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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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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2010 2:46:00 AM [科技-IT]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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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现代的喧嚣,回归古代的经典

张国堂
2009年9月25日
  我曾经问过一个参加工作多年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是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有用,还是高等数学的微积分有用?”他回答说:“是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有用。”我完全同意他的回答。
  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算术是谁发现的?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我不知道。我也相信没有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只知道算术是很古老很古老的知识。在政治学、道德伦理学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忽视古代的经典呢?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最重要、最有用、最初等、最简单的知识必由古人发现,上帝也把最重要、最有用、最初等、最简单的真理启示给古人。高等的学问必须以初等的知识为基础,复杂的知识必须以简单的知识为基础。因此,现代的知识必须以古代的知识为基础。做学问一定要循序渐进。我希望年轻人要先读古代的经典,不要读近现代人的文章和书籍。
  中国的政治学、道德伦理学的教育必须改革,主要是教学内容必须改变。
  语文、英语和德育的教学要以讲授中西方正统的古代经典为主。
  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的语文课要教学《三字经》、《增广贤文》、《千字文》和《百家姓》。
  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课要教学《论语》,课本(教材,下同)可暂用徐志刚先生的《论语通译》。我希望徐志刚先生要读了我的《基督徒读〈论语〉——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之后,对《论语通译》进行修订。
  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要教学《大学》和《中庸》。课本可以暂用梁海明先生译注的《大学、中庸》。
  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要教学《孟子》。课本可以暂用杨伯峻、杨逢彬先生译注的《孟子》。希望杨伯峻、杨逢彬先生读了我的文集之后,对该书进行修订。
  老师在讲授《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时,要参考朱熹的《四书集注》。
  要重视历史课的教学,要读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必通读,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老师的要求选读。
  小学一年级就要开始学英语。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英语课要教学《圣经》,以中英文《圣经》作为英语课的课本。小学毕业时,要把中英文《圣经》学完。
  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课要教学我张国堂的文集。
  初中和高中的英语课要教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阿奎那的政治著作选》。中学生的数学、物理和化学要以中英文相结合进行教学。
  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行政学、新闻学、哲学等类大学专业的大学生的英语课要教学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卡尔·桑德堡的《林肯传》和林肯的《林肯选集》。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都没有认真读上述经典。现在网络上和杂志上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垃圾,都是废物。在不久的将来,那些新左派以及自由主义者等等的文章,都必将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无处可寻。
  蒋庆、陈明、余樟法等新儒家心胸狭隘、学风浮躁、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什么生命儒学、政治儒学、公民宗教、良知大法等等文章、书籍都是垃圾,都是离经叛道的异端。今天的中国人必须明白:儒学是真理,但儒学并没有穷尽真理。儒学对中国历史上频繁的大规模的内战束手无策,这难道不是儒学的局限吗?儒学就如中国古代的算术一样没有错误。但仅靠中国古代的算术能制造高楼大夏吗?能制造飞机、电视机等等吗?因此,排斥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是根本错误的。
  徐友渔、刘军宁、秦晖、朱学勤等所谓著名的学者都是垃圾,都是无用的废物。他们的学问没有以古代真理为根基。他们的学术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他们的学说是空中楼阁,就像空中的云。他们这些名人不过就是流星。流星在空中一晃而过,就无影无踪了。
