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读《论语》·为政第二

基督徒读《论语》·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第一章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说：“国家最高领导人治理国家，用道德教化来推行政治，正人正己。就像天上的北极星一样，处在它自己的位置上，众星四面环绕而归向它。”
　　张国堂说：“北极星为各个民族的古人所重视，为什么呢？因为北极星位于地球的北极，靠近地球自转之轴的延长线。因此，在地球自转时，北极星的方位不变，总是在北方。这样，人在行夜路时，北极星能帮助人辨别方向。这就是各民族的古人重视北极星的原因。
　　“孔子用北极星比喻政治，意味是深长的。治理国家，必须坚持真理。真理一经人发现，就不会改变。真理有恒定不变的特性。这样，恒定不变的真理就能指导人的政治方向，。我主耶稣基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会废去。’我主耶稣基督的话，已经近两千了，祂的话一句也没有改变。因为祂的话是真理，因此就永恒不变。
　　“如果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法规是在真理的指导下制定的，它们就会恒定不变。这样，人们就有稳定的预期，就有信心按预期努力，从而社会就会有高效率。如果宪法、法律、法规等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制定的，人们就会产生错误的预期，人们按错误的预期努力，就会害人害己，社会也就会混乱。从而导致人们对宪法、法律和法规等的怀疑。人们怀疑宪法、法律和法规等，就没有信心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样，社会的效率就会降低。另外，人们怀疑宪法、法律和法规等，会使政府失去人民的信任。孔子说：‘民无信不立’”
　　张国堂说：“真理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是条件与结果的联系，也就是原因与结果的联系。条件不同，结果也不同，原因不同，结果也不同。我们知道，条件是随历史的发展而演变的，从而也随历史的发展而演变。原因随事物的发展而变化，从而结果也随事物的发展而变化。因此，真理的内容也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天主上帝对人类的旨意是不同的。这在《圣经》中是有证据的。《创世记》第四章中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地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它。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作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创4:1~15）该隐因嫉妒而故意杀人，虽然天主上帝给了他惩罚，但天主上帝却不许人杀他。后来，圣父耶和华藉摩西颁布律法时，却命令人把故意杀人者治死。祂说：“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出21:12）从这里可以看出，天主上帝在人类的不同阶段，给人类的律法是不同的。
　　“虽然天主上帝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的旨意是不同的，这是因为情况随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但天主上帝对人类的慈爱和赏善罚恶的主旨却总是一致的，永远不变。
　　“由于天主上帝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的旨意是不同的，因此，在政治上变法就是必要的。《易经》上说：‘穷则变，变则通。’”
　　亚里士多德说：“至于尊敬有所创见以利邦国的人们，听起来，好象是正当的，实际上施行这种政策却未必有好处。这种政策鼓励改革也会惹起反动，于是就可能造成城邦政治的纷扰。这里，可作进一步的讨论，有些思想家考虑变革的利弊，认为虽有较好的新法是否就应该废弃旧法（祖制）也是可疑的。在守旧的人看来变革总是有损害的，而且有些建议看上去是为邦国谋福利，实际上却目的在于破坏旧章和原来的体制；照这种情况说来，我们就不能赞成希朴达摩的意见了。涉及这类问题，我们当作较详的申说。各家的想法，对这点很不一致，有时确实可说变革是有益的，在其他各种学术方面已屡经证明因变革而获得的进步；例如医疗、体育以及其他种种技术和工艺，现在都已经远远脱离往日的陈规了。政治倘使也作为人类学术中的一门，那么也应该由于变革而有所得益。有些史实也可以作为[以变革为有利]这方面的佐证；古代习俗常是很简陋而且野蛮：希腊人在古时都刀剑不离其身，他们娶妇都须用财物互相购买新娘。直到现今，有些地方还可以见到古代习俗颇为荒谬的野蛮遗迹：譬如，在库梅，有一条杀人罪的刑法，只要控告者提出几个本族或近亲作证人，就可判定被告的重罪。人类一般都择善而从，不完全蹈袭父亲的古常而专守祖辈的旧制。我们所知道的原始人类，不论其为‘土生居民’或为‘某次灾劫的遗黎’一般都可想象为同当今偶见的愚蠢民族的情况相似，在原始‘土人’间所流传的故事的确是愚昧的。如果一定以守旧安常为贵，这就未免荒唐了。[原始的许多习俗（不成文规律）必须废改，]而且随后所立的成文规律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在政治方面，恰恰同其它学艺相似，不可能每一条通例都能精确而且无遗漏地编写出来：用普遍词汇所叙录的每一成规总不能完全概括人们千差万殊的行为。[初期的法令律例都是不很周详而又欠明确，必须凭人类无数的个别经验进行日新又日新的变革。]
　　“但明白了法律必须在某些情况、在某些时候加以变革的道理，我们仍旧要注意到另一论点：变革实在是一件应当慎重考虑的大事。人们倘使习惯于轻率的变革，这不是社会的幸福，要是变革所得的利益不大，则法律和政府方面所包含的一些缺点还是姑且让它沿袭的好；一经更张，法律和政府的威信总要一度降落，这样，变革所得的一些利益也许不足以抵偿更张所受的损失。上述政治和其它技艺间的比拟并不完全相符；变革一项法律大不同于变革一门技艺。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须经长期的培养，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或那种法制常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消减，而法律的威信也就跟着削弱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79～81页）

　　第二章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说：“《诗经》约三百篇，内容很丰富，用一句话来评价：‘思想纯正，没有邪恶的东西。’”

　　第三章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说：“颁布法制禁令和政策，对违法犯禁者施以刑罚，民为免于刑罚而不敢为恶犯罪，但不以为恶犯罪为可耻，其为恶犯罪的心尝存于他的心中。以仁義道德教导官员和民众，以礼教约束官员和民众。则民耻于不善而至于善。”
　　朱熹曰：“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
　　张国堂说：“什么是德？德就是政教学说。仁義道德就是正确的政教学说，就是真理。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之后，我国学者大力提倡法治，贬抑人治。这并没有说到根本上。法是人制定的，也靠人执行。没有好人，焉有好法？如果政教学说是正确的，就能教导出好人，也能制定出好法。如果政教学说是错误的，把歪理邪说当作真理来坚持，那么，恶人必然兴盛，法律也必然邪恶。这样，不论是法治还是人治，都会祸国殃民。”

　　第四章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说：“我大约十五岁志于学习尧、舜、禹、汤、文、武等先王之道。认真研究历史，用心学习《诗》、《礼》、《书》等文化。三十岁时，我的学说已经建立了基础，我也可以以我的学说立身于社会。四十岁时，我已知道我的学说是上天的旨意，故能信道不疑。虽听到各种议论，也不疑惑动摇。五十岁时，我已经明白道就是天。同时明白我是上天的仆人，上天交给我的使命就是修道、传道。六十岁时，一听别人的话，就能准确的理解，并能辨别判断他的话正确如否。如果他的话有错误，我也知道他的话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错。而我的判断也符合上天的旨意。别人提出的问题，我也能立即回答。而我的回答也符合上天的旨意。七十岁时，天在我里面，我在天里面，天与我同在，天与我合一。因此能随心所欲也不逾越上天的规矩、法则。”
　　张国堂说：“孔子是天主上帝拣选的，也是天主上帝造就的仆人。在孔子十五岁时，圣灵感动和引导他留心圣父耶和华所行的和祂手所造的——人类历史和人，使他后来认识了道——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道。在三十岁时，天主上帝把圣灵放在他的心里，从而他就有了天主上帝的灵性生命。就像摩西、以里亚、大卫、所罗门、以赛亚等有灵性生命一样。四十岁时，他的灵性生命有所成长。五十岁时他的灵性生命成熟了。他恢复了人在被造之初所具有的天主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这是始祖亚当犯罪使人失去的。六、七十岁时，在他的灵性生命成长壮大，使他在天主上帝里面，天主上帝在他里面，天主上帝与他合一。故他能成为圣人，成为中国古人学习和效法的榜样。
　　“孔子无师自通，生而知之。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和引导，他决不能认识治国和做人的道理。”
　　张国堂说：“孔子用毕生的精力来学习研究，以创建政教学说。可见，政教学说对于国家是最为重要的。国家有正确的政教学说，是有福的。”　

　　第五章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懿子问怎样做才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樊迟为孔子驾马车，孔子告诉他说：“孟懿子问我怎样做才是孝，我告诉他说：‘不要违背　。’”樊迟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在世时，要依礼服侍奉养他们；逝世时，要依礼安葬他们，其后要依礼祭祀他们。”　　
　　徐志刚先生注：“孟懿（yi意）子：姓仲孙，亦即孟孙，名何忌，‘懿’是谥号。鲁国大夫。与叔孙氏、季孙氏共同把执鲁国的朝政。他的父亲孟僖子临终时嘱咐他要向孔子学礼。”
　　徐志刚先生注：“樊（fan凡）迟：姓樊，名须，字子迟。孔子的弟子。曾与冉（ran染）求一起为季康子做事。生于公元前515年，卒年不详，比孔子小三十六岁。”

　　第六章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佰问怎样做才是孝。孔子说：“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让父母不担心他会陷于不義，而只恐怕他生病而担心，那就可以算作孝了。”
　　徐志刚先生注：“孟武伯：姓仲孙，名彘（zhi志）。是前懿章提到的孟僖子的儿子。‘武’是谥号。”

　　第七章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问怎样做才是孝。孔子说：“现在的人所谓孝，只是强调供养父母。至于犬马，人也养活它们，如果只养而不敬，那么养犬马与养父母，又有什么区别呢？”
　　徐志刚先生注：“子游：姓言，名偃（yan演），字子游。吴国人。生于公元前506年，卒年不详。孔子的弟子。比孔子小四十五岁。”
　　胡氏曰：“世俗事亲，能养足矣。狎恩恃爱，而不知其渐流于不敬，则非小失也。子游圣门高弟，未必至此，圣人直恐其爱踰于敬，故以是深警发之也。”
　　张国堂说：“孝敬父母，就要记住并信从父母的教训。”

　　第八章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问怎样做才是孝。孔子说：“当父母否定自己的意见时，仍对父母和颜悦色，是最难的。如果仅仅做到有了事情，自己为父母去做，有酒饭，让父母吃，但自己的脸色却很难看，这难道是孝敬父母吗?”
　　所罗门说：“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贻羞致辱之子。我儿，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箴19:26~27）又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箴23:22）又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或作指教）因为这要作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1:8~9）
　　圣使徒保罗说：“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西3:20~21）
　　
　　第九章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孔子说：“我给颜渊讲课一整天，他都不提不同意见，也不问难。好象很愚蠢。可是，课后我观察他课后的言行，发现他能发明我话中的道理，并信之不疑，并按照我的话去做。颜渊并不愚蠢。”
　　徐志刚先生注：“回：姓颜，名回，字子渊，又称颜渊。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21年（一说，公元前511年）卒于公元前480年。是孔子早年最忠实的弟子，被孔子器重、厚爱。比孔子小三十（一说四十）岁。”

　　第十章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孔子说：“要真正了解一个人，要看他所做的事是善是恶，凡作恶事的人便是恶人。他所做的事虽善，还要观察他做事的方式方法是否正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也不能算是君子。他所做的事虽善，手段也正当，还要考察他平常乐于听什么，乐于看什么，乐于说什么，乐于干什么，看他所乐于的视听言行是否符合礼。还要看他乐于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这样去考察他，他还怎么能作伪欺瞒呢？”
　　《圣经》说：“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箴17:4）

　　第十一章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孔子说：“时时温习已学过的知识，如能由此获得新的见解，就可以为人之师了。”
　　朱熹曰：“温，寻绎也。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若夫记问之学，则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学记讥其“不足以为人师”，正与此意互相发也。”
　　张国堂说：“对学得的普遍原理，要按形式逻辑进行演绎推理，推论出个别结论，以明白这条普遍原理所蕴含的内容，学会掌握这普遍原理的运用。并且还要把推论出来的个别结论与已知的事实相对照，如果与事实不符，则可以怀疑这条普遍原理是错误的。如某人的理论中有重要的普遍原理是错误的，则他的整个理论都是错误的，应该予以推翻。
　　“对学得的个别结论，要进行归纳推理，以探求普遍原理，作为理论假说。对理论假说进行演绎推理，推论出个别结论，并与已知的事实相对照。如果推论出来的所有的个别结论都与已知的事实相符，则可以相信这条理论假说是正确的普遍原理。如果发现了一条普遍原理，就是巨大的成果。如果有某个个别结论与已知事实不相符，则这条理论假说有错误，修改这条理论假说，得到新的理论假说。对新的理论假说重复上述过程。这样，就可以温故而知新。”

