做不到为可耻。”
　　大学者朱熹曰：“言古者，以见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耻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为此故也。”
　　范氏曰：“君子之于言也，不得已而后出之，非言之难，而行之难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轻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则出诸其口必不易矣。”
　　
　　第二十三章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孔子说：“经常以圣人之道约束自己，过失就少了。”
　　所罗门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或作惩治）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箴3:11）又说：“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箴10:17）又说：“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箴12:1）又说：“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箴13:1）又说：“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箴13:13）又说：“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箴13:18）又说：“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箴15:5）又说：“亵慢人不爱受责备。他也不就近智慧人。”（箴15:12）又说：“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義的，为他所喜爱。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箴15:9）
　　张国堂说：“自由主义的本义不是主张人皆不受约束，而是主张所有人都必须受真理的约束，都是義的奴仆。任何人都不得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因为如有一个人不受真理的约束，不是義的奴仆，而是義的主人，他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则其他的所有人都不得自由。他本人最终也不得自由。”
　　上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总统罗斯福说：“这最高契约的终极目的在于保证自由和争取幸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在这两方面都有很多的教训。我们都知道，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两者都符合‘于己有利必须于人无害’的原则。我们都知道，那些古老的‘切身权利’，即阅读、思考、言论和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无论如何都必须受到尊重。我们都知道，剥夺其他人的这些基本权利的行动自由是不在任何契约的保护范围之内的；而政府在这方面就是要保持一种平衡，使一切个人都可参与，只要他愿意参与；一切个人都可以得到平安，只要他愿意平安；一切个人都可以取得同他的能力相适应的权力，只要他承担随之而来的義务。”
　　我主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太11:28~30）
　　张国堂说：“自由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公民的自主、自治、自律。每一个公民都要自主自觉地受耶稣基督的话的约束，中国公民还要自主自觉地受孔孟之道的约束。否则，社会必将混乱而纷争。结果是人人不自由，人人受奴役，人人生活在恐惧之中。人不是義的奴仆，就是罪的奴隶。
　　“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凡奉耶稣基督为主的国家，国内就有和平，不再有内战、内讧。”
　　大卫说：“外邦为甚么争闹？万民为甚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
　　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
　　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
　　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
　　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省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
　　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
　　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作的诗。〕”（诗2:1~12）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8:31~36）
　　张国堂说：“上世纪初，有人主张打倒孔家店，说孔孟之道是奴隶哲学，不想受之约束。其结果是腥风血雨几十年，在十年文革时，更是人人自危，人人恐惧。这真是折断了搁在自己颈项上的木轭，却换来了铁轭。
　　“中国人都必须受耶稣基督和孔子的约束，担子是轻省的。否则，必挑重担，必受压迫。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也就是你受多数人的统治，如果这些多数人不受约束，为所欲为，你的日子会好过吗？
　　“孟子认为，大臣的主要职责是以尧舜禹汤文武等先王之道正君心，也就是以儒家学说正君心。以前是君主，现在是民主，政治家是人民的臣仆、人民的大臣。主人的心正，国家的政治才能清明。因此，现代政治家的主要职责就是以儒家学说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正民心。
　　
　　第二十四章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孔子说：“君子要谨慎地说话，而要用心勤敏地做事。”
　　或译：孔子说：“君子说话要谨慎，行动要敏捷。”
　　谢氏曰：“放言易，故欲讷；力行难，故欲敏。”
　　胡氏曰：“自吾道一贯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门人所记也。”
　　所罗门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箴3:5~7）又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10:19）又说：“往来传舌的，泄漏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箴11:13）又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箴12:18）又说：“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箴12:24）又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箴13:3）又说：“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箴13:16）又说：“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箴14:15）又说：“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致穷乏。”（箴14:23）又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箴16:7）又说：“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箴17:27）又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箴18:13）又说：“殷勤筹划的，足致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箴21:5）又说：“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箴21:23）又说：“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箴29:20）
　　张国堂说：“遇事勿烦，遇事沉着，遇事冷静。”
　　《小儿语》说：“十差九错，只为慌张。”
　　张国堂说：“我主张言论自由，但又劝人谨慎说话。自由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幸福，如果说了错话，对自己对他人都无益处。”
　　张国堂说：“谨慎与勇敢是不矛盾的。谨慎而不勇敢是懦怯，勇敢而不谨慎是莽撞。我劝人谨慎小心地说话，同时也提倡勇于言而慎于行。因为行动的错误的影响远大于言论的错误。而且，当政者的错误行为对社会的损害远远大于平民百姓的错误言论。我认为当言而不言，同样是错误的。这也符合所罗门的主张，因为他说：‘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箴16:30）”
　　大卫说：“众弟子阿，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義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義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義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義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诗34:11~22）又说：“（大卫的诗，交与伶长耶杜顿。）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耶和华阿，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终，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细拉）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阿，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的笑容或作所喜爱的）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细拉）耶和华阿。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诗39:1~13）

　　第二十五章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孔子说：“有道德的人是不会孤立，必有志同道合的人。”
　　大学者朱熹曰：“邻，犹亲也。德不孤立，必以类应。故有德者，必有其类从之，如居之有邻也。”

