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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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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010 11:39:00 AM [科技-IT]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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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孔子说:“看见别人的长处或优点,就要向他学,把他的长处和优点学过来。看到别人的短处或缺点,就要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如他同样的缺点。”
  大学者朱熹曰:“省,悉井反。思齐者,冀己亦有是善;内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恶。”
  胡氏曰:“见人之善恶不同,而无不反诸身者,则不徒羡人而甘自弃,不徒责人而忘自责矣。”
  张国堂说:“爱自己的人,看到别人的长处,就把别人的长处学过来。看到别人的短处,就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如他同样的缺点。爱国的人,看到别国的短处,就会想一想自己的国家是不是也有如他国同样的缺点。孔子教人谦卑,教人要虚心地向别人学,不要骄傲、自大、自是。作为国家和民族也要谦卑,要虚心地向外国学,不要骄傲、自大、自是。人只有谦卑,才能尊荣。国家和民族只有谦卑才能强盛。《圣经》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箴18:12)又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箴22:4)。中国,不会因为有某人批评而弱小,也不会因为有某人夸赞而富强。凡负责任地批评自己祖国的,是以智慧爱国。凡禁止别人批评自己祖国的,是以自己的亵慢爱国。”

  第十八章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孔子说:“侍奉父母,[如果他们要干错事,]就要和颜悦色、轻言细语地劝说。如果他们不愿听从自己的意见,还是要恭恭敬敬,但不能违背道理,为他们操劳,也不要怨恨。” 
  大学者朱熹曰:“此章与《内则》之言相表里。几,微也。微谏,所谓‘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也。见志不从,又敬不违,所谓‘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也。劳而不怨,所谓‘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熟谏。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使徒保罗说:“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西3:20)
  我主耶稣基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太10:37)
  张国堂说:“如果你父亲叫你作的事违背了耶稣基督的教训,则你不可听从你父亲的命令。因为你不可爱你的父亲过于爱住耶稣基督。莫从父之恶,这也是孝。因为你如果你不从父之恶,你仍然是義人,你就能为你父亲向天主上帝祷告;如果你从了你父亲之恶,你的祷告就无效,你就不能为你父亲祷告了。因此,不从父之恶,是孝。当然,绝大多数父亲不会叫儿子作恶,但也有恶人作父亲叫儿子作恶。”
  张国堂说:“托克维尔说:‘每个人都是其自己的私人利益的最高裁判者。’天主上帝赋予每个健康的成年人以自由意志,同时赋予他必要的智慧来管理他自己的私人利益。因此,作父母的不应该干涉成年儿女的信仰、婚姻和事业。作父母的也无权支配儿女的财产。”
  张国堂说:“父母应当慈爱,不可为顾自己的面子而使儿女受屈,更不可为顾全自己的面子而牺牲儿女的幸福。”

  第十九章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孔子说:“父母在世,不要离家远游,万不得已要离开家乡,也要让父母知道自己所去的地方。”
  大学者朱熹曰:“远游,则去亲远而为日久,定省旷而音问疏;不惟己之思亲不置,亦恐亲之念我不忘也。游必有方,如己告云之东,即不敢更适西,欲亲必知己之所在而无忧,召己则必至而无失也。”
  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孝矣。”
  张国堂说:“现在通讯发达,出门在外要多跟父母打电话。”

  第二十章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孔子说:“父亲死后,如果三年不改变其父所坚持的原则,可以说是孝了。”
  张国堂说:“一个人如果连其父之道也不愿坚守,那他就更不屑走别人走过的道路。林肯说:‘有不少伟大善良的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胜任愉快,他们的抱负最多不过是取得议会的一个席位,取得一个州长或总统的职位,可是对于狮子的家族或鹰的种族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什么!你们以为这些地位就能满足得了一个亚历山大、一个凯撒或者一个拿破仑吗?决不!卓越的天才不屑走一条人家走过的路。他寻找迄今没有开拓的地区。他认为在那些为纪念别人而营造的丰碑上添层加楼是出不了名的。他不相信在哪一个领袖的领导下服务是足够光荣的。他不屑跟着前辈的脚步走,无论那个前辈是多么杰出。’(林肯选集)
  “在我国现代或当代历史上,有所谓的‘天才’的人物总想创造‘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祸害。
  “走别人走过了的路,并以别人更快的速度走,就一定能赶上别人。拒绝走别人走过的道路,往往会误入歧途,陷入沼泽,面临悬崖,趋于绝境。
  “亵慢人总是强调走自己的路,而拒绝走别人的路。他不是偷偷地走别人的路,就是误入歧途。”
  先知以赛亚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赛9:6)
  张国堂说:“这里的‘婴孩’和‘子’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祂是‘永在的父’。祂是谁永在的父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永在的父。耶稣基督是我们永在的父,我们也是耶稣基督永远的儿子,我们要永远遵循我们永在的父耶稣基督的道。
  “耶稣基督是人,也是第一个基督徒,他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的长兄,是大哥。耶稣基督又是 神,是天主,是上帝,是天主上帝。祂又是我们的父亲,是爸爸。这是一个奥妙。”
  林肯说:“保守主义是什么?它不就是相信老的考验过的东西,反对新的没有考验过的东西吗?”(《林肯选集》第129页)

  第二十一章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孔子说:“父母的生日,不可不记住,父母的年龄,不可忘记。一方面因他们长寿而高兴,一方面为他们年高而担心。”
  大学者朱熹曰:“知,犹记忆也。常知父母之年,则既喜其寿,又惧其衰,而于爱日之诚,自有不能已者。”

  第二十二章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孔子说:“古代的人不轻易把话说出来,以说出的话做不到为可耻。”
  大学者朱熹曰:“言古者,以见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耻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为此故也。”
  范氏曰:“君子之于言也,不得已而后出之,非言之难,而行之难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轻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则出诸其口必不易矣。”
  
  第二十三章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孔子说:“经常以圣人之道约束自己,过失就少了。”
  所罗门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或作惩治)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箴3:11)又说:“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箴10:17)又说:“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箴12:1)又说:“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箴13:1)又说:“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箴13:13)又说:“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箴13:18)又说:“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箴15:5)又说:“亵慢人不爱受责备。他也不就近智慧人。”(箴15:12)又说:“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義的,为他所喜爱。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箴15:9)
  张国堂说:“自由主义的本义不是主张人皆不受约束,而是主张所有人都必须受真理的约束,都是義的奴仆。任何人都不得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因为如有一个人不受真理的约束,不是義的奴仆,而是義的主人,他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则其他的所有人都不得自由。他本人最终也不得自由。”
  上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总统罗斯福说:“这最高契约的终极目的在于保证自由和争取幸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在这两方面都有很多的教训。我们都知道,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两者都符合‘于己有利必须于人无害’的原则。我们都知道,那些古老的‘切身权利’,即阅读、思考、言论和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无论如何都必须受到尊重。我们都知道,剥夺其他人的这些基本权利的行动自由是不在任何契约的保护范围之内的;而政府在这方面就是要保持一种平衡,使一切个人都可参与,只要他愿意参与;一切个人都可以得到平安,只要他愿意平安;一切个人都可以取得同他的能力相适应的权力,只要他承担随之而来的義务。”
  我主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太11:28~30)
  张国堂说:“自由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公民的自主、自治、自律。每一个公民都要自主自觉地受耶稣基督的话的约束,中国公民还要自主自觉地受孔孟之道的约束。否则,社会必将混乱而纷争。结果是人人不自由,人人受奴役,人人生活在恐惧之中。人不是義的奴仆,就是罪的奴隶。
  “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凡奉耶稣基督为主的国家,国内就有和平,不再有内战、内讧。”
  大卫说:“外邦为甚么争闹?万民为甚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
  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
  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
  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
  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省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
  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
  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作的诗。〕”(诗2:1~12)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8:31~36)
  张国堂说:“上世纪初,有人主张打倒孔家店,说孔孟之道是奴隶哲学,不想受之约束。其结果是腥风血雨几十年,在十年文革时,更是人人自危,人人恐惧。这真是折断了搁在自己颈项上的木轭,却换来了铁轭。
  “中国人都必须受耶稣基督和孔子的约束,担子是轻省的。否则,必挑重担,必受压迫。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也就是你受多数人的统治,如果这些多数人不受约束,为所欲为,你的日子会好过吗?
  “孟子认为,大臣的主要职责是以尧舜禹汤文武等先王之道正君心,也就是以儒家学说正君心。以前是君主,现在是民主,政治家是人民的臣仆、人民的大臣。主人的心正,国家的政治才能清明。因此,现代政治家的主要职责就是以儒家学说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正民心。
  
  第二十四章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孔子说:“君子要谨慎地说话,而要用心勤敏地做事。”
  或译:孔子说:“君子说话要谨慎,行动要敏捷。”
  谢氏曰:“放言易,故欲讷;力行难,故欲敏。”
  胡氏曰:“自吾道一贯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门人所记也。”
  所罗门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箴3:5~7)又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10:19)又说:“往来传舌的,泄漏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箴11:13)又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箴12:18)又说:“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箴12:24)又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箴13:3)又说:“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箴13:16)又说:“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箴14:15)又说:“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致穷乏。”(箴14:23)又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箴16:7)又说:“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箴17:27)又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箴18:13)又说:“殷勤筹划的,足致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箴21:5)又说:“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箴21:23)又说:“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箴29:20)
  张国堂说:“遇事勿烦,遇事沉着,遇事冷静。”
  《小儿语》说:“十差九错,只为慌张。”
  张国堂说:“我主张言论自由,但又劝人谨慎说话。自由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幸福,如果说了错话,对自己对他人都无益处。”
  张国堂说:“谨慎与勇敢是不矛盾的。谨慎而不勇敢是懦怯,勇敢而不谨慎是莽撞。我劝人谨慎小心地说话,同时也提倡勇于言而慎于行。因为行动的错误的影响远大于言论的错误。而且,当政者的错误行为对社会的损害远远大于平民百姓的错误言论。我认为当言而不言,同样是错误的。这也符合所罗门的主张,因为他说:‘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箴16:30)”
  大卫说:“众弟子阿,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義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義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義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義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诗34:11~22)又说:“(大卫的诗,交与伶长耶杜顿。)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耶和华阿,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终,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细拉)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阿,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的笑容或作所喜爱的)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细拉)耶和华阿。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诗39:1~13)

  第二十五章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孔子说:“有道德的人是不会孤立,必有志同道合的人。”
  大学者朱熹曰:“邻,犹亲也。德不孤立,必以类应。故有德者,必有其类从之,如居之有邻也。”

