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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之谓性”的解释——纠正朱熹注解中的错误
张国堂
2008年5月2日

  中庸原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解释和译文:上帝耶和华在造人时,写(或刻)在人里面的律法和诫命,就叫做人的本性,这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上帝耶和华写在人里面的律法和诫命,就是人的良心。人遵循人里面的律法和诫命,也就是顺着人的良心,这就是道。圣人把人里面的律法和诫命发现出来,并叫人保养他自己的良心,这就是教。
  《圣经》又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罗2:14~15)
  朱熹以“阴阳五行”之说注解“天命之谓性”,这是错误的。因为“阴阳五行”之说与现代自然科学不相容,因此是错误的。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杨伯峻、杨逢彬注译说:“从天生的资质看,可以使它善良,这便是我所谓的人性善良。至于有些人不善良,不能归罪于他的资质。同情心,人人都有;羞耻心,人人都有;恭敬心,人人都有;是非心,人人都有。同情心属于仁,羞耻心属于义,恭敬心属于礼,是非心属于智。这仁义礼智,不是由外人给与我的,是我本身就有的,不过不曾探索它罢了。所以说:‘一经探求,便会得到;一加放弃,便会失掉。’人与人之间相差一倍、五倍甚至无数倍的,就是不能充分发挥他们人性的本质的缘故。《诗经》说:‘天生育众民,每一样事物,都有它的规律。百姓把握了那些不变的规律,于是乎喜爱优良的品德。’孔子说:‘这篇诗的作者真懂得道呀!有事物,便有它的规律;百姓把握了这些不变的规律,所以喜爱优良的品德。’”
  《圣经》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1:26~28)
  上帝耶和华按祂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人被造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什么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呢?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仁、义、礼、智、信,这是五常。这五常就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也是上帝耶和华在造人时写在人里面的律法和诫命。
  上帝耶和华是慈爱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自我约束(或节制)的上帝,是智慧的上帝,是诚实的上帝。上帝耶和华按祂自己的慈爱、公义、自我约束、智慧和诚实造人,就是人的仁、义、礼、智、信的本性。
  人本有的上帝耶和华的形象和样式就是人的本性。因此,上帝耶和华的神性就体现于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也显明上帝耶和华的神性。
  率性,就是遵循人的本性。遵循人的本性,就是效法上帝耶和华的形象和样式,这就是人当行的道。
  中庸原文: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解释和译文:道,是人片刻不可离开的,如果能片刻离开,那就不是道了。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圣经》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惟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阿,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10:4~17)
  基督是人,亦是上帝。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人,也是道成肉身的道。这是道不远人。救世主张国堂是肉身成道的人,也是肉身成道的道。这也是道不远人。
  《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叁矣。”“赞”是佐助的意思。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因此是“唯天下至诚”,其他人不可能是“唯天下至诚”。孔子不敢自称圣人,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孔子虽然不是圣人,但他是圣人的代表。因此,中国人尊他为圣人,也是不错的。
  《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着。着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我是“其次致曲”的,但在上帝的带领下,顺服圣灵和上帝的话语,才成为“唯天下至诚”。我是再来的耶稣基督,肉身成道,因此也是“唯天下至诚”。
  《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我现在依据《圣经》、《四书》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结合中国的实际,创立张国堂学说,设计了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政体,这是人类最优良的政体。这就是“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
  道不离人,人却往往离道。上帝爱人,人却常常悖逆上帝。
  人所言说的“道”如果远离人,那么,他所言说的“道”就不是道。
  儒教主张人性本善,基督教有原罪说,主张人性本恶。这是不是矛盾?这是由词义不准确造成的表面矛盾。我们现在对词义做如下定义或约定,就能消除基督教与儒家在人论方面的矛盾:
  我们把上帝赋予人的本质叫做“性”。上帝赋予人的本性当然是善良的。因此人性本善。但由于原罪,人的灵魂、肉体都受原罪的沾染,因此,原本善良的本性因原罪的沾染而败坏了,人里面就有了因原罪而产生的恶。这恶是人的原罪而有的,不是上帝给予人的。因此,人的本性因原罪败坏之后,就不叫本性,而叫做本质。本质,就是人生而有的品质。从而,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而人的本质却有恶。或者说:人性本善,而人质本恶。基督教主张性善质恶。这样,基督教与儒家在人论(或人学)上就没有矛盾了。
  人如果信道行道,人的本质中的恶就会消失,而恢复人之初的善良本性,人的品质就会变好。人如果不信道,就会犯罪。人如果犯罪,人之初的善良本性就会更加因罪而堕落败坏以致消失,而人本质中的恶就会扩大,这样,人的品质就会变坏。
  人如果不信道,自以为义,按自义而行,就会在自以为行善时犯罪作恶。例如:文革中的红卫兵。他们都是自以为自己爱国,自以为自己为人民服务,但实际上却是祸国殃民。因此,信耶稣基督,信孔孟之道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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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解释