  谢韬、李慎之、万里等等老列宁主义者的文章以及炎黄春秋网站上所有作者的文章都根本不值得一提。读他们的文章都是耽误自己的宝贵时间和精力。
  张宏良、汪晖、以及乌有之乡网站上的所有作家都鼓吹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他们唯恐中国不乱。希望年轻学子们要远离他们。
  韩寒的东西也不值得智者关注。在任何时候,聪明智慧的人总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人都是愚昧的人。我主耶稣基督被世人钉死,孔子在其生前也如“丧家之狗”。因此,真正伟大的导师都是先被极少数智慧的人接受,再由这极少数智慧人传播并逐渐扩大其影响。凡是迅速被众人推崇的思想家或宗教家都是异端、假先知。他们必将如糠秕被风吹散。只有张国堂学说才是永恒的太阳。
  年轻学子也不要读杨恒军、李悔之、于建嵘、沙叶新、顾晓军等人的时事评论。因为世事如云。他们的时事评论的文章必将随着时过境迁而成为无用的废物。年轻学子如果对政治有兴趣就要立志当官,只有当官才能更好地为国效劳,为民造福。像杨恒军等辈的说三道四对国家和民众的意义不大。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中,今天的大陆中国人所推崇的名人中没有学者,更没有思想家。像康有为、梁启超都离经叛道。他们的书不要读,他们的话不要听。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辈都是宣传假恶暴的叛乱文化的乱臣贼子。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只有倪柝声、王道明等基督教传道人最伟大。还有蒋介石也很伟大。其他人都不值得一提。胡适虽然很有名,不过也是废物。不敬天法祖的中国人,不敬畏上帝耶和华的外国思想家,如果不是邪恶,那一定就是废物。列宁、斯大林等同党是邪恶,胡适等都是废物。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也都是废物。张宏良等人是邪恶。
  我一再告诫当今的中国人,不要作思想家,而要作学者。古今中外、古往今来有几个人是成功的思想家?要记住孔子的教导:“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己。”我告诫当今的中国年轻人:不可读卢梭、黑格尔、费尔巴哈、伏尔泰、罗素、马克思等人的著作。我没有推荐的书籍,也不要读。人一生很短暂,多读书是无益的。
  我希望年轻学子要认真读我的文章。我引导学子读经典,结合中国的形势读经典。我是数学本科的毕业生。我在学数学时,养成了扎实、严谨的学习习惯。我初中的数学老师告诉我:“一定要把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搞清楚,弄明白。对每一个定义、定理、公式都要认真研究、认真体会。还要学会逻辑推导的方式。要能够熟练运用各个原理、公式,要认真做练习题。”我一直牢记我老师的教导。
  在读经典时,要力求把每一句话的意思都理解清楚,悟明白。要结合历史和现实中的人和事来理解孔子、孟子的言语和《圣经》等书中的话语。要灵活运用经典著作中的话语来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要在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的原理、原则的指导下观察中国目前的现实,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当今中国人的政治思维混乱、人心浮躁。有智慧的人要安静读我张国堂的文章和我所推荐的书籍。千万不可赶时髦。只有独一无二的人,才有可能登上文化和思想的最高峰。在孔子的时代,只有孔子一人是伟大的思想家。在孟子的时代,也只有孟子一人是伟大的思想家。在整个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屈指可数的人是伟大的思想家。因此,在当代中国,绝对不可能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伟大思想家。因此,除了我张国堂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伟大的思想家。
  在当今中国,凡是不拜我张国堂为师的学人,都必将被淘汰!
  我凭爱心劝告年轻学子要关闭自己的博客,也不要在论坛上发表文章。不要为喧嚣的网络增加自己的噪声。我呼吁年轻学子要远离现代的喧嚣,回归古代的经典。要安心读书,要打好自己的学术基础,然后再写文章。
  我大量的文章发表在海外的论坛上,有许多文章不能在国内发表。不能浏览海外网站的人,如果想读我的全部文章,请把你的电子邮箱的地址告诉我。我的QQ号:37200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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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010 5:50:00 AM [科技-IT]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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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学的总体评价

张国堂
2003年4月29日

  古今中外只有一个神,那就是圣父耶和华、圣子耶稣基督、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是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造物主,也是掌管天地万物和人类的的主宰,是慈爱、公義、全能、全知、信实的大君王。中国天主教称之为天主,中国基督教称之为上帝(或神),我们称之为天主上帝,简称天帝。孔子不知其名,故称之为天。天主上帝至高、至大、至上,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天也是至高、至大、至上的,故称天主上帝为天。