　　第十二章
　　子曰：“君子不器。”
　　孔子说：“君子不能像器具一样，只有某种专一的固定用途。君子也不能像器皿一样，只有有限的容量。”
　　朱熹曰：“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张国堂说：“政治家应该常识丰富，成为通才。不能仅仅成为专家。”　　
　　张国堂说：“君子应该具有完全的德性，掌握全面的真理，不能执其一端，不及其余，陷于片面。君子要有容人的肚量，能包容饶恕自己的仇敌。”
　　我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義人，也给不義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象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太5:38~48）
　　圣使徒保罗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人或作事）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12:14~21）

　　第十三章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贡问君子应该怎样做，孔子说：“在说之前，先去实行，然后再按照做了的去说。”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于未言之前；而后从之者，言之于既行之后。”
　　范氏曰：“子贡之患，非言之艰而行之艰，故告之以此。”

　　第十四章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孔子说：“君子从道義出发广泛地团结人，而不搞结党营私的小宗派。小人搞结党营私的小宗派，而不从道義出发广泛地团结人。”　
　　朱熹曰：“周，普遍也。比，偏党也。皆与人亲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为不同，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则在公私之际，毫厘之差耳。故圣人于周比、和同、骄泰之属，常对举而互言之，欲学者察乎两闲，而审其取舍之几也。”

　　第十五章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说：“在学习时不深入思考，就不能明白所学的内容，也不能辩明所学的内容的真伪，从而就会迷惑；只思索而不学习，就会没有思索的材料而陷于懈怠，不在正确的理论的指导下而胡思乱想，就会陷于异端邪说，那就危险了。”
　　朱熹曰：“不求诸心，故昏而无得。不习其事，故危而不安。”
　　程子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废其一，非学也。”
　　张国堂说：“学者在学习和思想时，必须尊重事实并遵循形式逻辑。因为事实是天主上帝所行的和祂的手所作的，形式逻辑是天主上帝行事的方式。尊重事实并遵循形式逻辑，就是顺从天主上帝。不尊重事实或不遵循形式逻辑，就是背逆天主上帝。
　　“如果某句话不符合事实，则这句话就是假话。如果两句话之间存在逻辑矛盾，则这两句话之中，必有一句话是错误的。学者当杜绝说假话，并避免在文章和讲话中出现逻辑矛盾。也要厌恶故意说假话的人。因为故意说假话就是品德恶劣。同时，故意说假话就是悖逆天主上帝，就是与天主上帝为敌。当然，人的错误是难免的，人因失误而说了假话是可以原谅的，但知过不改，或故意说假话，那就是品德恶劣的人。天主上帝憎恶这种人，这种人的下场就是到时候下地狱。
　　“不尊重事实，不遵循形式逻辑的理论学说，必要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坚持这种理论学说的人，也要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最终必然站立不住。”
　　
　　第十六章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孔子说：“攻读钻研异端邪说，那就有害了。”
　　张国堂说：“要不去攻读钻研异端邪说，就要学会如何辩明异端邪说。怎么辩明异端邪说呢？耶稣基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太7:15~20）这就是辩明异端邪说的原则。凡理论学说在社会实际中没有带来好的结果，而且导致祸乱的，就是异端邪说。
　　“施洗约翰在向人介绍我主耶稣基督时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马太福音3:12）我们知道，人类历史是由我主耶稣基督掌管的。祂必要把异端邪说扬弃掉，而把真理存留下来。凡能经受得起历史长期考验的理论学说，就是真理，凡被历史所扬弃的理论学说，都是异端邪说。因此，凡在历史上被标明是异端邪说的理论学说，年轻学子都不要去学习。凡与经历史所检验是真理的理论学说不一致的理论学说，也是异端邪说。
　　“凡新产生的异端邪说，要进行批判，以免青年学子误入歧途。因此，把‘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翻译成‘攻击那些异端邪说，祸害就没有了’。这也是正确的。当然，对异端邪说的攻击，应只限于言论。对持异端邪说者施暴，也可能导致祸端。当然，对煽动种族仇恨和阶级仇恨的异端邪说者，应制定法律并依法处以刑罚。对侵犯私有财产或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异端邪说者，必须坚决依法予以镇压，决不留情。”
　　张国堂说：“青年学子应认真阅读如下书籍：《圣经》、《四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阿奎那政治著作选》、［英］洛克的《政府论》、［法］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法］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英］洛克的《论宗教宽容》、［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美］卡尔·桑德堡的《林肯传》和《林肯选集》等。这些书籍所阐述的理论学说都是正确的，是真理。对其他与这些理论不一致的的政教学说的书，青年学子不必读，免得受害。历史书要尽可能多读一些。当然，这都是劝说和建议，不是禁令。就是政府也无权限制公民的读书范围，无权禁止公民读什么书籍。因为公民有阅读的权利，有思想的自由权。但我有言论的自由权，因此，有劝说人的权利，有教导愿受教者的权利。接受我的教导是有益的，不接受我的教导是有害的。”

　　第十七章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说：“子路，我教导你的知识，你知道了吗？知道了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没有懂就是没有懂，这种态度才是明智的。”
　　徐志刚先生注：“由：姓仲，名由，字子路，又字季路。鲁国卞（今山东省平邑县东北）人。是孔子早年的弟子。长期跟随孔子，是忠实的警卫。曾做季康子的家臣，后死于卫国的内乱。生于公元前542年，卒于公元前480年，比孔子小九岁。”
　　朱熹曰：“子路好勇，盖有强其所不知以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则以为知，所不知者则以为不知。如此则虽或不能尽知，而无自欺之蔽，亦不害其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第十八章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张学习如何谋求官职。孔子说：“广博地学习，增长自己的见闻，倾听各种不同意见，深入观察社会的实际情况。伤害人的话，千万不要说；不揭露别人的隐私，对可怀疑的话（也就是没有把握的话），也不要说出来，谨慎说出其余有根据、有把握的话，这样就可以少说错话。避开有危险的事情；惹是非的事情及会导致人们议论的事情都不要做；也不做没有信心做成功的事情。用心地做有信心做成的好事。这就可以少后悔。说话少出错，做事少后悔，得官升官的机会就在其中了。”
　　徐志刚先生注：“子张：姓颛（zhuan专）孙，名师，字子张。陈国人。孔子晚年的弟子，比孔子小四十八岁。生于公元前503年，卒年不详。”
　　张国堂说：“政府行政系统和司法系统中的公职人员以及军队中的军人，不得公开批评法律、法规和政府的政策，不得公开批评自己的上级，不得超越权限公布政府的政策。公民有言论自由权和出版自由权，但公职人员和军人有服从的義务，从而要放弃公开发表自己私人见解的权利。当然，自己的意见可以向上级提出，上级如果不采纳，就还是要服从上级。行使立法权的议会的议员（或人大代表），有批评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的权利和義务。议员在发表意见时，不必服从任何组织或个人的领导。”

　　第十九章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鲁哀公问：“怎样做才能使人民信服呢？”孔子回答说：“在选拔人担任官职时，把正直公義的人安放在邪恶的人之上，人民便会信服；把邪恶的人安放在正直公義的人之上，人民就不信服了。”
　　徐志刚先生注：“哀公：鲁国鲁定公的儿子，姓姬，名蒋。‘哀’是死后的谥号。在位二十七年（自公元前494年至公元前466年）。”
　　谢氏曰：“好直而恶枉，天下之至情也。顺之则服，逆之则去，必然之理也。然或无道以照之，则以直为枉，以枉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也。”
　　张国堂说：“正直公義的人就是敬畏天主上帝、爱人如己、诚实无妄、不贪不義之财的人。”
　　所罗门说：“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包在机弦里。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雇愚昧人的，与雇过路人的，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箴26:8~10）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因为才智杰出的人自然享有支配权，而智力较差但体力较强的人则看来是天使其充当奴仆；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指出的那样。所罗门也抱有同样的见解，因为他说：‘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仆人’（《箴言》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并且又说：‘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的人，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至二十二节）。如果一个人的理智听从他的感官的指挥，或者他的感觉方面的能力受某种身体缺陷的影响，像残废的人那样，他就会丧失平衡；在人类的政治方面，情形亦复如此。社会秩序的紊乱常常是由于这样的事实而产生的，即：有人执掌政权，并不是因为他有高人一等的智慧，而是因为他靠暴力夺取了政权，或者通过可以感觉到的感情上的拉拢而建立了统治地位。所罗门对于这种违反正義的行为也不是没有评述的，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居于高位’（《传道书》第十章，第五至六节）。然而，这种颠三倒四的现象并不是与天意不相容的。它是得到神的允许才产生的，并且是由部属的缺点所造成的，像我们在谈到其他几种祸害时已经指出的那样。自然秩序在这类事例中也不是完全紊乱的，因为愚人的统治如果没有聪明人从旁代为策划，必然非常脆弱。所以所罗门说：‘计谋都凭筹算立定，打仗要凭智谋’（《箴言》，第二十章，第十八节）。他又说：‘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士众多，人便得胜’（《箴言》，第二十四章，第五至六节）。并且，因为一个谋士支配着任何接受他的计谋的人，在某种意義上还指挥着他，所以所罗门说‘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贻羞之子’（《箴言》，第十七章，第二节）。
　　“由此显然可以看出，天意要对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并证明使徒言论的不缪：‘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布排的’（《罗马人书》，第十三章，第一节）”（《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98、99页）。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仍然自由的人的管理，当前者为了后者自身的幸福或公共幸福而指导后者时，是能够发生的。由于两种缘故，这种统治权可以在无罪状态下的人与人之间存在。首先，因为人天然是个社会的动物；因而人即使在无罪状态下也宁愿生活在社会中。可是，许多人在一起生活，除非其中有一个人被赋予权力来照管公共幸福，是不可能有社会生活的。许多个人作为个人来说，关心着种种不同的目的。一个人关心着一个目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在《政治学》的开头）：‘每逢多数人被导向一个目标时，总可以发现有一个人执掌权力，作出指示。’第二，如果一个人比其余的人聪明和正直，那就不应当不让这种天赋为其余的人发挥作用；正如《彼得前书》第四章中所说的：‘各人要利用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所以奥古斯丁说（《天城论》，第十九篇，第十四章）：‘正直的人并不是由于统治欲的冲动而执掌政权的，而是因为他们有献计献策的義务’；又说（第十五章）：‘这是自然体系所规定的，因为当初神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创造了人’”（《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02页）。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无长官，民就败落。”
　　张国堂说：“民无官长，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羊没有牧人，羊到哪里找草吃呢？到哪里找水喝呢？狼来了怎么办？……民无官长的领导、管理、教育、指挥，民就不知道干什么，不知道怎么干。民连生存都是问题。
　　“《圣经》说：‘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仆人’。孟子也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天主上帝以这个原则安排社会的秩序。
　　“在现代社会，整个社会分为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在经济领域，如果没有人组织和管理人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则生产经营无法进行，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就无法产生，民众怎么生活呢？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下，由富人组织和管理人们从事生产经营。富人（或资本家）就是经济领域里的官长或领导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富人，则这个社会必然贫穷。
　　“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每一个人作为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他必然要认真选择商店并挑选商品。消费者的购买活动，就在无意识地用货币作为选票选举经济领域里的领导人。同时，每个人也会作为劳动力的提供者，他在就业市场上挑选企业（当然企业也挑选他）时，也就是在选举经济领域里的领导人。因为得到高素质的人才，企业才能发展，企业主才能更富。因此，经济领域的领导者——富人，是他自己努力和市场选择的结果。因此，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是民主的经济制度。公平的市场竞争能使慧心人成为富人——经济界的领导者。从而在经济界保证了‘举直错诸枉’。
　　“在政治领域，代议制民主政体能使慧心人当选为总统或议员。从而保证了‘举直错诸枉’。
　　综上所述，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和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就是中国改革的目标。”
　　张国堂说：“天主上帝虽然以‘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仆人’为原则安排人类社会的秩序。但天主上帝憎恶自以为聪明，并以武力把自己的统治强加给他人的人”
　　林肯说：“我要说的是，没有一个人好到这种程度，能够不获得另一个人的同意就统治那个人。我说这是一个主要原则，是美国共和主義的靠山”（《林肯选集》第64页）。