“不觉晓”等网友:
  孔子说的“天”就是基督教的“上帝”。中国古人关于神的概念很混乱,把真神、假神以及神化的人都统称为神。“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口中不提别神的名。以色列历史上的大卫也不提别神的名。圣父耶和华、圣子耶稣基督和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在古代没有在中国显现,中国人所说的神大多不是真神,而是假神、魔鬼或神化的人。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要人们在分不清真神假神的情况下,敬鬼神而远之。这是明智的。但这不能作为儒家学说与基督教不相容的证据。孔子说:祭神如神在。这就表明孔子不是无神论者。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皇帝作为天子承受天命统治全国的臣民。这是中国的君权神授的观念,就是儒家学说的道统。天子就是天的儿子。这个观念同基督教是相通的。表明儒家学说是上帝同中国古人立的旧约。中国古代皇帝被称为天子是预表基督,是基督的预像。
  上帝耶和华没有向中国古人显现,也没有向以色列之外的其他民族显现,圣经也是这样说的。虽然上帝没有向中国古人显现,但上帝的神性和永能是中国古人可以认识的,凭着上帝的所造之物就可以认识上帝的神性和永能。孔子通过对人和社会的观察和研究来认识上帝。孟子说“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就是这个意思。
  上帝是超自然的,却以自然存在于自然之中。上帝以规律存在于自然之中。君子应多多地注意常规,不要谈论怪异的事情,也不要谈论神迹奇事。上帝只在安排拯救人类的救赎计划的时候才行神迹。神迹是上帝对常规的打破。也就是说上帝在与救赎计划无关的事情上不行神迹。因此,只有《圣经》所记载的以及基督教所讲的神迹奇事是上帝所行的,其他怪异的奇事都不上帝所行的,有的是人的想象和编造,有一些是魔鬼所行的。这就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因。不语的意思就是不谈论。
  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从孔子的这句话,就可以知道,孔子知道神存在,并且知道要敬畏神。但在中国古代,神并未向中国人显现,因此,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是没有办法辨认真神与假神的。在没有办法辨别真神假神时,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无疑是明智的。
  神没有向中国古人显现,孔子是怎么知道有神存在呢?圣经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20)孔子就是从神的受造之物的观察中知道有神存在的。这也证明圣经的说法是正确的。
  儒学是孔子、孟子等学者研究人和社会的经验学说,因此是上帝的普通启示,是与其他各种宗教完全不同的。经验学说与基督教在逻辑上能够相容,而其他宗教与基督教在逻辑上很难相容。
  上帝是西方人的上帝,难道就不是中国人的上帝吗?上帝爱西方人,难道就不爱中国人吗?古今中外只有同一上帝。孔子说的“天”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孔子说:“天生德于予”。这就是说孔子的学说来源于上帝。上帝爱谁就要管教谁,上帝爱中国古人,就用孔子管教中国古人。人类来源于同一对夫妻。真理只有同一来源,就是来源于上帝。真理是统一的,不矛盾的。《圣经》是真理,《论语》也基本是真理。那么《圣经》与《论语》就是相容的。您应该以事实和形式逻辑来分析我们的理论,而不能以您的私人感情来厌恶我的研究。您以您的私人感情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很不恰当的。
  孔子为什么叫孔丘?他的父母在一个小山丘上向上帝祷告,要上帝给他们一个儿子。上帝应允他们的祈求,就给了他们一个儿子。他们就给儿子取名为丘。这是正史的记载!孔子是上帝应中国人的祈求而赐给中国人的。这就是耶路撒冷与曲阜的关系。
  此致
愿上帝耶和华怜悯你们

张国堂
2004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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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读《论语》·公冶长第五

   此篇皆论古今人物贤否得失,盖格物穷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为疑多子贡之徒所记云。

第一章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leixie雷谢)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孔子论到公冶长,说:“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他虽然被囚禁在监狱中,但这不是他的罪过。”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孔子谈论南容,说:“国家政治清明的时侯,他不会被废弃不用;国家政治昏暗的时侯,他也会避免刑戮。”于是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做妻子。
  徐志刚先生注:“公冶长:姓公冶,名长,字子芝。鲁国人(一说,齐国人)。孔子的弟子。南容:姓南宫,名适(kuo阔),一作‘括’,又名縚(tao涛),字子容。鲁国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一说,弟)本名仲孙阅,因居于南宫,以之为姓。谥号敬叔,故也称南宫敬叔。孔子的弟子。”
  朱熹曰:“妻,去声,下同。缧,力追反。绁,息列反。公冶长,孔子弟子。妻,为之妻也。缧,黑索也。绁,挛也。古者狱中以黑索拘挛罪人。长之为人无所考,而夫子称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虽尝陷于缧绁之中,而非其罪,则固无害于可妻也。夫有罪无罪,在我而已,岂以自外至者为荣辱哉?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宫。名绦,又名适。字子容,谥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废,言必见用也。以其谨于言行,故能见用于治朝,免祸于乱世也。事又见第十一篇。”
  或曰:“公冶长之贤不及南容,故圣人以其子妻长,而以兄子妻容,盖厚于兄而薄于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窥圣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也,圣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当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则其年之长幼、时之先后皆不可知,惟以为避嫌则大不可。避嫌之事,贤者且不为,况圣人乎?”
  张国堂说:“公冶长被囚禁在政府的监狱中,孔子说不是他有罪,我想必是他因義冒犯政府而受迫害。孔子说他是好丈夫,并把女儿嫁给了他。这表明孔子推崇因義受逼迫的人。孔子曾说‘见義不为,无勇也。’孔子也推崇像南容这样谨言慎行、明哲保身的人。《中庸》中说‘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因为人世间的世事很复杂,各人的情况又不一样。该见義勇为的时候就要见義勇为,该明哲保身的时候就要明哲保身。一切由各人视其当时情势和自身的情况而定。天赋予重大使命的人应待时而动,不可恃勇逞强,作无味的牺牲。”
  张国堂说:“当国家的掌权者无道时,生活在其治理下的官员和人民该怎样作,这是古今中外的人都曾面对过的大问题。
  “使徒彼得因违犯掌权者禁止传耶稣基督福音的禁令,被差役带到公会前受审,他分诉说:‘顺从天主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他又说:‘你们作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彼前2:18)。使徒彼得自己也因不顺从掌权者而被钉十字架。这是不是自相矛盾?
  “使徒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罗13:1~2)。使徒保罗自己因不顺从罗马皇帝而曾被罗马皇帝关入狮笼中。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使徒保罗和彼得叫人顺服掌权者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罗13:3~5)。如果掌权者不叫人行善却叫人作恶,这样的掌权者能顺服吗?如果掌权者不叫人守真理,却叫人信服歪理邪说,这样的掌权者能顺服吗?使徒保罗和彼得宁死也不顺服要他们背道的掌权者。
  “天主上帝兴起暴君试验義人。暴君的权柄虽然是天主上帝所命的,但顺从暴君作恶的和崇拜暴君的都必然下地狱。这在《启示录》中说得很清楚。《启示录》中所说的‘兽’就是人世间的暴君。凡施暴政者就是暴君。凡顺从暴君作恶的人就是在右手上受了‘兽’的一个印记。也不可接受暴君的政治思想,更不可让暴君在自己的心中作王。否则,就是在额上受了‘兽’的一个印记。凡崇拜暴君的,就是拜兽的。《圣经》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忿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启14:9~11)。
  “暴君的权柄是天主上帝所命的,反抗暴政的義人也是天主上帝所命的。例如:商汤反抗夏桀的暴政,周武王反抗商纣王的暴政,汉高祖刘邦反抗秦王朝的暴政,美国华盛顿等以独立战争反抗其母国英王的暴政等等。
  “我主耶稣基督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太10:39)。耶稣基督是真理,真理也是耶稣基督。凡为真理而死的,也就是为耶稣基督而死的。哥白尼、布鲁诺、伽里略、马丁·路德等都是基督徒,他们为了真理,连教会的权柄也不顺服,这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圣经》又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14:12~13)。”
  张国堂说:“虽然,任何人都有权反抗暴君,但我还是劝人对反抗暴君的事要持慎重的态度。如果不是暴君威胁到自己和很多人的生存,就不要反抗暴君,而要忍耐。这是因为:一、暴君的出现有时是因为人民的错误、愚妄和罪恶。天主上帝兴起暴君是要击打人民、惩治人民、教训人民。二、反抗暴君会导致自己和他人以及社会巨大的损失和危险。三、反抗暴君会激怒暴君,使暴君更暴。四、打倒了原来的暴君会引起社会的纷争,从而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破坏,甚至会出现更暴的暴君。”
  张国堂说:“面对暴君,有言责者应尽职尽责地忠言劝谏。批评、责备君主(或领袖)不是反抗君主。如果暴君不听忠言,则当离开暴君,不可当暴君的帮凶。”
  张国堂说:“不顺从暴君作恶,也不顺服暴君背道,不等于反抗暴君。我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太5:38~42)。有人可能会说:‘不反抗暴君,不与恶人作对,任由暴君和恶人作恶,这行吗?’天主上帝对付暴君和恶人的办法是:叫基督徒不顾暴君的禁令传道,不论得时与不得时都要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建立教会,把義人聚集在教会,把基督徒从人们中分别出来为圣,归与自己,这样,暴君和恶人就孤立了,顺从暴君作恶的人就少了。暴君和恶人就难以作恶了。早期的基督教会就是这样,虽然多次遭罗马皇帝镇压,但基督徒没有反抗,最后,罗马皇帝也跪在我主耶稣基督的脚下。
  “好信徒就要象使徒保罗一样,冒着生命的危险,突破掌权者的禁令传道。”
  张国堂说:“国有道是社会安定的原因。国无道是社会动乱的原因。结果与原因并不一定同时存在,原因往往在结果之前。国无道时,社会有可能会安定一段时间。而社会动乱时,国家中却有道存在。”
  《圣经》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5:6~10)。
  张国堂说:“这段圣经中所说的羔羊,就是指我主耶稣基督。羔羊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来的人,就是基督徒。叫他们……在地上执掌王权,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叫基督徒在地上各国中执掌王权。因此,中国的基督徒也要在中国执掌王权,就像美国的基督徒在美国执掌王权一样。我主耶稣基督不是叫某一个特定的基督徒(如教皇或教宗)在地上的国中执掌王权,也不是叫教会在地上的国中执掌王权,而是叫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国中执掌王权。既然是所有的基督徒在国中执掌王权,就必然采用代议制民主政体(或共和政体)。如果是大国,还需要采用联邦制。因此,我主耶稣基督叫基督徒以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的形式在地上各国中执掌王权。这是《启示录》的重要预言。基督徒在传福音时,不可漏掉这个预言。这也是耶稣基督的命令。所有基督徒都要服从耶稣基督的命令。
  “《启示录》的预言是天主上帝的预定旨意,必然要实现,必然要成就。我主耶稣基督叫基督徒在地上执掌王权,是《启示录》的预言。因此,基督徒必要在地上各国中执掌王权,中国基督徒必要在中国执掌王权。”
  张国堂说:“耶稣基督叫基督徒在地上执掌王权。中国基督徒要听从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在中国执掌王权。这不是说非基督徒不在中国执掌王权。而是说基督徒要在中国走向共和的过程中作榜样。因为基督徒是世界上的盐和光。”
  张国堂说:“圣父耶和华藉先知以赛亚的口说:‘哪一邦哪一国不事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赛60:12)。这里的‘你’所指代的就是我主耶稣基督。难道中国就不该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吗?中国必将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必将尊我主耶稣基督为大。尊我主耶稣基督为大的基督徒必要在中国执掌王权。”
  张国堂说:“一旦中国的基督徒以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的形式在中国执掌王权,就不会再有‘国无道’的情况了,像公冶长一样的正直人就不会再坐牢了。”

