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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没有阻碍自由民主——基督教与儒学的对接

5/1/2011 4:47:00 AM [新闻时事]

儒学没有阻碍自由民主——基督教与儒学的对接

曾节明先生：
　　你的《儒家阻碍自由民主化的两大重要性质》，我已经读了。你的结论基本上是错误的，但你讨论的问题是重大的，因此我写这篇文章回答你。
　　我多次说过：儒学如中国算术一样没有错误，只是太初等，太简单。儒学不是中国落后的原因，没有基督的光照和没有西方正宗政治学，这才是中国落后的原因。我现在来进一步地阐述这个问题，并批驳你的文章。
一、没有先进的政治学说，就没有先进的政治制度
　　自由、民主和人权需要有政治制度的保障。只有代议制共和政体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国还要实行联邦制。
　　要建立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没有西方正宗政治学的指导，那是不行的。西方正宗政治学是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发源的。中国的孔子只见过君主政体，没有民主政体等多种政体的见闻。因此他不可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写出《政治学》这样的巨著。这不能怪罪孔子。在人类的古代，只有雅典等极少的城邦产生了民主政体。这不是孔子所能决定的，而是上帝的作为。中国没有先于西方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这是上帝的安排，不是由于儒学阻碍了中国的民主自由。
二、一切知识都来源于上帝的启示
　　你口中说你信神，但你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时，你心中却没有神。你要知道：人的思维能力是有限的，一切知识都是上帝的启示。儒学是上帝的普通启示，《圣经》是上帝的特殊或直接启示，西方正宗政治学也是上帝的普通启示，人们对《圣经》的理解和讲解也是上帝的普通启示，自然科学也是上帝的普通启示。因此，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落后，不是由于孔子孟子的儒学有什么错误，而是上帝对西方人的启示多，而给中国古人的启示少。
　　上帝之所以给西方人更多的启示，而给中国古人启示少，有如下三个原因：
　　（一）、上帝耶和华安排再来的耶稣基督降临在中国，如果上帝以前给中国人很多启示，那当今的中国人就不需要救世主了。这是西方人获得上帝更多启示的第一个原因。
　　（二）、西方人是挪亚的长子闪的后裔，而中国人是挪亚的小儿子雅弗的后裔。这是西方人获得上帝更多启示的第二个原因。
　　（三）、西方人珍惜上帝的启示，而中国古人不太珍惜上帝的启示。这是上帝给西方人的启示多，而给中国人启示少的第三个原因。无论什么人，只要他珍惜上帝已有的启示，上帝就会给他更多新的启示。如果人不珍惜上帝已有的启示，上帝就不会再给他新的启示。
　　你珍惜上帝已有的启示吗？我看你一点也不珍惜上帝已有的启示。儒学是上帝给中国古人的普通启示，你却毫不珍惜。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你也没有认真学。就是上帝给你的特别启示，你也没有珍惜！你曾经发电子邮件对我说：“昨晚我作了一个梦，它启示我：您很有可能是耶酥转世，李洪志不是耶酥转世。”这是圣灵给你的特别启示，圣灵是上帝，是主，但你不顺服圣灵！圣灵给你特别启示，这是上帝爱你，但你却辜负上帝！
　　不要指责古人，要多想想你自己该怎么做。《圣经》说：万事相互效力，为使爱神的人得益处。中国的现状不如人意，这是上帝给你机会，使你能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不可攻击儒学。中国主流社会已经接受了儒学。中国主流社会绝对不可能因为你或其他人对儒学的攻击就放弃儒学。不要与中国主流社会作对，而要争取主流社会的支持。一个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的人，在政治上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中国建立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这是永世长存的政府，永不败坏的国度。完成这个任务，就是不朽的功名。你好好想想！！！
三、儒教与基督教对接的接口
　　孔子在收集整理文书史料时，剔除了所有的神化志怪的成分。这样作是正确的。你不应该指责。你必须明白：中国人是挪亚的小儿子雅弗的后裔，中国古人自然从挪亚那里听了有关上帝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的事迹。但中国远古的古人在流传这些事迹时，出现了失真。中国古代的盘古开天的故事，女娲造人的故事与《圣经》记载不一样。如果按照这些已经失真的神话故事创造宗教，这样的宗教是真理吗？孔子从儒学的正典中剔除这些已经失真的神话故事，这就使儒学与基督教没有矛盾。