　　第二十章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鲁哀公时的鲁国宰相季康子问：“要使人民尊敬我，效忠于我，又能相互勉励而乐于为善，我该怎么办？”孔子说：“你用庄重严肃的态度对待民众，人民就会尊敬你。你孝敬父母，又提倡民众孝敬父母，并且你慈爱儿子，又爱民如子，他们就会效忠于你。你选拔任用善良优秀的人，又教育能力差的人，则人民就会相互勉励而乐于向善了。”
　　徐志刚先生注：“季康子：姓季孙，名肥。‘康’是谥号。‘子’是尊称。鲁哀公时，任正卿（宰相），政治上最有势力。”

　　第二十一章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有人对孔子说：“你为什么不从政呢？”孔子说：“《尚书》上说：‘孝啊！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将孝悌的道理推广到政治。’这也算是从政了，为什么非做官才是从政呢？”
　　朱熹曰：“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为政也。《书》：《周书·君陈篇》。《书》云孝乎者，言《书》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书》言君陈能孝于亲，友于兄弟，又能推广此心，以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则是亦为政矣，何必居位乃为为政乎？盖孔子之不仕，有难以语或人者，故托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第二十二章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ni尼），小车无軏（yue月），其何以行之哉？”
　　孔子说：“人不信道，不知怎样做才可行。大车、小车上没有车辕前面横木上揳嵌的起连接固定作用的木销子，它靠什么行走呢？”
　　张国堂说：“人的信有两个方面：人对天的信，人对人的信。人对天的信就是信道。人对人的信就是信实、讲信用、说了算数。一个人如果没有对天的信，也就不会有对人的信。因此，信道是做人的根本。
　　“道就是真理，真理是指导人行动，并使他的行动达到预想结果的信念。不信道，就没有真理指导自己的行动，做事就没有信念，从而就没有信心。不信道的人一生必将一事无成。”

　　第二十三章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子张问：“十代以后的礼法制度，可以知道吗？”孔子说：“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礼法制度，在改革中所废除的和增设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又继承了商朝的礼法制度，在改革中所废除的和增设的，可以知道。接着周朝下去以后的，即使百代之久，也是可以知道的。”
　　徐志刚先生说：“礼：指整个仪礼制度，是规范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
　　马氏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
　　朱熹曰：“愚按：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義、礼、智、信。文质，谓：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则自今以往，或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之远，所因所革，亦不过此，岂但十世而已乎！圣人所以知来者盖如此，非若后世谶纬术数之学也。”
　　胡氏曰“子张之问，盖欲知来，而圣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于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礼。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礼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谓天地之常经也。若乃制度文为，或太过则当损，或不足则当益，益之损之。与时宜之，而所因者不坏，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来，虽百世之远，不过如此而已矣。”
　　张国堂说：“大体，是总纲领的意思；因，是因袭，沿袭、承袭、继承的意思；损益，是在改革中有所废除和增设的意思。朱子关于三纲五常的说法，有正确的部分，也有严重的错误。夏礼、商礼、周礼中难道就没有虔诚敬拜天的内容吗？礼的总纲领中为何就没有天的地位呢？《论语·尧曰篇》有商汤虔诚地祭祀天主上帝并向天主上帝祷告的内容。《孟子》中有：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这就是说，天可以把天下与人，可立人为天子。可见，天的地位比天子高。周武王等旧中国历代最高统治者都称为天子，即天的儿子。那天子就像儿子孝敬父亲一样孝敬天，忠于天，像儿子爱父亲一样爱天。天子是全国的表率。因此，全国每一个人都该以天子为榜样，像儿子孝敬父亲一样孝敬天，忠于天，像儿子爱父亲一样爱天。这样，就有天为人纲。天为人纲就不该列入礼的总纲领中吗？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李世民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俗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就是民为君纲。天为人纲、民为君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五纲。这五纲和五常一起，即五纲五常是旧中国礼法制度的总纲领。即朱熹所说的‘礼之大体’。这是世代相继承而不变的。
　　“仁、義、礼、智、信是人之初的善良本性。我们知道：天主上帝是慈爱的、公義的、全知的、全能的、信实的主。天主上帝爱好秩序，并以自己的全能维持世界的秩序。天主上帝的慈爱，在人就是仁；祂的公義，在人就是義；祂爱好秩序，在人就是礼；祂全知的智慧，在人就是智；祂的信实，在人就是信。人是天主上帝造的。天主上帝按照祂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因此，人在被造之初具有仁、義、礼、智、信的善良本性。这就是天主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但由于人犯罪堕落，使人失去了人被造之初的善良本性。人只有通过学道、信道才能恢复其人之初的善良本性。而我主耶稣基督就是道，就是真理。
　　“五纲的意思是说：在人与天的关系上，天居主导地位，这是天为人纲；在君与人民的关系上，人民居主导地位，这是民为君纲；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君居主导地位，这是君为臣纲；在父与子的关系上，父居主导地位，这是父为子纲；在夫与妻的关系上，夫居主导地位，这是夫为妻纲。天，就是天主上帝。君，就是国家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政权机构。臣，就是政府的官员、军人、军官、法官、检察官等。
　　“礼法制度的总纲领是五纲五常，礼法制度的总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我主耶稣基督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待人。’这句话以我来说，就是：‘无论何事，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就要怎样待人。’这是律法的总原则，也就是礼法制度的总原则。也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总原则，这是金科玉律。君对臣、臣对君、父对子、子对父、夫对妻、妻对夫、朋友对朋友等都要遵循的原则。
　　“我主耶稣基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天主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当然也是礼的总纲，五纲五常是对这个总纲的具体化。
　　“怎样做才是‘爱人如己’？就是要遵循‘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待人’的原则。遵循了这个原则，就是‘爱人如己’。
　　“君，是国家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最高权力机构。在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皇帝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皇帝是最高权力机构。因此，皇帝就是君。今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最高权力机构。因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君。全国的政府官员和军人等都必须忠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君为臣纲的原则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适用的。在美国，议会行使立法权，总统行使行政权，最高法院行使司法权。总统、议会、最高法院一起作为美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因此总统、议会、最高法院可并称为君。在美国，政府官员和军人等必须忠于并服从总统、议会和最高法院。这样，君为臣纲在美国也是适用的。
　　“仁：是尽心、尽性、尽意地爱天主上帝并爱人如己。
　　“義：是按照天主上帝的话好善恶恶，立是去非。
　　“礼：是按照天主上帝的诫命、制度、典章和律例谦卑谦让、安守自己的本分，尽自己的本分。尊崇敬拜天主上帝，同时恭敬该恭敬的人。
　　“智：是智慧，是对天主上帝的求知心，对人事及万物的好奇心，理解天主上帝话语的能力，认识人事及万物的能力，运用已学知识指导自己行动的能力等。
　　“信：是诚实、信实、信道、求真去伪，存真去假。
　　“我在朱熹等伟大学者的三纲五常的基础上加上天为人纲和民为君纲。这是对朱熹等宋儒的修正。我这里的五纲五常，才是准确的，全面的。不仅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现代，同样也适用于未来。”
　　
　　第二十四章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義不为，无勇也。”
　　孔子说：“不是自己的祖先却去祭祀，就是献媚。遇到正義的事情而不去做，就是怯懦无勇。”
　　《圣经》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惟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箴29:25）
　　《圣经》又说：“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启21:8）
　　我主耶稣基督说“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10:28）又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太10:28）
　　大卫说：“（非利士人在迦特拿住大卫。那时他作这金诗，交与伶长，调用远方无声鸽）神阿，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诗56:1~4）

基督徒读《论语》·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论礼乐之事。

　　第一章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评论季氏说：“他在家庙里竟敢冒用天子的乐舞--八佾，这种僭越礼制的事如果可以容忍，那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容忍呢？”
　　｛又译｝孔子评论季氏说：：“他在家庙里竟敢冒用天子的乐舞--八佾，这种僭越礼制的事他都忍心做，还有什么事他不忍心做呢？”
　　徐志刚先生注：“季氏：鲁国正卿季孙氏。此指季平子，即季孙意如。一说，季桓子。　　“八佾：‘佾（yi意）’，行，列。特指古代奏乐舞蹈的行列。一佾，是八个人的行列；八佾，就是八八六十四个人。按周礼规定，天子的乐舞，才可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按季氏的官职，只有用四佾的资格，但他擅自僭（jian剑。超越本分）用了乐舞的规格的八佾，这是不可饶恕的越轨的行为。”