第二章
  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孔子评论子贱说:“他真是个君子呀!如果鲁国没有君子,这个人从哪里取得这种好品德呢?”
  徐志刚先生注:“子贱:姓宓(fu浮),名不齐,字子贱,鲁国人。公元前 521年生,卒年不详。孔子的弟子。子贱曾任单父(今山东省单县)宰,史称:‘有才智,爱百姓,身不下堂,鸣琴而治。能尊师取友,以成其德。’著有《宓子》十六篇。”

第三章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子贡问孔子说:“老师,您看我怎么样?”孔子说:“你呀,好比是一个有用的器具。”子贡说:“是个什么器具呢?”孔子说:“是瑚琏。”
  徐志刚先生注:“瑚琏:古代祭祀时盛粮食(黍稷)用的一种贵重器具,竹制,上面用玉装饰,很华美,有方形的,有圆形的,夏代称‘瑚’,殷代称‘琏’。在这里,孔子用‘瑚琏’比喻子贡,虽是有用之材,但也不过仅有一种具体的才干,达不到最高标准的‘君子不器’。”
  朱熹曰:“子贡见孔子以君子许子贱,故以己为问,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则子贡虽未至于‘不器’,其亦器之贵者欤?”

第四章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有人说:“冉雍有仁德而缺少能言善辩的口才。”孔子说:“要那口才有什么用呢?快嘴利舌地跟人辩驳,每每惹人讨厌。冉雍是否做到了仁,我不清楚,但何必要那口才呢?”
  徐志刚先生注:“雍:姓冉,名雍,字仲弓。鲁国人。生于公元前 522年,卒年不详。孔子的弟子。佞(ning泞):强嘴利舌,巧言花语。御:抗拒,抵抗。这里指辩驳对方,与人顶嘴。口给,指嘴巧,嘴快话多。孔子反对‘巧言乱德’的人。”
  朱熹曰:“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为人重厚简默,而时人以佞为贤,故美其优于德,而病其短于才也。焉,于虔反。御,当也,犹应答也。给,辨也。憎,恶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应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无情实,徒多为人所憎恶尔。我虽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为贤,不足以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晓之。或疑仲弓之贤而夫子不许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体而不息者,不足以当之。如颜子亚圣,犹不能无违于三月之后;况仲弓虽贤,未及颜子,圣人固不得而轻许之也。”

