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奉行中庸之道

我奉行中庸之道
张国堂
2010年12月17日

　　有人说我变了，被招安了。有人骂我胆怯，更有人骂我是五毛。我没有改变。从1999年以来，我一直彻底否定马列毛主义，倡导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现在，政府接受了儒学，默许了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是政府在转向我张国堂，不是我张国堂转向了政府。
　　我的目的是：先文化，后政治，我要全面更新中华民族，圣化中国。
　　我们的基本路线是：在上帝耶和华的带领下，引导中国人民走基督作王的宪政民主的道路，以儒学和基督教正人心、定人心、安人心，以西方正宗政治学和经济学指导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建立以我张国堂为永恒天子和永恒皇帝的君主立宪的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这是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在这个政府的领导下，公开、公平地建立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把中国建设成为没有内战、没有冤假错案、没有腐败、没有官僚机构的膨胀、没有贫穷的现代化国家。
　　文化是政治的基础，文化比政治重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谁比孔子、孟子的影响大，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更没有谁比耶稣基督的影响大。可见文化比政治重要。
　　体制外的民主人士中，只有我张国堂与余樟法先生重视文化。体制内的名人大多都没有文化。余樟法先生主张儒、佛、道融合对抗基督教。我张国堂主张儒教、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融合，淘汰佛教和道教。
　　整个中国就是我张国堂与余樟法先生的竞争，其余人等，大多都是垃圾，都必将被淘汰。
　　佛教和道教都拜偶像，显然是愚蠢。宋代大儒程子明确宣布佛教是异端，他呼吁儒教徒不可读佛经。
　　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历代皇帝、天子都祭天，由此可见，儒教不是无神论。余樟法坚持无神论，编造所谓的“大良知学”，这都不过是离经叛道。
　　我已经把儒教、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融合了，我们的学说在形式逻辑上是一致的，自洽的。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孔子、孟子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的千年大变局。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中国数千年未遇的大变局。不仅是中国历史的千年大变局，也是世界历史的千年大变局。从英国革命以来，世界历史就进入了千年大变局。现在是千年大变局的末期，是最后的完成阶段。在这个时代，必出圣人。必出现比孔子、孟子更加伟大的圣人。
　　我张国堂是中、西方正统的政教学说的集大成者。
　　儒教与基督教在形式逻辑上是一致的，是相容的。明清时代的儒教徒反对基督教，是因为旧皇帝制度与基督教不相容。“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明清时代的儒教徒认他们的皇帝为主，就不能认耶稣基督为主。基督教也坚持“一主”论。基督徒认耶稣基督为主，就不能认中国古代皇帝为主。这就是明清时代的儒教徒反对基督教的原因。
　　辛亥革命推翻了旧皇帝制度。今后的中国人民也绝对不可能恢复旧皇帝制度。因此，基督教与旧皇帝制度的矛盾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说：中国古代皇帝被称为天子是预表基督，就像大卫王、所罗门王被称为神的儿子是预表基督一样。儒教是上帝耶和华同中国人立的旧约。中国古人所敬拜的“天”（或昊天上帝）在古代以耶和华的名义向以色列古人显现、说话，就是《圣经》中的上帝耶和华。这样，儒教与基督教就没有任何矛盾了。
　　根据《但以理书》第二章和第七章的预言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当今世界处在“半铁半泥的脚”和“小角”的时代，因此，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再来与儒教的覆灭与重建如此的巧合，这就证明上帝是存在的。重建儒教功劳最大的人，就是再来的耶稣基督。当然，他还必须是三自教会的基督徒，并与敌基督争战得胜。
　　我张国堂是再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所有基督徒的主，当然是西方基督徒的主，这是中国人的光荣。这是中国人的祖先积德所致。
　　关于我张国堂是再来的耶稣基督的论证，见我的《救世主张国堂拯救中国》的文集。
　　中国必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尊贵、最荣耀、最富强的国家。中国人民必将永远享有民主、自由、平安、富裕、幸福。

儒教就是自由——驳李悔之

李悔之：
　　自由不是为所欲为。如果有一个人为所欲为，那么整个社会就没有自由。因此，所有人都受真理的指导和约束，那么所有人都是自由的。
　　在一般情况下，小人物肯定难以为所欲为，往往大人物却有可能为所欲为。如果小人物能够为所欲为，小人物也就能变成为大人物。斯大林、希特勒等等都是小人物变成为大人物。大人物为所欲为，就是横行霸道。如果有大人物横行霸道，社会肯定没有自由。因此，如果有一个人为所欲为，则社会必没有自由。
　　自由是人的天性或本能。如果儒教不是保护人的自由，儒教就不会被中国人长期坚守。
　　如果儒教限制了中国人的自由，那1919年打倒儒教之后，中国人就应该有自由。但打倒儒教之后，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自由。这就证明儒教不是限制了中国人的自由，而是保护中国人的自由。
　　1919年之后，中国人民打倒了孔子，又不信基督教，中国民众就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于是就革命、造反，于是腥风血雨几十年。1949年之前，几十年的兵荒马乱、腥风血雨，中国人有自由吗？彦奇、张同新说：“1946年各地饿死1000万人，1947年饥民有1亿多人。”（见《中国国民党史纲》第681页）。这些饿死的人有自由吗？那些饥民有自由吗？
　　1949年之后，中国没有儒教，中国人有自由吗？你李悔之有自由吗？中国人民在贫穷和恐怖之中生活了几十年，根本就没有自由。
　　儒教是约束政府官员的。如果政府官员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横行霸道，民众能有好日子吗？能有自由吗？
　　我1999年开始倡导儒学，政府接受儒学是2005年前后。现在政府的某些官员的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不能归罪于儒学，而应该归罪于马列毛主义和“白猫黑猫”的实用主义。
　　中国的历史证明：如果人民尊崇、信奉儒教，则仁者居高位；打倒了儒教，又不信基督教，必是恶人、小人居高位。打倒了儒教，又不信基督教，必然是恶人遍地而行，必然是恶人、小人当道。当然，儒学不是万能的，但有儒学比没有儒学好。
　　民主就不要政府吗？就不要文官吗？就不要军官吗？政府中的文官和军队中的军官都是终身制，他们长年任官，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广泛的人脉资源，如果他们不忠于民选的总统和议会，能有宪政民主吗？因此，儒学是宪政民主的保障。
　　假如你李悔之当选总统，如果政府的文官对你阳奉阴违，而军官企图发动政变推翻你，你能造福民众吗？
　　你反对儒学是愚蠢。
　　此致

张国堂
2010年12月17日

君子应该做大官——批驳孙中山先生
张国堂
2009年3月15日

　　中山先生说：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孙中山先生的这句话，表明看起来很崇高，但并不符合圣道。如果诚实正直的人都不做大官，把大官让给卑鄙小人当，民众有好日子过吗？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卑而谋大事，必造成社会的混乱。
　　我教导志士仁人要当大官。当官要廉洁奉公、尽责尽职。当然，要以正道谋官。国家的政体要公平，使所有中国读书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谋官。
　　这才是正确的。孙中山先生的话是错误的。
　　我的想法是：有机会当官，就当官；没有机会当官就隐居，最好是像孔子一样，办学传道，教书育人，使自己的学生当官，以追求公义。
　　基督徒要以荣神益人作为自己的人生宗旨。基督徒当官能更好地荣耀上帝，造福人群。民众也应该选举敬畏上帝，诚实正直，爱国爱民，恨恶不义之财，熟悉王道和法度的有才能的人当总统或议会议员等。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要警惕唱道德高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