　　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句话是正确的。你要明白：上帝耶和华没有直接向中国古人显现，中国古人无法区分真神与假神，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免得亲近了假神，这不是明智的吗？印度人没有孔子的这句话，就有印度教。印度并不见得比中国先进。印度的不平等更远远超过中国。而且，印度教徒比儒教徒更难接受基督教。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这些话无疑也是正确的。
　　你说：“由于生命的相通性，人对死亡的本能恐惧、忧虑，容易生发出一种朴素恻隐和怜悯的情感。由此而促发爱惜他人和其他生物生命的行为，这就是提升文明、促成人道化的一种朴素的途径。”你的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胡说八道！人多思考死亡就会变得善良吗？如果是这样，耶稣就没有必要上十字架了。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多思考死亡，只会驱使他及时行乐。一个不盼望上天堂，也不怕下地狱的人，天天想着死亡，极可能会千方百计地及时行乐。他决不可能变得善良，反而会变得邪恶！人越是思考死亡，就往往会越恐惧死亡。恐惧死亡就会失去勇敢，胆怯的人不可能行义。
　　希特勒、斯大林等人有没有对死亡的本能恐惧、忧虑？他们为什么没有生发出一种朴素恻隐和怜悯的情感？
　　你必须明白：天堂的盼望是人行善的动力，地狱的恐惧是人作恶的阻力。人凭信心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才会使人心中产生慈爱和怜悯！
　　人按他自己人之初的善良本性也能行善，但一般人会因为他自己的人欲而丧失其善良的本性。而且人的良知会受邪恶文化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国人的良心和良知几乎都不见了。这就是邪恶文化影响人的良心和良知的明显例子。
　　人的荣誉心也可能是人行善的动力。但是在邪恶的社会里，人的荣誉心往往会成为他作恶害人的动力。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行善却挨批斗，作恶害人却得表扬。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会在荣誉心的驱使下作恶害人。
　　人对国家法律的惧怕也会阻止他作恶，但人也会因为侥幸心理而作恶。
　　总之，人对耶稣基督的虔诚信仰能生发慈爱和怜悯，而人对死亡的思索并不能生发慈爱和怜悯。
　　你还说：“死亡，是人的生命历程中最为重大的事情。它甚至比生更加牵动人的思虑。因为，人在获得生命时，尚无意识，但是大多数人却是带着对死亡的清醒意识（意识到自己必死）走入死亡的。死亡，意味着现世生命的终结，意味着个人非常亲切和熟悉的整个感知世界的消亡。死亡对人的震撼可想而知。因此，人和一切生命体，都有恐惧死亡而求生的本能；也正因为如此，人生的万事万物，没有哪一样东西能象死亡那样强烈地促发着人的探求欲望和想像力。”既然如此，那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这么一句话为什么就能阻止中国古人对死亡的探求欲望和想像力呢？孔子的这句话为什么对中国古人有如此神奇的力量呢？
　　死亡确实是人生最为重大的事情，人对死亡也确实有强烈的探求欲望。中国古人为什么没有展开想象力来对死亡的进行探求呢？你要知道：人的思维能力有限。人不论对死亡有多么强烈的探求欲望，也不可能探求到死亡的真义。
　　现在，我们来看看基督教是怎么看待死亡。
　　基督教认为：人死亡时，人的灵魂就离开他的身体。虔诚信耶稣基督的人在死亡时，有天使来带他的灵魂到天上去，与主耶稣基督同在。而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在死亡时，他的灵魂就要下到阴间受苦。而且，在末日耶稣基督以他复活的身体降临时，在耶稣基督里死了的人的身体都要复活，并以复活的身体升天，到永恒的天堂，享永远的福乐。不信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体也要复活，但天使要把他们复活的身体丢入地狱，在硫磺火湖内永远受苦。
　　儒教对人死亡之后的归宿问题也有回答。请你读读我的《中国人该怎样过年——祭祀是儒教的根本——兼驳蒋庆》中国古人对其先祖的祭祀，这实际上是回答人死亡之后到哪里去的问题。中国古人对祭祀的重视，实际上就是对死亡的重视。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中国古代很著名的一句话。为什么“无后为大”呢？因为人如果没有后代子孙，就没有人祭祀自己和自己的先祖了。自己和自己的先祖如果没有后代子孙的祭祀，就成为孤魂野鬼了。
　　中国古人对死人的安葬礼仪的重视，也是对死亡的重视。中国古代的传统是丧葬和祭祀从先祖。中国传统的丧葬和祭祀是从远古传下来的。
　　儒学对死亡的回答实际上是不完全的。因为没有回答人死亡后的永恒的归宿，这只是人死后的临时归宿。因为中国现在搞计划生育，许多人可能没有儿子。这些没有儿子的人以及他的先祖就会成为孤魂野鬼了。而且，科学测算太阳有末日，地球上的资源也有限。因此，人类有末日。一旦人类死绝，中国古人就都成为孤魂野鬼了。这是儒教的一个空白，这也是为基督教的传入准备的一个对接的接口。这个接口我已经接上了，见我的《中国人该怎样过年——祭祀是儒教的根本——兼驳蒋庆》