　　第二十六章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子游说：“侍俸君主，如果反复向其进谏，就会招致羞辱；对待朋友，如果反复向其提意见，就会和朋友疏远。”
　　程子曰：“数，烦数也。”
　　胡氏曰：“事君谏不行，则当去；导友善不纳，则当止。至于烦渎，则言者轻，听者厌矣，是以求荣而反辱，求亲而反疏也。”
　　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所罗门说：“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箴17:9）又说：“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箴28:23）又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箴27:5）又说：“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義人，他就增长学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9:7~10）
　　张国堂说：“责备人要出于爱心。如果自己不是领导，就不要当众责备朋友。不可在人前指责朋友不为人知的错误。如果别人的错误不影响自己和众人的事业，就不要当众责备他。不可背着人议论他的错误。如果老板或上级有错误，要以‘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为原则。对于可以纠正的错误，则应提出批评。如果老板或上级不肯接受批评，反而羞辱你，这样的老板或上级不可能有大出息，你要想法调离。切不可在人前批评自己的上级。做领导的要充分发挥部下的才能，要尽可能地让部下充分展现他的才华。要积极地向上级推荐自己的部下。发现人才是最大的美德，埋没人才是最大的恶行。对朋友的错误，要耐心地责备他。如果他不肯听责备而疏远了你，这对你并无损失。与不肯听责备的人交朋友，对自己有害无益。对同事的错误，要谨慎对待，对可作自己朋友的人，你可以责备他，对不可交朋友的，就不要责备他。”
　　对任何人的公开言论的重大错误，都应该公开反驳。但一定要有理有据，还要有节。
　　要尊重自己的辩论对手。不可恶意贬损别人，也不可谩骂、嘲笑别人。不可诽谤、污蔑别人。只可指责别人的具体错误，不可从整体上否定别人。指责别人的具体错误一定要有根据，不可无端攻击别人。
　　我主耶稣基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太6:14）
　　所罗门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箴19:11）
　　张国堂说：“在批评别人的错误时，切忌自以为是，因为如果自己错了，便会把别人的正确当作错误。因此要耐心地倾听别人的意见，把别人的意见理解正确，认真分析他讲的道理。同时要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问题。”
　　一定要以《圣经》、《四书五经》和西方正宗政治学为是非、善恶的标准，不可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要以基督为自己的立法者，不可自己为自己的立法者。
　　所罗门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惟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箴12:15）
　　我主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太7:1~5）
　　林肯说：“依我看，我们最近取得的成功大大地、也许主要地应该归功于这一新的类型的战士的斗争。然而，老一派战士本身是不是挑选得最恰当，他们采取的策略是不是最有见识呢？我看未必。对卖酒和饮酒的人骂得太过火了。我认为这既不高明，也有失公平。说不高明，是因为人天性不喜欢受逼迫，更不喜欢在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上受逼迫，最不喜欢被人逼迫着去牺牲金钱利益或克服强烈食欲。如果对卖酒和饮酒的人不住口地说——不是由做了错事的人对做了错事的兄弟以恳求和劝告的口气好声好气地说，而是气势凶凶地破口大骂（高傲的法官往往用这种方式把重罪犯一生所犯的罪行归结起来，在宣判犯人死刑之前向他当面指出）——说他们乃是本国一切罪恶、痛苦和坏事的根源；说他们乃是地球上横行不法的一切盗贼和杀人犯的制造者和原料；说他们的住所是魔鬼的工场，说一切善良正直的人必须把他们当作败坏道德的瘟疫避而远之——我说，如果用这种方式对他们说所有这些话，那就难怪他们迟迟不能领受这些斥责的真谛，不能大张旗鼓地和骂他们的人一起来反对他们自己了。
　　“要指望他们不这样——指望他们不是以骂人对付骂人，以责备对付责备，以诅咒对付诅咒——就等于指望改变人的天性。而人的天性是上帝决定的，永远也改变不了。
　　“要想影响人们的举止行为，就应该采取劝说的办法，亲切的而不是装腔作势的劝说。常言说得好：‘一滴蜜糖引来的苍蝇比一加仑苦胆汁还要多。’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你想争取一个人加入你的事业，首先就得使他相信你是他的真诚朋友。这里面就有一滴赢得他的心的蜜糖，而他的心，不管他怎么说，乃是通向他的理智的捷径，一旦赢得了他的心，你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使他相信你的事业是正義的，如果那个事业真正是正義的话。正相反，如果强迫他相信，逼他采取行动，或者把他当作一个必须避开和轻视的人看待，那他就会打退堂鼓，就会把所有通向他心灵的道路封锁起来，那怕你的事业本身就是明明白白的真理，变成一根最沉重的长矛，比钢还硬，比钢还锋利，那怕你用无比的力量和准确性把长矛抛出去，不过是象用一根稻草去刺乌龟的硬壳一样，休想刺穿他的身体。这就是人，谁要引导他，那怕是为了他本身的最好利益，就的这样来理解他……”（《林肯选集》第25、26页）。
　　要多留心他人的德行，要及时赞美。
　　我主耶稣基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太18:15~17）
　　如果你是领导，对自己部下的错误，要当着全体部属们责备他，免得其他部下犯同样的错误。如果你是教师，对自己学生的错误，也要当着全体学生们责备他，叫其余的学生可以惧怕，免得有人犯同样的错误。圣使徒保罗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提前5:20）

基督徒读《论语》·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论礼乐之事。

　　第一章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评论季氏说：“他在家庙里竟敢冒用天子的乐舞--八佾，这种僭越礼制的事如果可以容忍，那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容忍呢？”
　　｛又译｝孔子评论季氏说：：“他在家庙里竟敢冒用天子的乐舞--八佾，这种僭越礼制的事他都忍心做，还有什么事他不忍心做呢？”
　　徐志刚先生注：“季氏：鲁国正卿季孙氏。此指季平子，即季孙意如。一说，季桓子。　　“八佾：‘佾（yi意）’，行，列。特指古代奏乐舞蹈的行列。一佾，是八个人的行列；八佾，就是八八六十四个人。按周礼规定，天子的乐舞，才可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按季氏的官职，只有用四佾的资格，但他擅自僭（jian剑。超越本分）用了乐舞的规格的八佾，这是不可饶恕的越轨的行为。”