  天主上帝不偏待人,祂爱西方古人,也爱中国古人。祂爱中国古人,就要管教中国古人,祂用孔子孟子等仆人管教中国古人。孔子等是天主上帝派遣到中国古代的先知,他就是中国的摩西。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后裔。周灭殷后,周成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宋,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一带)。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继位。微仲即孔子的先祖。微仲的四世孙弗父何,也就是孔子的十一世祖,本该继位为宋公,却让位给了弟弟。从此,弗父何的后裔不再继承王位,而被封卿,世代承袭,其采邑为栗(今河南夏邑)。自弗父何后五代传至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从此,他的后世子孙开始以孔为姓。这便是孔姓的起源。孔父嘉传三世至孔防叔,孔防叔是孔子的曾祖,为避宋国内乱,迁到鲁国定居。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有名的武士,曾任鄹邑大夫,故又称“鄹叔纥”。叔梁纥先娶施氏,生九女而无子。其妾生有一子名孟皮,但因有足疾,亦不宜继嗣。叔纥遂于晚年再娶年轻女子颜征在,于公元前551年,生孔子。因颜氏曾去尼丘(一名尼山,在曲阜东南)向天祈祷,然后才怀孕,所以,父母给孔子起名为丘,字仲尼。孔子约三岁时,叔梁纥病故,颜氏带他离开鄹邑,到国都曲阜的阙里居住,当时家境相当贫苦。
  孔子自幼聪慧好学,童年时游戏,就常摆各种祭器,仿效大人们祭祀时的礼仪动作。十一岁时,曾跟鲁太师学习周礼。到二十岁时,已掌握了很多文化知识,有“博学好礼”的美誉。二十岁左右,颜氏去世。这一时期孔子做过“相礼”,从事“儒”这一职业。“儒”本是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社会职业。从事这一职业的人,都有一定文化礼乐知识,专为贵族人家“相礼”,主持婚丧祭祀。后又做过“委吏”(仓库管理员)、“乘田”(管理牧场牛羊),还做过贵族季氏家的史官。因为孔子曾做过“儒”,后来又成为著名学者,所以,由他创立的学派便称为“儒家”。
  公元前517年,孔子三十五岁,鲁国发生内乱,他去齐国做了贵族高昭子的家臣。经高推荐,齐景公曾向孔子咨询过治国的道理。几年后,齐国大夫中有人想害孔子,他遂离齐返鲁。当时的鲁国,贵族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政治紊乱。孔子不愿任官职,便居家专心研究、整理《诗》、《书》、《礼》《乐》、《易》等文化典籍。同时开坛设教,广收弟子,努力兴办教育事业。
  孔子五十一岁时,被鲁定公任为中都(邑名,在今山东汶上西)宰,掌管一地的行政事务,颇有政绩。一年后任司空,主管建筑工程。又升任大司寇,主管司法两年。五十六岁时,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务。孔子执政时,将扰乱政事的大夫少正卯杀掉,以严肃法纪,整顿社会秩序,使百姓各守礼法,路不拾遗,四方来客都得到照顾。孔子虽代理宰相才三个月,就把鲁国治理得有声有色。齐国见孔子主政,担心鲁国强盛了会对齐国造成威胁,便设法加以破坏。于是挑选女乐80人,良马120匹,华车30辆,送给鲁君。鲁国国君接受了齐国的馈赠,沉湎于女乐,一连三天不上朝问政。孔子对鲁君大失所望,在公元前497年五十五岁时,离开鲁国,开始了他的“周游列国之行”。这次出行,孔子先后到过卫、曹、宋、陈、蔡、楚等国。共历十四年而终不见用,于公元前484年六十八岁时返回鲁国。
  晚年回乡的孔子,一面继续整理文化典籍,专心编修鲁国的史书《春秋》,一面大规模开展教育事业,相传收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精通六艺的著名弟子有七十二人。
  公元前479年,孔子七十三岁时,大病七天而卒。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做出了不朽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他列为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一。由此可见他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他在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以及观察他当时的社会和人的过程中发现了真理——道,以形成创建了儒家学说。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之《论语》一书。《论语》是孔子一生主要的言行录。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在辛亥革命前,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主导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灵魂和生命。
  中国的历史是天主上帝所行的,中国人是天主上帝所造的。从留心研究天主上帝所行的和祂手所造的来认识天主上帝,是认识天主上帝的正确途径之一。孔子留心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人,他认识天主上帝的途径是正确的。他所说的天就是天主上帝,他所说的道,朱熹所说的理,就是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道。
  今天,人认识道——圣子耶稣基督的正确途径只有两条:其一是从《圣经》认识圣子耶稣基督,其二是从留心研究人类的历史和人以及自然界。这两条途径是缺一不可的。因为天主上帝并没有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规律都写入《圣经》。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规律就是道,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圣经》告诫说:“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祂手所作的,祂就必毁坏他们,不建造他们”(诗28:5)。这就是说:基督徒也要从留心研究人类历史和人及自然界的过程中认识天主上帝。
  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规律是道,客观规律是道。圣父耶和华藉着客观规律——道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也藉着客观规律——道掌管和主宰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圣灵临到童女马利亚的身上,圣父耶和华的能力荫庇她,她从圣灵怀孕所生的婴孩,就是道成肉身(道成为人)的圣子耶稣基督。这是一大奥妙。