第五章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孔子叫漆雕开去做官。他回答说:“我对做官的道理还没有领会透彻,因此就对做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满意。
  徐志刚先生注:“漆雕开:姓漆雕,名开,字子开(一说,字子若)。蔡国人(一说,鲁国人)。公元前540年生,卒年不详。孔子的弟子。”
  朱熹曰:“说,音悦。漆雕开,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谓真知其如此,而无毫发之疑也。开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说其笃志。”
  程子曰:“漆雕开已见大意,故夫子说之。”又曰:“古人见道分明,故其言如此。”
  谢氏曰:“开之学无可考。然圣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于心术之微,则一毫不自得,不害其为未信。此圣人所不能知,而开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于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说之也。”
  张国堂说:“首先,人贵有自知之明,漆雕开有自知之明,这是孔子对他的回答表示满意的原因之一。其次,漆雕开对做官的事很慎重。春秋时的郑国宰相子产曾把做官比喻为拿刀。他说,让没有学会做官的人去做官,就象让拿不稳刀的小孩拿刀,这样会伤人伤己。漆雕开能诚实地对孔子说:‘自己还没有学会做官,因此对做官没有信心,’这是孔子表示满意的原因之二。”

第六章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孔子说:“我的政教学说,如果没有贤君采纳而得不到实行,我就乘木筏到海上去,能跟随我的人,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听到这话非常高兴。孔子却说“仲由啊,你见義勇为的精神超过我,但你遇事不够冷静,不能正确地运用所学教義指导自己审时度势、裁度事理,而使自己的行为不出偏差。”
  朱熹曰:“材,与裁同,古字借用。”
  程子曰:“浮海之叹,伤天下之无贤君也。子路勇于義,故谓其能从己,皆假设之言耳。子路以为实然,而喜夫子之与(注:称赞)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讥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适于義也。”
  张国堂说:“孔子是勇敢的,也是谨慎的。勇敢而不谨慎,就是莽撞;谨慎而不勇敢,就是怯懦。孔子是圣人,是为人的标准、榜样。子路见義勇为的精神超过孔子,这是过,冉有见義勇为的精神不及孔子,这是不及。过与不及都不好,都偏离了中庸。人多有自以为是、自以为義的毛病,如果见自以为是的義而勇为,则必然坏事,必然害人害己。因此,人不得自以为義,而要以神的義为義。所罗门说:‘不要行義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传7:16)这就是说见義勇为的精神超过圣人是不好的。人多患得患失而不敢见義勇为。所罗门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箴24:10)。这就是说:遇事怯懦也不好。”
  小儿语说:“要看男儿先看胆。”

第七章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问子路能做到仁吗?孔子说:“不知道。”他又问。孔子说:“仲由吗,在一个有一千辆兵车的大诸侯国里,可以让他管理赋税,掌管军政。至于他是否能做到仁,我就不知道了。”孟武伯又问:“冉求怎么样?”孔子说:“冉求吗,千户人口的县邑,或百辆兵车的大夫封地,可以让他担任总管,至于他是否能做到仁,我就不知道了。”又问:“公西赤怎么样?”孔子说:“公西赤呀,穿上礼服,站立在朝廷上,可以让他负责接待外宾的工作,至于他是否能做到仁,我就不知道了。”
  以赛亚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赛53:6)。
  圣使徒保罗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决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義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義。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3:9~20)。
  张国堂说:“天主上帝把律法写在中国人的心上,就是良心。犹太人不能因行律法而在天主上帝面前称義。同样,中国人也不能因凭良心行事而在天主上帝面前称義。儒家学说是孔子在研究中国人的良心时发现的,因此,儒家学说是天主上帝赐给中国人的律法。同样,中国人也不能靠行儒家学说在天主上帝面前称義。靠儒家学说修心养性,也不能使人在天主上帝面前称義。孔子也明白这一点。
  “仁的要求,就是律法的要求。做到了仁,就是行全了律法。违仁,就是违背了律法。因此,做到了仁的人,就是義人,做不到仁的人,就是罪人。违背律法中的一条,也就违背了律法;如有一点达不到仁的要求,也就是违仁。朱熹曰:‘心不违仁者,无私欲而有其德也。’程子曰:‘不违仁,只是无纤毫私欲。少有欲,便是不仁。’因此,心中少有私欲,就不是義人,而是罪人。这里所说的‘罪人’,不是世俗所说的罪人,而是天主上帝的罪人。世俗的罪人受世俗的刑罚。天主上帝的罪人受天主上帝的刑罚。凡在天主上帝面前有罪的人,必要下地狱。
  “孔子对冉雍、子路、冉求、公西赤的评价是‘不知其仁’。孔子还说:‘吾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这就是说他的众弟子中未有好仁者。因为如有好仁者,他肯定会见到,他说他没有见到,就是说他众弟子中未有好仁者。孔子还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这就是说,颜渊虽贤,但也只能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不能永远不违仁。这就是说,他也会违仁犯罪。其余的弟子只能在短时间内不违仁,从而就更会违仁犯罪。因此,从孔子对其弟子的评论中可知,他的弟子们都是罪人,不能在天主上帝面前称義。孔子虽没有读《圣经》,但他也知道世上没有義人,世人都达不到仁的要求,从来都不违背良心的人是没有的,世人都会违背天主上帝的律法而犯罪,都是天主上帝的罪人。关于‘世人都是罪人’的道理,孔子的意见与以色列的先知和使徒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就表明,启示孔子与以色列的先知及使徒的是同一个神。
  “天主上帝爱世人,就把祂的独生爱子我主耶稣基督赐给世界,担当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作世人的赎罪祭。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能得着天主上帝的恩典,他的罪就被神赦免了,他就在天主上帝面前称義,就可以得救,得永生,上天堂,免下地狱。
  “现在,就是有人不肯承认自己是罪人,连孔子的高徒们都做不到仁,都不是義人,而是罪人。你比孔圣人的门徒还贤明吗?你就能做到仁吗?你心中就没有一点私欲吗?你就一点也不骄傲、不贪财、不好色、不懒惰吗?你从来都没有嫉妒过人吗?一辈子也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吗?从来就不发怒、不骂人、不打人吗?你从来就不恨人吗?你总是见義勇为、从来就不胆怯吗?等等。你为何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呢?为何不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自己得救、得永生、上天堂呢?何必要下地狱呢?”