　　第二章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这三家，在家庙祭祖完毕撤掉祭品时，令乐工唱天子宗庙祭祀时才唱的乐诗--《雍》。孔子说：“《雍》诗上说：‘协作祭祀的四方诸侯啊，天子才是庄严肃穆的主祭者。’为什么你们三家家庙祭祖时唱《雍》呢？”
　　《圣经》说：“骄傲只启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箴13:10）又说：“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箴17:19）
　　徐志刚先生注：“三家：春秋后期掌握鲁国政权的三家贵族：孟孙氏（即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他们是鲁桓公之子仲庆父（亦称孟氏）、叔牙、季友的后裔，又称‘三桓’。在这三家中，以季孙氏的势力最大。他们自恃有政治经济的实力，所以经常有越轨的行为，多次受到孔子的批判
　　“雍：《诗经·周颂》中的一篇。古代，天子祭祀宗庙的儀式举行完毕后，在撤去祭品收拾礼器的时候，专门唱这首诗。”
　　张国堂说：“以上两章都是孔子严厉批评诸侯国的权臣违背礼法，这是为了维护等级制的秩序，为了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
　　“地方政府要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中央政府的政策。
　　“在政府行政系统和司法系统中工作的公务人员（包括军队中的军人）都必须忠于并服从国家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行使行政权的总统，行使立法权的议会和行使司法权的最高法院是君。上述公务人员和军人是臣。臣忠于君，君为臣纲的原则仍要坚持。”
　　张国堂说：“古今中外的任何国家都是等级社会。任何消灭等级（或阶级）的主张都是歪理邪说。主张消灭阶级的人，都是为了打倒原来的领导，而建立自己高高在上的新的等级社会。因此，消灭阶级的理论都是骗人的。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等级，就必然没有管理。在一个国家中，如果谁也不能管理谁，谁也不能指挥谁，谁也不服从谁，这样的国家，必然是一盘散沙，就没有任何力量，也不能从事需要多人完成的工作。这样的社会如何能存在？这样的国家如何能生存？因此，国家、社会必须有等级秩序。
　　“上述关于等级社会的说法是否与‘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相矛盾？我们说是不矛盾的。一切人生而平等，不是说人在一切方面都平等，而是说一切人在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上平等。一切人在阅读的权利、形成和表达意见的权利、与人交往的权利、获取、占有、享用财产的权利等权利上平等。一切人生而平等，不是说一切人的社会地位平等，人的社会地位有高有低，是不能平等的，而是说一切人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权利上平等。一切人生而平等，不是说一切人的社会职务和角色平等，而是说一切人在争取担任任何社会职位和角色的权利上平等。总统与别的职位是不平等的。总统高于其他任何由个人担任的职务。但任何人在争取担任下一任总统的权利上与现任总统（或现任副总统）平等。老板与其所雇的员工是不平等的，老板管理、指挥员工，员工服从老板，但任何人都有与别人平等的权利争取当老板。”
　　张国堂说：“一切人在获取、占有、享用财产的权利上平等。并不是说一切人占有同样多的财产，而是说一切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在市场上挣钱。由于人的能力不同，挣的钱自然不一样多。于是各人所占有的财产就不一样多。”
　　张五常说：“要知道，在这个社会里，人一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坦白地说，这是上帝造成的，怎么可能平等？每个人都不平等。某方面是可以平等的，但不可能每方面都平等。在产权明晰的制度里，每个人拥有的财产都不一样，有人富一点，有人穷一点。但正因为产权不平均，人权就可以平均；人权平均，就可以搞法治，可以搞司法，因为司法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的资产不平等，但人权可以平等。”
　　张国堂说：“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是共和国的基石。没有这个原则就没有共和国。
　　“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国家、社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没有一个个个人的权利，就没有国家的利益。没有一个个个人的幸福，就没有社会的公共幸福。不能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剥夺任何个人的正当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是每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当权者不得以任何名义剥夺任何一个公民的这些权利。”
　　法国的孟德斯鸠和美国的汉密尔顿等伟大的学者说，大共和国会被内部的动乱和腐败所破坏，因此大国难以建立中央集权的共和国。小共和国会被外部力量所破坏。联邦共和国具有小共和国容易治理的优点，从而不会被内部的动乱和腐败所破坏；同时又具有大国的力量抗御外敌，这就有大国的优点，不容易被外部力量所破坏。
　　张国堂说：“中国是一个特大国家，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宗教等都不同。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中国的政体设计，必须考虑这个最大的国情。根据理论和国情，以及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国不可能建立中央集权的共和国。中国如果要建立代议制共和政体，就必须采用联邦制，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都是中华联邦共和国的邦，可统称为省。
　　“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是：国防、外交、管理货币、管理贸易、管理环境保护、管理省际关系等。各省独立地管理自己的内部事物。联邦政府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不通过省政府而直接管理自然人和企业法人等。各省政府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独立地管理本省的自然人和企业法人等。联邦政府依法不通过省政府而直接向自然人和企业法人等征税、收费和罚款。各省政府不经联邦政府的批准，可依照本省的法律对本省的自然人和企业法人等征税、收费和罚款。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在征税、收费和罚款时，必须先经过联邦议会立法。议会没有立法的，行政部门不得征税、收费和罚款。必须经过地方议会立法之后，地方政府的行政部门才可以依照本地的法律征税、收费和罚款。