　　第二章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这三家，在家庙祭祖完毕撤掉祭品时，令乐工唱天子宗庙祭祀时才唱的乐诗--《雍》。孔子说：“《雍》诗上说：‘协作祭祀的四方诸侯啊，天子才是庄严肃穆的主祭者。’为什么你们三家家庙祭祖时唱《雍》呢？”
　　《圣经》说：“骄傲只启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箴13:10）又说：“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箴17:19）
　　徐志刚先生注：“三家：春秋后期掌握鲁国政权的三家贵族：孟孙氏（即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他们是鲁桓公之子仲庆父（亦称孟氏）、叔牙、季友的后裔，又称‘三桓’。在这三家中，以季孙氏的势力最大。他们自恃有政治经济的实力，所以经常有越轨的行为，多次受到孔子的批判
　　“雍：《诗经·周颂》中的一篇。古代，天子祭祀宗庙的儀式举行完毕后，在撤去祭品收拾礼器的时候，专门唱这首诗。”
　　张国堂说：“以上两章都是孔子严厉批评诸侯国的权臣违背礼法，这是为了维护等级制的秩序，为了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
　　“地方政府要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中央政府的政策。
　　“在政府行政系统和司法系统中工作的公务人员（包括军队中的军人）都必须忠于并服从国家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行使行政权的总统，行使立法权的议会和行使司法权的最高法院是君。上述公务人员和军人是臣。臣忠于君，君为臣纲的原则仍要坚持。”
　　张国堂说：“古今中外的任何国家都是等级社会。任何消灭等级（或阶级）的主张都是歪理邪说。主张消灭阶级的人，都是为了打倒原来的领导，而建立自己高高在上的新的等级社会。因此，消灭阶级的理论都是骗人的。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等级，就必然没有管理。在一个国家中，如果谁也不能管理谁，谁也不能指挥谁，谁也不服从谁，这样的国家，必然是一盘散沙，就没有任何力量，也不能从事需要多人完成的工作。这样的社会如何能存在？这样的国家如何能生存？因此，国家、社会必须有等级秩序。
　　“上述关于等级社会的说法是否与‘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相矛盾？我们说是不矛盾的。一切人生而平等，不是说人在一切方面都平等，而是说一切人在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上平等。一切人在阅读的权利、形成和表达意见的权利、与人交往的权利、获取、占有、享用财产的权利等权利上平等。一切人生而平等，不是说一切人的社会地位平等，人的社会地位有高有低，是不能平等的，而是说一切人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权利上平等。一切人生而平等，不是说一切人的社会职务和角色平等，而是说一切人在争取担任任何社会职位和角色的权利上平等。总统与别的职位是不平等的。总统高于其他任何由个人担任的职务。但任何人在争取担任下一任总统的权利上与现任总统（或现任副总统）平等。老板与其所雇的员工是不平等的，老板管理、指挥员工，员工服从老板，但任何人都有与别人平等的权利争取当老板。”
　　张国堂说：“一切人在获取、占有、享用财产的权利上平等。并不是说一切人占有同样多的财产，而是说一切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在市场上挣钱。由于人的能力不同，挣的钱自然不一样多。于是各人所占有的财产就不一样多。”
　　张五常说：“要知道，在这个社会里，人一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坦白地说，这是上帝造成的，怎么可能平等？每个人都不平等。某方面是可以平等的，但不可能每方面都平等。在产权明晰的制度里，每个人拥有的财产都不一样，有人富一点，有人穷一点。但正因为产权不平均，人权就可以平均；人权平均，就可以搞法治，可以搞司法，因为司法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的资产不平等，但人权可以平等。”
　　张国堂说：“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是共和国的基石。没有这个原则就没有共和国。
　　“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国家、社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没有一个个个人的权利，就没有国家的利益。没有一个个个人的幸福，就没有社会的公共幸福。不能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剥夺任何个人的正当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是每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当权者不得以任何名义剥夺任何一个公民的这些权利。”
　　法国的孟德斯鸠和美国的汉密尔顿等伟大的学者说，大共和国会被内部的动乱和腐败所破坏，因此大国难以建立中央集权的共和国。小共和国会被外部力量所破坏。联邦共和国具有小共和国容易治理的优点，从而不会被内部的动乱和腐败所破坏；同时又具有大国的力量抗御外敌，这就有大国的优点，不容易被外部力量所破坏。
　　张国堂说：“中国是一个特大国家，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宗教等都不同。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中国的政体设计，必须考虑这个最大的国情。根据理论和国情，以及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国不可能建立中央集权的共和国。中国如果要建立代议制共和政体，就必须采用联邦制，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都是中华联邦共和国的邦，可统称为省。
　　“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是：国防、外交、管理货币、管理贸易、管理环境保护、管理省际关系等。各省独立地管理自己的内部事物。联邦政府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不通过省政府而直接管理自然人和企业法人等。各省政府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独立地管理本省的自然人和企业法人等。联邦政府依法不通过省政府而直接向自然人和企业法人等征税、收费和罚款。各省政府不经联邦政府的批准，可依照本省的法律对本省的自然人和企业法人等征税、收费和罚款。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在征税、收费和罚款时，必须先经过联邦议会立法。议会没有立法的，行政部门不得征税、收费和罚款。必须经过地方议会立法之后，地方政府的行政部门才可以依照本地的法律征税、收费和罚款。
　　“联邦政府实行三权分立。总统行使行政权。军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总统是全国军队的总司令。议会行使立法权。最高法院行使司法权。议会采用两院制，分众议院和参议院。议会议员的人数不可太多，因为议员人数太多，容易被强人所操纵。参议院议员每省两名，由各省议会选举产生。众议院议员的人数不可超过两百名，按各省人口数占全国总人口数的比例分配各省当选议员的名额，由各省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联邦政府的总统由全国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最高法院的最高法官由总统提名，由议会选举产生。总统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一届。任何人任总统不可连续超过八年。众议院议员任期两年，可连选连任。参议院议员任期六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参议员可连选连任。最高法官一旦当选，如无重大错误，就一直任职到退休。议会不得立法降低总统和最高法官的薪金和待遇。总统依法行政，最高法院依法司法。一切行政决定都由总统或由总统授权者作出。议会议员一人一票，立法由多数票决定。众议院创制的立法，要经参议院审议通过。参议院创制的立法，要经过众议院审议通过。议会两院通过的法律要由总统公布后方为有效。总统对议会两院通过的法律有否决权。对总统否决了的法律。议会两院可重新审议，如获三分之二的多数在两院分别通过，就可不经总统公布而生效。这样，总统就无权否决了。议会议员在议会中的发言权不得剥夺。议会议员在议会中的发言不受法律的追究。
　　任总统的人在犯有如下罪行时，议会可弹劾任总统的人：一、指令有关行政部门妨碍公平选举；二、不经参议院同意，私自同外国缔约，或不经议会批准而擅自发动战争；三、拒不执行议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的法律；四、不经议会立法，越权行政；不经议会批准，擅自向自然人和企业法人等征税、收费和罚款；五、财政开支突破议会批准的预算；六、不经法院审判，命令有关行政部门超期关押公民；七、妨碍司法公正。但在外敌入侵和国内有武装叛乱时，议会要慎重使用自己的弹劾权。弹劾案由众议院提出，由参议院审议判决。议会两院通过对总统的弹劾案后，总统在宪法规定的期限内可以解散议会。总统解散议会后，立即进行议会选举。经选举产生的新议会应该立即重新审议前议会通过的弹劾案。如果新议会没有通过弹劾案。则原议会通过的弹劾案无效。如果新议会通过了弹劾案，则弹劾案立即生效。任总统的人被解职并立即交普通法院进行刑事审判。假如议会两院通过了弹劾案后，总统不解散议会而自动去职，可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任总统的人因犯罪而自动辞职的，议会可免于弹劾，并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同时，由副总统升任总统，并由参议院议长升任副总统。参议院重新选举议长。任总统的人被议会弹劾去职时，由任副总统的人代理总统。并立即开始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
　　“各省政府也实行三权分立。各省的省长和省议会的议员由本省的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选举必须公开、公平。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任何公民都有权竞选总统、国会议员、省长和省议会议员等。在选举中，任何公民都有权组织政党帮助自己竞选”
　　张国堂说：“行政讲效率，立法要周全。如果行政和立法不分立，那就行政没有效率，法律也不周全。为了使法律周全，议会议员都应独立思考，在议会都有平等的发言权的平等的表决权。只有在各种意见的辩论中才能制定出周全的法律。为了法律的周全，议会应分为两院。”
　　张国堂说：“行政系统（包括军队）必须统一，不能有意见分歧。凡不同意政府政策和法律的官员（包括军官）都必须辞职。凡发表同政府政策和法律不一致的行政官员（特别是军官）都应当撤职。”
　　张国堂说：“行政系统有膨胀的趋势，这是古今中外共同的规律。中国古代行政系统的膨胀趋势，是中国历史上专制王朝垮台的重要原因。因为行政系统的机构多了，人员多了，财政开支就必然大，人民的经济负担就必然重，这就导致民众贫穷。民众贫穷就会造反。王朝政府就会垮台。”
　　张国堂说：“众议员任期较短，并且由人民直接选举。新当选的众议员对立法事务往往不太熟悉，知识可能也不多。但他们同行政系统的斗争的积极性就很高。而参议院议员任期较长，且由省议会选举产生。他们同行政系统作斗争的积极性就不很高。但他们一般都熟悉立法事务，知识也很丰富。这样，众议院和参议院正好互补。参议院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就是为了避免新议员太多，因为新议员不太熟悉立法事务。如果新议员太多，就难以开展工作。”
　　张国堂说：“国家由多数人统治，同时保护少数人的正当权利不受侵犯，这是民主政治的原则。选举由得多数选民选票的人当选。法律和政策体现多数人的意见。同时保护少数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不得迫害持少数派意见的人。
　　“由于多数人没有与国家不一致的利益。同时，如果多数人错了，其错误的后果由多数人自己承担。因为国家政策错误的后果必然由全体人民承担。由多数人承担少数人错误的后果，是极不公平的。因此，国家应由多数人统治。
　　“迫害持少数派意见的人，剥夺少数人的正当权利，是多数人的暴政。而多数人的暴政是不義的。天主上帝憎恶多数人的暴政。多数人的暴政的必然结果，是代表多数人的当权者成为僭主。这样，民主政体就演变为僭主政体。虽然这样的僭主政体仍然会以民主政体为名義。并且，这样的僭主往往是暴君。而暴君会虐待所有的臣民，会使全国人民生活在恐惧和贫穷之中。多数人的暴政必然会演化为暴君政治，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天主上帝对行暴政的多数人的惩罚。
　　“无数历史事例证明，多数人也会犯错误。而且，真理总是由极少数个别人发明的。迫害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一个心怀恐惧的人，不可能有创新的能力。如果多数人心怀恐惧，整个社会就没有创新的能力。一个不宽容错误意见的民族，不可能有创新的能力。因为许多真理在起初时被绝大多数人当作错误。例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马丁·路德的‘因信称義’的宗教见解等等。”
　　张国堂说：“根据儒家学说和基督教的教義。每个人都有良心，都有善良和理性的本性，都有足够的智慧在别人的启发下并通过自身的经验来知道是非、善恶。因此，民主政体是可行的。同时，人与人在天资和智力上存在差别，‘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仆人’，因此，民主政体必须是代议制民主政体，而不可能是直接民主政体，
　　“由于从众心理是下层民众的普遍心理，具有从众心理的下层民众容易被狡诈的强者操纵。因此，直接民主政体必然演变为僭主政体。”

　　第三章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说：“一个人不信道，如何对待礼法呢？一个不信道的人，如何对待乐呢？他有真正的喜乐吗？”
　　游氏曰“人而不仁，则人心亡矣，其如礼乐何哉？言虽欲用之，而礼乐不为之用也。”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
　　李氏曰：“礼乐待人而后行，苟非其人，则虽玉帛交错，钟鼓铿锵，亦将如之何哉？”
　　我师朱熹曰：“然记者序此于八佾雍彻之后，疑其为僭礼乐者发也”
　　张国堂说：“一个骄傲、狂妄、放肆的人，不会遵守礼法制度。一个不敬畏天主上帝的人，往往会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

　　第四章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鲁国人林放见世人依礼办事时专务繁文，他怀疑礼的根本不在此，就问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说：“很重要的问题啊！从礼节儀式来说，与其奢侈，不如节俭；从办理丧事来说，与其在儀式上搞得很隆重而完备周到，不如心里沉痛悲哀地悼念死者。”

　　第五章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孔子说：“没有礼法制度的东方和北方少数民族有君主，还不如中原礼義之邦暂时失去君主。”
　　张国堂说：“最高领导者远不如政教学说和礼法制度重要。”

　　第六章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季氏去祭祀泰山。孔子对冉有说：“季氏去祭祀泰山，是僭越礼制的行为。你不能劝阻吗？”冉有回答说“不能”。孔子说：“啊呀！莫非说泰山之神还不如鲁国人林放知礼吗？”

　　第七章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孔子说：“君子谦逊，不与人相争。如果有相争的，那一定是射箭比赛了！就算是射箭比赛吧！那也是互相作揖、谦让，然后登堂；射箭完了，走下堂来，又互相敬酒。这种相争，也是君子之争。”
　　所罗门说：“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箴17:1）又说：“分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箴17:14）又说：“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箴17:19~20）又说：“愚昧人张嘴启争端，开口招鞭打。”（箴18:6）又说：“恨能挑启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箴10:12）又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暴怒的人，挑启争端。忍怒的人，止息分争。”（箴15:17~18）又说：“乖僻人播散分争。传舌的离间密友。”（箴16:28）又说：“远离分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箴20:3）又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箴21:9）又说：“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箴21:19）又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叫亵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箴21:24）又说：“骄傲只启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箴13:10）又说：“赶出亵慢人，争端就消除，分争和羞辱，也必止息。”（箴22:10）又说：“好气的人，挑启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箴29:22）
　　周文王临终时告诫他儿子周武王说：“见善速为，远离是非，机会来了莫犹豫，这是道的最高境界。”
　　张国堂说：“远离是非，就是远离纷争。”

　　第八章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问道：“‘娇媚的笑容多好看啊，美丽的眼睛多有神啊，白色的脸好化妆啊？’是什么意思你？”孔子说：“先有白地子，才能绘画。”子夏又问：“礼必以忠诚信道为质吗？”孔子说：“能启发我思想的是你子夏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

　　第九章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夏的后代杞国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商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商的后代宋国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因此这两国的典籍不足，了解夏礼、殷礼的贤人也太少。如果有记载夏礼、殷礼的典籍和熟悉夏礼、殷礼的贤人，我就能证明我所说的夏礼、殷礼了。”

　　第十章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孔子说：“鲁国国君以天子祭祖的规格祭祀其祖先周公，在举行典礼儀式时，第一次献酒之后，其君臣就懈怠而无诚意，于是我就不想再看下去了。”
　　张国堂说：“在孔子时代，中国是联邦君主国。周天子周王是君主国联邦的首脑，也就是全中国的元首。鲁国是周分封的诸侯国，是联邦中的一个邦。因此鲁国国君是地方的政府首脑，地位比周天子低”
　　张国堂说：“扩张是君主国的本性之一。联邦君主国的各邦--各分封的诸侯国都是君主国。扩张是这些诸侯国的本性之一。春秋之后，周王分封的各诸侯国相互兼并，到战国时，周室衰微，天下出现七国争雄的局面。最后秦始皇统一全国，形成中央集权的君主国。因此，联邦诸侯国是不稳定的政体，容易导致各邦的相互兼并。而联邦共和国是稳定的。因为共和国没有扩张的本性。”
　　徐志刚先生注：“禘（di地）：古代只有天子才可以举行的祭祀祖先的隆重典礼。既：已经。灌：禘礼初始即举行的献酒降神儀式。古代祭祀祖先，一般用活人坐在位前象征受祭者（这个人叫‘尸’）。煮香草为‘郁’，合黍酿成气味芬芳的一种酒‘郁鬯（chang唱）’。将‘郁鬯’献于‘尸’前，　使其闻一闻酒的香气而并不饮用，然后将酒浇在地上。这整个过程就叫‘灌’。”
　　赵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庙，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赐鲁重祭。故得禘于周公之庙，以文王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礼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郁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鲁之君臣，当此之时，诚意未散，犹有可观，自此以后，则浸以懈怠而无足观矣。盖鲁祭非礼，孔子本不欲观，至此而失礼之中又失礼焉，故发此叹也。谢氏曰：“夫子尝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又曰：‘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当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叹也。”