第八章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孔子对子贡说:“你和颜回相比,谁更强一些?”子贡回答说:“我那里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听到某个具体事情的个别结论,可以推论而知道普遍事物的一般原理。我听到某个具体事情的个别结论,只能推论而知道同类事物的特殊原理。”孔子说:“你是不如他呀,我同意你的话,你是不如他。”
  朱熹曰:“女,音汝,下同。愈,胜也。一,数之始。十,数之终。二者,一之对也。颜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见终;子贡推测而知,因此而识彼。‘无所不悦,告往知来’,是其验矣。与,许也。”
  胡氏曰:“子贡方人,夫子既语以不暇,又问其与回孰愈,以观其自知之如何。闻一知十,上知之资,生知之亚也。闻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资,学而知之之才也。子贡平日以己方回,见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难于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许之。此其所以终闻性与天道,不特闻一知二而已也。”
  张国堂说:“这一段对话说明,子贡与颜回在天赋与智力上存在差别。人与人在天赋与智力上存在差别,是一条普遍规律,是一个定律。孔子与子贡的这段对话,是这个定律的例证之一。人与人在天赋与智力上存在差别,‘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仆人’。这是一条普遍原理,是政治学、经济学、行政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逻辑基础之一。
  “为什么只能采用代议制民主而不能采用直接民主,上述定律就是根本原因。不运用这个普遍原理,就不能充分论证代议制民主。”

第九章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朽腐的木头不可能雕刻成器具,粪土的墙壁不可能粉刷干净。像你这样懒惰的人,我何必去责备呢?”孔子又说:“以前,我对于人,听了他说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于人,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行为。是你改变了我考察人的方法。”
  所罗门说:“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哪,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箴6:6~11)。

第十章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孔子说:“我没有看见过坚强不屈的人。”有人回答说:“申枨就是这样的人。”孔子说:“申枨吗,他的个人欲望太多,怎么能坚强不屈呢?”
  徐志刚先生注:“申枨(cheng成):姓申,名枨,字周,鲁国人。孔子的弟子。一说,就是申党(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另作‘申棠’”
  朱熹曰:“刚,坚强不屈之意,最人所难能者,故夫子叹其未见。申枨,弟子姓名。欲,多嗜欲也。多嗜欲,则不得为刚矣。”
  程子曰:“人有欲则无刚,刚则不屈于欲。”
  谢氏曰:“刚与欲正相反。能胜物之谓刚,故常伸于万物之上;为物揜之谓欲,故常屈于万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无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见也。枨之欲不可知,其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为刚,然不知此其所以为欲尔。”

第十一章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贡说:“无论何事,我不愿意人怎样待我,我也欲无怎样待人”孔子说:“端木赐呀,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
  朱熹曰:“子贡言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于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为非子贡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也。恕则子贡或能勉之,仁则非所及矣。’愚谓无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谓,此所以为仁恕之别。”
  我主耶稣基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太7:12)。
  张国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恕,‘己所不欲,无施于人’是仁。恕者人道,仁者是天道。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恕,但不能达到仁。因为人能做到不故意把己所不欲的施于人,但也可能在无意中把己所不欲的施于人。人如能像七十岁的孔子那样‘随心所欲不逾规’,才能做到不论有意无意都不把己所不欲的施于人,这就是‘己所不欲,无施于人’。人只有熟读本书和本书所推荐的书籍,并加入基督教教会,受洗并接受圣灵进入自己心中,真信耶稣基督,经常向天主上帝祷告,同时在实际生活中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事。在祷告时,要反省自己是否把己所不欲的施于人。这样,必能被圣灵充满,达到我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耶稣基督与我合一(即天人合一),才能做到‘己所不欲,无施于人’。”
  张国堂说:“我要爱人如己是恕,我定然会爱人如己是仁。我要爱人如己由得我,我行出来是不是爱人如己就由不得我,因为我的肉体里面有罪根。圣使徒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7:18)。‘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就要怎样待人’,这是恕,是人道;‘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就定然会怎样待人’,这是仁,是天道。‘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就要怎样待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逻辑上等价;‘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也定然会怎样待人’与‘己所不欲,无施于人’在逻辑上等价。因为肯定正面就是否定反面,否定反面也就是肯定正面,肯定正面与否定反面在逻辑上等价。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反面,就是孔子所说的正面。所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等于说‘己之所欲,要施于人’。因此,我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与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逻辑上等价,都是律法的总纲,都是恕,都是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都是人道。我主说的是‘要只做好事’,孔子说的是‘勿做坏事’。‘要只做好事’当然就是说‘勿做坏事’;‘勿做坏事’当然也就是说‘要只做好事’,因为人不能不做事。因此,主的教导与孔子的教导是一致的。主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仅己之所欲,要施于人’,包含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的‘仅’字是重要的,不可漏掉。”
  张国堂说:“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我愿意人‘不把他所不欲的’施于我,我也要‘不把我所不欲的’施于人,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而,我们就从‘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逻辑地推导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人不怎样待我,勿不怎样待人。‘己所不欲人不怎样待我’就是‘我愿意人怎样待我’,‘勿不怎样待人’就是‘要怎样待人’。从而,我们就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逻辑地推导出‘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因此,‘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逻辑上等价。
  “‘我愿意人信任我,我也要信任人。’与‘我不欲人不信任我,我也勿不信任人。’这两种说法不是一样的吗?‘我不欲欺骗我,我也勿欺骗人。’与‘我愿意人不欺骗我,我也要不欺骗人。’这两种说法不是一样的吗?‘我愿意人尊敬我,我也要尊敬人。’与‘我不欲不尊敬我,我也勿不尊敬人。’这两种说法也是一样的。‘我不欲人迫害我,我也勿迫害人。’与‘我愿意人不迫害我,我也要不迫害人。’这两种说法也是一样的。等等”
  张国堂说:“人因认识的错误和人的罪根,就会把坏事当作好事来做,这样,主观上爱人,就变成客观上害人。没有人会故意(主观上)害自己,却往往会做出损害自己的事情来。例如,贪污受贿的官员,都是在利己时害了自己。因此,认识真理,真正明白天主上帝的旨意,以道来克服根除人的罪根,是非常重要的。”
  张国堂说:“人皆有罪,罪有罪根,就是七宗罪,就是:骄傲、悭吝、迷色、嫉妒、忿怒、贪饕、懒惰。这七宗罪就是人皆有的罪根。骄傲是自以为是,自以为義,不以天主上帝的義为義;刚愎自用;自高自大,不敬畏天主上帝,不畏大人,不敬畏圣人先知;贪权,贪荣誉等。悭吝就是贪恋钱财,该用钱财时舍不得钱财,贪图不義之财等。迷色是人不正当地过分贪恋异性,同性恋也是迷色;迷色就是不正当的、过分的性欲和情欲。嫉妒是人看到他人比自己好而产生的不健康情绪,这种不健康情绪使人很痛苦,使人仇恨所嫉妒的人。忿怒是人因不满意和仇恨而生气,发火。贪饕是贪吃、贪喝,象醉酒、抽烟、吸毒等都是贪饕。懒惰就是好逸恶劳。”
  圣使徒保罗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
  “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作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罗7:14~25)。