　　“联邦政府实行三权分立。总统行使行政权。军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总统是全国军队的总司令。议会行使立法权。最高法院行使司法权。议会采用两院制，分众议院和参议院。议会议员的人数不可太多，因为议员人数太多，容易被强人所操纵。参议院议员每省两名，由各省议会选举产生。众议院议员的人数不可超过两百名，按各省人口数占全国总人口数的比例分配各省当选议员的名额，由各省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联邦政府的总统由全国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最高法院的最高法官由总统提名，由议会选举产生。总统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一届。任何人任总统不可连续超过八年。众议院议员任期两年，可连选连任。参议院议员任期六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参议员可连选连任。最高法官一旦当选，如无重大错误，就一直任职到退休。议会不得立法降低总统和最高法官的薪金和待遇。总统依法行政，最高法院依法司法。一切行政决定都由总统或由总统授权者作出。议会议员一人一票，立法由多数票决定。众议院创制的立法，要经参议院审议通过。参议院创制的立法，要经过众议院审议通过。议会两院通过的法律要由总统公布后方为有效。总统对议会两院通过的法律有否决权。对总统否决了的法律。议会两院可重新审议，如获三分之二的多数在两院分别通过，就可不经总统公布而生效。这样，总统就无权否决了。议会议员在议会中的发言权不得剥夺。议会议员在议会中的发言不受法律的追究。
　　任总统的人在犯有如下罪行时，议会可弹劾任总统的人：一、指令有关行政部门妨碍公平选举；二、不经参议院同意，私自同外国缔约，或不经议会批准而擅自发动战争；三、拒不执行议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的法律；四、不经议会立法，越权行政；不经议会批准，擅自向自然人和企业法人等征税、收费和罚款；五、财政开支突破议会批准的预算；六、不经法院审判，命令有关行政部门超期关押公民；七、妨碍司法公正。但在外敌入侵和国内有武装叛乱时，议会要慎重使用自己的弹劾权。弹劾案由众议院提出，由参议院审议判决。议会两院通过对总统的弹劾案后，总统在宪法规定的期限内可以解散议会。总统解散议会后，立即进行议会选举。经选举产生的新议会应该立即重新审议前议会通过的弹劾案。如果新议会没有通过弹劾案。则原议会通过的弹劾案无效。如果新议会通过了弹劾案，则弹劾案立即生效。任总统的人被解职并立即交普通法院进行刑事审判。假如议会两院通过了弹劾案后，总统不解散议会而自动去职，可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任总统的人因犯罪而自动辞职的，议会可免于弹劾，并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同时，由副总统升任总统，并由参议院议长升任副总统。参议院重新选举议长。任总统的人被议会弹劾去职时，由任副总统的人代理总统。并立即开始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
　　“各省政府也实行三权分立。各省的省长和省议会的议员由本省的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选举必须公开、公平。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任何公民都有权竞选总统、国会议员、省长和省议会议员等。在选举中，任何公民都有权组织政党帮助自己竞选”
　　张国堂说：“行政讲效率，立法要周全。如果行政和立法不分立，那就行政没有效率，法律也不周全。为了使法律周全，议会议员都应独立思考，在议会都有平等的发言权的平等的表决权。只有在各种意见的辩论中才能制定出周全的法律。为了法律的周全，议会应分为两院。”
　　张国堂说：“行政系统（包括军队）必须统一，不能有意见分歧。凡不同意政府政策和法律的官员（包括军官）都必须辞职。凡发表同政府政策和法律不一致的行政官员（特别是军官）都应当撤职。”
　　张国堂说：“行政系统有膨胀的趋势，这是古今中外共同的规律。中国古代行政系统的膨胀趋势，是中国历史上专制王朝垮台的重要原因。因为行政系统的机构多了，人员多了，财政开支就必然大，人民的经济负担就必然重，这就导致民众贫穷。民众贫穷就会造反。王朝政府就会垮台。”
　　张国堂说：“众议员任期较短，并且由人民直接选举。新当选的众议员对立法事务往往不太熟悉，知识可能也不多。但他们同行政系统的斗争的积极性就很高。而参议院议员任期较长，且由省议会选举产生。他们同行政系统作斗争的积极性就不很高。但他们一般都熟悉立法事务，知识也很丰富。这样，众议院和参议院正好互补。参议院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就是为了避免新议员太多，因为新议员不太熟悉立法事务。如果新议员太多，就难以开展工作。”
　　张国堂说：“国家由多数人统治，同时保护少数人的正当权利不受侵犯，这是民主政治的原则。选举由得多数选民选票的人当选。法律和政策体现多数人的意见。同时保护少数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不得迫害持少数派意见的人。
　　“由于多数人没有与国家不一致的利益。同时，如果多数人错了，其错误的后果由多数人自己承担。因为国家政策错误的后果必然由全体人民承担。由多数人承担少数人错误的后果，是极不公平的。因此，国家应由多数人统治。
　　“迫害持少数派意见的人，剥夺少数人的正当权利，是多数人的暴政。而多数人的暴政是不義的。天主上帝憎恶多数人的暴政。多数人的暴政的必然结果，是代表多数人的当权者成为僭主。这样，民主政体就演变为僭主政体。虽然这样的僭主政体仍然会以民主政体为名義。并且，这样的僭主往往是暴君。而暴君会虐待所有的臣民，会使全国人民生活在恐惧和贫穷之中。多数人的暴政必然会演化为暴君政治，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天主上帝对行暴政的多数人的惩罚。
　　“无数历史事例证明，多数人也会犯错误。而且，真理总是由极少数个别人发明的。迫害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一个心怀恐惧的人，不可能有创新的能力。如果多数人心怀恐惧，整个社会就没有创新的能力。一个不宽容错误意见的民族，不可能有创新的能力。因为许多真理在起初时被绝大多数人当作错误。例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马丁·路德的‘因信称義’的宗教见解等等。”
　　张国堂说：“根据儒家学说和基督教的教義。每个人都有良心，都有善良和理性的本性，都有足够的智慧在别人的启发下并通过自身的经验来知道是非、善恶。因此，民主政体是可行的。同时，人与人在天资和智力上存在差别，‘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仆人’，因此，民主政体必须是代议制民主政体，而不可能是直接民主政体，
　　“由于从众心理是下层民众的普遍心理，具有从众心理的下层民众容易被狡诈的强者操纵。因此，直接民主政体必然演变为僭主政体。”