　　中国人应该尽快信耶稣基督，并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向圣父上帝耶和华祷告，求上帝接受自己先祖的灵魂。上帝耶和华曾郑重宣布：“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20:6）只要中国人信耶稣基督，上帝耶和华就一定会接受他先祖的灵魂。这样，他和他的先祖就永远也不会成为孤魂野鬼。这就为他自己和他的先祖找到了永久的归宿。
　　儒教在宗教上的不完全，你为此大加指责孔子，你这是错误的。这不是孔子的错，而是上帝的安排，也是孔子的明智和谦卑。因为这是为基督教的传入准备了对接的接口。实际上，《论语》的第二十章：尧曰是儒教与基督教对接的最大接口。请你读读我的《信孔子的古代中国人都得救》。
　　还有一个儒教与基督教对接的重大接口，那就是中国人记族谱的传统。中国古人非常重视族谱的记录。往往花巨大的人力物力来清查家族内的人口，并认真在族谱上记录。我们在《圣经》的《创世纪》中，可以看到有家谱的记载，这些就是谁生谁的记载。《创世纪》第五章就从亚当到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家谱。这就表明：在挪亚之前就已经形成记家谱的传统。作为挪亚小儿子雅弗的后裔的中国人，自然就从雅弗继承了记家谱的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成为家族的族谱。
　　《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编辑儒家经典时，剔除了远古时代的神话故事，这就阻止了他的门徒们凭想象把儒学发展成为完整的宗教。你对此大加指责，我却认为这是孔子对上帝的谦恭和虔诚。孔子对神的祭祀很严肃，很虔诚，这就表明孔子不是无神论者。中国古人虔诚地祭祀昊天上帝，这就表明中国古人不是无神论者。但孔子不凭自己的想象论述神，他也阻止他的门徒们凭自己的想象论述上帝，这是对上帝的忠诚，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你应该知道：上帝通过摩西颁布的十诫的第二条诫命就是禁止人们拜各种人造的偶像。人如果在《圣经》之外凭他自己的想象论述上帝，这实质是在制造上帝的偶像，这是无形的偶像。因此，人造宗教是上帝所禁止的。孔子的教导阻止了儒家学者们人造宗教，这是正确的。
　　基督教不是人造的宗教，而是上帝亲自建立的宗教，是上帝的特殊启示。
　　佛教就是人造宗教。这种人造的宗教比儒学差得远。印度教是印度远古神话传说与人造宗教相结合的宗教。这种宗教也不是上帝所喜悦的。
　　必须说明：真理就是人对上帝和上帝的道的正确认识。真理是上帝对人的启示。真理就是人所认识的上帝。真理的本体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就是上帝。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人编造的理论、学术都不是真理。例如：马列毛主义、希特勒主义等等都是人编造的理论，都是人造的“真理”，也是人造的宗教，都是赝品。都经不起长期的历史检验。
　　宋代的程子说佛教是异端，他严厉告诫儒家学者不可读佛经。这就阻止了佛教与儒教的对接。这都是为基督教的传入并与儒教对接准备了条件。
　　中国历史上只是比信基督教的美国和西欧落后些。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是日本和韩国的老师。日本和韩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学生。近代以来，由于交通工具的发达，人类的交往圈子扩大了。西方的影响也达到了东方。日本、韩国以前学中国，后来学西方，这在心理上没有什么障碍。中国以前一直是周边国家的老师，现在要当学生学西方，因此有巨大的心理障碍，面子放不下来。这就是中国暂时落后于日本和韩国的原因。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并与儒教对接成功，同时西方正宗政治学的传入，中国必将很快赶上并超过韩国和日本。并把印度远远抛在后面。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也会赶上西方。
　　佛教是人造的宗教，无法与基督教对接，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佛教必将在中国消亡。
　　我郑重地警告你和你的老师陈泱潮：不可搞人造宗教！不可在基督教之外编造所谓的“灵本人权主义”。教会是真理的管家，不可在教会之外另搞一套！
　　中国有古训：“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因此你不必思考死亡，免得徒增忧虑和烦恼。人什么时候死，人不可能知道。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太6:27）你当知道：救自己的灵魂得升天堂，免下地狱，这才是人生最为重大的事情。你要快到教会受洗。《圣经》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你也要劝你的老师陈泱潮快到教会受洗。他的年龄已经老了，死亡随时都可能临到他，因此要劝他赶紧到教会受洗。你们当知道：地狱才是最可怕的！天堂才是最好的，千万别失了天堂的福分！
　　东海一枭先生不听程子的告诫，妄图把佛教与儒学对接，这是行不通的。他的东海之道也是人造宗教，是创立宗派，是制造赝品。孔子明确说：“天生德与予”，又说：“有德必有言”。这就说明儒学是天启的，是属天的。而佛教是人造的，是人的所谓“觉悟”，因此是属人的。属天的儒学不可能与属人的佛教契合。基督教也是属天的。属天的基督教才能与属天的儒学契合。