第十二章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子贡说:“老师关于古代文献方面的见解,我们可以在课堂上经常听到;老师关于人性和天道方面的论述,我们却听不到。”
  朱熹曰:“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盖圣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
  程子曰:“此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
  张国堂说:“性,人性,人的本性,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性。天道:天主上帝,天主上帝的旨意(天命),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来源、运行规律和最终结局,包括人类犯罪和天主上帝救赎人的计划。文章,是人对性和天道的认识,是人感知、观察和研究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所发现的规律,人用语言表述人对性和天道的认识,就是文章。人的经验是有限的,因此,人对性和天道的认识也是有限的。子贡的这段话,就是说孔子对性和天道的认识是有限的。孔子并未穷尽道、穷尽真理。朱熹、程子以为孔子和孟子穷尽了道,穷尽了真理。这是坐井观天。
  “孔子的学说是正确的,但他的认识是有限的。他并没有发现一切的真理。孔子所知道的与他所不知道的相比,是沧海之一粟,是有限与无限的相比。就是现在,人类所知道的也是有限的,人类所不知道的是无限的。
  “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天主上帝的启示。天主上帝并不是把所有的真理一次性地启示给人类,而是长期逐步地启示人类。我们知道,一本《圣经》是由许多作者历时一千六百年写成的。这就是天主上帝长期逐步启示人类。就是现在,也没有人能全懂《圣经》,《圣经》中的许多真理,对人仍然是隐藏封闭着的。人类对《圣经》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政治学、经济学、自然科学都是逐步发展的。孔子、孟子怎么可能发现所有的真理呢?程子在《读论语孟子法》中说:‘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这种说法是偏颇的。读了《论语》和《孟子》,并不能知全面的道,因为有孔子和孟子所不知的道。今天,我们必须超越《论语》和《孟子》,接受基督教的真理,接受西方政治学说。”
  张国堂说:“孔子通过观察和研究人类历史、当时的社会和人来认识性和天道,并把自己的发现的结论用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文章。他不对性和天道作哲学上的思辩,从而就不直接谈论性和天道。故子贡只能听到‘夫子之文章’,而听不到‘夫子言性与天道’。这就说明,孔子的学说是经验科学,而不是思辩哲学。子贡的这段话有重要的方法论上的意義,就是叫人多观察人类的历史、当时的社会和人,不要对‘性’、‘理’、‘天道’等作哲学上的思辩。空谈和思辩‘心’、‘性’、‘理’、‘天道’等是无益的。空谈仁、義,满嘴仁義道德也是无益的。”

第十三章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子路听到一件该做的事情,如果还没有想到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完,就唯恐再听到另一件正義的事情。
  朱熹曰:“前所闻者既未及行,故恐复有所闻而行之不给也。”
  范氏曰:“子路闻善,勇于必行,门人自以为弗及也,故着之。若子路,可谓能用其勇矣。”
  所罗门说:“不要行義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传7:16)

第十四章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子贡问道:“孔文子是因为什么缘故谥他为‘文’呢?”孔子说:“他聪敏好学,向在下位的人请教不以为耻辱,所以给他‘文’的谥号。”
  徐志刚先生注:“孔文子:卫国的执政上卿,姓孔,名圉(yu雨),字仲叔。‘文’是谥号。在古代,帝王、贵族、大臣等死后,根据他生前的品德、事迹,所给予的表示褒贬的称号称谥号。‘子’,是对孔圉的尊称。孔圉死于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
  朱熹曰:“好,去声。孔文子,卫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学,位高者多耻下问。故谥法有以‘勤学好问’为文者,盖亦人所难也。孔圉得谥为文,以此而已。”
  苏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于初妻之娣,文子怒,将攻之。访于仲尼,仲尼不对,命驾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遗室孔姞。其为人如此而谥曰文,此子贡之所以疑而问也。孔子不没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为文矣,非经天纬地之文也。”

第十五章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四种君子的道德:在行为方面,他自己很庄重,谦逊谨慎;他侍奉君主恭敬顺从尽职;他管理人民,能为人民谋福利、施恩惠,他役使百姓合乎情理。”
  徐志刚先生注:“子产:名侨,字子产,郑国大夫,是郑穆公的孙子,公子发之子,担任过正卿(相当于宰相)。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522年。是春秋末期杰出政治家。他在郑简公、郑定公时,执政二十二年,有过许多改革措施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当时曾被孔子称为‘仁人’、‘惠人’。”
  朱熹曰:“子产,郑大夫公孙侨。恭,谦逊也。敬,谨恪也。惠,爱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之类。”
  吴氏曰:“数其事而责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数其事而称之者,犹有所未至也,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盖一人、一事盖一时,皆非也。”
  《孟子》中说:“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朱熹曰“惠,谓私恩小利。政,则有公平正大之体,纲纪法度之施焉。”又曰:“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悦其意,则人多日少,亦不足于用矣。诸葛武侯尝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第十六章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孔子说:“晏平仲善于和别人交朋友,相交越久,别人越尊敬他,他也尊敬别人。”
  徐志刚先生注:“晏平仲:姓晏,名婴,字仲。夷维(今山东省密县)人。齐国大夫,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世,曾任宰相,是当时著名政治家。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500年。死后,谥号为‘平’,故称他‘晏平仲’。传世有《晏子春秋》,系战国时人收集晏婴的言行编辑而成。”
  程子曰:“人交久则敬衰,久而能敬,所以为善。”