　　第三章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说：“一个人不信道，如何对待礼法呢？一个不信道的人，如何对待乐呢？他有真正的喜乐吗？”
　　游氏曰“人而不仁，则人心亡矣，其如礼乐何哉？言虽欲用之，而礼乐不为之用也。”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
　　李氏曰：“礼乐待人而后行，苟非其人，则虽玉帛交错，钟鼓铿锵，亦将如之何哉？”
　　我师朱熹曰：“然记者序此于八佾雍彻之后，疑其为僭礼乐者发也”
　　张国堂说：“一个骄傲、狂妄、放肆的人，不会遵守礼法制度。一个不敬畏天主上帝的人，往往会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

　　第四章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鲁国人林放见世人依礼办事时专务繁文，他怀疑礼的根本不在此，就问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说：“很重要的问题啊！从礼节儀式来说，与其奢侈，不如节俭；从办理丧事来说，与其在儀式上搞得很隆重而完备周到，不如心里沉痛悲哀地悼念死者。”

　　第五章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孔子说：“没有礼法制度的东方和北方少数民族有君主，还不如中原礼義之邦暂时失去君主。”
　　张国堂说：“最高领导者远不如政教学说和礼法制度重要。”

　　第六章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季氏去祭祀泰山。孔子对冉有说：“季氏去祭祀泰山，是僭越礼制的行为。你不能劝阻吗？”冉有回答说“不能”。孔子说：“啊呀！莫非说泰山之神还不如鲁国人林放知礼吗？”

　　第七章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孔子说：“君子谦逊，不与人相争。如果有相争的，那一定是射箭比赛了！就算是射箭比赛吧！那也是互相作揖、谦让，然后登堂；射箭完了，走下堂来，又互相敬酒。这种相争，也是君子之争。”
　　所罗门说：“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箴17:1）又说：“分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箴17:14）又说：“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箴17:19~20）又说：“愚昧人张嘴启争端，开口招鞭打。”（箴18:6）又说：“恨能挑启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箴10:12）又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暴怒的人，挑启争端。忍怒的人，止息分争。”（箴15:17~18）又说：“乖僻人播散分争。传舌的离间密友。”（箴16:28）又说：“远离分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箴20:3）又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箴21:9）又说：“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箴21:19）又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叫亵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箴21:24）又说：“骄傲只启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箴13:10）又说：“赶出亵慢人，争端就消除，分争和羞辱，也必止息。”（箴22:10）又说：“好气的人，挑启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箴29:22）
　　周文王临终时告诫他儿子周武王说：“见善速为，远离是非，机会来了莫犹豫，这是道的最高境界。”
　　张国堂说：“远离是非，就是远离纷争。”

　　第八章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问道：“‘娇媚的笑容多好看啊，美丽的眼睛多有神啊，白色的脸好化妆啊？’是什么意思你？”孔子说：“先有白地子，才能绘画。”子夏又问：“礼必以忠诚信道为质吗？”孔子说：“能启发我思想的是你子夏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

　　第九章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夏的后代杞国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商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商的后代宋国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因此这两国的典籍不足，了解夏礼、殷礼的贤人也太少。如果有记载夏礼、殷礼的典籍和熟悉夏礼、殷礼的贤人，我就能证明我所说的夏礼、殷礼了。”

　　第十章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孔子说：“鲁国国君以天子祭祖的规格祭祀其祖先周公，在举行典礼儀式时，第一次献酒之后，其君臣就懈怠而无诚意，于是我就不想再看下去了。”
　　张国堂说：“在孔子时代，中国是联邦君主国。周天子周王是君主国联邦的首脑，也就是全中国的元首。鲁国是周分封的诸侯国，是联邦中的一个邦。因此鲁国国君是地方的政府首脑，地位比周天子低”
　　张国堂说：“扩张是君主国的本性之一。联邦君主国的各邦--各分封的诸侯国都是君主国。扩张是这些诸侯国的本性之一。春秋之后，周王分封的各诸侯国相互兼并，到战国时，周室衰微，天下出现七国争雄的局面。最后秦始皇统一全国，形成中央集权的君主国。因此，联邦诸侯国是不稳定的政体，容易导致各邦的相互兼并。而联邦共和国是稳定的。因为共和国没有扩张的本性。”
　　徐志刚先生注：“禘（di地）：古代只有天子才可以举行的祭祀祖先的隆重典礼。既：已经。灌：禘礼初始即举行的献酒降神儀式。古代祭祀祖先，一般用活人坐在位前象征受祭者（这个人叫‘尸’）。煮香草为‘郁’，合黍酿成气味芬芳的一种酒‘郁鬯（chang唱）’。将‘郁鬯’献于‘尸’前，　使其闻一闻酒的香气而并不饮用，然后将酒浇在地上。这整个过程就叫‘灌’。”
　　赵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庙，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赐鲁重祭。故得禘于周公之庙，以文王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礼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郁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鲁之君臣，当此之时，诚意未散，犹有可观，自此以后，则浸以懈怠而无足观矣。盖鲁祭非礼，孔子本不欲观，至此而失礼之中又失礼焉，故发此叹也。谢氏曰：“夫子尝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又曰：‘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当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叹也。”

　　第十一章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有人问鲁国国君以天子的规格祭祀其祖先周公的由来道理。孔子说：“不知道。能懂这个道理的人治理天下，就同看视这一样容易了。”他一面说，一面指着自己的手掌。
　　我师朱熹曰：“先王报本追远之意，莫深于禘。非仁孝诚敬之至，不足以与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鲁之所当讳者，故以不知答之。示，与视同。指其掌，弟子记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盖知禘之说，则理无不明，诚无不格，而治天下不难矣。圣人于此，岂真有所不知也哉？”

　　第十二章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祭祀祖先就如同祖先真在祭台上。祭祀神灵就如同神灵真在祭坛上。孔子说：“我不亲自参与祭祀，就如同没有祭祀。”
　　张国堂说：“从本章节可以看出，孔子对其祖先很孝敬，对神灵很虔诚敬畏。这说明孔子是有神论者。他相信他祖先虽然死了，但其灵魂仍然存在，没有消亡。他虔诚敬畏神，就表明他相信有神。后来有人说孔子是无神论者，这是没有根据的”