  儒家学说是孔子等圣人在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过程中发现的。历史证明,儒学符合中国人的本性和思维习惯。而人的本性是不变的,今人的本性和古人的本性是相同的。因此,儒家学说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使徒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19、20)。孟子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万章上》)。孔子和孟子等都是藉着天主上帝所行的和所造之物来认识祂的永能和神性。
  当然,孔子对道——圣子耶稣基督的认识也是不全面的。他不知圣子为拯救世人而道成肉身(或说:“道成为人”),也不知耶稣的死和复活,等等。也不知道天堂、地狱,等等。虽然如此,但儒学能指导我们的世俗生活,因此也是重要的,不可轻视。
  基督教神学不是人研究神而认识神,而是神向人显现和神启示人。而先知和耶稣基督的使徒只是见证神的显现和神的启示。而《圣经》记载的就是先知和使徒们的见证。由于天主上帝没有向中国古人显现,也没有直接启示中国古人。因此,孔子对天主上帝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对道的认识也不全面。很多问题,他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后辈学者如朱熹之辈为知其所以然而发展了所谓的“心性之学”。心性之学搞得玄而又玄,更不知其所以然。要知其所以然,必须全面认识天主上帝。因为天主上帝是一切知识的总源头,是一切事物的总原因。而天主上帝如果不向人显现自己,不直接启示人,人就不可能全面认识天主上帝。因此,儒学自孟子之后,便没有大发展,而且还误入歧途。因为逐渐远离上帝。
  宋明学者认为“性即理,理即天”。也有人认为“心即理,理即天”。说“理即天”是正确的。说“性即理”或“心即理”,也可以。因为理就是道,道就是神,就是圣子耶稣基督,也就是天。《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1:1)。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人虽然是神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比所有被造物都尊贵,但人毕竟是被造者。被造者怎么能取代造物主呢?人虽然具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研究人有助于认识神,但具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人毕竟不是神的本体。人的心或人的性就不等同于理,也不等同于道。因此,不可说“天即理,理即心”,也不可说“天即理,理即性”,因为人的心或人的性不等同于理。我们必须知道:理比人的心或人的性大,道更比人的心或人的性大,天当然就比人的心或人的性大。
  使徒保罗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義,乃是行律法的称義。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罗2:13-15)。天主上帝爱中国人,就把律法写在中国人的心上,把律法的功用刻在中国人的心里。这就是“天命之谓性”。孔子、孟子等就是从人的“心和性”来认识天主上帝的律法,因此,儒家学说就是天主上帝赐给中国人的律法,是天主上帝同中国人立的旧约。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礼、智,非由外铄(意思是:授、给)我者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11·6)。由此可见,天主上帝把祂的律法写在中国人的心上,而孟子知道从人心和人性来求天主上帝之道。
  宋儒学者朱熹等从人心和人性来认识道是正确的。因为天主上帝没有直接向中国人显现。在天主上帝没有向人显现时,人不得不从人心和人性来认识道,。但人心和人性不等于道,仅从人心和人性来认识道,就不能全面地认识道。人不接受《圣经》地启示,就不能全面地认识道。同时,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不能完全认识受造的人心人性。因此,人必须信《圣经》,因为这是从天主上帝来的启示。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在《论语通译》的《导读》中说:“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的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不容否认的都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徐志刚先生说:“当然,孔子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在政治思想上倾向保守,在礼乐制度上主张复古,轻视妇女,轻视劳动等,这些在《论语》中也有体现,需要我们在阅读时注意鉴别。匡亚明先生说得好:‘孔子思想中既有消极因素,也有积极因素,这两种不同因素导致了两种不同后果,前者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后者则形成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特点。这种矛盾现象是孔子思想内在二重性(矛盾性)的毫不奇怪的必然产物。’”以上这些对孔子的评价都是错误的。孔子对等级、秩序的强调并不过分。孔子没有轻视妇女,也没有轻视劳动。孔子对妇女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是完全正确的,也为中国古代妇女所赞同。孔子对劳动的态度也是正确的,也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所赞同。
  孔子的学说同中国古代的算术一样并无错误。但在现代社会,仅靠中国古代算术行吗?如果不向西方学习代数理论、几何理论和微积分理论等,能发展现代工业吗?现代社会远比古代社会复杂,在今天,仅靠儒学是远远不够的。儒学对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内战束手无策,这也表明了儒学的局限。