四、儒学不是自由民主的障碍
　　你对孔子的大同有误解。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什么是“天下为公”？就是说中国政府不是任何某个人的私产，也不是任何党派的私产，而是属于全中国人民所有。主权在民！由全民“选贤与能”。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我们的任务就是建立大选制度，落实孟子的这一民主理想，使得乎全国选民而为总统，得乎选区选民的为国会议员。得乎总统和议会的为部长。得乎全省选民的为省长，得乎选区选民的为省议会议员。得乎省长和省议会的为厅长。等等。人人都“讲信修睦”。发展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壮有所用）。实行适当的福利政策，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实行私有制，但富人都明白“施比受更为有福”。而且还“天下无贼，夜不闭户”。这就是孔子的大同理想。孔子的大同理想就是宪政民主加人人都爱人如己。
　　大同不是“均贫富”，更不是强制没收私人的财产而搞公有制。儒家从来不主张“均贫富”。儒家只是反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两级分化，但并不主张“均贫富”。反对贫富的两极分化不等于主张“均贫富”。贫富的两极分化与均贫富都是极端。儒家是中庸之道，反对极端。诗人杜甫吟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这种愿望我也有。这种愿望就是“均贫富”吗？我希望中国没有穷人，但我强烈反对政府以强制高税收来搞高福利。我们要教育中国的富人，使他们明白“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我希望中国富人都能自愿拿出钱财来周济需要周济的人。我们誓死捍卫私有制，主张公开、公平地搞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应该制定公平的法律，使所有中国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
　　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绝对不是“均贫富”。古字“均”有公平的意思。孔子是说：“……不要担心国家土地和人口少，而要担心政治不公平；不要担心国家贫穷，而而要担心国家不安宁。”《圣经》说：“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箴17:1）可见：孔子的见解与《圣经》不谋而合。
　　从儒学中也可以推论出“在上天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诗云：“天生烝民”。既然人都是天生的，就都是天的儿子，因此就人人在上天面前平等。这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是一样的吗？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这是主张所有人的受教育权平等。中国的平民刘邦和朱元璋都能当皇帝。在中国古代，不论贫富官民，都能通过科举考试而当官。由于皇帝的更换的社会成本太高，因此除皇族与其他人的“人格”不平等之外，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实现了你所说的“人格”平等。中国没有象古罗马那样的奴隶制。在一百多年前，美国还有奴隶制。美国还为此打了“南北战争”，这是林肯领导的。这些历史事实你不知道吗？
　　古今中外的政府都是等级秩序。儒家只是用君臣父子兄弟的忠義孝悌的观念来教化人们顺从政府的等级秩序。这比用铁的纪律来强制人们顺从政府的等级秩序要好得多。儒家的教義并没有导致“人格”的不平等。
　　“人格”一词是多义词。我查过词典。也请你查一查。【人格】renge□①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②个人的道德品质：～高尚。③人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不得侵犯公民的～。这是《现代汉语词典》对“人格”一词的解释。
　　在中国，只要建立大选制度、三权分立和新闻自由等宪政制度就够了，没有必要追求平等。因为中国古代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人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平等”。
　　由于人格是多义词。因此说“人格平等”的说法不准确。我反复说明：人人生而平等不是人与人在一切方面平等，而是人与人在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上平等。我的说法来源于林肯总统，因此是正宗的说法。