　　第十一章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有人问鲁国国君以天子的规格祭祀其祖先周公的由来道理。孔子说：“不知道。能懂这个道理的人治理天下，就同看视这一样容易了。”他一面说，一面指着自己的手掌。
　　我师朱熹曰：“先王报本追远之意，莫深于禘。非仁孝诚敬之至，不足以与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鲁之所当讳者，故以不知答之。示，与视同。指其掌，弟子记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盖知禘之说，则理无不明，诚无不格，而治天下不难矣。圣人于此，岂真有所不知也哉？”

　　第十二章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祭祀祖先就如同祖先真在祭台上。祭祀神灵就如同神灵真在祭坛上。孔子说：“我不亲自参与祭祀，就如同没有祭祀。”
　　张国堂说：“从本章节可以看出，孔子对其祖先很孝敬，对神灵很虔诚敬畏。这说明孔子是有神论者。他相信他祖先虽然死了，但其灵魂仍然存在，没有消亡。他虔诚敬畏神，就表明他相信有神。后来有人说孔子是无神论者，这是没有根据的”

　　第十三章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有实权的卫国大夫王孙贾问：“与其亲顺地位高的奥神，不如亲顺管事的灶神。这句俗语怎么讲？”孔子说：“不是这样，如果背逆天理得罪了天主上帝，无论是向奥神还是向灶神祈祷，都没有用。”
　　我师朱熹曰：“王孙贾，卫大夫。媚，亲顺也。室西南隅为奥。灶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设主而祭于其所，然后迎尸而祭于奥，略如祭宗庙之仪。如祀灶，则设主于灶陉，祭毕，而更设馔于奥以迎尸也。故时俗之语，因以奥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灶虽卑贱，而当时用事。喻自结于君，不如阿附权臣也。贾，卫之权臣，故以此讽孔子。天，即理也；其尊无对，非奥灶之可比也。逆理，则获罪于天矣，岂媚于奥灶所能祷而免乎？言但当顺理，非特不当媚灶，亦不可媚于奥也。”　　
　　谢氏曰：“圣人之言，逊而不迫。使王孙贾而知此意，不为无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祸。”
　　张国堂说：“在孔子时代，周天子周王的力量已经衰微，没有力量在联邦君主国中维持礼法制度。当时，各诸侯国的权臣经常僭越周礼，周天子也无法制止。孔子认为，周礼是天主上帝的旨意。对违背周礼的人，周天子虽无力惩罚，但天主上帝必要惩罚。”

　　第十四章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说：“周礼是借鉴于夏礼和殷礼，并在夏礼和殷礼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多么丰富完备啊？我遵从周礼。”

　　第十五章
　　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孔子进入太庙助祭，询问每件事。有人说：“谁说孔丘知礼呢？他进入太庙，对每件事都要问一问。”孔子听到这话，就说：“这样做，就是礼啊！”

　　第十六章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孔子说：“在射箭比赛时，是看射手是否能准确地射中皮靶子，而不在乎是否射穿皮靶子，因为各人力气的大小有所不同，在古代是这个道理。”
　　我师朱熹曰：“为，去声。射不主皮，乡射礼文。为力不同科，孔子解礼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栖革于其中以为的，所谓鹄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观德，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贯革，盖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记曰：“武王克商，散军郊射，而贯革之射息。”正谓此也。周衰，礼废，列国兵争，复尚贯革，故孔子叹之。”
　　杨氏曰：“中可以学而能，力不可以强而至。圣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第十七章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在古代，阴历的每月初一叫“朔”。礼制规定，诸侯在每月“听政”的开始，叫“告朔”。鲁国国君已不亲自到祖庙去举行告朔礼了。有关官员仍然供应活羊在告朔时杀掉。子贡认为国君不亲为，其礼已无实质意義而枉费此活羊，故他想去之。孔子说：“子贡啊！你爱惜那羊，我爱惜这礼。”

　　第十八章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孔子说：“完全按照周礼事奉国君，别人却以为这是谄媚国君。”
　　黄氏曰：“孔子于事君之礼，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后尽尔。时人不能，反以为谄。故孔子言之，以明礼之当然也。”
　　程子曰：“圣人事君尽礼，当时以为谄。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尽礼，小人以为谄，而孔子之言止于如此。圣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见。”

　　第十九章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鲁定公问：“君主使用臣，臣事奉君主，应该怎样做？”孔子回答说：“君依礼用臣，臣忠诚事君。”
　　徐志刚先生注：“定公：鲁国的君主，姓姬，名宋，谥号‘定’。襄公之子，昭公之弟，继昭公而立。在位十五年（公元前509-前495年）。鲁定公时，孔子担任过司寇，代理过宰相。鲁定公的哥哥昭公，曾被贵族季氏赶出国外。因此，鲁定公询问孔子，如何正确处理君臣关系，以维持政权。”
　　我师朱熹曰：“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
　　吕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礼之不至；事君不患其无礼，患忠之不足。”
　　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
　　张国堂说：“君对待臣，臣对待君，都要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

　　第二十章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说：“《诗经》的第一篇《关雎》，有快乐，但没有快乐过度而失其正。有忧愁，但没有忧愁过度而伤于和。”
　　我师朱熹曰：“乐，音洛。关雎，周南国风诗之首篇也。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关雎之诗，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则不能无寤寐反侧之忧；求而得之，则宜其有琴瑟钟鼓之乐。盖其忧虽深而不害于和，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称之如此。欲学者玩其辞，审其音，而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

　　第二十一章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鲁哀公问宰我，祭祀土地神时，用什么木料做牌位。宰我回答说：“夏朝人用松树，商朝人用柏树，周朝用栗子树，其意思是说：让民众战栗。”孔子听说这件事之后，对宰我说：“已经完成的事就不用再说了，其势不能停止的事就不要再劝谏了，已经过去的事就不要在追究了。”
　　徐志刚先生注：“宰我：姓宰名予，字子我。鲁国人。孔子早年的弟子。”
　　我师朱熹曰：“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树其土之所宜木以为主也。战栗，恐惧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岂以古者戮人于社，故附会其说与？遂事，谓事虽未成，而势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对，非立社之本意，又启时君杀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复救，故历言此以深责之，欲使谨其后也。”
　　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于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对，故夫子责之。”
　　张国堂说：“宰我在鲁哀公的面前，说周朝用栗子树是使民战栗，这是指责鲁哀公的祖先，犯了人的大忌。宰我白天睡大觉，被孔子指责为‘朽木不可雕也’。这样的人，智力不可能很高，学识不可能很丰富。而鲁国国君以及有势力的贵族，都是周公的后人。周公及其父兄是周礼的主要制定者。像宰我这样智力低下、学识疏浅的人，如果妄评周礼，可能召祸。因此孔子用这些话严厉地告诫宰我，这是对宰我的爱护。并不是历史上的人和事都不能评说。在下一章，孔子就评论管仲，并指责他不知礼。《论语》的编著者把这两章相邻，就是为了避免读者对这些话的误解。
　　“所罗门说：‘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它所吐的。’（箴26:11）一个人如果不从他人和自己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记住过去的错误及其后果，他必然是‘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它所吐的。’一个民族如果不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不记住过去的错误及其恶果，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愚昧的民族。永远也别想强盛。
　　“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孔子把历史上的乱臣贼子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可悲的下场都记录下来告诉后人。后人知道了乱臣贼子都没有好下场（这是天主上帝的惩罚），就不会为非作歹、作奸犯科。孔子经常褒贬历史上的人和事以教育后人。就是在本篇，孔子指责季孙氏冒用八佾，指责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家庙祭祖时唱《雍》；当季孙氏要祭泰山时，孔子问冉有能不能劝阻，等等。这都是说成事、谏遂事、追究既往。”

　　第二十二章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说：“管仲之器小啊！”有人问：“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家收取老百姓大量的市租，为他家管事的官员也是一人一职而不兼任，哪能说是节俭呢？”那人又问：“那么，管仲知礼吗？”孔子说：“国君宫殿门口有萧墙，管仲家门口也有萧墙。国君为与别国国君友好外交，便于设宴招待外宾，在堂上专门设置献过酒后放空杯子的土台，管仲家也设置这样的土台。若说管仲知礼，那谁还不知礼呢？”
　　徐志刚先生注：“管仲：姓管，名夷吾，字仲。一名管敬仲。齐国姬姓之后人。颖（ying影）上（今安徽省西北部，淮河北岸，颖河下游）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645年。春秋初期有名的政治家。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使桓公成为春秋时诸侯中第一个霸主。”
　　我师朱熹曰：“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或人盖疑器小之为俭。三归，台名。事见说苑。摄，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数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好，去声。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俭为知礼。屏谓之树。塞，犹蔽也。设屏于门，以蔽内外也。好，谓好会。坫，在两楹之间，献酬饮毕，则反爵于其上。此皆诸侯之礼，而管仲僭之，不知礼也。愚谓孔子讥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俭，故斥其奢以明其非俭。或又疑其知礼，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礼。盖虽不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于此亦可见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礼，其器之小可知。盖器大，则自知礼而无此失矣。’此言当深味也。”
　　苏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于国，则其本深，其及者远，是谓大器。扬雄所谓‘大器犹规矩准绳’，先自治而后治人者是也。管仲三归反坫，桓公内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浅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复宗齐。”
　　杨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盖非王佐之才，虽能合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称也。道学不明，而王霸之略混为一途。故闻管仲之器小，则疑其为俭，以不俭告之，则又疑其知礼。盖世方以诡遇为功，而不知为之范，则不悟其小宜矣。”

　　第二十三章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孔子同鲁国的乐官谈论音乐，说：“演奏音乐的道理是可以知道的：开始时，合奏和谐协调，乐曲展开之后，音色要纯正、音调要准，高音、低音的起伏要和谐，节拍要分明，又连绵不断，直到乐曲演奏的终了。”

　　第二十四章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卫国仪邑防守边界的官员，请求见孔子。他说：“到这里来的君子，我没有不能见的。”随从孔子的弟子领他去见孔子。他出来时，对孔子的弟子们说：“你们几位何必担心孔子失去官位而离开祖国呢？天下无道，天主上帝将以孔子作为传布政教学说的木铎。”
　　徐志刚先生注：“木铎（duo夺）：一种金口木舌的大铜铃。古代以召集群众，下通知、宣布政教法令，或在有战事时使用。这里是以‘木铎’作比喻，说孔子将能起到为国家发布政令的作用（管理天下）。”
　　张国堂说：“孔子的政教学说，是天主上帝的旨意。孔子只是天主上帝用以发布旨意的木铎。而木铎是一种器具。这就是说，孔子是天主上帝的仆人。天主上帝用孔子管教中国古人。这是天主上帝爱中国古人。孔子就是天主上帝爱中国古人的见证。”