  第二十六章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子游说:“侍俸君主,如果反复向其进谏,就会招致羞辱;对待朋友,如果反复向其提意见,就会和朋友疏远。”
  程子曰:“数,烦数也。”
  胡氏曰:“事君谏不行,则当去;导友善不纳,则当止。至于烦渎,则言者轻,听者厌矣,是以求荣而反辱,求亲而反疏也。”
  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所罗门说:“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箴17:9)又说:“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箴28:23)又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箴27:5)又说:“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義人,他就增长学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9:7~10)
  张国堂说:“责备人要出于爱心。如果自己不是领导,就不要当众责备朋友。不可在人前指责朋友不为人知的错误。如果别人的错误不影响自己和众人的事业,就不要当众责备他。不可背着人议论他的错误。如果老板或上级有错误,要以‘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为原则。对于可以纠正的错误,则应提出批评。如果老板或上级不肯接受批评,反而羞辱你,这样的老板或上级不可能有大出息,你要想法调离。切不可在人前批评自己的上级。做领导的要充分发挥部下的才能,要尽可能地让部下充分展现他的才华。要积极地向上级推荐自己的部下。发现人才是最大的美德,埋没人才是最大的恶行。对朋友的错误,要耐心地责备他。如果他不肯听责备而疏远了你,这对你并无损失。与不肯听责备的人交朋友,对自己有害无益。对同事的错误,要谨慎对待,对可作自己朋友的人,你可以责备他,对不可交朋友的,就不要责备他。”
  对任何人的公开言论的重大错误,都应该公开反驳。但一定要有理有据,还要有节。
  要尊重自己的辩论对手。不可恶意贬损别人,也不可谩骂、嘲笑别人。不可诽谤、污蔑别人。只可指责别人的具体错误,不可从整体上否定别人。指责别人的具体错误一定要有根据,不可无端攻击别人。
  我主耶稣基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太6:14)
  所罗门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箴19:11)
  张国堂说:“在批评别人的错误时,切忌自以为是,因为如果自己错了,便会把别人的正确当作错误。因此要耐心地倾听别人的意见,把别人的意见理解正确,认真分析他讲的道理。同时要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问题。”
  一定要以《圣经》、《四书五经》和西方正宗政治学为是非、善恶的标准,不可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要以基督为自己的立法者,不可自己为自己的立法者。
  所罗门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惟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箴12:15)
  我主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太7:1~5)
  林肯说:“依我看,我们最近取得的成功大大地、也许主要地应该归功于这一新的类型的战士的斗争。然而,老一派战士本身是不是挑选得最恰当,他们采取的策略是不是最有见识呢?我看未必。对卖酒和饮酒的人骂得太过火了。我认为这既不高明,也有失公平。说不高明,是因为人天性不喜欢受逼迫,更不喜欢在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上受逼迫,最不喜欢被人逼迫着去牺牲金钱利益或克服强烈食欲。如果对卖酒和饮酒的人不住口地说——不是由做了错事的人对做了错事的兄弟以恳求和劝告的口气好声好气地说,而是气势凶凶地破口大骂(高傲的法官往往用这种方式把重罪犯一生所犯的罪行归结起来,在宣判犯人死刑之前向他当面指出)——说他们乃是本国一切罪恶、痛苦和坏事的根源;说他们乃是地球上横行不法的一切盗贼和杀人犯的制造者和原料;说他们的住所是魔鬼的工场,说一切善良正直的人必须把他们当作败坏道德的瘟疫避而远之——我说,如果用这种方式对他们说所有这些话,那就难怪他们迟迟不能领受这些斥责的真谛,不能大张旗鼓地和骂他们的人一起来反对他们自己了。
  “要指望他们不这样——指望他们不是以骂人对付骂人,以责备对付责备,以诅咒对付诅咒——就等于指望改变人的天性。而人的天性是上帝决定的,永远也改变不了。
  “要想影响人们的举止行为,就应该采取劝说的办法,亲切的而不是装腔作势的劝说。常言说得好:‘一滴蜜糖引来的苍蝇比一加仑苦胆汁还要多。’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你想争取一个人加入你的事业,首先就得使他相信你是他的真诚朋友。这里面就有一滴赢得他的心的蜜糖,而他的心,不管他怎么说,乃是通向他的理智的捷径,一旦赢得了他的心,你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使他相信你的事业是正義的,如果那个事业真正是正義的话。正相反,如果强迫他相信,逼他采取行动,或者把他当作一个必须避开和轻视的人看待,那他就会打退堂鼓,就会把所有通向他心灵的道路封锁起来,那怕你的事业本身就是明明白白的真理,变成一根最沉重的长矛,比钢还硬,比钢还锋利,那怕你用无比的力量和准确性把长矛抛出去,不过是象用一根稻草去刺乌龟的硬壳一样,休想刺穿他的身体。这就是人,谁要引导他,那怕是为了他本身的最好利益,就的这样来理解他……”(《林肯选集》第25、26页)。
  要多留心他人的德行,要及时赞美。
  我主耶稣基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太18:15~17)
  如果你是领导,对自己部下的错误,要当着全体部属们责备他,免得其他部下犯同样的错误。如果你是教师,对自己学生的错误,也要当着全体学生们责备他,叫其余的学生可以惧怕,免得有人犯同样的错误。圣使徒保罗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提前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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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读《论语》·公冶长第五

   此篇皆论古今人物贤否得失,盖格物穷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为疑多子贡之徒所记云。

第一章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leixie雷谢)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孔子论到公冶长,说:“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他虽然被囚禁在监狱中,但这不是他的罪过。”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孔子谈论南容,说:“国家政治清明的时侯,他不会被废弃不用;国家政治昏暗的时侯,他也会避免刑戮。”于是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做妻子。
  徐志刚先生注:“公冶长:姓公冶,名长,字子芝。鲁国人(一说,齐国人)。孔子的弟子。南容:姓南宫,名适(kuo阔),一作‘括’,又名縚(tao涛),字子容。鲁国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一说,弟)本名仲孙阅,因居于南宫,以之为姓。谥号敬叔,故也称南宫敬叔。孔子的弟子。”
  朱熹曰:“妻,去声,下同。缧,力追反。绁,息列反。公冶长,孔子弟子。妻,为之妻也。缧,黑索也。绁,挛也。古者狱中以黑索拘挛罪人。长之为人无所考,而夫子称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虽尝陷于缧绁之中,而非其罪,则固无害于可妻也。夫有罪无罪,在我而已,岂以自外至者为荣辱哉?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宫。名绦,又名适。字子容,谥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废,言必见用也。以其谨于言行,故能见用于治朝,免祸于乱世也。事又见第十一篇。”
  或曰:“公冶长之贤不及南容,故圣人以其子妻长,而以兄子妻容,盖厚于兄而薄于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窥圣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也,圣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当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则其年之长幼、时之先后皆不可知,惟以为避嫌则大不可。避嫌之事,贤者且不为,况圣人乎?”
  张国堂说:“公冶长被囚禁在政府的监狱中,孔子说不是他有罪,我想必是他因義冒犯政府而受迫害。孔子说他是好丈夫,并把女儿嫁给了他。这表明孔子推崇因義受逼迫的人。孔子曾说‘见義不为,无勇也。’孔子也推崇像南容这样谨言慎行、明哲保身的人。《中庸》中说‘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因为人世间的世事很复杂,各人的情况又不一样。该见義勇为的时候就要见義勇为,该明哲保身的时候就要明哲保身。一切由各人视其当时情势和自身的情况而定。天赋予重大使命的人应待时而动,不可恃勇逞强,作无味的牺牲。”
  张国堂说:“当国家的掌权者无道时,生活在其治理下的官员和人民该怎样作,这是古今中外的人都曾面对过的大问题。
  “使徒彼得因违犯掌权者禁止传耶稣基督福音的禁令,被差役带到公会前受审,他分诉说:‘顺从天主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他又说:‘你们作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彼前2:18)。使徒彼得自己也因不顺从掌权者而被钉十字架。这是不是自相矛盾?
  “使徒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罗13:1~2)。使徒保罗自己因不顺从罗马皇帝而曾被罗马皇帝关入狮笼中。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使徒保罗和彼得叫人顺服掌权者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罗13:3~5)。如果掌权者不叫人行善却叫人作恶,这样的掌权者能顺服吗?如果掌权者不叫人守真理,却叫人信服歪理邪说,这样的掌权者能顺服吗?使徒保罗和彼得宁死也不顺服要他们背道的掌权者。
  “天主上帝兴起暴君试验義人。暴君的权柄虽然是天主上帝所命的,但顺从暴君作恶的和崇拜暴君的都必然下地狱。这在《启示录》中说得很清楚。《启示录》中所说的‘兽’就是人世间的暴君。凡施暴政者就是暴君。凡顺从暴君作恶的人就是在右手上受了‘兽’的一个印记。也不可接受暴君的政治思想,更不可让暴君在自己的心中作王。否则,就是在额上受了‘兽’的一个印记。凡崇拜暴君的,就是拜兽的。《圣经》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忿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启14:9~11)。
  “暴君的权柄是天主上帝所命的,反抗暴政的義人也是天主上帝所命的。例如:商汤反抗夏桀的暴政,周武王反抗商纣王的暴政,汉高祖刘邦反抗秦王朝的暴政,美国华盛顿等以独立战争反抗其母国英王的暴政等等。
  “我主耶稣基督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太10:39)。耶稣基督是真理,真理也是耶稣基督。凡为真理而死的,也就是为耶稣基督而死的。哥白尼、布鲁诺、伽里略、马丁·路德等都是基督徒,他们为了真理,连教会的权柄也不顺服,这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圣经》又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14:12~13)。”
  张国堂说:“虽然,任何人都有权反抗暴君,但我还是劝人对反抗暴君的事要持慎重的态度。如果不是暴君威胁到自己和很多人的生存,就不要反抗暴君,而要忍耐。这是因为:一、暴君的出现有时是因为人民的错误、愚妄和罪恶。天主上帝兴起暴君是要击打人民、惩治人民、教训人民。二、反抗暴君会导致自己和他人以及社会巨大的损失和危险。三、反抗暴君会激怒暴君,使暴君更暴。四、打倒了原来的暴君会引起社会的纷争,从而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破坏,甚至会出现更暴的暴君。”
  张国堂说:“面对暴君,有言责者应尽职尽责地忠言劝谏。批评、责备君主(或领袖)不是反抗君主。如果暴君不听忠言,则当离开暴君,不可当暴君的帮凶。”
  张国堂说:“不顺从暴君作恶,也不顺服暴君背道,不等于反抗暴君。我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太5:38~42)。有人可能会说:‘不反抗暴君,不与恶人作对,任由暴君和恶人作恶,这行吗?’天主上帝对付暴君和恶人的办法是:叫基督徒不顾暴君的禁令传道,不论得时与不得时都要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建立教会,把義人聚集在教会,把基督徒从人们中分别出来为圣,归与自己,这样,暴君和恶人就孤立了,顺从暴君作恶的人就少了。暴君和恶人就难以作恶了。早期的基督教会就是这样,虽然多次遭罗马皇帝镇压,但基督徒没有反抗,最后,罗马皇帝也跪在我主耶稣基督的脚下。
  “好信徒就要象使徒保罗一样,冒着生命的危险,突破掌权者的禁令传道。”
  张国堂说:“国有道是社会安定的原因。国无道是社会动乱的原因。结果与原因并不一定同时存在,原因往往在结果之前。国无道时,社会有可能会安定一段时间。而社会动乱时,国家中却有道存在。”
  《圣经》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5:6~10)。
  张国堂说:“这段圣经中所说的羔羊,就是指我主耶稣基督。羔羊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来的人,就是基督徒。叫他们……在地上执掌王权,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叫基督徒在地上各国中执掌王权。因此,中国的基督徒也要在中国执掌王权,就像美国的基督徒在美国执掌王权一样。我主耶稣基督不是叫某一个特定的基督徒(如教皇或教宗)在地上的国中执掌王权,也不是叫教会在地上的国中执掌王权,而是叫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国中执掌王权。既然是所有的基督徒在国中执掌王权,就必然采用代议制民主政体(或共和政体)。如果是大国,还需要采用联邦制。因此,我主耶稣基督叫基督徒以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的形式在地上各国中执掌王权。这是《启示录》的重要预言。基督徒在传福音时,不可漏掉这个预言。这也是耶稣基督的命令。所有基督徒都要服从耶稣基督的命令。
  “《启示录》的预言是天主上帝的预定旨意,必然要实现,必然要成就。我主耶稣基督叫基督徒在地上执掌王权,是《启示录》的预言。因此,基督徒必要在地上各国中执掌王权,中国基督徒必要在中国执掌王权。”
  张国堂说:“耶稣基督叫基督徒在地上执掌王权。中国基督徒要听从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在中国执掌王权。这不是说非基督徒不在中国执掌王权。而是说基督徒要在中国走向共和的过程中作榜样。因为基督徒是世界上的盐和光。”
  张国堂说:“圣父耶和华藉先知以赛亚的口说:‘哪一邦哪一国不事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赛60:12)。这里的‘你’所指代的就是我主耶稣基督。难道中国就不该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吗?中国必将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必将尊我主耶稣基督为大。尊我主耶稣基督为大的基督徒必要在中国执掌王权。”
  张国堂说:“一旦中国的基督徒以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的形式在中国执掌王权,就不会再有‘国无道’的情况了,像公冶长一样的正直人就不会再坐牢了。”