　　第十三章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有实权的卫国大夫王孙贾问：“与其亲顺地位高的奥神，不如亲顺管事的灶神。这句俗语怎么讲？”孔子说：“不是这样，如果背逆天理得罪了天主上帝，无论是向奥神还是向灶神祈祷，都没有用。”
　　我师朱熹曰：“王孙贾，卫大夫。媚，亲顺也。室西南隅为奥。灶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设主而祭于其所，然后迎尸而祭于奥，略如祭宗庙之仪。如祀灶，则设主于灶陉，祭毕，而更设馔于奥以迎尸也。故时俗之语，因以奥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灶虽卑贱，而当时用事。喻自结于君，不如阿附权臣也。贾，卫之权臣，故以此讽孔子。天，即理也；其尊无对，非奥灶之可比也。逆理，则获罪于天矣，岂媚于奥灶所能祷而免乎？言但当顺理，非特不当媚灶，亦不可媚于奥也。”　　
　　谢氏曰：“圣人之言，逊而不迫。使王孙贾而知此意，不为无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祸。”
　　张国堂说：“在孔子时代，周天子周王的力量已经衰微，没有力量在联邦君主国中维持礼法制度。当时，各诸侯国的权臣经常僭越周礼，周天子也无法制止。孔子认为，周礼是天主上帝的旨意。对违背周礼的人，周天子虽无力惩罚，但天主上帝必要惩罚。”

　　第十四章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说：“周礼是借鉴于夏礼和殷礼，并在夏礼和殷礼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多么丰富完备啊？我遵从周礼。”

　　第十五章
　　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孔子进入太庙助祭，询问每件事。有人说：“谁说孔丘知礼呢？他进入太庙，对每件事都要问一问。”孔子听到这话，就说：“这样做，就是礼啊！”

　　第十六章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孔子说：“在射箭比赛时，是看射手是否能准确地射中皮靶子，而不在乎是否射穿皮靶子，因为各人力气的大小有所不同，在古代是这个道理。”
　　我师朱熹曰：“为，去声。射不主皮，乡射礼文。为力不同科，孔子解礼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栖革于其中以为的，所谓鹄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观德，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贯革，盖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记曰：“武王克商，散军郊射，而贯革之射息。”正谓此也。周衰，礼废，列国兵争，复尚贯革，故孔子叹之。”
　　杨氏曰：“中可以学而能，力不可以强而至。圣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第十七章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在古代，阴历的每月初一叫“朔”。礼制规定，诸侯在每月“听政”的开始，叫“告朔”。鲁国国君已不亲自到祖庙去举行告朔礼了。有关官员仍然供应活羊在告朔时杀掉。子贡认为国君不亲为，其礼已无实质意義而枉费此活羊，故他想去之。孔子说：“子贡啊！你爱惜那羊，我爱惜这礼。”

　　第十八章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孔子说：“完全按照周礼事奉国君，别人却以为这是谄媚国君。”
　　黄氏曰：“孔子于事君之礼，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后尽尔。时人不能，反以为谄。故孔子言之，以明礼之当然也。”
　　程子曰：“圣人事君尽礼，当时以为谄。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尽礼，小人以为谄，而孔子之言止于如此。圣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见。”

　　第十九章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鲁定公问：“君主使用臣，臣事奉君主，应该怎样做？”孔子回答说：“君依礼用臣，臣忠诚事君。”
　　徐志刚先生注：“定公：鲁国的君主，姓姬，名宋，谥号‘定’。襄公之子，昭公之弟，继昭公而立。在位十五年（公元前509-前495年）。鲁定公时，孔子担任过司寇，代理过宰相。鲁定公的哥哥昭公，曾被贵族季氏赶出国外。因此，鲁定公询问孔子，如何正确处理君臣关系，以维持政权。”
　　我师朱熹曰：“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
　　吕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礼之不至；事君不患其无礼，患忠之不足。”
　　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
　　张国堂说：“君对待臣，臣对待君，都要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

　　第二十章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说：“《诗经》的第一篇《关雎》，有快乐，但没有快乐过度而失其正。有忧愁，但没有忧愁过度而伤于和。”
　　我师朱熹曰：“乐，音洛。关雎，周南国风诗之首篇也。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关雎之诗，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则不能无寤寐反侧之忧；求而得之，则宜其有琴瑟钟鼓之乐。盖其忧虽深而不害于和，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称之如此。欲学者玩其辞，审其音，而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

　　第二十一章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鲁哀公问宰我，祭祀土地神时，用什么木料做牌位。宰我回答说：“夏朝人用松树，商朝人用柏树，周朝用栗子树，其意思是说：让民众战栗。”孔子听说这件事之后，对宰我说：“已经完成的事就不用再说了，其势不能停止的事就不要再劝谏了，已经过去的事就不要在追究了。”
　　徐志刚先生注：“宰我：姓宰名予，字子我。鲁国人。孔子早年的弟子。”
　　我师朱熹曰：“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树其土之所宜木以为主也。战栗，恐惧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岂以古者戮人于社，故附会其说与？遂事，谓事虽未成，而势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对，非立社之本意，又启时君杀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复救，故历言此以深责之，欲使谨其后也。”
　　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于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对，故夫子责之。”
　　张国堂说：“宰我在鲁哀公的面前，说周朝用栗子树是使民战栗，这是指责鲁哀公的祖先，犯了人的大忌。宰我白天睡大觉，被孔子指责为‘朽木不可雕也’。这样的人，智力不可能很高，学识不可能很丰富。而鲁国国君以及有势力的贵族，都是周公的后人。周公及其父兄是周礼的主要制定者。像宰我这样智力低下、学识疏浅的人，如果妄评周礼，可能召祸。因此孔子用这些话严厉地告诫宰我，这是对宰我的爱护。并不是历史上的人和事都不能评说。在下一章，孔子就评论管仲，并指责他不知礼。《论语》的编著者把这两章相邻，就是为了避免读者对这些话的误解。
　　“所罗门说：‘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它所吐的。’（箴26:11）一个人如果不从他人和自己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记住过去的错误及其后果，他必然是‘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它所吐的。’一个民族如果不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不记住过去的错误及其恶果，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愚昧的民族。永远也别想强盛。
　　“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孔子把历史上的乱臣贼子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可悲的下场都记录下来告诉后人。后人知道了乱臣贼子都没有好下场（这是天主上帝的惩罚），就不会为非作歹、作奸犯科。孔子经常褒贬历史上的人和事以教育后人。就是在本篇，孔子指责季孙氏冒用八佾，指责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家庙祭祖时唱《雍》；当季孙氏要祭泰山时，孔子问冉有能不能劝阻，等等。这都是说成事、谏遂事、追究既往。”