第十七章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何如其知也?”
  孔子说:“臧文仲盖了座房子,房子的柱子斗拱上雕刻着山的形状,梁上绘画着花草的图案,把大乌龟藏在这座装饰豪华的房子里,以备占卜之用。这怎么能说是明智呢?”
  徐志刚先生注:“臧文仲:鲁国的大夫,姓臧孙,名辰,字仲。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617年。死后谥号‘文’。曾被孔子批评为‘不仁’、‘不智’。”
  朱熹曰:“梲,章悦反。知,去声。臧文仲,鲁大夫臧孙氏,名辰。居,犹藏也。蔡,大龟也。节,柱头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盖为藏龟之室,而刻山于节、画藻于梲也。当时以文仲为知,孔子言其不务民義,而谄渎鬼神如此,安得为知?春秋传所谓作虚器,即此事也。”
  张子曰:“山节藻梲为藏龟之室,祀爰居之義,同归于不知宜矣。”
  所罗门说:“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箴13:16)
  张国堂说:“智慧人凭天主上帝的话行事,用真理指导自己的言行。愚昧人喜爱卜卦、算命、观兆、按旧皇历挑选日期等等。我认为:人出生的年、月、日和时辰都与人的命运无关;天上的天象也与人的命运无关,也与国家的兴衰无关;人的生肖与人的命运无关;人的手像(手上的纹)与人的命运无关;数字的读音和汉字的谐音与人的凶吉祸福无关;数字8与人是否发财无关;等等。
  “所有数字都是天主上帝造的,也是属天主上帝的。天主上帝看所有的数字都一样。不能说:‘七是天堂的数字。’也不能说:‘四是地上的数字。’更不能说:‘六是魔鬼的数字。’七(7)、六(6)、四(4)都是一样的,都是计数的数字,与人的凶吉祸福无关,也没有特别的神学意義。不错,《圣经》中有‘七星’、‘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教会’、‘七灯台’、‘七印’、‘七枝号’、‘七碗’等,这是不是能说‘七是天堂的数字’呢?不能!按逻辑不能推导出这个结论,《圣经》也没有这样说。说‘七是天堂的数字’是由于人牵强附会的想象。《圣经》另有记载说:‘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启12:3)。又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启13:1)。龙是魔鬼,兽是魔鬼的帮凶。凭这两段圣经能不能说‘七是魔鬼的数字’呢?显然不能!《圣经》虽然说‘兽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但不能据此就说‘六是魔鬼的数字’。凡把人牵强附会想象的虚理当作真理来坚持的,就同拜偶像一样愚蠢。另外,按不完全归纳法推导出来的结论不一定正确。”

第十八章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张问道:“鬬子文多次担任楚国的宰相,没有显露出高兴的脸色;多次被罢官,也没有流露出怨恨的脸色。每次免职时,都认真办理交接,一定把自己任内的一切政务全部告知新接替的人。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可算是忠于国家的忠臣了。”子张说:“可算得上仁人吗?”孔子说:“不知道,这怎么能算得上仁人呢?”子张又问:“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陈文子有四十匹马,舍弃不要,离开齐国。到了另一个国家,说:‘这里当权的人和我国的大夫崔杼一样。’又离开了。到了另一个国家,又说:‘这里的当权者和我们的大夫崔杼也一样。’于是又离开了。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清白啊。”子张说:“可算得上仁人吗?”孔子说:“不知道,这又怎么能算得上仁人呢?”
  徐志刚先生注:“令尹:楚国的官职名,相当于宰相。子文:姓鬬,名豰於菟(gouwutu构乌徒),字子文,是楚国的名相。崔子:指齐国大夫崔杼(zhu助)。他把齐庄公杀了。陈文子:齐国的大夫,名须无。崔杼杀死齐庄公时,陈文子离开齐国,两年后又返回。”
  朱熹曰:“知,如字。焉,于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执政者也。子文,姓斗,名谷于菟。其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无间,知有其国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张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许其忠,而未许其仁也。乘,去声。崔子,齐大夫,名杼。齐君,庄公,名光。陈文子,亦齐大夫,名须无。十乘,四十匹也。违,去也。文子洁身去乱,可谓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见義理之当然,而能脱然无所累乎?抑不得已于利害之私,而犹未免于怨悔也。故夫子特许其清,而不许其仁。愚闻之师曰:‘当理而无私心,则仁矣。今以是而观二子之事,虽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见其必当于理,而真无私心也。子张未识仁体,而悦于苟难,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许也宜哉。’读者于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后篇‘仁则吾不知’之语幷与三仁夷齐之事观之,则彼此交尽,而仁之为義可识矣。今以他书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谋者无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齐,既失正君讨贼之義,又不数岁而复反于齐焉,则其不仁亦可见矣。”
  
第十九章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每做一件事都要反复考虑多次才去做。孔子听到了,说:“考虑两次也就行了。”  
  徐志刚先生注:“季文子:鲁国的大夫,姓季孙,名行父。‘文’是他死后的谥号。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568年。历任鲁文公、鲁宣公、至鲁成公、鲁襄公时担任正卿。史称他‘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金玉重器,忠于公室者也’。因他世故太深,过为谨慎,遇事计较祸福利害太多,容易徇私,私意起而反惑。所以,孔子才说了这番话。孔子还曾说:‘事有贵于刚决,多思转多私。’也是这个意思。”
  朱熹曰:“三,去声。季文子,鲁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后行,若使晋而求遭丧之礼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语辞。程子曰:‘为恶之人,未尝知有思,有思则为善矣。然至于再则已审,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讥之。’愚按:季文子虑事如此,可谓详审,而宜无过举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讨,反为之使齐而纳赂焉,岂非程子所谓私意起而反惑之验欤?是以君子务穷理而贵果断,不徒多思之为尚。”
  周文王临终时告诫周武王说:“见善速为,远离是非,机会来了莫犹豫,这是道的最高境界。”

第二十章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孔子说:“宁武子,当卫文公时,国家有道,他便显得很聪明;在卫武公时,国家无道,他就显得很愚蠢。他那种聪明,别人尚可以赶得上;他的那种‘愚蠢’,别人可就赶不上了。”
  徐志刚先生注:“宁武子:卫国人,庄公之子文公、成公时的大夫。姓宁,名俞。‘武’,是他死后的谥号。”
  朱熹曰:“知,去声。○宁武子,卫大夫,名俞。按春秋传,武子仕卫,当文公、成公之时。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无道,至于失国,而武子周旋其间,尽心竭力,不避艰险。凡其所处,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济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程子曰:“邦无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当愚者,比干是也。”

