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样的读书人，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告杨恒均、李悔之

有什么样的读书人，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告杨恒均、李悔之

杨恒均、李悔之先生：
　　杨恒均先生写了知识分子的系列文章，我也写点有关读书人的文章。杨恒均先生对“知识分子”赞扬有加，而我却严厉责备当今中国读书人。
　　《圣经》说：“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箴28:23）我相信这话。
　　《圣经》说：“鞭打亵慢人，愚蒙人必长见识。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箴19:25）《圣经》说：“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箴15:10）《圣经》说：“亵慢人不爱受责备。他也不就近智慧人。”（箴15:12）《圣经》说：“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箴15:31~32）
　　有人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我说：“有什么样的读书人，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中国当今的政府是由读书人建立的，也基本上是由读书人掌控。难道毛泽东、周恩来就不是读书人吗？而跟随毛泽东并且作骨干的人，也是读书人。
　　美国政府是由华盛顿、汉密尔顿、麦迪逊等人的领导下建立的。华盛顿、汉密尔顿、麦迪逊都是读书人。
　　《圣经》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23:7）人读什么书，他就会怎样思量。因此，人读什么样的书，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就会建立什么样的政府。
　　孟子认为：效法尧舜，就会成为尧舜；效法桀纣，就会成为桀纣。
　　毛泽东、周恩来等读马列的书，就建立极权主义专制政府。华盛顿、汉密尔顿、麦迪逊读《圣经》，读西方正宗政治学的名著，因此就建立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这是优良的政体。
　　从人之初的本性来说：毛泽东、周恩来与华盛顿、汉密尔顿、麦迪逊是一样的。毛泽东等与华盛顿等的不同，就在于他们所读的书不同。
　　《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人如果不受圣人之道的教化，他的本性就会变坏。
　　人信耶稣基督，读《圣经》，接受《圣经》的教导，他就会成为圣民。人信孔子，读《四书》，接受圣贤的教导，他就会成为良民。不信耶稣基督，也不信孔子的人，他就会成为刁民。信马列的人，就会成为恶人、乱民。
　　我追求的是圣民和良民的民主。刁民、乱民不会接受宪政民主，也不配享有宪政民主。
　　张宏良、黎阳等毛左派是不是读书人？是不是杨恒均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张宏良写文章强烈反对宪政民主。掌握军权的人也坚决拒绝宪政民主。杨恒均、李悔之等先生们能战胜他们吗？不能。
　　人都是要死的，人都怕死。人都想长生不死。只有信耶稣基督，人才能死而复活。基督教所说的死而复活，是身体复活。复活之后，就不会再死，就在天堂永远活着，而且不再有痛苦，永远快乐、幸福。因此，只有耶稣基督能赢得人心，能制伏掌握军权的人。
　　基督教宣传天堂、地狱的教义。让人盼望上天堂，恐惧下地狱。人就会乐于行善，惧怕作恶。
　　虔诚信耶稣基督的军人，就绝对不会向和平示威的民众开枪。因为上帝的诫命是“不可杀人”。信耶稣基督的民众也不会聚众闹事，因为《圣经》说“上帝不是叫人混乱，而是叫人安静”（林前14:33）。虽然游行示威是公民的权利，但读书人游行示威是可耻的，因为不学无术。读书人应该以文章教化社会，以言论改变人心。
　　另外，虔诚信耶稣基督的人，就不会制造和贩卖“地沟油”、“毒奶粉”等等，更不会去杀害儿童。这也是李悔之最关心的问题，但也是他无能为力的事情。
　　我劝杨恒均、李悔之等先生不要鼓动人们抗争。《圣经》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罗13:1~2）
　　要教导政府官员行事公义，要为弱者伸冤，不可欺压良民，也不可聚敛民财。《圣经》说：“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罗13:3~7）
　　要教导年轻政府官员，要以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更新政府官员的政治思想。特别是要教导年轻军官，以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更新他们的政治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和平演变。