第二章
  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孔子评论子贱说:“他真是个君子呀!如果鲁国没有君子,这个人从哪里取得这种好品德呢?”
  徐志刚先生注:“子贱:姓宓(fu浮),名不齐,字子贱,鲁国人。公元前 521年生,卒年不详。孔子的弟子。子贱曾任单父(今山东省单县)宰,史称:‘有才智,爱百姓,身不下堂,鸣琴而治。能尊师取友,以成其德。’著有《宓子》十六篇。”

第三章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子贡问孔子说:“老师,您看我怎么样?”孔子说:“你呀,好比是一个有用的器具。”子贡说:“是个什么器具呢?”孔子说:“是瑚琏。”
  徐志刚先生注:“瑚琏:古代祭祀时盛粮食(黍稷)用的一种贵重器具,竹制,上面用玉装饰,很华美,有方形的,有圆形的,夏代称‘瑚’,殷代称‘琏’。在这里,孔子用‘瑚琏’比喻子贡,虽是有用之材,但也不过仅有一种具体的才干,达不到最高标准的‘君子不器’。”
  朱熹曰:“子贡见孔子以君子许子贱,故以己为问,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则子贡虽未至于‘不器’,其亦器之贵者欤?”

第四章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有人说:“冉雍有仁德而缺少能言善辩的口才。”孔子说:“要那口才有什么用呢?快嘴利舌地跟人辩驳,每每惹人讨厌。冉雍是否做到了仁,我不清楚,但何必要那口才呢?”
  徐志刚先生注:“雍:姓冉,名雍,字仲弓。鲁国人。生于公元前 522年,卒年不详。孔子的弟子。佞(ning泞):强嘴利舌,巧言花语。御:抗拒,抵抗。这里指辩驳对方,与人顶嘴。口给,指嘴巧,嘴快话多。孔子反对‘巧言乱德’的人。”
  朱熹曰:“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为人重厚简默,而时人以佞为贤,故美其优于德,而病其短于才也。焉,于虔反。御,当也,犹应答也。给,辨也。憎,恶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应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无情实,徒多为人所憎恶尔。我虽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为贤,不足以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晓之。或疑仲弓之贤而夫子不许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体而不息者,不足以当之。如颜子亚圣,犹不能无违于三月之后;况仲弓虽贤,未及颜子,圣人固不得而轻许之也。”

第五章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孔子叫漆雕开去做官。他回答说:“我对做官的道理还没有领会透彻,因此就对做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满意。
  徐志刚先生注:“漆雕开:姓漆雕,名开,字子开(一说,字子若)。蔡国人(一说,鲁国人)。公元前540年生,卒年不详。孔子的弟子。”
  朱熹曰:“说,音悦。漆雕开,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谓真知其如此,而无毫发之疑也。开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说其笃志。”
  程子曰:“漆雕开已见大意,故夫子说之。”又曰:“古人见道分明,故其言如此。”
  谢氏曰:“开之学无可考。然圣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于心术之微,则一毫不自得,不害其为未信。此圣人所不能知,而开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于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说之也。”
  张国堂说:“首先,人贵有自知之明,漆雕开有自知之明,这是孔子对他的回答表示满意的原因之一。其次,漆雕开对做官的事很慎重。春秋时的郑国宰相子产曾把做官比喻为拿刀。他说,让没有学会做官的人去做官,就象让拿不稳刀的小孩拿刀,这样会伤人伤己。漆雕开能诚实地对孔子说:‘自己还没有学会做官,因此对做官没有信心,’这是孔子表示满意的原因之二。”

第六章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孔子说:“我的政教学说,如果没有贤君采纳而得不到实行,我就乘木筏到海上去,能跟随我的人,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听到这话非常高兴。孔子却说“仲由啊,你见義勇为的精神超过我,但你遇事不够冷静,不能正确地运用所学教義指导自己审时度势、裁度事理,而使自己的行为不出偏差。”
  朱熹曰:“材,与裁同,古字借用。”
  程子曰:“浮海之叹,伤天下之无贤君也。子路勇于義,故谓其能从己,皆假设之言耳。子路以为实然,而喜夫子之与(注:称赞)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讥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适于義也。”
  张国堂说:“孔子是勇敢的,也是谨慎的。勇敢而不谨慎,就是莽撞;谨慎而不勇敢,就是怯懦。孔子是圣人,是为人的标准、榜样。子路见義勇为的精神超过孔子,这是过,冉有见義勇为的精神不及孔子,这是不及。过与不及都不好,都偏离了中庸。人多有自以为是、自以为義的毛病,如果见自以为是的義而勇为,则必然坏事,必然害人害己。因此,人不得自以为義,而要以神的義为義。所罗门说:‘不要行義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传7:16)这就是说见義勇为的精神超过圣人是不好的。人多患得患失而不敢见義勇为。所罗门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箴24:10)。这就是说:遇事怯懦也不好。”
  小儿语说:“要看男儿先看胆。”

第七章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问子路能做到仁吗?孔子说:“不知道。”他又问。孔子说:“仲由吗,在一个有一千辆兵车的大诸侯国里,可以让他管理赋税,掌管军政。至于他是否能做到仁,我就不知道了。”孟武伯又问:“冉求怎么样?”孔子说:“冉求吗,千户人口的县邑,或百辆兵车的大夫封地,可以让他担任总管,至于他是否能做到仁,我就不知道了。”又问:“公西赤怎么样?”孔子说:“公西赤呀,穿上礼服,站立在朝廷上,可以让他负责接待外宾的工作,至于他是否能做到仁,我就不知道了。”
  以赛亚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赛53:6)。
  圣使徒保罗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决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義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義。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3:9~20)。
  张国堂说:“天主上帝把律法写在中国人的心上,就是良心。犹太人不能因行律法而在天主上帝面前称義。同样,中国人也不能因凭良心行事而在天主上帝面前称義。儒家学说是孔子在研究中国人的良心时发现的,因此,儒家学说是天主上帝赐给中国人的律法。同样,中国人也不能靠行儒家学说在天主上帝面前称義。靠儒家学说修心养性,也不能使人在天主上帝面前称義。孔子也明白这一点。
  “仁的要求,就是律法的要求。做到了仁,就是行全了律法。违仁,就是违背了律法。因此,做到了仁的人,就是義人,做不到仁的人,就是罪人。违背律法中的一条,也就违背了律法;如有一点达不到仁的要求,也就是违仁。朱熹曰:‘心不违仁者,无私欲而有其德也。’程子曰:‘不违仁,只是无纤毫私欲。少有欲,便是不仁。’因此,心中少有私欲,就不是義人,而是罪人。这里所说的‘罪人’,不是世俗所说的罪人,而是天主上帝的罪人。世俗的罪人受世俗的刑罚。天主上帝的罪人受天主上帝的刑罚。凡在天主上帝面前有罪的人,必要下地狱。
  “孔子对冉雍、子路、冉求、公西赤的评价是‘不知其仁’。孔子还说:‘吾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这就是说他的众弟子中未有好仁者。因为如有好仁者,他肯定会见到,他说他没有见到,就是说他众弟子中未有好仁者。孔子还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这就是说,颜渊虽贤,但也只能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不能永远不违仁。这就是说,他也会违仁犯罪。其余的弟子只能在短时间内不违仁,从而就更会违仁犯罪。因此,从孔子对其弟子的评论中可知,他的弟子们都是罪人,不能在天主上帝面前称義。孔子虽没有读《圣经》,但他也知道世上没有義人,世人都达不到仁的要求,从来都不违背良心的人是没有的,世人都会违背天主上帝的律法而犯罪,都是天主上帝的罪人。关于‘世人都是罪人’的道理,孔子的意见与以色列的先知和使徒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就表明,启示孔子与以色列的先知及使徒的是同一个神。
  “天主上帝爱世人,就把祂的独生爱子我主耶稣基督赐给世界,担当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作世人的赎罪祭。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能得着天主上帝的恩典,他的罪就被神赦免了,他就在天主上帝面前称義,就可以得救,得永生,上天堂,免下地狱。
  “现在,就是有人不肯承认自己是罪人,连孔子的高徒们都做不到仁,都不是義人,而是罪人。你比孔圣人的门徒还贤明吗?你就能做到仁吗?你心中就没有一点私欲吗?你就一点也不骄傲、不贪财、不好色、不懒惰吗?你从来都没有嫉妒过人吗?一辈子也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吗?从来就不发怒、不骂人、不打人吗?你从来就不恨人吗?你总是见義勇为、从来就不胆怯吗?等等。你为何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呢?为何不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自己得救、得永生、上天堂呢?何必要下地狱呢?”