  孔子的儒学有四个空白:
  一:恩典的空白。儒家学说是律法,不是恩典。因为以色列人的律法是从摩西来的,中国古人的律法却是从孔子来的。而恩典却是从我主耶稣基督来的。对照儒家学说,人可以知自己的过与不及,而过犹不及都是罪。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赎人的罪,使人的罪得赦免。只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才能使人脱离罪的律,使人去恶向善。人只有认耶稣基督为救主,并打开心门,让圣父、圣子、圣灵进入自己的心中作主作王,人才能走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的道路。
  《大学》开明宗義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儒家还提出走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的道路,这都是正确的。但中国古人又说:“知易行难”。而孔子之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也证明,儒家学说确实知易行难。基督教传入中国,就是要解决知易行难的问题。这就是成全儒家学说。
  中国人皈依我主耶稣基督后,圣灵运行在中国人的心中,就能使中国人内圣外王、天人合一。人里面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就在外面活出 神的形象和样式,这就是内圣外王。我主耶稣基督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约14:20)。我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这就是天人合一了。因此,信我主耶稣基督,就能天人合一。
  基督教传入中国,预示着中国进入恩典时代。
  二:未研究政体,而把君主政体当作当然的前提。关于政体的学说,是儒学的空白。从而不知优化政体。不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由于孔子只见过君主政体这一种政体形式,从未见过其他政体形式,而亚里士多德有君主政体、民主政体、贵族政体等多种政体的见闻。因此,亚里士多德有足够的资料进行政体方面的研究,而孔子无法对政体开展研究。儒学的道理是教人如何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为政治国、为官理民,是关于人性人心的学说。因此,儒学是微观政治学,而发源于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的学说是宏观政治学。
  三:孔子未知人的生死,不知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因此,儒学的教化功能有限。当然,这不是人所能知道的。只有靠天主上帝的启示,人才能知道。关于人得救,得永生的道理,就是儒学的空白。
  四:儒学没有形式逻辑的理论,仅靠“举一反三”的类比推理来认识事物。因此,儒学的认识功能有限。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力学等都被基督的教会所吸收,并由基督徒们学习、研究和发展。于是就发展出近现代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科学技术。同时也发展出近现代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理论。
  中国古代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不是由于孔子的儒学中有什么错误,或者有什么消极因素,而是由于中国没有受到耶稣基督的光照。中国现在的进步,无一不是由于受惠于耶稣基督的光照。
  虽然儒学有上述四大空白,也就是四大缺陷,但儒学在现代中国的作用是巨大的。就象中国古代的算术在今天仍是不可缺少的一样。我曾经问过一个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是微积分的作用大,还是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作用大?”他的回答是加减法的作用大。我也同意他的说法。凡是最简单、最有用的知识必然由古人所发现。因此,孔子所发现的知识在今天仍然是最有用的知识。
  我主耶稣基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太5:17~19)。因为儒家学说是天主上帝赐给中国古人的律法,而我主耶稣基督不废掉律法。因此,基督教传入中国,并不废除儒家学说,而要成全儒家学说。

  2009年4月11日说明:本文原标题为《基督徒读〈论语〉·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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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2010 2:45:00 AM [新闻时事]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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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顺服经典,不可自是——告鲁西狂徒

鲁西狂徒:
  我说过,从美国《独立宣言》只能得出个人自由权至上的原则,不能得出个人自由至上的原则。个人自由权与个人自由不是一个概念,不可混淆。
  你虽然有个人自由权,也就是有思想自由的权利,但你要善用思想自由的权利。《圣经》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那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林前6:12)你思想的成果,要有益于自己,有益于他人,有益于人类社会。如果你思想出来的东西对任何人都毫无益处,你不就成为一个无用的废人吗?更有甚者,如果你思想出来的东西为害社会,像马克思等人一样,那不就是一个邪恶的罪人吗?