　　要教导政府官员追求荣耀，不要追求钱财。赢得人们的尊敬、信任和爱戴，才会有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政府官员要爱自己的妻子，要从与自己妻子的爱情中获得快乐和幸福。贪财好色必然遭祸。
　　《圣经》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14:12）《圣经》说：“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箴10:17）《圣经》说：“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箴5:23）我希望你们听从《圣经》的教训，接受我的责备。你们以为你们正义，但你们“知识分子”走在失败和死亡的路上。
　　《圣经》说：“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箴2:20）美国的成功证明华盛顿是义人。中国的历史也证明孔子是善人。中国人行孔孟之道，就国泰民安。1919年中国人背弃了孔孟之道，结果就是天翻地覆，就是国荡民乱，就是腥风血雨，……。因此，我们要走华盛顿加孔子的道路。这才是平安、成功的道路。
　　要倚靠上帝耶和华，不要倚仗自己的才能。要荣耀上帝耶和华，不要荣耀自己。要以耶稣基督为自己的主，不要自己作自己的主。
　　不要动员民众争民主自由。动员民众争民主自由，其结果必然是国荡民乱，甚至腥风血雨，其结果仍然是专制暴政。法国大革命和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就是证明。因为你们无法打破吴思的“血酬定律”。
　　你们要信耶稣基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一旦绝大多数中国读书人都信耶稣基督，中国的宪政民主就水到渠成了。
　　耶稣基督爱世人，为世人走上了十字架，流血，死亡，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你们不信耶稣基督，你们有良知吗？有良心吗？拒绝爱自己的耶稣基督，这是良心吗？
　　没有好人，就不会有好的政治制度。就是有了好的政治制度，坏人、恶人也不会遵守。一个“潜规则”盛行的国家，一个以说谎为智慧的民族，不可能有宪政民主。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是以国民信耶稣基督为基础。
　　你们想救国，就要先救人。要救别人，就要先救自己。只有信耶稣基督才能救人。世人都是罪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把罪人从罪恶中救出来。
　　希望杨恒均先生不要相信鲁迅。鲁迅只能带来中国人的争吵与不和，不可能造福民众。文革的时候，鲁迅的书没有被禁，那些读鲁迅的书的人个个都是斗士。鲁迅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内斗和血腥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中国不可能因内斗而强大，人民也不会因内斗而幸福。耶稣基督的教训是要“饶恕人的过犯”、“不要论断人”、“不要与恶人作对”、“要爱你们的仇敌”、“不计算人的恶”等等。因此，只有基督教才能阻止中国人的内斗。
　　我告诉你杨恒均：勇敢的人是不多的，人大多都胆怯。绝大多数人都欺善怕恶。如果人们效法鲁迅，像鲁迅一样好斗，他们往往会欺负弱者，而不会与恶人斗。他们会把弱者当做恶来斗。蒋介石是儒教徒和基督徒，不会无法无天。当年的国民政府也遵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宪法原则。鲁迅大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这并不表明鲁迅勇敢。如果当年鲁迅敢谩骂毛泽东，毛泽东必派特务暗杀鲁迅。毛泽东无法无天，是什么事也敢干的。在文革时期，效法鲁迅的人只敢批判刘少奇，不敢批判毛泽东。因此，鲁迅本人也是一个欺善怕恶的人。而效法鲁迅的人大多欺善怕恶。
　　你杨恒均是不是真的很勇敢，我不知道。但绝大多数人没有勇敢。推崇鲁迅，只会产生一群欺善怕恶的读书人。
　　由于当今中国人大多推崇鲁迅，因此大多都欺善怕恶，因此，掌权者就不敢作善人。因为，他们怕成为“落水狗”。
　　黎鸣先生就是一个欺善怕恶的人，他无端谩骂、污蔑孔子，却不敢批判马列。当然，到批判马列没有危险的时候，他才可能会批判马列。
　　“不要与恶人作对”的教导，许多表面坚持正义的人会反对。他们主张“要与坏人坏事作斗争”。这种教训，表面是“正义”的，但实践却是恶果。谁是坏人、恶人？人们往往难以分辨清楚。因为坏人、恶人是善于伪装的。中国六十年来，都是相对比较好的人被当做恶人、坏人来斗。普通民众坚持“不要与恶人作对”的原则，就不会受亵慢人的煽动而把无辜者当做恶人来斗。
　　必须说明，这“不要与恶人作对”的教训是对普通民众的教训，不是对政府掌权者的教训。政府掌权者要“刑罚那作恶的”，要为受欺压的伸冤。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基督作王，基督与基督徒们一同作王，基督叫基督徒们在地上执掌王权。这就是宪政民主。宪政民主就是王道下的民主自由。
　　中国的儒教是王道，基督教也是王道。中国的民主自由必须有儒学和基督教的约束。没有王道的民主自由是叛乱。而叛乱是人间最大的罪恶。破坏国家安宁与社会和平的没有王道的民主自由运动必遭镇压，必然失败。希望你们牢记我的话。
　　此致