　　自由是人的本能，中国古人不可能不追求自由。既然自由是人的本能，因此就应该受天道的约束。儒家是通过对人的约束以实现人的自由。如果所有人（特别是掌权者）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人人都必然有自由。如果人们在追求自由的名义下放肆，那么所有人都会失去自由。基督教也是通过对人约束以实现人人自由。法国大革命和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都证明：如果人们热血沸腾、满腔激情地追求自由（或解放），都会导致严厉的专制！对自由最大的威胁不是儒学，而是普通人的放肆！普通人的放肆是国家最大的祸害！1919年的五四青年的放肆，就是二十世纪中国苦难的最大原因。
　　人本身是有罪的。不可把某些中国古人的罪恶都归在儒学上。儒学是圣洁的，中国某些古人是有罪的。西方人也一样有罪，中世纪的欧洲人以火刑烧死异端。这些人的罪恶也不能归在天主教上。天主教是圣洁的，但中世纪的某些天主教徒是有罪的。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君使臣以礼”，难道不是对君权的限制吗？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皇帝并不能为所欲为。
　　中国历史上的频繁的内战和暴政不是儒学所造成，而是由于中国没有大选制度、三权分立和新闻自由等宪政民主制度。你们不努力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的制度，而不遗余力地攻击儒学，这实际上是制造思想混乱，破坏中国宪政民主的建立。
　　你要看看“四人帮”的下场，你要知道好争闹的人没有好下场。中国有古训：“相论呈英豪，家计渐渐退。”好争论的人必然贫穷！我严厉地告诫你：好争闹的民族是低劣的民族，好争闹的人是低劣的人。你攻击中国古圣孔子，只能显出你的低劣！
　　中国有古训：“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功夫。”你要认真读书，读我推荐的书籍，也要读我的文章。不要凭你自己的胡思乱想写文章。你要牢记孔子的教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你攻击儒学的文章都是垃圾。
　　此致

张国堂
2007年10月7日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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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民主自由是兼容的——驳民意至上的伪民主

5/1/2011 4:50:00 AM [新闻时事]

儒家与民主自由是兼容的——驳民意至上的伪民主

黄喝楼主先生：
　　社会和平、公义和秩序与个人自由是没有冲突的。儒家的大同理想与宪政民主是相容的。礼记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宪政民主就不要选贤举能吗？民主自由就不要讲信修睦吗？我希望你多读汉密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等名著。要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当代中国学人的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对共产党统治的反动，但在思想上又没有摆脱共党文化的影响，而且在有些方面走到了极端，是极端自由主义。这种极端自由主义导致民运队伍一盘散沙，群龙无首。一些人还主张民意至上，这是卢梭主义，这种主义往往导致暴政和极权主义。毛泽东也大力鼓吹过这种主义。我告诉你们：在关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政治学说和分辨是非、善恶的道义标准上，应该顺服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不必尊重民意。在涉及各类人们的利益的政策上，必须尊重民意。不分道义与利益，头发胡子一把抓，总是鼓吹民意至上，这样的人，如果不是糊涂蛋，就是野心家，或者是破坏民主自由的伪君子。这样的人在客观上是在破坏中国的宪政民主。
　　所谓人不应该追求在人间建立天国，这并不是民主自由的内容，这是人们不正确地总结共产主义和太平天国的实践所得出的并不正确的结论。儒家有大同理想，基督教也有千禧年天国的预言。这些不能因为共产主义和太平天国的失败而否定。洪秀全、毛泽东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天国，他们是以利益引诱下层民众叛乱。共产主义宣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懒人的理想，并且以武力追求这种懒人的理想，这一点也不完美。洪秀全宣扬“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等等，这是穷人的理想，也以暴力追求这种穷人的理想，这也是一点也不完美。儒家的大同理想是宪政民主加人人爱人如己。基督教的千禧年天国是说基督与基督徒们一同作王；基督叫基督徒们在地上执掌王权；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这实际上也是宪政民主加人人爱人如己。这才是至善的理想，如果以和平的手段追求这种理想，就是至善至美的。说民主自由禁止人们追求理想的社会制度，这是为维持现状服务的，也就是为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因此是伪民主自由。你们主张个人自由，那么任何人都有权以和平的手段追求他自己的理想。任何人都有权向人民提出改革国家制度的建议，只要大多数中国人接受他的主张，他就有权领导人民按他的建议改革国家的政治制度。