　　第二十二章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说：“管仲之器小啊！”有人问：“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家收取老百姓大量的市租，为他家管事的官员也是一人一职而不兼任，哪能说是节俭呢？”那人又问：“那么，管仲知礼吗？”孔子说：“国君宫殿门口有萧墙，管仲家门口也有萧墙。国君为与别国国君友好外交，便于设宴招待外宾，在堂上专门设置献过酒后放空杯子的土台，管仲家也设置这样的土台。若说管仲知礼，那谁还不知礼呢？”
　　徐志刚先生注：“管仲：姓管，名夷吾，字仲。一名管敬仲。齐国姬姓之后人。颖（ying影）上（今安徽省西北部，淮河北岸，颖河下游）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645年。春秋初期有名的政治家。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使桓公成为春秋时诸侯中第一个霸主。”
　　我师朱熹曰：“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或人盖疑器小之为俭。三归，台名。事见说苑。摄，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数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好，去声。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俭为知礼。屏谓之树。塞，犹蔽也。设屏于门，以蔽内外也。好，谓好会。坫，在两楹之间，献酬饮毕，则反爵于其上。此皆诸侯之礼，而管仲僭之，不知礼也。愚谓孔子讥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俭，故斥其奢以明其非俭。或又疑其知礼，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礼。盖虽不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于此亦可见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礼，其器之小可知。盖器大，则自知礼而无此失矣。’此言当深味也。”
　　苏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于国，则其本深，其及者远，是谓大器。扬雄所谓‘大器犹规矩准绳’，先自治而后治人者是也。管仲三归反坫，桓公内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浅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复宗齐。”
　　杨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盖非王佐之才，虽能合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称也。道学不明，而王霸之略混为一途。故闻管仲之器小，则疑其为俭，以不俭告之，则又疑其知礼。盖世方以诡遇为功，而不知为之范，则不悟其小宜矣。”

　　第二十三章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孔子同鲁国的乐官谈论音乐，说：“演奏音乐的道理是可以知道的：开始时，合奏和谐协调，乐曲展开之后，音色要纯正、音调要准，高音、低音的起伏要和谐，节拍要分明，又连绵不断，直到乐曲演奏的终了。”

　　第二十四章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卫国仪邑防守边界的官员，请求见孔子。他说：“到这里来的君子，我没有不能见的。”随从孔子的弟子领他去见孔子。他出来时，对孔子的弟子们说：“你们几位何必担心孔子失去官位而离开祖国呢？天下无道，天主上帝将以孔子作为传布政教学说的木铎。”
　　徐志刚先生注：“木铎（duo夺）：一种金口木舌的大铜铃。古代以召集群众，下通知、宣布政教法令，或在有战事时使用。这里是以‘木铎’作比喻，说孔子将能起到为国家发布政令的作用（管理天下）。”
　　张国堂说：“孔子的政教学说，是天主上帝的旨意。孔子只是天主上帝用以发布旨意的木铎。而木铎是一种器具。这就是说，孔子是天主上帝的仆人。天主上帝用孔子管教中国古人。这是天主上帝爱中国古人。孔子就是天主上帝爱中国古人的见证。”

　　第二十五章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孔子在评论歌颂舜接受尧禅让帝位而使天下平的《韶》乐时，说“尽美啊！又尽善。”在评论歌颂周武王战胜商纣王的《武》乐时，说：“尽美啊，只是未尽善。”
　　徐志刚先生注：“孔子认为武王伐纣虽顺应天意民心，但毕竟经过征战，故说‘未尽善’。”
　　张国堂说：“在中国历史上，像尧禅让舜、舜禅让禹是极少的，几乎每一个王朝都是经过征战而建立起来的。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句话虽然不知是出自谁人之口，但却是非常有名的名言。这确实是人活动的规律之一。而皇帝是人间的最高处，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为争夺皇帝之位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秦始皇出巡时，项羽看见了，就说：‘彼可取而代之。’刘邦在首都咸阳看见了，就说：‘大丈夫就该如此。’而当时的项羽和刘邦都是地位极低的小民。像项羽刘邦这样地位卑微的人都想当皇帝，可见想当皇帝的人是很多的。在上位的人如果不修心养性，就会犯错误。如果犯了严重的罪过，就会被别人取代。不论是在位想保位的，还是不在位想当的，其言行符合我主耶稣基督心意的，才能如愿。因为我主耶稣基督才是最高的主宰。祂要立谁就立谁，祂要废谁就废谁。祂能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也能把高高在上的人降卑。
　　“孔子厌恶战争，但中国历史上为争夺政权的内战，其次数之多、其规模之大、其损害之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孔子对此无法可施，孔子的后辈学者如朱熹等也无计可施。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学说。这些政治学说都是基督徒发现的，也是基督徒所坚持的，是天主上帝的旨意。只有西方关于代议制共和政体的理论学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巨大问题的伟大任务，已经光荣地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头上。
　　“自秦汉以来，没有一个王朝能连续地超过三百年。汉朝超过了三百年，但分为西汉、东汉。宋朝也超过了三百年，但分为北宋、南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实。这个事实说明，专制独裁政府的更迭如人的生老病死一样是自然规律。而专制独裁政府的更迭必然通过战争来完成。而通过战争建立起来的政府又必然是专制独裁政府。这是一个循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在这个循环之中
　　“今天，我们要打破这个循环。这个循环有巨大的惯性和刚性，靠人的力量决不可能打破这个循环。只有我主耶稣基督，才能打破这个循环。我主耶稣基督要在中国作王，要以中国为自己的基业，要以中国人民为自己的产业。这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凡作我主耶稣基督基业的国家，就是有福的，就是强盛的、平安的。我主耶稣基督在中国作王，也就是天主上帝的儿子们——基督徒们通过代议制民主政体在中国执掌王权。我主耶稣基督在中国作王之后，中国就永远没有为争夺政权的内战。因为我主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
　　“圣父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倚靠天主上帝，一定能领导中国人民走上基督作王的宪政民主的道路。这是我主耶稣基督要中国人民走的道路。”