第二十一章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孔子在陈国时,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家乡那些学生们,志向远大,而做事简单、粗略,忽视行道的重要,文章却都有可观的成就,我不知道该怎样指导、节制他们。”
  徐志刚先生注:“陈:春秋时的古国,妫(gui规)姓。商殷灭亡后,周武王找到了舜的后代妫满,封他于陈。其地约在今河南省东部(开封市以东)、安徽省北部(亳县以北)一带,故都在宛丘(今河南省淮阳县)。春秋末年,陈国被楚国所灭。”
  朱熹曰:“与,平声。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归之叹也。吾党小子,指门人之在鲁者。狂简,志大而略于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观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于天下,至是而知其终不用也。于是始欲成就后学,以传道于来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为狂士志意高远,犹或可与进于道也。但恐其过中失正,而或陷于异端耳,故欲归而裁之也。”
  我主耶稣基督说:“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阿,主阿,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太7:21~27)

第二十二章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念别人已经改正了的恶习(或错误),别人对他们的怨恨也就很少了。”
  徐志刚先生注:“伯夷、叔齐是殷朝末年一个小国的国君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姓墨胎。兄伯夷(一说,名允,字公信,‘夷’是谥号),弟叔齐(一说,名智,字公达,‘齐’是谥号)。孤竹君死后,伯夷、叔齐兄弟二人互相让位,谁都不肯做国君。后来,二人都逃到周文王所管辖的区域。周武王兴兵伐纣时,他们曾拦车马进行劝阻。周灭殷后,传说二人对改朝换代不满而耻食周粟,隐居在首阳山,采薇(一种野菜)为食,终于饿死。”
  朱熹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称其‘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其介如此,宜若无所容矣,然其所恶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程子曰:“不念旧恶,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所罗门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盖一切过错。”
  圣使徒保罗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義。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林前13:4~8)
  张国堂说:“‘不作害羞的事’,就是不做见不得人的事。”

第二十三章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孔子说:“谁说微生高这个人爽直呢?有人跟他要点醋,他家没有,不直说没有,却到邻居家讨来一点给那人。”
  徐志刚先生注:“微生高:姓微生,名高。《庄子》、《战国策》中又称‘尾生高’。鲁国人。以直爽、守信而著称。传说他与一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女子没按时来,尾生高守信不移,一直在约会处等候。后来,河水暴涨,尾生高抱住桥柱子死守,终被淹死。后世戏曲以此情节编为‘兰桥会’。”
  朱熹曰:“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鲁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来乞时,其家无有,故乞诸邻家以与之。夫子言此,讥其曲意殉物,掠美市恩,不得为直也。”
  程子曰:“微生高所枉虽小,害直为大。”
  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谓有、无谓无,曰直。圣人观人于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驷万钟从可知焉。故以微事断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谨也。”
  耶稣基督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作是从恶里出来的)”(太5:33~37)

第二十四章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子说:“花言巧语,满脸堆笑,装出一副谄媚的容貌,过分恭敬,这种人,左丘明认为是可耻的,我也认为是可耻的。把怨恨隐藏在心里,却对自己心里所怨恨的人表示友好,这种人,左丘明认为是可耻的,我也认为是可耻的。”
  徐志刚先生注:“左丘明,春秋时鲁国人,担任过鲁国的太史(朝廷史官),乃楚左史倚相之后,与孔子同时或较早于孔子。相传左丘明曾为《春秋》作传(称为《左传》),又作《国语》(也有学者认为《左传》和《国语》的作者并非一人,二书也并非左丘明所作)。又传说,左丘明是个瞎子,故有‘左丘失明’之说。”
  程子曰:“左丘明,古之闻人也。”
  谢氏曰:“二者之可耻,有甚于穿窬也。左丘明耻之,其所养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耻之’,盖窃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学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所罗门说:“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人。”
  张国堂说:“别人批评你,你心中不服,却表面表示很高兴地接受他的批评,并对他表示感谢,内心却怨恨他,这不仅为孔子所耻,而且也为圣父耶和华所憎恨。”
  所罗门说:“怨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却藏着诡诈。他用甜言蜜语,你不可信他,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他虽用诡诈遮掩自己的怨恨,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箴26:24~28)

第二十五章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颜渊、子路在孔子身边侍立。孔子说“何不各自说说你们自己的志向?”子路说:“愿有车、马和皮衣,与朋友共用,就是用坏了,穿破旧了,也不抱怨。”颜渊说:“愿不自我夸耀自己的优点和善行,不把劳累和困难的事情推脱给别人。”子路说:“想听听老师您的志向?”孔子说:“愿老年人们安乐,愿朋友之间互相信任,愿儿童们都有人关怀教养。”
  徐志刚先生注:“季路:即子路。因侍于季氏,又称季路。”
  朱熹曰:“盍,音合。盍,何不也。衣,去声。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坏也。憾,恨也。伐,夸也。善,谓有能。施,亦张大之意。劳,谓有功,易曰‘劳而不伐’是也。或曰:‘劳,劳事也。劳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于人。’亦通。老者养之以安,朋友与之以信,少者怀之以恩。一说: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怀之,怀我也。亦通。”
  程子曰:“夫子安仁,颜渊不违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颜渊、孔子之志,皆与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尔。”又曰“子路勇于義者,观其志,岂可以势利拘之哉?亚于浴沂者也。颜子不自私己,故无伐善;知同于人,故无施劳。其志可谓大矣,然未免出于有意也。至于夫子,则如天地之化工,付与万物而己不劳焉,此圣人之所为也。今夫羁靮以御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羁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羁靮之生由于马,圣人之化,亦犹是也。先观二子之言,后观圣人之言,分明天地气象。凡看论语,非但欲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

第二十六章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孔子说:“算了吧!我还不曾看到能够发现自己的错误而且能在内心自我责备的人。”
  朱熹曰:“已矣乎者,恐其终不得见而叹之也。内自讼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过而能自知者鲜矣,知过而能内自讼者为尤鲜。能内自讼,则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终不得见而叹之,其警学者深矣。”
  所罗门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惟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箴12:15)。又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14:12)。
  大卫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阿,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诗51:17)。
  我主耶稣基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4:17)。
  圣使徒保罗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或作自责),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林后7:9~11)。
  我主耶稣基督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義,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16:7~8)。

第二十七章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孔子说:“就是十户人家的小乡村,也一定有如我一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好学啊。”
  朱熹曰:“焉,如字,属上句。好,去声。十室,小邑也。忠信如圣人,生质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尝不好学,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质易得,至道难闻,学之至则可以为圣人,不学则不免为乡人而已。可不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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