　　儒家和基督教都是主张私有制的。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四海之内莫非王臣。”这是指国家对领土的主权和国家对其公民的治理权。国家对领土的主权与土地的私有权是不矛盾的。国家对公民的统治权与个人自由是不矛盾的。在民主制度下，国家也有权治理其公民。民主不是不要统治者，而是由民众自由地选举统治者。如果没有政府的力量，民中的豪强就会侵犯民中的弱者。因此，没有政府的统治，弱者就没有自由。民众自由地选举政府首脑和国会议员，政府依法治理人民，弱者才有自由。
　　孔子主张忠恕待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与民主自由没有任何矛盾。如果每个人都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约束自己，则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在民主制度下，人们也应该忠信，也应该仁义。如果人们都不忠不信、不仁不义，那么人们就不会遵守民主制度，从而就不会有民主自由。因此，儒学不但与民主自由没有抵触，没有矛盾，而且还是相辅相成的。
　　有人说：“每个人充分自由是人们自由的前提。”这个说法表面上似乎正确，但却是歪理邪说。如果有一部分人充分自由，那么另一部分人就不会有自由。因为一部分人的充分自由会侵犯、剥夺他人的自由权。1949年之后到文革，毛泽东是充分自由的，但全国人民都没有自由。到文革末期，毛泽东也逐渐失去了自由。靠着毛泽东，江青等“四人帮”是充分自由的，但毛泽东一死，江青等“四人帮”很快就失去了自由。
　　任何现实社会都是等级社会，古今中外无一例外。民主自由不是不要等级社会，而是主张任何人都有权以自己的诚实努力提高他自己的社会地位！对这个问题，我反复说过多次，在此不再多重复。
　　儒家是有局限性，因为对中国历史上的内战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因此我们要引进西方正宗政治学和基督教。我们要防止统治者的作恶，搞专制独裁。也要警惕下层民众的叛乱。共产党是靠下层民众的武装叛乱起家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叛乱规模大，次数多，这对社会的破坏是极大的。基督教能有效地阻止下层民众的叛乱，儒家对此却无能为力。在基督教社会，却很少有农民叛乱。西方正宗政治学能阻止统治者为恶。儒学对统治者为恶有一些限制，但限制力不强，不如基督教。当然统治者的作恶与下层民众的叛乱是相互促进的，是互为因果。统治者的作恶会导致下层民众的叛乱，民众的叛乱和不顺从也会导致统治者作恶。俗话说：“官逼民反。”实际上“民也逼官暴。”因此基督教叫人们顺从掌权者，又叫统治者善待民众。是双向约束。当然儒家也是这样，叫民众顺从掌权者，又叫掌权者善待民众。但儒家没有天堂和地狱的信仰，因此约束力不强。基督教对民众的约束力很强。对掌权者的约束力差一些，因此，近代西方发展了孟德斯鸠等人的政治学说，这些政治学说可以杜绝掌权者的作恶。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因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宗，是同样荒谬的。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又说：“然而，无论这些意见被认为是多么确凿有理，我们已有充分征兆可以预测，在这次讨论中，将会发生和以前讨论一切重大国家问题时相同的情况。忿怒和恶意的激情会象洪流似的奔放。从对立党派的行为判断，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会共同希望表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而且用慷慨激昂的高声演说和尖酸苛薄的谩骂来增加皈依者的人数。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会被诬蔑为出于爱好专制权力，反对自由原则。对人民权利的威胁过于谨慎的防范——这通常是理智上的过错，而不是感情上的过错——却被说成只是托词和诡计，是牺牲公益沽名钓誉的陈腐钓饵。一方面，人们会忘记，妒忌通常伴随着爱情，自由的崇高热情容易受到狭隘的怀疑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同样会忘记，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想正确而精明地判断，它们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危险的野心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历史会教导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这些教训，我们应该记取。毛泽东等就是以讨好人民的蛊惑家开始的，他的专制也是登峰造极的。这是血的教训。