张国堂
2010年6月9日

先文化，后政治，全面圣化中国——告杨恒均和李悔之先生

张国堂
2010年6月11日

中国自由主义是假自由主义，是赝品
张国堂
2011年6月18日

　　杨恒均说：“自由主义是西方大多数国家的立国之本。”什么是自由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是什么？如果无神论是自由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是无神论。那么，杨恒均的话就是谎言。事实是：西方大多数国家是以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为立国之本。至少英国和美国是以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为立国之本。
　　搞古董和艺术品投资的人都知道，只有真品才有投资价值，而赝品却毫无投资价值。对于所谓的自由主义，也有真假。对于普世价值，也有真假。我们要看看西方人自己怎么论说他们的立国之本，这样才不受杨恒均之类的假洋鬼子的骗。
　　甘.雅各、杰利.纽康说：“所有国家都建立在有神论或反有神论的基础上”。他们还说：“建国之父并没有变成像卢梭(Rousseau)或者伏尔泰(Voltaire)革命作家之流，反而更像基督徒作家洛克(John Locke)之辈；他说：‘源自圣经而又远离一切恶事的基督教信仰是世上最理想的制度。’布来克史东或希得尼也说：‘一个民族的自由乃是神和自然的礼物。’ ”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说：“美国人这个名称来自你们的国民身分，它是属于你们的；这个名号，一定会经常提高你们爱国的光荣感，远胜任何地方性的名称。在你们之间，除了极细微的差别外，有相同的宗教、礼仪、习俗与政治原则。”
　　相同的宗教和政治原则都是所有国家的立国基础。西方人大多信仰耶稣基督。西方人大多信奉西方正宗政治学，就是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托克维尔的政治学说。因此，西方国家是以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为立国之本。
　　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不是建立在无神论的自由主义之上。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不是以无神论的自由主义为立国之本。如果硬要把西方正宗政治学叫做自由主义，那么，西方的自由主义是基督教基础上的自由主义，不是无神论的自由主义。
　　在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就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纳入了罗马天主教的系统。罗马天主教是基督教。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托克维尔等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因此，西方正宗政治学是基督教基础上的自由主义。这是古典自由主义，或正宗自由主义。现代西方人因为吃得饱足就忘了神，因此，某些西方自由主义者是无神论。而无神论的自由主义从来都不是英国和美国的立国基础。
　　法国大革命是由伏尔泰、卢梭的主义指导的，但法国大革命血腥、混乱，结局是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法国现在也抛弃了伏尔泰和卢梭。而杨恒均所贩卖的“民主思想”、“普世价值”，实质是马列主义与卢梭主义的混合物。杨恒均是假洋鬼子。杨恒均就是一个骗子！马列主义和卢梭主义中有许多“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等等的诉求，这些诉求也很强烈。中国读书人要警惕杨恒均、李慎之、杜导正之类的骗子以马列主义和卢梭主义来假冒西方正宗的自由主义。凡是老共产党人的话，你们都不要听，他们都是骗子。江平等等马列主义法学家也是骗子。
　　英国以基督教的安立甘宗（圣公宗）为国教。英国保守党的保守主义所保守的就是基督教的传统。英国工党的党员也大多都是基督徒。英国还有国王。英国国王也是基督徒，自认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英国人也信奉洛克的政治学说。因此，英国是以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为立国之本。
　　我们知道：美国虽然没有国教，但美国尊重耶稣基督的主权。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手按圣经。美国人都过圣诞节，就像中国人都过春节一样。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为美国人设立了国家禁食日和祷告日。
　　甘.雅各、杰利.纽康说：“如果我们读过历史，我们就知道美国乃是建基在基督和祂的话语上。”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说：“离开了上帝与圣经，人就无法公正的管理世界。”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说：“勤读圣经，能使人成为良好的公民，贤明的父亲和模范的丈夫。”他又强调说：“我曾屡次说，且要继续说，精读圣经可以造就更好的公民，更好的父亲，更好的丈夫。”美国第26任总统罗斯福说：“熟习《圣经》胜于大学教育。”解放奴隶的伟大总统林肯说：“没有《圣经》，我们就不能明辨是非。我相信《圣经》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最好的礼物，救世主的一切恩惠，都是借着它传给我们的。”