　　第二十五章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孔子在评论歌颂舜接受尧禅让帝位而使天下平的《韶》乐时，说“尽美啊！又尽善。”在评论歌颂周武王战胜商纣王的《武》乐时，说：“尽美啊，只是未尽善。”
　　徐志刚先生注：“孔子认为武王伐纣虽顺应天意民心，但毕竟经过征战，故说‘未尽善’。”
　　张国堂说：“在中国历史上，像尧禅让舜、舜禅让禹是极少的，几乎每一个王朝都是经过征战而建立起来的。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句话虽然不知是出自谁人之口，但却是非常有名的名言。这确实是人活动的规律之一。而皇帝是人间的最高处，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为争夺皇帝之位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秦始皇出巡时，项羽看见了，就说：‘彼可取而代之。’刘邦在首都咸阳看见了，就说：‘大丈夫就该如此。’而当时的项羽和刘邦都是地位极低的小民。像项羽刘邦这样地位卑微的人都想当皇帝，可见想当皇帝的人是很多的。在上位的人如果不修心养性，就会犯错误。如果犯了严重的罪过，就会被别人取代。不论是在位想保位的，还是不在位想当的，其言行符合我主耶稣基督心意的，才能如愿。因为我主耶稣基督才是最高的主宰。祂要立谁就立谁，祂要废谁就废谁。祂能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也能把高高在上的人降卑。
　　“孔子厌恶战争，但中国历史上为争夺政权的内战，其次数之多、其规模之大、其损害之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孔子对此无法可施，孔子的后辈学者如朱熹等也无计可施。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学说。这些政治学说都是基督徒发现的，也是基督徒所坚持的，是天主上帝的旨意。只有西方关于代议制共和政体的理论学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巨大问题的伟大任务，已经光荣地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头上。
　　“自秦汉以来，没有一个王朝能连续地超过三百年。汉朝超过了三百年，但分为西汉、东汉。宋朝也超过了三百年，但分为北宋、南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实。这个事实说明，专制独裁政府的更迭如人的生老病死一样是自然规律。而专制独裁政府的更迭必然通过战争来完成。而通过战争建立起来的政府又必然是专制独裁政府。这是一个循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在这个循环之中
　　“今天，我们要打破这个循环。这个循环有巨大的惯性和刚性，靠人的力量决不可能打破这个循环。只有我主耶稣基督，才能打破这个循环。我主耶稣基督要在中国作王，要以中国为自己的基业，要以中国人民为自己的产业。这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凡作我主耶稣基督基业的国家，就是有福的，就是强盛的、平安的。我主耶稣基督在中国作王，也就是天主上帝的儿子们——基督徒们通过代议制民主政体在中国执掌王权。我主耶稣基督在中国作王之后，中国就永远没有为争夺政权的内战。因为我主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
　　“圣父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倚靠天主上帝，一定能领导中国人民走上基督作王的宪政民主的道路。这是我主耶稣基督要中国人民走的道路。”

　　第二十六章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孔子说：“高居上位，却待人不宽恕，执行礼制不严肃认真，参加丧礼也不哀悼，我如何看这样的人呢？”
　　所罗门说：“定恶人为義的，定義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箴17:15）又说：“刑罚義人为不善。责打君子为不義。”（箴17:26）
　　张国堂说：“在上掌权的人，要尊重公民的权利，凡剥夺公民正当权利的，就是‘居上不宽’。公民有哪些正当权利呢？思想自由，阅读的权利，包括收看电视和收听电台广播的自由权，形成和表达意见的自由权，与人交往的自由权等是每个人的正当权利。也就是说，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都是公民的正当权利。当权者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这些权利。
　　“言论自由，当然包括说错化的权利，也包括批评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权利。批评法律不是违反法律。法律如不允许批评，就不能纠正法律中的错误，就不能使法律尽善尽美。
　　“不当权的人发表错误意见，对社会不会有重大影响。从而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别人发表错误意见，你可以反驳他，这就为你发表正确意见提供了机会。为什么不能宽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呢？为什么要禁止别人发表不同意见呢？凡禁止不同意见的，都是当权者自己错了，他没有理由反驳不同意见，又嫉妒别人发表正确意见。就把别人的正确意见说成是错误意见而加以禁止。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凡禁止发表与当权者不同意见的，都给国家和民众造成巨大灾难，并使国家陷于贫弱落后，使民众陷于贫穷困苦。
　　“当然，当政者对在下层民众中宣传异端邪说的人，要提高警惕。凡煽动平民仇恨富人、煽动民族之间相互仇恨、或者动员和组织下层民众侵犯私有财产或武力夺取政权的，要坚决依法取缔。对其为首者，要坚决依法严刑惩处。
　　“另外，言论自由不是说谎的自由。谎话是故意编造的关于事实的虚假陈述。在法庭上作假见证，以及虚假广告等，都必须负法律责任。捏造谣言诽谤他人名誉的必须负法律责任。言论自由不是揭露他人私人密事的自由。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必须负法律的责任。
　　居上不宽的统治者，总是没有好下场。有史为证。”
　　《史记》记载：“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韂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史记》又记载：“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巿。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理论和历史都证明,暴君是不能长久的,且都没有好下场。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因此，一个受万民爱戴的君主的政权是不容易推翻的；由于这个缘故，所罗门才说（《箴言》，第二十九章，第十四节），‘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相反地，一个暴君的统治既然为民众所唾弃，就必定不能长期存在；因为凡是违反许多人的意愿的事物总是不长的。事实上，暴君们在一生中间很少不遭到某种灾祸的；在多事之秋，总不乏可以起来反对暴君的机会，而一旦碰到这种机遇，许多人中间一定会有人设法加以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必将拥护反叛者，而无论是谁，只要在这种行动上能深获人心，多半是不会功败垂成的。所以暴君的政权很难维持久远。
　　“如果我们看一看暴君的保持其权力的方法，上述的那一点就可以看得格外明显。他不可能靠增进感情来维持统治权，因为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暴君和臣民之间是很少或根本没有什么情谊可言的。当摆脱难以忍受的屈辱的机会自行出现时，群众就不会那么循规蹈矩，还念念不忘忠诚不贰的教条。更可能的是，一般人民觉得在采取一切办法以反抗心肠歹毒的暴君方面倒是并不缺乏信心的。因此，暴政以畏惧为唯一的靠山；暴君们千方百计要使自己为臣民所畏惧。但由畏惧造成的基础是脆弱的。当机会和成功的希望自行出现时，以前由于心怀畏惧而唯命是从的人们就会起来反抗他们的支配者；他们一向越是单纯由于畏惧而在愿望上受到抑制，那种叛变的声势也就愈加猛烈。正如水一样，如果强加压抑，当它找到一个出口时就会格外锐不可当地喷射出来。而且，畏惧本身也带有其内在的危险；因为，当恐惧太甚时，它会迫使许多人铤而走险。而一个横下心来的人对于任何企图都是格外容易奋不顾身的。暴政决不能维持久远。
　　“这个结论从理论上看得很清楚，从实例上也是同样看得很清楚。无论我们考察古代的史实或近代的事迹，都很难发现哪一个暴君政权是寿命很长的。为此，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里列举了几个暴君的名字之后，也接着证明他们的统治是多么短暂；然后他指出，如果有些暴君在位较长，那是因为他们的暴政并不过分苛酷，因为他们在许多方面模仿了一个纯君主的宽厚气度。
　　“当我们考虑上帝的判断时，这个问题甚至显得格外清楚。例如，我们在《约伯记》（第三十四章，第三十节）中读到，‘他使不虔敬的人不得作王，免得有人牢笼百姓。’最初自愿承担王政的重任，接着便暴露出暴君的面目，要算这种人最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为不虔敬的人了；因为所谓伪君子，就是那种像做戏一样冒充另一个人的身份的人。所以上帝允许暴君当政，以惩罚他们的臣民的罪孽；而这种惩罚在《圣经》里一般就叫做神怒。例如上帝通过何西阿（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宣布，‘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可是，上帝在盛怒之下给予他的百姓的君王是不幸的，他在位的日子也不会很长。因为上帝虽然发怒，决不会不宽恕百姓并表示怜悯，像我们在《约珥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中所读到的，‘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所降的灾。’所以上帝并不准许暴君执政过久；而是在利用他们对百姓刮过一阵风暴以后，他就把他们一扫而光，恢复世间的平静。所以我们在《传道书》（第十章，第十七节）中读到：‘神已推翻傲慢的君王的统治，并扶立柔和的君王来代替他们’”（《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74、76页）

基督徒读《论语》·学而第一

　　朱熹曰：“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凡十六章。”
　　第一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说：“学了，又时常复习，不也喜悦吗？自己的善行和言论在社会上有了影响，有信任自己的朋友从远方来，不也快乐吗？别人不了解我而轻视我、不理睬我，而我不烦恼、不怨恨，不就是个君子吗？”
　　张国堂说：“效法先知先觉者们的德行，学习他们的義理学说，又时常重温思索。按形式逻辑进行演绎和归纳推理，使学得的知识能领会得透彻融洽，融会贯通，从而能牢牢记住，熟练掌握，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以检验印证自己所学。使自己明理、明善，并恢复自己‘人之初的善良本性。’”
　　张国堂说：“人是天主上帝造的。人是天主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在被造之初具有天主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因此就具有善良的本性。这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因此。基督教的教義与孔子关于‘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是一致的，不矛盾的。亚当不听天主上帝的教训，他偷吃禁果而犯罪，这就是儒家说的‘苟不教，性乃迁’。当然，基督教的教義更明确一些。”
　　张国堂说：“个人必须在国家（或社会）中生活，国家是由个人所组成的，国家不是由一个人所组成的，国家是由居住在一定地域中的所有个人所组成的。国家是由众多个人按一定的義理而组成的。这是人类社会的第一定律。是一切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的最基本的原理。是一切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
　　“義理是辨认各事物是否符合正義的一系列标准，是评判是非、曲直、善恶、正邪、功过的标准，，包括是非观念、善恶观念等也就是世界观、国家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義理就是意识形态。各个国家的義理是不同的，同一个国家的義理在不同的时代也是不同的。关于義理的学说是政教学说。
　　“一个人必须生活在国家中，要立足于社会，就必须学习并掌握国家的義理。否则，就会被社会所抛弃，因此，对个人来说，学习義理是很重要的。
　　“一个国家的義理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天主上帝的旨意，关系到该国的强弱、兴衰、治乱和存亡。因此，学习和研究義理是非常重要的。把‘学而时习之’放在《论语》的第一篇第一章，就说明学习的重要性。”
　　托克维尔说：“教条性信仰，因时代不同而有多有少。这种信仰的产生方式不尽相同，而且它们的形式和对象也可能改变。但是，教条性信仰，即人们不加论证而接受的某种信念，是人们无法使其不存在的。如果每个人都力图各自形成自己的观点，并独自沿着自己开辟的道路去寻求真理，则决不会有很多人肯于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信仰之下。
　　“因此，不难理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不构成社会。因此，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但是，除非每个公民时时从同一根源去汲取自己的观点，同意接受既有的信仰当中的一定数量的信仰，那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现在，我们就单独的一个人而论，也可以发现：他无论为了单独一个人生活，还是为了与他人共同行动，都不能不有教条性信仰。
　　“假如每个人都要亲自去证明他们每天利用的真理，则他们的求证工作将永远没完没了，或因求证先遇到的真理累得筋疲力竭而无法继续去求证后遇到的真理。人生非常短促，一个人不但没有时间去那样做，而且由于人的智力有限，也没有能力去那样做。因此，他还是要相信许多他没有时间和能力亲自考察和验证，但早已被高明人士发现或大众接受的事实与真理。他只能在这个初始的基础上，去构筑自己思想的大厦。这并不是他自愿如此去受人指挥，而是限于他本身的条件不得不如此。
　　“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不是通过相信别人的论断而认识许多事物，并接受非他本人所发现的大量真理的。
　　“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他所想望的。凡事只靠自己去认识的人，用于每件事上的时间和精力只能有限。这样的办法将使他的精神处于永无休止的忙乱状态，从而妨碍他深入研究任何一项真理和坚定不移地信守任何一项确定的事实。他的智力活动虽然是完全独立了，但却是软弱无力的。因此，必须先对人们议论的各种事物进行一次筛选，并不加论证地接受大多数早已存在的信仰，然后再择优地深入研究留待考察的少数问题。
　　“不错，凡基于听信他人的言论而接受某一观点的人，都要使自己的精神受到奴役，但这是一种能够使他正确利用自由的有益的奴役。
　　“因此，不管到什么时候，在智力和道德世界都要有某种权威存在。权威的所在处可能变化不定，但它必须有其所在处。个人的独立性可能有大有小，但它并不是漫无限制的。因此，问题不在于了解民主时代是不是有智力权威，而只在于知道这个权威的所在处和它有多大力量”（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524、525页）。
　　张国堂说：“学习的目的，在于明白天主上帝的旨意。因为天主上帝就是正義。天主上帝一般不与大众讲话。总是先启示少数个别人，以他们为先知和使徒。由先知和使徒们把天主上帝的旨意传达于众人。虽然圣子耶稣基督曾给以色列的众人讲过话，但祂在讲话时，多用比喻，使他们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只有极少数门徒才明白祂的旨意。而且圣子耶稣基督也是以肉体人身对众人讲话。亲听过耶稣基督讲话的人与人类的人数相比，仍然也是极少数。因此，大多数人只有通过先知和他们的书来寻求天主上帝的旨意。
　　“一切知识都是来源于天主上帝把祂自己的旨意启示于人。天主上帝对人的启示有两种：特殊启示（或直接启示）、一般启示（或间接启示）。《圣经》的启示是特殊启示，主要内容是天主上帝拯救世人的救赎计划。人在研究人类历史和人及自然界的过程中获得灵感或觉悟，从而获得规律性的认识，这是一般启示（或间接启示）。尧、舜、禹、汤、文、武等先王和周公、伊尹、孔子、孟子以及汉高祖刘邦等都是中国古代受天主上帝一般启示的先知。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阿奎那、洛克、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汉密尔顿、杰弗逊、华盛顿、林肯等都是全人类受天主上帝一般启示的先知。我们今天学习，就是要效法这些先知们的德行，学习他们的義理学说。”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
　　《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9：10）又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1：7）又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伯28：28）
　　我主耶稣基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4：4）
　　所罗门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戒，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的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戒，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愚昧人背道，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惟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箴1:20~33）
　　又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祂如寻找银子，搜求祂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祂口而出。祂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作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虔敬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義，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脱离恶道，（恶道或作恶人的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箴2:1~12）
　　所罗门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祂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哪，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哪，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哪，你们当心里明白。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義，并无弯曲乖僻。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或作红宝石）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箴8:1~11）
　　“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借我坐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義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精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我在公義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我的承受货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箴8:12~21）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祂立高天，我在那里。祂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祂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祂那里为工师，日日为祂所喜爱，常常在祂面前踊跃，踊跃在祂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箴8:22~31）
　　“众子阿，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箴8:32~36）
　　又说：“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旨酒，设摆筵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箴9:1~6）
　　张国堂说：“这里所罗门所说的智慧，就是圣父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祂的旨意，就是人事及万物的规律，就是道，就是真理，就是圣子耶稣基督。而圣灵使人明白圣父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使人知道祂的旨意，使人发现人事及万物的规律，使人认识道、真理、圣子耶稣基督。因此，得圣灵就能得聪明，得聪明就是得圣灵。读《圣经》并加入基督的教会，就能得圣灵、得聪明。”