第八章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孔子对子贡说:“你和颜回相比,谁更强一些?”子贡回答说:“我那里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听到某个具体事情的个别结论,可以推论而知道普遍事物的一般原理。我听到某个具体事情的个别结论,只能推论而知道同类事物的特殊原理。”孔子说:“你是不如他呀,我同意你的话,你是不如他。”
  朱熹曰:“女,音汝,下同。愈,胜也。一,数之始。十,数之终。二者,一之对也。颜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见终;子贡推测而知,因此而识彼。‘无所不悦,告往知来’,是其验矣。与,许也。”
  胡氏曰:“子贡方人,夫子既语以不暇,又问其与回孰愈,以观其自知之如何。闻一知十,上知之资,生知之亚也。闻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资,学而知之之才也。子贡平日以己方回,见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难于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许之。此其所以终闻性与天道,不特闻一知二而已也。”
  张国堂说:“这一段对话说明,子贡与颜回在天赋与智力上存在差别。人与人在天赋与智力上存在差别,是一条普遍规律,是一个定律。孔子与子贡的这段对话,是这个定律的例证之一。人与人在天赋与智力上存在差别,‘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仆人’。这是一条普遍原理,是政治学、经济学、行政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逻辑基础之一。
  “为什么只能采用代议制民主而不能采用直接民主,上述定律就是根本原因。不运用这个普遍原理,就不能充分论证代议制民主。”

第九章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朽腐的木头不可能雕刻成器具,粪土的墙壁不可能粉刷干净。像你这样懒惰的人,我何必去责备呢?”孔子又说:“以前,我对于人,听了他说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于人,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行为。是你改变了我考察人的方法。”
  所罗门说:“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哪,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箴6:6~11)。

第十章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孔子说:“我没有看见过坚强不屈的人。”有人回答说:“申枨就是这样的人。”孔子说:“申枨吗,他的个人欲望太多,怎么能坚强不屈呢?”
  徐志刚先生注:“申枨(cheng成):姓申,名枨,字周,鲁国人。孔子的弟子。一说,就是申党(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另作‘申棠’”
  朱熹曰:“刚,坚强不屈之意,最人所难能者,故夫子叹其未见。申枨,弟子姓名。欲,多嗜欲也。多嗜欲,则不得为刚矣。”
  程子曰:“人有欲则无刚,刚则不屈于欲。”
  谢氏曰:“刚与欲正相反。能胜物之谓刚,故常伸于万物之上;为物揜之谓欲,故常屈于万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无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见也。枨之欲不可知,其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为刚,然不知此其所以为欲尔。”

第十一章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贡说:“无论何事,我不愿意人怎样待我,我也欲无怎样待人”孔子说:“端木赐呀,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
  朱熹曰:“子贡言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于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为非子贡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也。恕则子贡或能勉之,仁则非所及矣。’愚谓无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谓,此所以为仁恕之别。”
  我主耶稣基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太7:12)。
  张国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恕,‘己所不欲,无施于人’是仁。恕者人道,仁者是天道。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恕,但不能达到仁。因为人能做到不故意把己所不欲的施于人,但也可能在无意中把己所不欲的施于人。人如能像七十岁的孔子那样‘随心所欲不逾规’,才能做到不论有意无意都不把己所不欲的施于人,这就是‘己所不欲,无施于人’。人只有熟读本书和本书所推荐的书籍,并加入基督教教会,受洗并接受圣灵进入自己心中,真信耶稣基督,经常向天主上帝祷告,同时在实际生活中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事。在祷告时,要反省自己是否把己所不欲的施于人。这样,必能被圣灵充满,达到我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耶稣基督与我合一(即天人合一),才能做到‘己所不欲,无施于人’。”
  张国堂说:“我要爱人如己是恕,我定然会爱人如己是仁。我要爱人如己由得我,我行出来是不是爱人如己就由不得我,因为我的肉体里面有罪根。圣使徒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7:18)。‘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就要怎样待人’,这是恕,是人道;‘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就定然会怎样待人’,这是仁,是天道。‘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就要怎样待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逻辑上等价;‘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也定然会怎样待人’与‘己所不欲,无施于人’在逻辑上等价。因为肯定正面就是否定反面,否定反面也就是肯定正面,肯定正面与否定反面在逻辑上等价。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反面,就是孔子所说的正面。所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等于说‘己之所欲,要施于人’。因此,我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与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逻辑上等价,都是律法的总纲,都是恕,都是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都是人道。我主说的是‘要只做好事’,孔子说的是‘勿做坏事’。‘要只做好事’当然就是说‘勿做坏事’;‘勿做坏事’当然也就是说‘要只做好事’,因为人不能不做事。因此,主的教导与孔子的教导是一致的。主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仅己之所欲,要施于人’,包含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的‘仅’字是重要的,不可漏掉。”
  张国堂说:“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我愿意人‘不把他所不欲的’施于我,我也要‘不把我所不欲的’施于人,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而,我们就从‘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逻辑地推导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人不怎样待我,勿不怎样待人。‘己所不欲人不怎样待我’就是‘我愿意人怎样待我’,‘勿不怎样待人’就是‘要怎样待人’。从而,我们就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逻辑地推导出‘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因此,‘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逻辑上等价。
  “‘我愿意人信任我,我也要信任人。’与‘我不欲人不信任我,我也勿不信任人。’这两种说法不是一样的吗?‘我不欲欺骗我,我也勿欺骗人。’与‘我愿意人不欺骗我,我也要不欺骗人。’这两种说法不是一样的吗?‘我愿意人尊敬我,我也要尊敬人。’与‘我不欲不尊敬我,我也勿不尊敬人。’这两种说法也是一样的。‘我不欲人迫害我,我也勿迫害人。’与‘我愿意人不迫害我,我也要不迫害人。’这两种说法也是一样的。等等”
  张国堂说:“人因认识的错误和人的罪根,就会把坏事当作好事来做,这样,主观上爱人,就变成客观上害人。没有人会故意(主观上)害自己,却往往会做出损害自己的事情来。例如,贪污受贿的官员,都是在利己时害了自己。因此,认识真理,真正明白天主上帝的旨意,以道来克服根除人的罪根,是非常重要的。”
  张国堂说:“人皆有罪,罪有罪根,就是七宗罪,就是:骄傲、悭吝、迷色、嫉妒、忿怒、贪饕、懒惰。这七宗罪就是人皆有的罪根。骄傲是自以为是,自以为義,不以天主上帝的義为義;刚愎自用;自高自大,不敬畏天主上帝,不畏大人,不敬畏圣人先知;贪权,贪荣誉等。悭吝就是贪恋钱财,该用钱财时舍不得钱财,贪图不義之财等。迷色是人不正当地过分贪恋异性,同性恋也是迷色;迷色就是不正当的、过分的性欲和情欲。嫉妒是人看到他人比自己好而产生的不健康情绪,这种不健康情绪使人很痛苦,使人仇恨所嫉妒的人。忿怒是人因不满意和仇恨而生气,发火。贪饕是贪吃、贪喝,象醉酒、抽烟、吸毒等都是贪饕。懒惰就是好逸恶劳。”
  圣使徒保罗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
  “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作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罗7:14~25)。

第十二章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子贡说:“老师关于古代文献方面的见解,我们可以在课堂上经常听到;老师关于人性和天道方面的论述,我们却听不到。”
  朱熹曰:“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盖圣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
  程子曰:“此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
  张国堂说:“性,人性,人的本性,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性。天道:天主上帝,天主上帝的旨意(天命),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来源、运行规律和最终结局,包括人类犯罪和天主上帝救赎人的计划。文章,是人对性和天道的认识,是人感知、观察和研究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所发现的规律,人用语言表述人对性和天道的认识,就是文章。人的经验是有限的,因此,人对性和天道的认识也是有限的。子贡的这段话,就是说孔子对性和天道的认识是有限的。孔子并未穷尽道、穷尽真理。朱熹、程子以为孔子和孟子穷尽了道,穷尽了真理。这是坐井观天。
  “孔子的学说是正确的,但他的认识是有限的。他并没有发现一切的真理。孔子所知道的与他所不知道的相比,是沧海之一粟,是有限与无限的相比。就是现在,人类所知道的也是有限的,人类所不知道的是无限的。
  “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天主上帝的启示。天主上帝并不是把所有的真理一次性地启示给人类,而是长期逐步地启示人类。我们知道,一本《圣经》是由许多作者历时一千六百年写成的。这就是天主上帝长期逐步启示人类。就是现在,也没有人能全懂《圣经》,《圣经》中的许多真理,对人仍然是隐藏封闭着的。人类对《圣经》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政治学、经济学、自然科学都是逐步发展的。孔子、孟子怎么可能发现所有的真理呢?程子在《读论语孟子法》中说:‘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这种说法是偏颇的。读了《论语》和《孟子》,并不能知全面的道,因为有孔子和孟子所不知的道。今天,我们必须超越《论语》和《孟子》,接受基督教的真理,接受西方政治学说。”
  张国堂说:“孔子通过观察和研究人类历史、当时的社会和人来认识性和天道,并把自己的发现的结论用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文章。他不对性和天道作哲学上的思辩,从而就不直接谈论性和天道。故子贡只能听到‘夫子之文章’,而听不到‘夫子言性与天道’。这就说明,孔子的学说是经验科学,而不是思辩哲学。子贡的这段话有重要的方法论上的意義,就是叫人多观察人类的历史、当时的社会和人,不要对‘性’、‘理’、‘天道’等作哲学上的思辩。空谈和思辩‘心’、‘性’、‘理’、‘天道’等是无益的。空谈仁、義,满嘴仁義道德也是无益的。”

第十三章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子路听到一件该做的事情,如果还没有想到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完,就唯恐再听到另一件正義的事情。
  朱熹曰:“前所闻者既未及行,故恐复有所闻而行之不给也。”
  范氏曰:“子路闻善,勇于必行,门人自以为弗及也,故着之。若子路,可谓能用其勇矣。”
  所罗门说:“不要行義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传7:16)

第十四章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子贡问道:“孔文子是因为什么缘故谥他为‘文’呢?”孔子说:“他聪敏好学,向在下位的人请教不以为耻辱,所以给他‘文’的谥号。”
  徐志刚先生注:“孔文子:卫国的执政上卿,姓孔,名圉(yu雨),字仲叔。‘文’是谥号。在古代,帝王、贵族、大臣等死后,根据他生前的品德、事迹,所给予的表示褒贬的称号称谥号。‘子’,是对孔圉的尊称。孔圉死于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
  朱熹曰:“好,去声。孔文子,卫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学,位高者多耻下问。故谥法有以‘勤学好问’为文者,盖亦人所难也。孔圉得谥为文,以此而已。”
  苏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于初妻之娣,文子怒,将攻之。访于仲尼,仲尼不对,命驾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遗室孔姞。其为人如此而谥曰文,此子贡之所以疑而问也。孔子不没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为文矣,非经天纬地之文也。”

第十五章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四种君子的道德:在行为方面,他自己很庄重,谦逊谨慎;他侍奉君主恭敬顺从尽职;他管理人民,能为人民谋福利、施恩惠,他役使百姓合乎情理。”
  徐志刚先生注:“子产:名侨,字子产,郑国大夫,是郑穆公的孙子,公子发之子,担任过正卿(相当于宰相)。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522年。是春秋末期杰出政治家。他在郑简公、郑定公时,执政二十二年,有过许多改革措施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当时曾被孔子称为‘仁人’、‘惠人’。”
  朱熹曰:“子产,郑大夫公孙侨。恭,谦逊也。敬,谨恪也。惠,爱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之类。”
  吴氏曰:“数其事而责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数其事而称之者,犹有所未至也,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盖一人、一事盖一时,皆非也。”
  《孟子》中说:“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朱熹曰“惠,谓私恩小利。政,则有公平正大之体,纲纪法度之施焉。”又曰:“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悦其意,则人多日少,亦不足于用矣。诸葛武侯尝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第十六章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孔子说:“晏平仲善于和别人交朋友,相交越久,别人越尊敬他,他也尊敬别人。”
  徐志刚先生注:“晏平仲:姓晏,名婴,字仲。夷维(今山东省密县)人。齐国大夫,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世,曾任宰相,是当时著名政治家。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500年。死后,谥号为‘平’,故称他‘晏平仲’。传世有《晏子春秋》,系战国时人收集晏婴的言行编辑而成。”
  程子曰:“人交久则敬衰,久而能敬,所以为善。”