　　你说：“儒教是上对下，先上后下，仁者当居上位，愚昧、渺小、低级、弱智、卑鄙者当处服从听话的低下地位；民主自由是下对上，先下后上，处于上位者必须听下面的话，按民意要求行事。”等等反对儒家的说法，都是讨好下层民众，是蛊惑下层民众。这不是民主自由。民主不是不要统治者，而是由民众选举统治者。民众在选举总统和议员等时，就不该选贤任能？民众就不该听从民选总统和议会？民意总是需要代言人。而且，民意是不可知的，是飘忽不定的。民意至上的主张不是民主，往往是伪民主。共产党、萨达姆等都声称自己代表民意。他们是民主吗？任何人都有权竞选总统和议员等，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由民众选举总统和议员，这就是民主，这就是自由。当选的总统应该依据宪法和法律，按自己的良心执政，不必在意民意。议员也要依据宪法，按自己的良心在议会开展立法活动，也不必在意民意。法官在司法审判时，必须依据法律和自己的良心，不必为民意所左右。如果政治家不比民众高明，那要政治家干什么？如果法官不比民众高明，那要法官干什么？如果都按民意的要求行事，那要总统、议会和法官有什么用？民众如果对现任总统或议员不满，可以在下次选举时不投票给他，也不投票给他的政党。民众也有权是否给掌权者荣誉。总统任期四年，众议员任期两年，参议员任期六年，每两年选举其中的三分之一的参议员。总统可以连选连任一届，议员可以连选连任。这样的任期制是合理的。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民选总统和议会是民意的当然的代言人。其余的人或组织都无权代表民意。民意调查的结论也不是民意。只有自由选举体现的民意才是民意！
　　此致

张国堂
2006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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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人性基础是“性本善”——答曾节明先生

4/26/2011 8:53:00 AM [新闻时事]

民主的人性基础是“性本善”——答曾节明先生

曾节明先生：
　　您好！
　　欢迎您同我讨论。您是少有的以平等和友好的态度同我探讨学问的知名人士，我非常高兴同您讨论问题。
　　我认为儒学没有错误，但儒学是初等政治学，因此有局限。我从没有说儒学可以救国，但儒学对救国是有帮助的。目前基督徒在中国只是少数，对大量不信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的汉人，需要儒学的指导和约束。信佛教或源于佛教的功法的人多一些，但仍然也是少数。而且，佛教对人在政治上的指导作用有限。汉族人没有以佛教治国的传统。对不信基督教的汉人，仍然要以儒学治理他们。我一再说明：儒学是上帝同中国人立的旧约，张国堂学说是上帝同中国人立的新约。新约不废除旧约，乃是要成全旧约。张国堂学说是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的综合。
　　佛教也是外来的宗教，只有儒学和道教是中国人自创的。如果我们否定儒学，有伤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现在有许多人信儒学，否定儒学不利于中国人之间的和睦。
　　你说：“如果儒家没有阻碍中国进步的话，何以理解胡适、梁启超、蔡元培、鲁讯、陈独秀等一大批青年才俊、学术泰斗要批判儒家？这些人既不疯、更不傻，为什么对儒家那样反感？”因为儒学有局限性，虽然是真理，但不是全部的真理，不引进西方正宗政治学和基督教，仅靠儒学就不能使中国强大。显然，儒学对中国历史上的内战束手无策，这就表明了儒学的局限性。但是，如果没有儒学，中国的内乱会更多更大。我们知道，聪明人也会犯错误。这些问题是最大最难的问题，需要天启的智慧才能解决。胡适、梁启超、蔡元培、鲁讯、陈独秀等人虽然不疯不傻，但也没有最上等的智慧，他们彻底否定儒学显然是错误的。历史实践已经否定了他们的见解。而且，他们也没有在形式逻辑上严格地证明：儒学与民主不相容。
　　我们知道，经济学上有经济人的假设：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同样，宗教上对人的基本看法，我们可以叫做“宗教人假设”。政治学上对人的基本看法，我们可以叫做“政治人假设”。我们在研究西方文化时，没有区别宗教人假设与政治人假设的区别，因此容易误解。
　　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因此人被造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这就是说人性本来是善良的。但由于魔鬼化作蛇迷惑引诱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禁果。亚当也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他妻子夏娃给他的禁果。于是就犯了罪。罪就因始祖入了世界。人类就有了原罪。所有人也因自己的肉体情欲和魔鬼的迷惑和引诱而犯罪，这是人的本罪。人因犯罪而堕落败坏，就不是义人，而是罪人。人因为是罪人，就不能自己救自己，自己不能使自己成为义人。因此就需要上帝的救赎。上帝在万世以先就安排了拯救人类的计划。在一定时候，上帝就使自己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就是耶稣基督。人只有信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才能成为义人。当然，有一些狡诈的人不信耶稣基督，却口中说自己信，这样的人是恶人。这样的恶人在外表上没有记号。