　　寇世远监督说：“所以一个谦卑的人，他会欣赏别人的长处，不求他人的称赞而且能在别人轻看他的时候，不觉烦恼，不会生气。”

　　第二章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有子说：“一个人孝敬父母，敬爱兄长，而会冒犯长辈和上级领导人，这是极少的；不冒犯长辈和上级而会造反作乱的人，是没有的。君子要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治国、做人的道理就确立了。孝敬父母、敬爱兄长，这就是实行仁德的根本吧！”
　　徐志刚先生注：“有子：鲁国人，姓有，名若，字子有。孔子的弟子。比孔子小三十三岁，生于公元前518年，卒年不详。另说，比孔子小十三岁。后世，有若的弟子也尊称有若为‘子’，故称‘有子’。”
　　朱熹曰：“弟、好，皆去声。鲜，上声，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犯上，谓干犯在上之人。鲜，少也。作乱，则为悖逆争斗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则其心和顺，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乱也。与，平声。务，专力也。本，犹根也。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与者，疑辞，谦退不敢质言也。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
　　程子曰：“孝弟，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或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義、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张国堂说：“仁是爱天主上帝和爱人的爱心。爱天主上帝，就要遵守天主上帝的诫命。天主上帝告诫人要爱人如己，也告诫人要孝敬父母。圣使徒保罗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6:2）天主上帝憎恶骄傲自大的人，告诫人要谦卑。而孝敬父母、敬爱兄弟的人必能谦卑。故爱天主上帝并爱人如己的人，必然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因此，仁是孝悌的根本。古人云：‘仁者爱人，亲亲为大。’因此，爱天主上帝和爱人如己，必从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开始。因此，孝悌是行仁的根本。

　　第三章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子说：“以动听的花言巧语和外饰谦卑和善的面容讨好人，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人很少有仁德。”
　　朱熹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圣人辞不迫切，专言鲜，则绝无可知，学者所当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
　　我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祂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作是从恶里出来的）”（太5:33~37）
　　《圣经》说“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箴20:6）
　　张国堂说：“自己决不可巧言令色，也要警惕巧言令色的人。不可轻信满口仁义道德的人，不可亲近常唱道德高调的人，要远离自我标榜的利他主义者。”
　　 张国堂说：“毛泽东就是一个巧言令色的人。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什么‘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等等；毛泽东的画像看起来也很和善。这都是巧言令色。毛泽东就是一个残暴寡仁的人。他胡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导致数千万人俄死。而且拒不认错，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对他略有批评的刘少奇等人往死里整。”

　　第四章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说：“我每天以三件事自我反省：我替人出谋划策有不尽心的吗？和朋友交往而不诚信吗？老师传授的学业，没有温习熟练吗？”
　　徐志刚先生注：“曾（zeng增）子：姓曾，名参（shen身），字子舆。鲁国南武城（在今山东省枣庄市附近）人。孔子的弟子。比孔子小四十六岁，生于公元前505年，卒于公元前435年。其弟子也尊称曾参为‘子’。”
　　朱熹曰：“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则又以忠信为传习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
　　张国堂说：“不说谎话，作出的承诺，即使自己吃亏，也不更改，而要兑现。这是诚信的基本要求。天主上帝憎恶说谎话的人。谎话是人故意说的假话。假话是对事实的虚假陈述。”
　　所罗门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祂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布散分争的人”（箴6:16~19）
　　张国堂说：“我们基督徒在祷告时，也要以曾子所说的三件事在天主上帝面前反省。”

　　第五章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说：“在国家或地方为官管理人民，谨慎严肃认真地处理政事，而且要取信于民，节约财政开支，又爱护部下和人民。只在农闲时役使人民。”
　　《诗》云：“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
　 《诗经》说：“上帝郑重告文王：不要放纵太好强，不要贪心去争功，欲立威望平诉讼。”
　　《诗》云：“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
　　《诗经》说：“上帝郑重告文王：我思向民宣明德，对人从不厉声色，不赖棍棒与鞭刑。不知之事勿轻言，顺从上天的法则。上帝再次告文王：求助友邦要协作，联合友邦结盟约。”
　　子曰：“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
　　孔子说：“为政者实行刑罚的目的在于禁止人民之间的暴力冲突，并禁止可能引起暴力冲突的言行。在选拔人担任官职时，要任人唯贤。这就是公平的政治。”
　　《圣经》说：“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作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義之财的人，派他们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出埃及记18:20~22）
　　张国堂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天主上帝的重大诫命。私有制是天主上帝建立的，不可动摇。胆敢违反这条重大诫命的人以及消灭私有制的人，天主上帝必以重大的灾难严惩他们。”
　　张国堂说：“选票里面出政权，这是天主上帝跟中国人立的新约。”
　　张国堂说：“基督徒以代议制民主的政体形式在国中执掌王权。这是《启示录》的预言（见启5：6~10），从而是天主上帝预定的旨意。必要在世界各国中实现。”
　　张国堂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强盗逻辑。”
　　《圣经》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路3：14）
　　张国堂说：“参与立法的人要秉天主上帝的公義，不可制订偏袒富人的法律，也不可制订偏袒穷人的法律；不可制订恶待富人的法律，也不可制订恶待穷人的法律。更不可收受贿赂制订偏向行贿者的法规。在制订刑法时，要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原则，勿制订恶法虐待官员和民众。　
　　“进行司法审判的官员，在审判诉讼时，必须遵循法律。不可偏袒富人，也不可偏袒穷人；不可看权势者的情面，不可欺压弱者，不可媚众，不可惧怕众怒，只依法律。不可因人情枉法，更不可收受贿赂以害无辜。
　　“这都是天主上帝说的。”
　　张国堂说：“只有三权分立，就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人行使，同时加上新闻自由，才能避免冤假错案，才能平等地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圣经》说：“（亚萨的诗。）　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说，你们审判不秉公義，徇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细拉）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義。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仆倒，像王子中的一位。神阿，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诗82:1~8）
　　张国堂说：“天主上帝禁止富人欺压穷人，也禁止穷人结成团伙欺压富人。凡违反天主上帝禁令的，天主上帝必追讨他的罪。凡秉天主上帝的禁令而行的，必蒙天主上帝赐福。”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最后，不義的政治可以由许多人行施，这就叫做民主政治：当平民利用他们人数上的优势来压迫富人时，这种政治就是暴民统治。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下等社会变成一种暴君”（《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46页）
　　张国堂说：“取信于民，就是获得人民的信任，勿失信于民。主要办法是：自己虔诚信道，并教导民众信道。遵守国家的法律，慎重发令，令出必行，勿朝令夕改
　　“当天下无道时，道不得行，而异端邪说风行于世，信道者反不得官位，而且还要受逼迫、羞辱和迫害，甚至有杀头的危险。志士仁人仍然要信道，不得屈服。或沉默作隐者以避世，或大声疾呼作烈士。信道者总要不失时机地传道。
　　“天下无道，是天主上帝发怒。祂发怒是因为世人的罪恶。同时，祂要试验信道者的信心，凡坚持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而那些信奉异端邪说的恶人，必要败亡。到世界受审判的日子，他们还要下地狱。那里是烧着硫磺的火湖。因为天主上帝不常常发怒，祂的怒气只是片时，而祂的慈爱却是永远。一旦天主上帝的愤怒平息了，天下就归于有道了。这时，天下就是信道者的天下。”
　　大卫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義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義，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忿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惟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察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恶人设谋害義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一个義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義人。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他们在急难的时候，不至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或作‘像草地的华美’），他们要消灭，要如烟消灭。恶人借贷而不偿还。義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義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仆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或作搀扶他的手）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義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民。他们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義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義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恶人窥探義人，想要杀他。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你要细察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恶人终必剪除。但義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作他们的营寨。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诗37:1~40）

　　第六章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说：“年轻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在外敬爱兄长，言行谨慎而信实，博爱众人而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做了之后，如有闲暇时间，就学习文化。”
　　张国堂说：“怎么做才是言行谨慎呢？首先就是要遵循天主上帝的诫命。”
　　天主上帝藉摩西告诫人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　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　神是忌邪的　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　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　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这就是天主上帝的十诫。（出20:1~17）
　　天主上帝还藉摩西告诫人民说：“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出22:21~24）
　　“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出22:25）
　　“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出22:28）
　　“不可随伙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连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出23:1~3）
　　“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驮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驮。（出23:4~5）
　　“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義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義。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義人的话。”（出23:6~8）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各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19:2~4）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话的意思是：你们不可吝啬，要施舍财物给穷人）（利19:9~10）
　　“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利19:11~12）
　　“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利19:13~14）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義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原文作流他的血）。我是耶和华。（利19:15~16）
　　“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利19:17~18）
　　“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也不可观兆。（利19:26）
　　“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利19:29）
　　“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19:31）
　　“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利19:32）
　　“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19:33~34）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義，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法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19:35~36）
　　大卫说：“（大卫的诗。）耶和华阿，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作事公義，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谗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伙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诗15:1~5）
　　所罗门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人未曾加害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祂所亲密。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与義人的居所。祂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箴3:27~35）
　　所罗门说：“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祂，祂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或作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聪明）高举智慧，祂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祂就使你尊荣。祂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箴4:4~9）
　　张国堂说：“能尊敬兄长的人，一般是不骄傲的谦卑人。天主上帝憎恶骄傲的人，而喜爱谦卑的人。孝悌，就是要求人不要骄傲而要谦卑。”
　　所罗门说：“说出真话的，显明公義。作假见证的，显出诡诈。。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又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祂所喜悦。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箴12:17~24）
　　张国堂说：“什么样的人是有仁德的人呢？就是敬畏天主上帝，并遵循祂旨意的人。在孔子之前，就是信奉尧、舜、禹、汤、文、武等先王的人。在孔孟之后的古代，就是虔诚信奉孔孟之道的人。在今天，虔诚的基督徒就是有仁德的人。”
　
第七章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说：“尊重有贤德的人，轻视美丽的女色而远离淫妇；事奉父母，能尽心尽力；报效国家，能有献身精神；与朋友交往，说话诚实并讲信用。做到这些的人即使他未曾学过圣人之道，我也认为他已经学过了。”
　　徐志刚先生注：“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的弟子。比孔子小四十四岁，生于公元前507年，卒年不详。”
　　朱熹曰：“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诚也。致，犹委也。委致其身，谓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伦之大者，而行之必尽其诚，学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质之美，必其务学之至。虽或以为未尝为学，我必谓之已学也。”游氏曰：“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能是四者，则于人伦厚矣。学之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学名，而其言如此，则古人之所谓学者可知矣。故学而一篇，大抵皆在于务本。”吴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辞气之间，抑扬太过，其流之弊，将或至于废学。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后为无弊也。”
　　张国堂说：“报效国家，主要是要行为正直，作事公義，心里说实话，不贪不義之财。遵守国家的法律，服从上级的命令，忠于自己的职责。等等”
　　美国历史上的总统约翰·甘乃迪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圣经》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天主上帝同行。”（弥6：8）
　　所罗门叫人远离淫妇，他说：“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词。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茵陈，快如两刃的刀。她的脚，下入死地。她脚步，踏住阴间。以致她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她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
　　“众子阿，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离她远，不可就近她的房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终久你皮肉和身体消毁，你就悲叹，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也不听从我师傅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我在圣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涨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惟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祂也修平人一切的路。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箴5:1~23）