第十七章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何如其知也?”
  孔子说:“臧文仲盖了座房子,房子的柱子斗拱上雕刻着山的形状,梁上绘画着花草的图案,把大乌龟藏在这座装饰豪华的房子里,以备占卜之用。这怎么能说是明智呢?”
  徐志刚先生注:“臧文仲:鲁国的大夫,姓臧孙,名辰,字仲。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617年。死后谥号‘文’。曾被孔子批评为‘不仁’、‘不智’。”
  朱熹曰:“梲,章悦反。知,去声。臧文仲,鲁大夫臧孙氏,名辰。居,犹藏也。蔡,大龟也。节,柱头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盖为藏龟之室,而刻山于节、画藻于梲也。当时以文仲为知,孔子言其不务民義,而谄渎鬼神如此,安得为知?春秋传所谓作虚器,即此事也。”
  张子曰:“山节藻梲为藏龟之室,祀爰居之義,同归于不知宜矣。”
  所罗门说:“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箴13:16)
  张国堂说:“智慧人凭天主上帝的话行事,用真理指导自己的言行。愚昧人喜爱卜卦、算命、观兆、按旧皇历挑选日期等等。我认为:人出生的年、月、日和时辰都与人的命运无关;天上的天象也与人的命运无关,也与国家的兴衰无关;人的生肖与人的命运无关;人的手像(手上的纹)与人的命运无关;数字的读音和汉字的谐音与人的凶吉祸福无关;数字8与人是否发财无关;等等。
  “所有数字都是天主上帝造的,也是属天主上帝的。天主上帝看所有的数字都一样。不能说:‘七是天堂的数字。’也不能说:‘四是地上的数字。’更不能说:‘六是魔鬼的数字。’七(7)、六(6)、四(4)都是一样的,都是计数的数字,与人的凶吉祸福无关,也没有特别的神学意義。不错,《圣经》中有‘七星’、‘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教会’、‘七灯台’、‘七印’、‘七枝号’、‘七碗’等,这是不是能说‘七是天堂的数字’呢?不能!按逻辑不能推导出这个结论,《圣经》也没有这样说。说‘七是天堂的数字’是由于人牵强附会的想象。《圣经》另有记载说:‘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启12:3)。又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启13:1)。龙是魔鬼,兽是魔鬼的帮凶。凭这两段圣经能不能说‘七是魔鬼的数字’呢?显然不能!《圣经》虽然说‘兽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但不能据此就说‘六是魔鬼的数字’。凡把人牵强附会想象的虚理当作真理来坚持的,就同拜偶像一样愚蠢。另外,按不完全归纳法推导出来的结论不一定正确。”

第十八章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张问道:“鬬子文多次担任楚国的宰相,没有显露出高兴的脸色;多次被罢官,也没有流露出怨恨的脸色。每次免职时,都认真办理交接,一定把自己任内的一切政务全部告知新接替的人。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可算是忠于国家的忠臣了。”子张说:“可算得上仁人吗?”孔子说:“不知道,这怎么能算得上仁人呢?”子张又问:“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陈文子有四十匹马,舍弃不要,离开齐国。到了另一个国家,说:‘这里当权的人和我国的大夫崔杼一样。’又离开了。到了另一个国家,又说:‘这里的当权者和我们的大夫崔杼也一样。’于是又离开了。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清白啊。”子张说:“可算得上仁人吗?”孔子说:“不知道,这又怎么能算得上仁人呢?”
  徐志刚先生注:“令尹:楚国的官职名,相当于宰相。子文:姓鬬,名豰於菟(gouwutu构乌徒),字子文,是楚国的名相。崔子:指齐国大夫崔杼(zhu助)。他把齐庄公杀了。陈文子:齐国的大夫,名须无。崔杼杀死齐庄公时,陈文子离开齐国,两年后又返回。”
  朱熹曰:“知,如字。焉,于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执政者也。子文,姓斗,名谷于菟。其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无间,知有其国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张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许其忠,而未许其仁也。乘,去声。崔子,齐大夫,名杼。齐君,庄公,名光。陈文子,亦齐大夫,名须无。十乘,四十匹也。违,去也。文子洁身去乱,可谓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见義理之当然,而能脱然无所累乎?抑不得已于利害之私,而犹未免于怨悔也。故夫子特许其清,而不许其仁。愚闻之师曰:‘当理而无私心,则仁矣。今以是而观二子之事,虽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见其必当于理,而真无私心也。子张未识仁体,而悦于苟难,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许也宜哉。’读者于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后篇‘仁则吾不知’之语幷与三仁夷齐之事观之,则彼此交尽,而仁之为義可识矣。今以他书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谋者无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齐,既失正君讨贼之義,又不数岁而复反于齐焉,则其不仁亦可见矣。”
  
第十九章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每做一件事都要反复考虑多次才去做。孔子听到了,说:“考虑两次也就行了。”  
  徐志刚先生注:“季文子:鲁国的大夫,姓季孙,名行父。‘文’是他死后的谥号。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568年。历任鲁文公、鲁宣公、至鲁成公、鲁襄公时担任正卿。史称他‘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金玉重器,忠于公室者也’。因他世故太深,过为谨慎,遇事计较祸福利害太多,容易徇私,私意起而反惑。所以,孔子才说了这番话。孔子还曾说:‘事有贵于刚决,多思转多私。’也是这个意思。”
  朱熹曰:“三,去声。季文子,鲁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后行,若使晋而求遭丧之礼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语辞。程子曰:‘为恶之人,未尝知有思,有思则为善矣。然至于再则已审,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讥之。’愚按:季文子虑事如此,可谓详审,而宜无过举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讨,反为之使齐而纳赂焉,岂非程子所谓私意起而反惑之验欤?是以君子务穷理而贵果断,不徒多思之为尚。”
  周文王临终时告诫周武王说:“见善速为,远离是非,机会来了莫犹豫,这是道的最高境界。”

第二十章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孔子说:“宁武子,当卫文公时,国家有道,他便显得很聪明;在卫武公时,国家无道,他就显得很愚蠢。他那种聪明,别人尚可以赶得上;他的那种‘愚蠢’,别人可就赶不上了。”
  徐志刚先生注:“宁武子:卫国人,庄公之子文公、成公时的大夫。姓宁,名俞。‘武’,是他死后的谥号。”
  朱熹曰:“知,去声。○宁武子,卫大夫,名俞。按春秋传,武子仕卫,当文公、成公之时。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无道,至于失国,而武子周旋其间,尽心竭力,不避艰险。凡其所处,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济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程子曰:“邦无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当愚者,比干是也。”

第二十一章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孔子在陈国时,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家乡那些学生们,志向远大,而做事简单、粗略,忽视行道的重要,文章却都有可观的成就,我不知道该怎样指导、节制他们。”
  徐志刚先生注:“陈:春秋时的古国,妫(gui规)姓。商殷灭亡后,周武王找到了舜的后代妫满,封他于陈。其地约在今河南省东部(开封市以东)、安徽省北部(亳县以北)一带,故都在宛丘(今河南省淮阳县)。春秋末年,陈国被楚国所灭。”
  朱熹曰:“与,平声。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归之叹也。吾党小子,指门人之在鲁者。狂简,志大而略于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观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于天下,至是而知其终不用也。于是始欲成就后学,以传道于来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为狂士志意高远,犹或可与进于道也。但恐其过中失正,而或陷于异端耳,故欲归而裁之也。”
  我主耶稣基督说:“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阿,主阿,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太7:21~27)

第二十二章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念别人已经改正了的恶习(或错误),别人对他们的怨恨也就很少了。”
  徐志刚先生注:“伯夷、叔齐是殷朝末年一个小国的国君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姓墨胎。兄伯夷(一说,名允,字公信,‘夷’是谥号),弟叔齐(一说,名智,字公达,‘齐’是谥号)。孤竹君死后,伯夷、叔齐兄弟二人互相让位,谁都不肯做国君。后来,二人都逃到周文王所管辖的区域。周武王兴兵伐纣时,他们曾拦车马进行劝阻。周灭殷后,传说二人对改朝换代不满而耻食周粟,隐居在首阳山,采薇(一种野菜)为食,终于饿死。”
  朱熹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称其‘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其介如此,宜若无所容矣,然其所恶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程子曰:“不念旧恶,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所罗门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盖一切过错。”
  圣使徒保罗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義。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林前13:4~8)
  张国堂说:“‘不作害羞的事’,就是不做见不得人的事。”

第二十三章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孔子说:“谁说微生高这个人爽直呢?有人跟他要点醋,他家没有,不直说没有,却到邻居家讨来一点给那人。”
  徐志刚先生注:“微生高:姓微生,名高。《庄子》、《战国策》中又称‘尾生高’。鲁国人。以直爽、守信而著称。传说他与一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女子没按时来,尾生高守信不移,一直在约会处等候。后来,河水暴涨,尾生高抱住桥柱子死守,终被淹死。后世戏曲以此情节编为‘兰桥会’。”
  朱熹曰:“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鲁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来乞时,其家无有,故乞诸邻家以与之。夫子言此,讥其曲意殉物,掠美市恩,不得为直也。”
  程子曰:“微生高所枉虽小,害直为大。”
  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谓有、无谓无,曰直。圣人观人于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驷万钟从可知焉。故以微事断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谨也。”
  耶稣基督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作是从恶里出来的)”(太5:33~37)

第二十四章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子说:“花言巧语,满脸堆笑,装出一副谄媚的容貌,过分恭敬,这种人,左丘明认为是可耻的,我也认为是可耻的。把怨恨隐藏在心里,却对自己心里所怨恨的人表示友好,这种人,左丘明认为是可耻的,我也认为是可耻的。”
  徐志刚先生注:“左丘明,春秋时鲁国人,担任过鲁国的太史(朝廷史官),乃楚左史倚相之后,与孔子同时或较早于孔子。相传左丘明曾为《春秋》作传(称为《左传》),又作《国语》(也有学者认为《左传》和《国语》的作者并非一人,二书也并非左丘明所作)。又传说,左丘明是个瞎子,故有‘左丘失明’之说。”
  程子曰:“左丘明,古之闻人也。”
  谢氏曰:“二者之可耻,有甚于穿窬也。左丘明耻之,其所养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耻之’,盖窃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学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所罗门说:“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人。”
  张国堂说:“别人批评你,你心中不服,却表面表示很高兴地接受他的批评,并对他表示感谢,内心却怨恨他,这不仅为孔子所耻,而且也为圣父耶和华所憎恨。”
  所罗门说:“怨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却藏着诡诈。他用甜言蜜语,你不可信他,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他虽用诡诈遮掩自己的怨恨,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箴26:24~28)