  我劝你要作学者,要作观察家,不要作思想家,更不要作哲学家。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有几人是成功的思想家?可见当思想家是很难的,是很难很难的。人要有自知之明,你想想你能成为思想家吗?
  在政法制度上,我主张思想自由。政府不得剥夺公民的思想自由权,不得限制公民阅读的权利,不得限制公民表达意见的权利。但是,我有权宣布:不信张国堂学说的人必下地狱。我也有权谴责宣传异端的人。我也有权劝导人们不要读异端的书。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是读书人做学问的指导思想,你一定要谨记。
  孔子所说的“学”,包括观察的意思。读书人要学懂弄通经典,同时要观察社会。要在读书和观察中思考。如果不思考,你就弄不明白。“罔”,就是不明白。如果不读经典,也不观察社会,就凭空思想,那就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殆”就是危险。
  读书人读什么书,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攻读异端的书,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当年陈独秀、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读马克思、列宁等人的书,结果害人害己、祸国殃民。因此,你一定只能读我选定的经典著作和我的文章。
  我选定《圣经》、《四书》原文和《皇帝诏约》(即张国堂的文集)、《天国宪法》为最高经典。
  我选定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张国堂传》、各大正宗教会都公认的信经信条、中国古代的《诗经》原文为第二等经典。
  我选定[英]洛克著《政府论》、[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美]林肯著《林肯选集》、[美]卡尔·桑德堡著《林肯传》、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上帝之城》、《三位一体论》、《论自由意志》、《论本性与恩典》、《教义手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反异教徒大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天主教、归正宗、信义宗等各正宗教会各自的信条、中国古代的《礼记》、《周礼》、《春秋》原文为第三等经典著作。中国古代的《诗经》的注译之类的辅助读物也可以作为第三等经典。
  我选定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国各朝代的历史书、《里根回忆录》、《尼克松回忆录》、《罗斯福传》等为第四等经典。中国古代的《易经》、《尚书》、《老子》(或《道德经》)也为第四等经典。中国古代的《礼记》、《周礼》、《春秋》的注译之类的辅助读物,也可为第四等经典。我把《可兰经》也列为第四等经典。
  除了上述经典之外,政治家和大学中的学者教授还要读中外伟大政治家的传记和回忆录。基督教教会推荐的书籍,也要读。行政学、法学、经济学之类的书,也要读。外国人可以把本国的历史书列入第四等经典。其他的书,不要读,多读无益,甚至有害。人生很短暂,光阴有限。佛经或印度教的经典皆不可读。黑格尔、尼采、伏尔泰等哲学家的书都不可读。卢梭、马克思等人的书也不可读。等等
  《圣经》是上帝耶和华的直接或特殊启示,其他经典是上帝耶和华的普通启示。因此,《圣经》是最高的经典。如果其他经典中有与《圣经》相抵触的话语,则要删除或修改这些话语,以保持政教学说在形式逻辑上的一致。如果其他经典之间有相互抵触的话语,则要依据历史经验删除或修改这些话语,以保持逻辑一致。学者必须遵守形式逻辑。
  我的文章,也是最高的经典。我的文章的权威与《圣经》等同。《四书》原文与《圣经》没有逻辑矛盾,因此,也是最高经典。徐志刚的《论语通译》、杨伯峻、杨逢彬注译的《孟子》、梁海明译注的《大学》、《中庸》都可暂定为经典,但也不是最高经典,可以作为第二等经典。
  在上述经典中,如果在形式逻辑上有不一致的话,就是有相互抵触的话语,这就表明必有错误。对不同等级的经典,如有逻辑矛盾,则错的是低等级的经典。如果同等级的经典之中有逻辑矛盾,则要在更高等级的经典的指导下,由读者妥善分辨取舍。但教会对此有最终的裁决权。
  我早期的文章与后期的文章如果有在逻辑上不一致的,则以后期的文章为准。