人们不能识别这样的恶人。这是基督教对人的基本看法。你只讲“人生来就是有原罪的”，却不说人因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义人。这是不全面的。基督教有“因信称义”的著名教义，也有“人被造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的说法。人因信主耶稣基督，从而悔改自己以前的罪，并在圣灵的保守下不再故意犯罪，就被上帝称为义人。既然上帝称他为义人，那么他就是义人。虽然基督徒中有一些假冒的基督徒，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因此，绝大多数基督徒是好人，但名为基督徒的人仍然有可能作恶。这就是基督教的人性论。因此基督教的人性论是人性本善。
　　西方政治学家麦迪逊说：人不是天使，因此需要有政府管理人。而政府的领导人也不是天使，因此要分权制衡。人不是天使，并不是说人都是恶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好人，但人人都有可能作恶。这就是西方政治学对人的基本看法，或说是西方政治学的人性假设。这个看法同基督教的结论是一致的。在美国建国时代，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基督徒。当时的政治家相信人类能自己管理自己，不需要国王来管理人民。这就是相信普通人的性本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政府属于人民所有，政府由人民治理，政府由人民享用。既然说人民可以治理政府，就是说普通人的性本善。因此，民主的人性基础是“性本善”。
　　儒家认为人都有仁、义、礼、智的善良和理性的本性，但人也会因为自己的人欲而丧失自己的这些本性而变恶。同时认为大多数人会接受圣人的教导而恢复自己的善良本性。这就是儒家的人性论，也是“性本善”的意思。因此主张实行仁政。儒家的结论也是：绝大多数人是好人（或可以教育好），但人人都有可能作恶。这与西方政治学的人性假设是一致的。
　　现在，有一些为专制辩护的人说中国民众素质低下，因此不能实行民主。古代中国的法家之所以迷信暴力，是因为他们相信普通人的本性邪恶，不可教化，因此需要君主用严刑峻法管理人民。就我来说，如果我遇到的人都很凶恶，那我就宁愿君主用严刑峻法管理人民。因为我遇到的人大多数是好人，因此我就相信中国可以实行宪政民主。我们知道：暴君总比暴邻好。因为暴君离我远，暴邻离我近。君主少，而邻居多。人都会宁有暴君，不愿有暴邻。因此，性恶论必导致暴政。而性善论可以导致仁政或民主。
　　人治或法治与人性论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因为国家颁布的法律都是人制定的。性恶论的法家其实也是人治，是统治者自己制法来治。只有在主权者与当政者分离，而且又主权者决定当政者的情况下才有真正的法治。主权者与当政者合一的情况下没有真正的法治。今天，人民是主权者，但主权者不能决定当政者，当政者僭取了国家的主权，因此也没有法治。
　　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或发现。在没有发现或发明这个新政体之前，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只能是君主制。君主制不等于专制。当然，君主往往会因为自己的骄傲、贪婪、迷色、嫉妒、忿怒等而腐败变为暴君，这样，君主制就脱化变质成为暴君政体。暴君政体才是专制。如果中国不按西方正宗政治学建立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那么就永远也摆脱不了专制。因此，你怪罪儒学也找不到出路。
　　人性论故原是政治学的基础，但政治学不等于人性论。仅从人性论来推论政治学的一切结论，是很困难的。我们要全面引进西方正宗政治学。如果没有掌握西方政治学，只用思辩的方式责怪儒学的危害，是找不到中国的出路的，只会导致中国人的不和。
　　节明兄，关于儒学是否有错误、儒学是否阻碍中国前进的等等问题，是很复杂、很难解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应留待以后有言论出版自由之后再从容讨论。即便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错误，留待我们的后代去解决。我们这一代人不要试图解决一切问题，我们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按西方正宗政治学，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建立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永远在中国结束暴政的历史，建立永世长存的政府。我的见解对当代是无害的。目前国家有重大危难，我们并无时间从容地讨论这些问题。您既然承认我的主体思想是正确的，就请您加入中国共和党。男儿理当承担拯救国家的重担，挽救国家的危难，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救出来。
　　此致
愿您全家平安、健康、快乐、幸福！

张国堂
2006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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