第二十五章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颜渊、子路在孔子身边侍立。孔子说“何不各自说说你们自己的志向?”子路说:“愿有车、马和皮衣,与朋友共用,就是用坏了,穿破旧了,也不抱怨。”颜渊说:“愿不自我夸耀自己的优点和善行,不把劳累和困难的事情推脱给别人。”子路说:“想听听老师您的志向?”孔子说:“愿老年人们安乐,愿朋友之间互相信任,愿儿童们都有人关怀教养。”
  徐志刚先生注:“季路:即子路。因侍于季氏,又称季路。”
  朱熹曰:“盍,音合。盍,何不也。衣,去声。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坏也。憾,恨也。伐,夸也。善,谓有能。施,亦张大之意。劳,谓有功,易曰‘劳而不伐’是也。或曰:‘劳,劳事也。劳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于人。’亦通。老者养之以安,朋友与之以信,少者怀之以恩。一说: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怀之,怀我也。亦通。”
  程子曰:“夫子安仁,颜渊不违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颜渊、孔子之志,皆与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尔。”又曰“子路勇于義者,观其志,岂可以势利拘之哉?亚于浴沂者也。颜子不自私己,故无伐善;知同于人,故无施劳。其志可谓大矣,然未免出于有意也。至于夫子,则如天地之化工,付与万物而己不劳焉,此圣人之所为也。今夫羁靮以御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羁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羁靮之生由于马,圣人之化,亦犹是也。先观二子之言,后观圣人之言,分明天地气象。凡看论语,非但欲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

第二十六章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孔子说:“算了吧!我还不曾看到能够发现自己的错误而且能在内心自我责备的人。”
  朱熹曰:“已矣乎者,恐其终不得见而叹之也。内自讼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过而能自知者鲜矣,知过而能内自讼者为尤鲜。能内自讼,则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终不得见而叹之,其警学者深矣。”
  所罗门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惟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箴12:15)。又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14:12)。
  大卫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阿,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诗51:17)。
  我主耶稣基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4:17)。
  圣使徒保罗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或作自责),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林后7:9~11)。
  我主耶稣基督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義,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16:7~8)。

第二十七章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孔子说:“就是十户人家的小乡村,也一定有如我一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好学啊。”
  朱熹曰:“焉,如字,属上句。好,去声。十室,小邑也。忠信如圣人,生质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尝不好学,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质易得,至道难闻,学之至则可以为圣人,不学则不免为乡人而已。可不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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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读《论语》·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第一章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孔子说:“乡村或城市的街道有仁厚的风俗为美。不选择有仁厚风俗的地方居住,哪能算得上是明智你?”

  第二章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孔子说:“不虔诚信道的人,不能长久地过穷困的生活,也不能长久地过安乐的生活。虔诚信道的人无论贫困与安乐都安心于守道,有智慧的人才能有利于行道。”
  大学者朱熹曰:“乐,音洛。知,去声。约,穷困也。利,犹贪也,盖深知笃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约必滥,久乐必淫。惟仁者则安其仁而无适不然,知者则利于仁而不易所守,盖虽深浅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夺矣。”
  谢氏曰:“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乱,如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谓之有所见则可,谓之有所得则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乱,未能无意也。安仁则一,利仁则二。安仁者非颜闵以上,去圣人为不远,不知此味也。诸子虽有卓越之才,谓之见道不惑则可,然未免于利之也。”
  张国堂说:“仁是对天主上帝和对人的爱心。不虔诚信道的人就不会尽心、尽性、尽意地爱天主上帝并爱人如己。因此,不虔诚信道的人都不仁。同样,不仁的人也不会虔诚信道。”
  大卫说:“(大卫的诗,交与伶长。)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大大地害怕,因为神在義人的族类中。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诗14:1~7)
  张国堂说:“无神论者没有来世永生的盼望也没有死后下地狱的畏惧。如果长期处在贫困之中,就很可能会沦为偷盗、抢劫;或者可能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以图发财;或者可能会说假话以谋求官职。甚至还可能犯上作乱。如果长期安乐,则可能安乐思淫欲。因此,说没有神的愚顽人久处贫穷则滥,久乐必淫。”
  张国堂说:“爱天主上帝者能爱人,知天主上帝者能知如何爱人。”

  第三章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孔子说:“只有熟知并相信正确的政教学说且有爱心的慧心人,才能公正恰当地爱人,憎恶人。”
  张国堂说:“如果把歪理邪说当作真理来坚持,就会把坏人当作好人,把好人当作坏人。”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因为那些但求掌权而不求为社会服务的人在其臣民的任何进步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因为他们疑心这种进步会威胁他们的万恶的统治。暴君们所猜疑的总是好人而不是恶人,并且还常常害怕德行。他们经常想方设法阻挠他们的臣民成为有德之士,阻挠他们在胸襟的豁达方面有所提高,免得他们在无道的统治下渐渐不稳起来。他们阻挠他们的臣民彼此建立友谊,享受友爱和平的利益;希望他们经常处于互相猜疑的状态,永远不能联合起来反对暴君的政权。所以暴君们在他们的臣民之间散播不睦的种子,在发生倾轧的地方煽风点火;同时他们还禁止人们一切有利于融洽感情的举动,例如婚礼和宴会,以及所有那些能在人们中间一般地产生亲密感情和信赖的活动。他们也想法使任何人不能获得权力或财富:因为他们凭自己的坏心肠来衡量他们的臣民,并且,他们自身既然把权势和财富用在作恶的方面,就惟恐他们的臣民的权势或财富与他们不利。所以约伯在提到一个暴君时说(《约伯书》,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节):‘惊吓的声音常在他的耳中,甚至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即没有人打算害他的时候),他也总是疑心人家有阴谋活动’。由于这个缘故,如果那些本来应该鼓励他们的臣民修身敦行的统治者反而怀着猜忌和恶意看待一切德行,想尽办法来加以阻挠,那么在这种暴政的统治下,有德之士就寥寥无几了。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在推崇实力的人中间可以找到强者;西塞罗也说过:‘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普遍受人轻视,就会衰退而不再盛行。’难怪那些在畏惧的气氛下教养出来的人精神萎靡软弱,害怕应付困难的或费劲的工作。这从那些长期处在暴政下的国家的经验中也可以获得证明。所以使徒保罗说(《歌罗西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你们作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正是由于考虑到暴政的这些恶果,所罗门才说(《箴言》,第二十八章,第十二节):‘恶人兴起,人就堕落,’因为歹毒的暴君们使人们不再去求得德性的完备。”(《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52、53页)
  张国堂说:“暴君一般都很骄傲,自以为很聪明,刚愎自用,甚至想取代天主上帝。天主上帝给了每一个正常的成年人自由意志,并给了他足够的智慧以管理他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暴君却剥夺公民管理其私人利益的权利,从而就剥夺了天主上帝给予人管理其私人利益的自由意志。暴君把自己的意见当作绝对真理,把与他们不同的意见都说成是错误,然后对之暴力相加,对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天主上帝要每个人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认识和信仰自己。每个人都有权按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认识真理。从而每个公民都有权犯不损害他人的错误。信仰自由,这是宪法的原则。政府不得因认识和信仰上的错误而刑罚并未损害他人的公民。教会在反对异端时,必须坚持‘信仰自由的原则’。”
  张国堂说:“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暴君总是不能长久的,而且下场都很悲惨。而且,那些追随暴君的人下场更为悲惨。因为天主上帝憎恶暴君,必要推倒暴君。
  “暴君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害,给人民带来巨大不幸和痛苦。他自己也是最不幸的。暴君虽然很尊荣,往往被人歌颂。但他心怀恐惧而又孤独,因此是最不幸的。暴君的基本手段就是恐怖。他要使全国的人都因恐惧而不敢反抗他。他不信任任何人,人也不信任他。他总是疑心有人要阴谋害他,因此,他总是提心吊胆,心中没有平安。”

  第四章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立志于爱天主上帝并爱人如己,就不会故意做坏事。”
  所罗门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箴3:5~7)

  第五章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孔子说:“富贵,是人所希望得到的;但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富贵。贫贱,是人所厌恶的,但不能用不正当的方法去摆脱贫贱。君子离开了所信的道,怎么能获得美名呢?君子就连吃一顿饭的时间也不违背所信的道,即使在急迫的情况下也要这样,在流离困顿之中也要这样。”
  所罗门说:“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箴19:1)又说:“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箴28:20~22)又说:“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仍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利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箴1:10~19)又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箴22:4)又说:“不義之财,毫无益处。惟有公義,能救人脱离死亡。耶和华不使義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贻羞之子。”(箴10:2~5)
  张国堂说:“以仁義为准则,诚实地,光明正大地追求自己的富贵,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世俗的最高德行。”
  张国堂说:“社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个人有活力,社会就有活力,个人没有活力,社会也就没有活力。每个人都能公平公正地努力追求他自己的幸福,这个社会就会欣欣向荣。”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相信个人的努力能实现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这是美国共和党的信条。”
  美国前总统里根说:“首要的原则就是汤姆斯·杰弗逊所说过的‘人类不能被少数权势者所统治’。另一个原则是,要保证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无论他们出身如何、社会地位多么卑微,都有均等的机会向上发展,去得到他们的天资和才干所能得到的一切。要相信人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创造不朽的业绩,都能自理自治……”“只有当人们获得了信仰和创造的自由,只有当他们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劳有所获时,这样的社会才能充满活力,才能够繁荣、进步和自由。”

  第六章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尽心、尽性、尽意爱天主上帝并爱人如己的人,没有见过厌恶不義的人。尽心、尽性、尽意爱天主上帝并爱人如己的人,其德行是他人无法超过的;厌恶不義的人,在按天主上帝的话语行事时,不让不義的人影响自己。有果能一旦奋起用他的力量按天主上帝的话去实行的吗?我还没有见过这样做而力量不够的。这样的人可能会有的,但我没有见过。”
  徐志刚先生的译文如下: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爱好仁德的人,没有见过厌恶不仁的人。爱好仁德的人,是无法超过的;厌恶不仁的,在实行仁德时,不会让不仁德的人影响自己。有能在某一天用自己的力量去实行仁德的吗?我还没有见过[实行仁德而]力量不够的。这样的人会有的,但我没有见过。”
  圣使徒保罗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决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義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義。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箴3:9~20)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如果君主政体不发生腐败现象,它是治理一国人民的最好的政体。但是,由于君主获得了广泛的权力,除非这个大权在握的人具有完美的德性,君主政治就很容易脱化为暴君政治,因为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伦理学》第四篇),‘唯独有德之士才能在一帆风顺时始终保持正直。’然而,具有完美德性的人却寥寥无几。”(《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30页)
  西方有名言:“权力容易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败。”
  孟德斯鸠说:“一个政府,如果没有做不正義的事情的爪牙,便不致成为一个不正義的政府。但要这些爪牙不给自己捞一把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专制的国家里,贪污便是当然的现象。”
  张国堂说:“如果孔子时代的各诸侯国的国君有‘好仁者’那么孔子就一定会见到‘好仁者’。孔子说‘我未见好仁者’这就说明当时各诸侯国的国君没有‘好仁者’。”
  所罗门说:“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箴20:6)又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世上实在没有。”(传7:20)
  张国堂说:“君主制容易腐败变质,容易出现暴政。只有代议制共和政体,才能避免腐败,避免暴政。代议制共和国政体必须坚持多党制、新闻自由、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一党专政类似君主制。更容易腐败,更容易出现暴政。只有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多党制才能避免腐败,才能避免暴政。”
  张国堂说:“人人都该努力创建一个避免暴政的政治体制,不可对有可能产生暴政危险的政治体制心存侥幸,因为人人都可能受暴政的迫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能避免暴政的迫害。他在暴政下被迫害致死,死得很惨。这个历史事实,中国人决不该忘记,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
  “暴政在开始时,只迫害极少数无辜的人,后来却愈演愈烈。1955年,在胡风等人无辜遭迫害时,当年的右派有谁知道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就遭迫害?1957年反右时,刘少奇、周扬、陆定一等人在积极参与迫害无辜的右派分子时,他们何曾想到在不久的将来自己会惨遭迫害?中国人啊,醒醒吧!不要在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下害人害己。只有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道路,才有安全。
  “当掌权者以某种罪名控告某些人,并严厉地打击他们时,同时剥夺被控告者公开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也不许任何人为他们辩护,这就是暴政,就是在制造冤假错案。整个社会将为此承担严重的后果,付出惨重的代价。”