　　第二十六章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孔子说：“高居上位，却待人不宽恕，执行礼制不严肃认真，参加丧礼也不哀悼，我如何看这样的人呢？”
　　所罗门说：“定恶人为義的，定義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箴17:15）又说：“刑罚義人为不善。责打君子为不義。”（箴17:26）
　　张国堂说：“在上掌权的人，要尊重公民的权利，凡剥夺公民正当权利的，就是‘居上不宽’。公民有哪些正当权利呢？思想自由，阅读的权利，包括收看电视和收听电台广播的自由权，形成和表达意见的自由权，与人交往的自由权等是每个人的正当权利。也就是说，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都是公民的正当权利。当权者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这些权利。
　　“言论自由，当然包括说错化的权利，也包括批评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权利。批评法律不是违反法律。法律如不允许批评，就不能纠正法律中的错误，就不能使法律尽善尽美。
　　“不当权的人发表错误意见，对社会不会有重大影响。从而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别人发表错误意见，你可以反驳他，这就为你发表正确意见提供了机会。为什么不能宽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呢？为什么要禁止别人发表不同意见呢？凡禁止不同意见的，都是当权者自己错了，他没有理由反驳不同意见，又嫉妒别人发表正确意见。就把别人的正确意见说成是错误意见而加以禁止。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凡禁止发表与当权者不同意见的，都给国家和民众造成巨大灾难，并使国家陷于贫弱落后，使民众陷于贫穷困苦。
　　“当然，当政者对在下层民众中宣传异端邪说的人，要提高警惕。凡煽动平民仇恨富人、煽动民族之间相互仇恨、或者动员和组织下层民众侵犯私有财产或武力夺取政权的，要坚决依法取缔。对其为首者，要坚决依法严刑惩处。
　　“另外，言论自由不是说谎的自由。谎话是故意编造的关于事实的虚假陈述。在法庭上作假见证，以及虚假广告等，都必须负法律责任。捏造谣言诽谤他人名誉的必须负法律责任。言论自由不是揭露他人私人密事的自由。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必须负法律的责任。
　　居上不宽的统治者，总是没有好下场。有史为证。”
　　《史记》记载：“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韂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史记》又记载：“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巿。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理论和历史都证明,暴君是不能长久的,且都没有好下场。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因此，一个受万民爱戴的君主的政权是不容易推翻的；由于这个缘故，所罗门才说（《箴言》，第二十九章，第十四节），‘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相反地，一个暴君的统治既然为民众所唾弃，就必定不能长期存在；因为凡是违反许多人的意愿的事物总是不长的。事实上，暴君们在一生中间很少不遭到某种灾祸的；在多事之秋，总不乏可以起来反对暴君的机会，而一旦碰到这种机遇，许多人中间一定会有人设法加以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必将拥护反叛者，而无论是谁，只要在这种行动上能深获人心，多半是不会功败垂成的。所以暴君的政权很难维持久远。
　　“如果我们看一看暴君的保持其权力的方法，上述的那一点就可以看得格外明显。他不可能靠增进感情来维持统治权，因为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暴君和臣民之间是很少或根本没有什么情谊可言的。当摆脱难以忍受的屈辱的机会自行出现时，群众就不会那么循规蹈矩，还念念不忘忠诚不贰的教条。更可能的是，一般人民觉得在采取一切办法以反抗心肠歹毒的暴君方面倒是并不缺乏信心的。因此，暴政以畏惧为唯一的靠山；暴君们千方百计要使自己为臣民所畏惧。但由畏惧造成的基础是脆弱的。当机会和成功的希望自行出现时，以前由于心怀畏惧而唯命是从的人们就会起来反抗他们的支配者；他们一向越是单纯由于畏惧而在愿望上受到抑制，那种叛变的声势也就愈加猛烈。正如水一样，如果强加压抑，当它找到一个出口时就会格外锐不可当地喷射出来。而且，畏惧本身也带有其内在的危险；因为，当恐惧太甚时，它会迫使许多人铤而走险。而一个横下心来的人对于任何企图都是格外容易奋不顾身的。暴政决不能维持久远。
　　“这个结论从理论上看得很清楚，从实例上也是同样看得很清楚。无论我们考察古代的史实或近代的事迹，都很难发现哪一个暴君政权是寿命很长的。为此，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里列举了几个暴君的名字之后，也接着证明他们的统治是多么短暂；然后他指出，如果有些暴君在位较长，那是因为他们的暴政并不过分苛酷，因为他们在许多方面模仿了一个纯君主的宽厚气度。
　　“当我们考虑上帝的判断时，这个问题甚至显得格外清楚。例如，我们在《约伯记》（第三十四章，第三十节）中读到，‘他使不虔敬的人不得作王，免得有人牢笼百姓。’最初自愿承担王政的重任，接着便暴露出暴君的面目，要算这种人最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为不虔敬的人了；因为所谓伪君子，就是那种像做戏一样冒充另一个人的身份的人。所以上帝允许暴君当政，以惩罚他们的臣民的罪孽；而这种惩罚在《圣经》里一般就叫做神怒。例如上帝通过何西阿（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宣布，‘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可是，上帝在盛怒之下给予他的百姓的君王是不幸的，他在位的日子也不会很长。因为上帝虽然发怒，决不会不宽恕百姓并表示怜悯，像我们在《约珥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中所读到的，‘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所降的灾。’所以上帝并不准许暴君执政过久；而是在利用他们对百姓刮过一阵风暴以后，他就把他们一扫而光，恢复世间的平静。所以我们在《传道书》（第十章，第十七节）中读到：‘神已推翻傲慢的君王的统治，并扶立柔和的君王来代替他们’”（《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7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