  选定经典著作是极为重要的。这是未来中国道统的基础。这也是我极为重大的学术成就,也是当今中国学术界最伟大的学术成就。我凭着这一项成就,就足够成为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学者。我还综合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创建张国堂学说。我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学者。
  你可能以为秦晖、刘军宁、王怡、徐友渔、朱学勤等辈都是大学教授,是了不起的学者,我告诉你,以后我的学生中最小的一个,也比他们伟大。因为他们的学术没有根基。他们不过是点着的蜡烛,或者是篝火。他们绝对不可能照亮中国,事实上他们也没有照亮中国。只有我张国堂才能照亮中国。
  张国堂学说是一个宏伟的政教学说的大厦。我定名为皇帝教。皇帝教是新的基督教,也是新的儒教。耶稣基督是这个大厦的基石,摩西、但以理、以赛亚、大卫、所罗门、彼得、约翰、保罗等先知和使徒,奥古斯丁、阿奎那·托马斯、马丁.路德、加尔文等基督徒学者,孔子、孟子、朱熹、程子等中国古代圣贤,亚里士多德、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托克维尔等西方圣贤,刘邦、李世民、华盛顿、林肯等中外伟大政治家,都是这个大厦的墙、栋梁和柱子,而我张国堂则是这个大厦最重要的中梁和中柱,也是房顶。耶稣基督也是这个大厦的门。而上帝耶和华则是这个大厦的设计师和工程师。
  我张国堂是中西方正统的政教学说的集大成者。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因此成为中国古代的圣人。我张国堂是比孔子更加伟大的圣人。
  希望你作我的学生。在政教学说上,你不要独立思想,而要顺服圣贤。你掌握张国堂学说之后,在观察社会,分析政治形势,了解各类人们的需要和心态,制定政纲政策时,你要独立思考。同时也要顺服比自己更有智慧的人。人不可自高,要知己知人,要寻找追随有智慧的人。
  政府的法律必须承认每个人的思想自由权,从而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思想自由权。但每个人都应该慎用思想自由权。在政教学说上,创新是难的,只有极少数蒙上帝所爱,被恩赐聪明睿智、清心纯正的人才能够创新。我教导人们听话,要顺服经典。只有循规蹈矩的人才有可能创新。鼓励人们敢想、敢干、敢说,只能导致人们思想紊乱,从而导致政治的混乱。因此,鼓励人们大胆创新的倡导,都是极端错误的。
  从戊戌变法至今的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政教学说一直在低水平上争吵不休,可以说是毫无建树。这是不明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我们应该知道,继承是发展的基础。没有继承,就绝对没有发展。继承,就是要继承上述经典著作。我们必须明白:最有用、最重要、最简单、最初等的知识必然由古人发现,上帝也把最有用、最重要、最简单、最初等的真理启示给古人。因此,要重视古代的经典。要熟读《圣经》和《四书》,也要精读《阿奎那的政治著作选》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是做学问的起点。也要熟读我的文章,我的文章是高等的政教学说。
  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康有为承担。康有为在他的《伪经考》中否定《论语》,这是离经叛道。康有为的离经叛道导致读书人的思想混乱、政治紊乱。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这个说法表面上似乎正确,但却是极端错误的。如果国人都独立而不肯顺服,中国必然成为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中国又如何独立?《圣经》说:“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仆人。”(箴11:29)顺服比自己更有智慧的人,这对自己和国家都是有益的。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异端。因为卢梭是异端。虽然孙中山是基督徒,但他不重视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重视暴力。