  第七章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孔子说:“人的过失,各自同他那一类的人一样。观察一个人的过失,就可以知道他是哪一类的人。”
  程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类。君子常失于厚,小人常失于薄;君子过于爱,小人过于忍。”
  尹氏曰:“于此观之,则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吴氏曰:“后汉吴佑谓:‘掾以亲故:受污辱之名,所谓观过知仁’是也。”
  大学者朱熹曰:“党,类也。愚按:此亦但言人虽有过,犹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谓必俟其有过,而后贤否可知也。”

  第八章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说:“早上听说并明白知晓了真理,哪怕就是晚上死去,也是可以的。”
  大学者朱熹曰:“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时之近。”
  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闻道,虽死可也。”又曰:“皆实理也,人知而信者为难。死生亦大矣!非诚有所得,岂以夕死为可乎?”
  我主耶稣基督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又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8:31~32)又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太10:39)又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魂下同)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16:25)
  使徒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1:1~5)
  张国堂说:“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信而受洗,就是立即就死,也可无憾,更不可怕。因为可以到天堂享福。”

  第九章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孔子说:“立志探索真理,而又以衣食不如人为耻辱,这样的人,就不值得同他谈论了。”
  我主耶稣基督说:“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 神,又事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太6:2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4:4)

  第十章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義之与比。”
  孔子说:“君子自立于社会,没有一定要做的事,也没有一定不肯做的事;没有一定要用的办法,也没有一定不肯用的办法,而是凡事服从正義。”

  第十一章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孔子说:“政治家关心政教学说,平民关心自己的财产;政治家关心刑律法度,平民关心自己的生活幸福。智慧人关心自己的品德修养,愚妄人倚靠自己所有的财富;智慧人畏刑守法,愚妄人贪恋财利。”
  大学者朱熹曰:“怀,思念也。怀德,谓存其固有之善。怀土,谓溺其所处之安。怀刑,谓畏法。怀惠,谓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
  尹氏曰“乐善恶不善,所以为君子;苟安务得,所以为小人。”
  所罗门说:“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惟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義人必发旺如青叶。”(箴11:27~28)又说:“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箴14:16)又说:“瞻徇恶人的情面,偏断義人的案件,都为不善。”(箴18:5)又说:“刑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箴19:29)又说:“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良言乃为纯净。贪恋财利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箴15:26)
  使徒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6:10)
  张国堂说:“君子思念天主上帝爱人的恩德,小人关心世俗的权势地位。君子怕下地狱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小人贪图财利。”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根据经验,我们甚至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君主靠仁政所获得的财富,比暴君靠强取豪夺得来的为多。暴君的统治是人人发指的,因此他需要有许多卫士来保护他的安全,不受他的人民的暗算;这就使他所付出的金钱远比他能从臣民手中勒索的为多。另一方面,一个君主的政权既然能够迎合臣民的心意,就会由那些不受贪欲驱使的公民本身来加以保卫;事实上,在必要的时候,他们是会很慷慨地把远非任何暴君所能勒索的东西贡献给君主的。这种情况足以证明所罗门所说的话的正确性(《箴言》,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有施散的(即君王),却更增添;有贪欲过度的(即暴君),反致穷乏。’所以,由于上帝的公正判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积不義之财的人挥金如土,从而发见自己不得不作出赔偿。正如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五章,第九节)里所说的:‘贪婪的人一定不因获得银子而满足,贪爱财富的人一定不会由此获得利益。’又如他说(《箴言》第十五章,第二十七节):‘贪恋财利的,扰害己家。’可是,对于御德修礼的君主,上帝本身就使他增益财富,正如所罗门所做的那样,因为所罗门根据智慧作出判断,同时也就获得了使其财货丰足的诺言。
  “至于声望,则大可不必浪费时间来加以论述。有德之君不但在生前而且特别在死后总能以某种形式仍然为人们所尊崇和悼念,而恶人的名字总是立刻为人所遗忘,或者,如果他们的罪恶特别昭著,他们只能永遭唾诟,这一点谁能表示怀疑呢?所以所罗门说(《箴言》,第十章,第七节):‘義人的遗芳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他不是被人忘掉,便只是一具令人掩鼻的腐尸。”(《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76、77页) 
  圣使徒保罗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義。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爱,和平。惟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提后2:19~23)

  第十二章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孔子说:“为追逐私利而行动,会招来许多人的怨恨。”
  张国堂说:“政治家如果追逐自己的利益,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从而就不可能成功。”
  所罗门说:“多有财利,行事不義,不如少有财利,行事公義。”(箴16:8)

  第十三章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孔子说:“能够以礼让的原则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又如何能实行周礼呢?”
  大学者朱熹曰:“让者,礼之实也。何有,言不难也。言有礼之实以为国,则何难之有,不然,则其礼文虽具,亦且无如之何矣,而况于为国乎?”
  圣经说:“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坐。’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路14:7~11)

  第十四章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孔子说:“不要担心没有官位,要担心没有能立身于社会的学识和本领。不要忧愁没有人认识自己,只求自己能成为值得别人认识的人。”

  第十五章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说:“曾参啊!我所主张的道是由一个根本的宗旨而贯彻始终的。”曾子说:“是的。”孔子出去后,别的弟子问:“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所主张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
  大学者朱熹曰:“参,所金反。唯,上声。参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贯,通也。唯者,应之速而无疑者也。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尔。夫子知其真积力久,将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应之速而无疑也。”又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无余法,而亦无待于推矣。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着明之,欲人之易晓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或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于義亦通。”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不远是也。忠恕一以贯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此与违道不远异者,动以天尔。”又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干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圣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贯之,惟曾子为能达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门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犹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谓‘忠恕违道不远’,斯乃下学上达之義。”
  子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於人。”
  张子曰:“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又曰:“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张国堂说:“孟子的这段话,和上述孔子与曾子及弟子们的对话,是儒家学说的总纲。”
  张国堂说:“忠恕对天,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天主上帝。忠恕待人,就是爱人如己。怎样才是爱人如己呢?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主耶稣基督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待人。’以‘我’说,就是‘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就要怎样待人。’”