　　第八章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孔子说：“君子不自尊自重，就没有威严，志向也不会坚定，信仰也不会坚固。品德修养以忠诚信道为主，不结交不如自己的人作良师益友。犯了错误，要勇于承认并改正。”
　　朱熹曰：“重，厚重。威，威严。固，坚固也。轻乎外者，必不能坚乎内，故不厚重则无威严，而所学亦不坚固也。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故学者必以是为主焉。友所以辅仁，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自治不勇，则恶日长，故有过则当速改，不可畏难而苟安也。”
　　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诚则无物，且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者，人心也。若无忠信，岂复有物乎？”又曰：“学问之道无他也，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
　　游氏说：“君子之道，以威重为质，而学以成之。学之道，必以忠信为主，而以胜己者辅之。然或吝于改过，则终无以入德，而贤者亦未必乐告以善道，故以‘过勿惮改’终焉。”
　　所罗门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箴18:24）又说：“往来传舌的，泄漏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箴20:19）又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箴22:24~25）又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又说：“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覆无常的人结交。因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而起。耶和华与君王所施行的毁灭，谁能知道呢？”（箴13:20~22）又说：“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箴23:20~21）

　　第九章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曾子说：“慎重地办理丧事，虔诚地追祭祖先。人民的道德就会归复忠厚老实。”
　　朱熹曰：“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为，则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则其德亦归于厚也。”
　　使徒信经（教会自使徒时代流传下来的基本信仰，于二世纪形成信经，于六、七世纪定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尼西亚信经（公元325年在教会得尼西亚会议上编订，公元381年修订。）：“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的主；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之前为父所生，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一体，万物都是藉着祂受造的；主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由圣灵感孕童贞女马利亚，取了肉身，并成为人；在本丢·彼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十字架；被害，埋葬，照圣经所说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在荣耀中再临，审判活人、死人，祂的国永无穷尽。
　　“我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从父、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享尊荣；曾藉先知传谕。我信使徒所立惟一圣而公的教会。我承认为赦罪设立的洗礼。我盼望死人复活，并来世的生命。阿门。”
　　张国堂说：“人信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时常仰望我主耶稣基督，时常祷告，时常读《圣经》，接受教会的洗礼，时常加入教会的聚会，并虔诚地吃圣餐，就能得圣灵，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就能从信心生盼望，由信心和盼望生爱心。就能成为诚实、勇敢、仁爱和智慧的人。就能内圣外王、天人合一。圣灵就能在人的德性上生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

　　第十章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禽询问子贡说：“我们老师每到一个诸侯国，一定会了解那一国的政事，是他主动询问别人而得知的呢，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说：“我们老师有温和、善良、恭敬、节制、谦让的美德。这种美德必表现在他的面容、体态、举止、言谈上。同时也必在社会上产生名望。这些诸侯国的国君和大多数官员都有向善好德的良心。他们听到了我们老师的名声，看见了他的德容，就很敬佩信服他。于是就以自己的政事询问他，从而就把自己的政事告诉他。这样，我们老师就了解了这些国家的政事。老师求得的方法，大概与别人求得的方法不相同吧？”
　　徐志刚先生注：“子禽：姓陈，名亢（kang抗），字子禽。一说，即原亢。陈国人。孔子的弟子（一说，不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卫国人。孔子的弟子。比孔子小三十一岁，生于公元前520年，卒年不详。”

第十一章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孔子说：“一个人的父亲在时，他作为儿子不能当家作主，但他的兴趣爱好和志向是可以知道的。要知道他的为人，就观察他的兴趣爱好和志向。他的父亲死后，他就能当家作主了。这时，要知道他的善恶，就要观察他如何行事。如果三年能不改变他父亲所坚持的准则，就可以说是孝了。”
　　朱熹曰：“父在，子不得自专，而志则可知。父没，然后其行可见。故观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恶，然又必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乃见其孝，不然，则所行虽善，亦不得为孝矣。”
　　尹氏曰：“如其道，虽终身无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则三年无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
　　游氏曰：“三年无改，亦谓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张国堂说：“吃喝嫖赌是败家的行为。一个人的父亲在世时，他就溺于宴乐、嫖娼和赌博，这样的人肯定没有出息。想通过赌博赢别人的钱，这是贪爱不義之财，这是天主上帝所憎恶的。”

　　第十二章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说：“礼法在体制上虽然很严，然而也是出于天理，故其在运用中，必从容不迫而和谐，这才可贵。先王治理国家的道理，以此为美。在制订办理大小事情的礼法条文时，无不依照‘礼之用，和为贵’的原则。在实际事务中，仅以‘礼之用，和为贵’的原则办事，这也不行：只知‘礼之用，和为贵’而一味强调和，不以已制订的礼法条文规定来节制和约束，这是不可行的（这就是说，官员在办理政务时，当照章办事）。”
　　朱熹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先王之道，此其所以为美，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复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不复以礼节之，则亦非复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荡忘反，而亦不可行也。”
　　程子曰：“礼胜则离，故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以斯为美，而小大由之。乐胜则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
　　范氏曰：“凡礼之体主于敬，而其用则以和为贵。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谓达礼乐之本矣。”
　　朱熹曰：“愚谓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礼之全体也。毫厘有差，则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张国堂说：“有人的性（仁、義、礼、智）之一的礼，有用以治国的礼。用以治国的礼源于人的性的礼。用以治国的礼可称为礼制。
　　“人的性的礼，是人的谦让谦卑之心，是人爱好秩序的心，是人对天主上帝的尊崇敬拜之心，也是对尊者长者的恭敬之心。礼要求人按天主上帝或祂所立的掌权者的诫命、制度、典章和律例安守自己的本分，尽自己的本分。
　　“礼制分狭义的礼制和广义的礼制。狭义的礼制是婚、丧、祭天、祭祖、接待外宾等的礼节仪式。广义的礼制包括狭义的礼制，还包括法律、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策规定等，是规范社会秩序的标准。广义的礼制可称为礼法，狭义的礼制可称为礼节。这里有子所说的礼就是礼法。
　　“礼法又有天礼法、自然礼法、人订礼法之分。天礼法是天主上帝的诫命、制度、典章、律例等。在基督教称之为律法。自然礼法是人理想的礼法，内容包括政治学说和自然法理论。人订礼法是统治者依据自己对天礼法、自然礼法的认识来制订的礼制条文规定。”
　　亚里士多德说：“城邦以正義为原则。由正義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義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政治学》第9页）。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正義的目的在于调整人们彼此的关系”（《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39页）。
　　我主耶稣基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太5：9）。
　　张国堂说：“礼的作用在于维持和促进官员与官员之间、平民与平民之间、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和睦。政治的目的就在于维护社会的和平和统一。私有制是社会和平的基础，因此，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私人财产。在制定礼制条文时，要以维护人与人的和睦为宗旨。在执行礼制条文时，不能为和而和，而要受礼制条文的节制。”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任何统治者都应当以谋求他所治理的区域的幸福为目的；正如舵手的任务是驾驶船只穿过惊波骇浪以达于安全的港口一样。但是，一个社会的幸福和繁荣在于保全它的团结一致；或者说得更简单些，在于和平。因为如果没有和平，社会生活就会失去它的一切好处；并且由于纷扰，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所以，任何社会的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和平的团结一致”（《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48页）。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事实上，当一个暴君在受他支配的臣民中间制造倾轧和纷争，以便更容易地统治他们的时候，他本人就犯了远为严重的叛乱的罪行”（《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36页）。
　　张国堂说：“人们结成社会在一起生活，难免会出现纷争。人们建立政府的目的就在于仲裁和协调人们之间的纷争，避免人们之间的纷争发展成暴力冲突。政府出现之后，又发生了由谁主政的纷争。像尧禅让舜、舜禅让禹的事是极少有的。由谁主政的纷争往往演化为党争，并导致暴力冲突。如刘邦与项羽的楚汉战争，唐代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的玄武门政变。等等。中国历史上为争夺中央政权的内战，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为害之烈，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极为巨大。为了避免由谁主政的纷争演化为内战，必须由民众来仲裁由谁主政的纷争，这就要建立‘选票里面出政权’的大选制度。废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逻辑。同时实行三权分立，建立议会制度等以协调由谁主政的纷争。
　　“为了使民众能正确地仲裁由谁主政的纷争，必须以儒家学说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教育民众。民众必须认耶稣基督为主，然后才有民主。
　　“人民之间的纷争由政府仲裁，由谁主政的纷争由人民仲裁。这是完美的政体形式。”

　　第十三章
　　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有子说：“约信要符合事宜和道義，这样的诺言可以兑现；恭敬要符合礼节，就能避免耻辱；在选择所依靠的人时，不失去他可亲近的人。能做到这些的人，就可以为领导人了。”
　　所罗门说：“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箴6:1~5）又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你若没有什么偿还，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箴22:26~27）
　　张国堂说：“人不可受自己的虚荣心的支配。”

第十四章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孔子说：“君子不以安逸舒适、吃喝玩乐为人生得目标，用心做事，谨慎小心地说话，拜有道德的人为师，读圣贤书以明理，端正自己的是非观念。这就可以说是好学了。”
　　我主耶稣基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4：4）
　　张国堂说：“没有根据、没有把握的话不说，不恶语伤人，不泄露人的密事，说话注意他人的心情、注意场合和时机。这就是谨慎小心地说话了”
　　张国堂说：“我主张言论自由，但我主耶稣基督不主张言论自由，祂在末日审判时，要按人的言论定人为義，或定人为罪。祂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義，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太12:36~37）。所以,君子说话要谨慎小心。”
　　张国堂说：“是非观念，是一整套评价人事是非的标准。”
　　大卫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義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義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诗1:1~6）
　　张国堂说：“基督徒当以天主上帝的话作为自己的是非观念。”

　　第十五章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说：“贫穷而不卑屈，富裕而不骄肆，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但还不如贫穷仍快乐，富裕而好礼。”子贡说：“《诗经》说：‘加工象牙，先用刀雕刻成型，再磋磨抛光，使之成为精美的象牙工艺品；加工和田玉，先琢制成型，再磨制抛光，使之成为精美的玉器。君子的品德修养，也要这样，先达到起码的要求，再进修到完善。’是这个道理吗？”孔子说：“子贡啊，我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告诉你个别的道理，你就能推广到普遍的道理。”
　　朱熹曰：“愚按：此章问答，其浅深高下，固不待辨说而明矣。然不切则磋无所施，不琢则磨无所措。故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亦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

　　第十六章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就怕不了解别人。”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则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为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