孙中山的暴力革命也是祸国殃民。孙中山的理解力也极差。他说美国的民主只有选举,而没有罢免。他不明白选举里面有罢免。选举别人,不是罢免现任者吗?五权宪法更是画蛇添足,还是三权分立好!蒋介石先生纠正了孙中山的许多错误。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只有倪柝声等基督徒是伟大的,尽管他们还不是很出名。在名人中,蒋介石先生也值得一提,其余人都不足观。可惜蒋介石先生的命不好,这是由于上帝耶和华要严惩中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又背叛中国的儒教,因此罪恶极大。上帝耶和华要用中国人民所信任的毛泽东严厉地惩罚中国人民。
  除了上述的西方名著,其余西方名著都不可读。像卢梭、黑格尔、康德等辈,虽然名声很大,但其思想要么是邪恶的异端,要么是无用的垃圾。要警惕哲学思辨,凡哲学思辨出来的东西都不是好东西。也要警惕诗人的浪漫狂想。阿奎那·托马斯的经院哲学的理性思维,却值得重视。要遵循形式逻辑,思维要有条理。要重视人类历史的经验。读书人说话要以经典著作为逻辑前提(这是理论依据),要以事实为根据。君子言必有据。言而无据是可耻的。
  此致
愿你平安

张国堂
2009年1月10日

  2010年3月17日说明:上述经典除了最高经典要求人们通读并熟记之外,其他经典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和兴趣选读。阿拉伯人可以把《可兰经》调整到第二等经典中。

附录:
托克维尔说:经典著作的权威对民主国家是非常重要的
《论美国的民主》摘抄:下卷:第二章 关于民主国家的信仰的主要源泉
  教条性信仰,因时代不同而有多有少。这种信仰的产生方式不尽相同,而且它们的形式和对象也可能改变。但是,教条性信仰,即人们不加论证而接受的某种信念,是人们无法使其不存在的。如果每个人都力图各自形成自己的观点,并独自沿着自己开辟的道路去寻求真理,则决不会有很多人肯于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信仰之下。
  因此,不难理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因此,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但是,除非每个公民时时从同一根源去汲取自己的观点,同意接受既有的信仰当中的一定数量的信仰,那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现在,我们就单独的一个人而论,也可以发现:他无论为了单独一个人生活,还是为了与他人共同行动,都不能不有教条性信仰。
  假如每个人都要亲自去证明他们每天利用的真理,则他们的求证工作将永远没完没了,或因求证先遇到的真理累得筋疲力竭而无法继续去求证后遇到的真理。人生非常短促,一个人不但没有时间去那样做,而且由于人的智力有限,也没有能力去那样做。因此,他还是要相信许多他没有时间和能力亲自考察和验证,但早已被高明人士发现或被大众接受的事实与真理。他只能在这个初始的基础上,去构筑自己思想的大厦。这并不是他自愿如此去受人指挥,而是限于他本身的条件不得不如此。
  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不是通过相信别人的论断而认识许多事物,并接受非他本人所发现的大量真理的。
  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他所想望的。凡事只靠自己去认识的人,用于每件事上的时间和精力只能有限。这样的办法将使他的精神处于永无休止的忙乱状态,从而妨碍他深入研究任何一项真理和坚定不移地信守任何一项确定的事实。他的智力活动虽然是完全独立了,但却是软弱无力的。因此,必须先对人们议论的各种事物进行一次筛选,并不加论证地接受大多数早已存在的信仰,然后再择优地深入研究留待考察的少数问题。
  不错,凡基于听信他人的言论而接受某一观点的人,都要使自己的精神受到奴役,但这是一种能够使他正确利用自由的有益的奴役。
  因此,不管到什么时候,在智力和道德世界都要有某种权威存在。权威的所在处可能变化不定,但它必须有其所在处。个人的独立性可能有大有小,但它并不是漫无限制的。因此,问题不在于了解民主时代是不是有智力权威,而只在于知道这个权威的所在处和它有多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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