第十六章
  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孔子说:“君子明白道义,并服从道义;小人知晓利益,并服从于利益。”
  张国堂说:“可以以道义说服君子,难以以道义说服小人。可以以利益说动小人,不可以利益说动君子。”
  大学者朱熹曰:“喻,犹晓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程子曰:“君子之于義,犹小人之于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笃好。”
  杨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所恶无甚于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为利故也,小人反是。”
  使徒保罗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6:8)
  亚里士多德说:“人人都爱自己,而且自爱出于天赋,并不是偶发的冲动[人们对于自己的所有物感觉爱好和快意;实际上是自爱的延伸]。”(《政治学》第55页)
  张国堂说:“君子:按其本原的意思是在位的统治者,引申的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義人、仁人、善人、诚实人、智慧人、慧心人、谦卑人等。小人:按其本原的意思是平民,引申的意思是品德低劣的人、愚昧人、愚妄人、亵慢人、傲慢人、乖谬人、乖僻人恶人、罪人以及狡猾、奸诈、伪善的人等。君子、小人按其本原的意思既不是褒義词,也不是贬義词,而是中性词。因为在位的统治者们中也有品质低劣者;在平民中,也有道德高尚的人。按其引申的意思,君子是褒義词,小人是贬義词。
  “乖谬:是虚伪,不诚实的意思。”
  张国堂说:“我主耶稣基督知道人人都爱他自己。因此,祂就叫人爱人如己。”
  托克维尔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私人利益的最高裁判者。” 
  张国堂说“明智的领导者明白知晓義理,平民明白知晓他自己的利益。智慧人明白按照天主上帝的话好善恶恶、立是去非,愚妄人只晓得追求私利。”
  张国堂说:“孔子说:‘小人喻于利’。就是说平民百姓知道管理自己的私人利益。因此,政府就应当尊重公民对他自己私人利益的管理权,从而就不应当干涉公民的私人事务。公民对他自己的私人利益的自治权,是现代社会的基础。
  “公民个人是否追求上天堂,以及他以什么方式方法追求上天堂,这都是公民个人的私人事务,政府不应当干涉这些事务。”
  张国堂说:“政治家或立志作政治家的人应当追求公義,追求社会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幸福。如果政治家追求自己的邪情私欲的满足,或恋栈(贪恋官位)、或贪权、或迷色、或酷慕荣誉、或贪爱财宝、或刚愎自用等,则必然导致国家政治昏暗、国家贫弱、人民贫困。而平民则应当追求自己的正当权利,应当追求自己的幸福。政治家或立志作政治家的人作为公民,应当追求自己的公民权利。政治家在追求自己的公民权利时,也为其他人争取了公民权利。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则每一个人都会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样,每个人都有活力,整个社会自然有活力,定会欣欣向荣。因此,保证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均等的机会追求自己的幸福,则整个社会也会幸福。因此,在位的掌权者不论以什么理由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都是在祸国殃民,都是国贼、民贼。”
  张国堂说:“对天堂幸福的盼望是人生最高的幸福。追求天堂幸福的人,就会舍生取義,杀身成仁。诚心追求天堂幸福的人,天主上帝也会赐给他世俗的幸福。”
  张国堂说:“凡不在政府中任要职的人都是平民。平民在选举时或评价国家的政策时,要以天主上帝的话为最高标准。因为天主上帝爱世人,天主上帝的话莫不公義,从而就最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
  所罗门说:“君王若听谎言,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箴29:12)又说:“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箴29:14)这些话用现代语言说就是:“政治家若听谎言,他一切的追随者都是奸恶。”“政治家凭诚实判断穷人,他必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张国堂说:“平民也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尽自己的公民義务。”
  大学者朱熹曰:“人君以德为外,以财为内,则是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也。盖财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专之,则民亦起而争夺矣”
  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亚里士多德说:“还有,人间的争端或城邦的内讧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财富的失调,名位或荣誉的不平也常常会引起争端。但名利两途的熙攘,各徇其不同的途径:民众的吵闹都着意于财货的不平,至于有才能的人所憎恨的却是名位的过分‘平等’,他们[一旦受辱或不得其位,就]因荣誉的不平而从事革命活动;这种愤概的性情恰好表现于诗人的诗句:
  ‘良莠不分兮贤愚同列。’
  [除了内乱这样的重大问题外,我们也得考虑到平常的刑事犯罪。](一)有些犯罪是由于缺乏衣食;这里,法勒亚想到了平均财产这个补救方法,使人人都可以获得生活的必需品,这样就能防止迫于饥寒而起的盗窃行为。(二)但衣食并不是犯罪的唯一原因。人们在温饱之余,或为情欲所困扰,就寻欢作乐以自解烦恼,他毕竟又犯了刑法。(三)人们还不仅为了解除情欲的烦恼,而入于刑网;尽有情欲可得慰藉、名利可以满足的人,还是抱有漫无边际的愿望,[追求无穷的权威,]于是他终究由于肆意纵乐而犯罪了。
  “那么,对于这三类罪行,可有什么救治的方法?对于第一类,可给予相当的资财和职业;对于第二类,可培养其克己复礼的品性。至于第三类,我们设想到世间种种欢娱无不有赖于他人,[所以寻欢的人们终不期而多有侵犯,]人如果自足于己,而与世无争,就让他遂志于哲学的清思吧。世间重大的罪恶往往不是起因于饥寒而是产生于放肆。人们的成为暴君(僭主),决不是因为苦于缺乏衣着。所以[僭主的罪恶特别大,]人们不重视谁能捕获一个窃衣的小偷,而以殊荣加给那位能够诛杀一僭主的勇士。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法勒亚[所倡议的]政制的一般措施只能借以防止较轻的犯罪。”(《政治学》第70、71页)
  亚里士多德还说:“人类的欲望原是无止境的,而许多人正是终生营营,力求填充自己的欲壑。财产的平均分配终于不足以救治这种劣性及罪恶。惟有训导大家以贪婪为诫,使高尚的人士都能知足,而卑下的众庶虽不免于非分之求,但既无能为力,也就不得不放弃妄想;至于他们分内应得的事物当然应该给予公正的分配,勿使发生怨望。”(《政治学》第73、74页)
  使徒保罗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6:6~10)
  张国堂说:“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与荣誉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人从低级到高级的本原需要。人往往在较低级的本原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之后,就会追求更高级的本原需要。这是人的本原需要优势递增的规律。这个规律是马斯洛发现的。因此可称为‘马斯洛定律’。”
  张国堂说:“人的活动手段一定要达到他的活动目的;他的活动目的一定要满足他的自身需要。这是人的活动的基本规律之一。可称为‘人的活动定律’。西方行为科学中说:‘人的需要决定他的动机,他的动机决定他的行为。’简单地说就是:‘需要决定动机,动机决定行为。’这是行为科学的基本原理。”
  张国堂说:“人的活动目的和手段一定要适合他的自身因素和他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人的自身因素是:他的自身条件、年龄、智力的高低、胆量的大小,他拥有的财产、他的收入,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学识,他的经历等。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我们把这个规律叫做‘人场互动定律’。”
  张国堂说:“马克思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这个说法是对人场互动定律的模湖认识,因此就包含有真理,也包含严重的错误。因为人的社会意识中包含有人的欲望意识。而人的欲望意识不是由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例如,人的公有制的社会存在不能决定人大公无私的社会意识。人在公有制的社会存在中,仍然有自私自利的社会意识。这就说明,人的社会存在并不一定总能决定人的社会意识。”
  张国堂说:“关于决定、符合、适合的词義的联系和区别是:B决定A,A也对B有反作用,则说A适合B;B决定A,A不对B有反作用,则说A符合B。A适合B或A符合B,则并不一定B决定A,也就是说B可能只是A的决定性因素中的一个,而可能不是全部。A适合B,则A符合B,且A可以改变或影响B。A符合B,则A不一定适合B,因为A不一定可以改变或影响B。”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在一切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种力求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的冲动”(《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62页)
  林肯说:“人有自私自利的本能,也有爱好正義的天性。”
  张国堂说:“私有制起源于人自私自利的本能,也是由人的自私自利的本能决定的。同时也符合人爱好正義的天性。人的天性和本能是天主上帝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因此,私有制是不可废除的,从而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和主张都是歪理邪说,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是必然要失败的。
  “为什么说私有制符合人爱好正義的天性呢?因为私有制符合人的自治原则和人民主权原则。因为自治原则和人民主权原则是正義的,所以,私有制就是正義的。”
  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林肯说:“自治这种权利认为,每个人对完全属于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我相信这种主张是出于我的正義感。我把这个原则从个人扩充到社会。之所以把它扩充,是因为它不但天然是公正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明智的;说它在政治上是明智的,是因为它使我们不必对与我们无关的事大吵大闹。”(《林肯选集》第63页)
  林肯又说:“真正的人民主权是:国家应该管理与国家有关的事务;一个州或一个较小的政治团体应该管理惟独与这个州或这个政治团体有关的事务;个人应该管理惟独与他个人有关的事务。”(《林肯选集》第123页)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财产的私有制时说:“划清了各人所有利益的范围,人们相互间争吵的根源就会消除;各人注意自己范围以内的事业,各家的境况也就可以改进了。”(《政治学》第54页)
  亚里士多德又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政治学》第48页)
  张国堂说:“财产私有,而每个公民拿出一部分财物以供养政府,同时使人们明白‘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道理,使富人乐于施舍财物以周济穷人。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理想。”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关于有形的东西,有两点是人们必须加以考虑的。首先有关取得和处置的权力;在这方面,私人占有是准许的。有三个理由足以说明这对于人类的生活来说也是必要的。第一,因为每一个人对于获得仅与自身有关的东西的关心,胜过对于所有的人或许多别人的共同事务的关心。各人在避免额外劳动时,总把共同的工作留给第二个人;像我们在官吏过多的情况下所看到的那样。第二,因为当各人有他自己的业务需要照料时,人世间的事务就处理得更有条理。如果每一个人什么事情都想插一手,就会弄得一团糟。第三,因为这可以使人类处于一种比较和平的境地,如果各人都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满意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只有在那些联合地共同地占有某种东西的人们中间,才往往最容易发生纠纷。”(《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41页)
  张国堂说:“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如果个人没有财产,那么个人就没有自由。西方人说:‘无财产,无自由。’这是完全正确的。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之后,每个公民都会成为任由掌权者搬的砖。
  张国堂说:“全民所有制必然会采用国家所有制或企业所有制。因为全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个人对行使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不感兴趣,也不关心,更不可能了解各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情况。虽然绝大多数人对财产的保护和增值并不关心,但相当多的人们对权力的追逐却欲望不弱。如果每一个公民真的有自由的发言权,真的能自由地去竞选各个企业的负责人,必然会大吵大闹,社会就难有和平。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国家如果没有出现大吵大闹,那一定是由于专制的恐怖。因此,全民所有制必然是国家所有制或企业所有制。东欧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和中国等都是国家所有制。前南斯拉夫不是国家所有制,而是社会所有制,实际上是企业所有制。就是每个企业的全部职工行使本企业的所有权。对任一个企业而言,这个企业之外的公民不能行使这个企业的所有权。企业所有制必然导致个企业之间的苦乐不均,同时,企业所有制的企业排斥外人在本企业就业。另外,企业大多数职工对行使企业所有权既无兴趣,也不太关心,其权力必被少数个别人所掌握。如果每个人都有自由的发言权和自由竞选权,其结果必然是大吵大闹的争吵。这种所有制为喜欢出风头爱管闲事而又不负责的人提供了方便,也为喜欢意气之争的人提供了场所。掌权者要巩固自己掌权的地位,必要打击挑战者。对其怀疑的挑战者也要防备和打击。企业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勾心斗角要花费掌权者的巨大精力。同时,在企业内部政治斗争中取胜的人并不一定擅长经营管理。这必然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只有南斯拉夫采用企业所有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国家所有制。
  “国家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由国家指定的官员行使。这样,行使国有企业所有权的人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而企业的所有者——全民又不行使所有权。行使国有企业所有权的人不是企业的所有者,他就不会像所有者那样行事,别人也不允许他像所有者那样行事。着就是所有者缺位。
  “由于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是政府任命的。他要保住自己的位子,就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去拉拢政府官员的关系。从而就对市场不太关心,对企业管理也不太关心。他最关心的是与政府有关官员的关系。着必然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而私有企业的老板之所以为老板,是由于市场的选择和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无能之辈必被市场所淘汰,决不能在许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而成为老板。私有企业的老板要想继续当老板,只能靠他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从而,他必然要关心市场和企业管理。因此,私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就高,发展就快。
  “国有企业的主管官员之所以为主管官员,并不取决于他所主管的企业的经营业绩,而关键在于他与有权任免他的掌权者的关系。企业的经理之所以为经理,并不取决于他所负责的企业的经营业绩,而关键在于他与政府有关官员的关系。擅长与政府官员拉关系的人并不一定擅长经营管理。同时,企业搞好了,经理所得不很多,企业搞亏损了,他的损失也不很大。这样,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就没有有效的动力机制、压力机制、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普遍的无能、怠工或腐败。着就是三分之二以上国有企业亏损的根本原因。”
  张国堂说:“在消灭私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国家里。掌握政权的人也掌握全国的财产。而一旦在政治上失势,就会一无所有。着就是‘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人们没有经商的出路,因此就只能在政治上找出路。这就导致政治上过分激烈的竞争,导致政治斗争的异常残酷。掌权者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他所怀疑的挑战者自然会无情打击,他必要制造恐怖,以使社会平静。因此,在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国家里,要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那就比登天还难。”
  张国堂说:“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发展缓慢,满足不了人民的消费需求。解决不了人民的就业。而私有企业效益高、发展快,能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能解决人民的就业。中国永远也不要再做消灭私有制的蠢事。”
  张国堂说:“甲单位以商品A与乙单位的商品B相交换。由于货币也是商品,商品A或商品B是货币。甲单位是私有企业并属其负责人所有,商品A也完全属甲单位所有。乙单位可能是企业也可能不是企业。乙单位不属其负责人所有。商品B也不完全归乙单位所有。有第三者与乙单位共同所有商品B。这样,甲单位的负责人与商品A的利益关联强,而乙单位的负责人与商品B的利益关联弱。这样,甲单位的商品A与乙单位的商品B的交换是利益关联不对等的交易。在商品交易时,如果利益关联不对等,而又无有效的监督,就往往会出现私下幕后的交易,使利益关联强的一方和利益关联弱的一方的当事人得利。这是一个规律。我们把这个规律叫做商品交换利益关联不对等定律。1978年之后,这个商品交易中普遍存在的‘回扣’现象,以及许多国有企业出现‘庙穷和尚富’的现象,就证明这个定律是正确的,真实的。
  “由于商品交易利益关联不对等定律,以及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从而使监督乏力。因此,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混合经济必然出现腐败,而公有制就是腐败的温床。因此,要尽量减少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凡适合私人经营和私人愿意经营的事业,就应该由私人经营。国家只从事不适合私人经营或私人不愿意经营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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