　　华盛顿总统在《告别演说》中说：“在导致昌明政治的各种精神意识和风俗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一个竭力破坏人类幸福的伟大支柱－－人类与公民职责的最坚强支柱－－的人，却妄想别人赞他爱国，必然是白费心机的。政治家应当同虔诚的人一样，尊敬和爱护宗教与道德。宗教与道德同个人福利以及公共福利的关系，即使写一本书也说不完。我们只要简单地问，如果宗教责任感不存在于法院赖以调查事件的宣誓中，那么，哪能谈得上财产、名誉和生命的安全呢？而且我们也不可耽于幻想，以为道德可不靠宗教而维持下去。高尚的教育，对于特殊构造的心灵，尽管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许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道德观念仍能普遍存在。有一句话大体上是不错的，那就是：道德是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这条准则可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每一种类型的自由政府。凡是自由政府的忠实朋友，对于足以动摇它组织基础的企图，谁能熟视无睹呢？”
　　宗教是道德的基础，而“道德是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
　　甘.雅各、杰利.纽康说：“许多历史学家都宣称加尔文主义在建立美国和美国共和政府的诞生上扮演了一个枢纽的角色：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说：‘加尔文是美国真正的立基者。’法国历史学家论到加尔文派的教徒时说道：‘这些人是英国真正的英雄。......他们建立了苏格兰；他们建立了美国。’另一位法国学者和历史学家杜奇尼(D'Augibne)说：‘加尔文是最伟大的共和国家的立基者。’他把美国列为是共和国家之一。十九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称加尔文就是‘美国之父’，并补述道：‘不尊敬这份回忆和尊重加尔文之影响的人，就是不知道美国自由之来源的人。’悲哀的是，过去半个世纪的教育，使得一般的美国人已鲜少知道什么是美国人自由的来源！”
　　加尔文是谁呢？加尔文是伟大的宗教改革家，是《圣经》解说家，是耶稣基督的忠实仆人。因此，甘.雅各、杰利.纽康说：“美国真正的立基者是耶稣基督和祂的教训。”
　　美国人大多信奉西方正宗政治学。美国人按西方正宗政治学的政治原则制定了美国宪法。因此，美国是以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为立国之本，绝对不是以无神论的自由主义为立国之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和西德都回到了耶稣基督的怀抱，也信奉西方正宗政治学。因此，法国和西德也是以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为立国之本，不是以无神论的自由主义为立国之本。
　　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西德合并。现在的德国当然是以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为立国之本。
　　以无神论的马列主义为立国之本的前苏联坍塌了，其他东欧各国都爆发了大地震。现在俄国等独联体各国都回到耶稣基督的怀抱，也信奉西方正宗政治学。其他东欧各国也回到了耶稣基督的怀抱，也信奉西方正宗政治学。东欧各国现在都是以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为立国之本。
　　中国古代的儒教不是无神论。因为历代皇帝都祭天，就是祭祀昊天上帝。敬天法祖是儒教的基本精神。昊天上帝的儿子（天子）承天命统治全国的臣民，这是儒教的道统。
　　中国自由主义者反对儒教，也不信基督教，轻视西方正宗政治学。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口号加上法治就说成是“普世价值”。因此，中国自由主义是假自由主义，是赝品。
　　中国人从八十年代就在讲法治或法制。但什么是“法治”？到现在他们并不清楚。在他们的心中，只有人订法，没有神法、自然法和永恒法的观念。如果没有神法、自然法和永恒法，只有人订法，那么法治与人治就没有区别，法治就是人治。因为，制定法律的是人，执行法律的也是人，法治不就是人治吗？法治与人治又有什么区别呢？当今中国实行“议行合一”，制定法律与执行法律的是同一帮人。那法治与人治有什么区别呢？
　　《圣经》有律法，有当行或不可行等等的告诫，这就是神法。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等政治学名著所阐述的政治原则，就是自然法。神法和自然法都是永恒法。这是人订法的基础。这才是真正的法治。
　　汉高祖刘邦有著名的“约法三章”，这是中国古代刑法的总纲。孔孟之道实际上是良心律，这是中国古代的神法。三纲五常是中国古代礼制的总纲，是中国古代的自然法。因此，中国古代有真正的法治。不可把法治与德治对立起来。“德”是什么？“德”是永恒法。
　　当今中国法学家大多不信孔孟之道，也不信耶稣基督，对西方正宗政治学也不重视。他们就没有神法、自然法和永恒法。因此，当代中国人所说的法治是假法治，是赝品。
　　最近江平、张千帆、梁治平、贺卫方等所谓法学家在北大举行了演讲会，被李悔之等等许多国人赞赏，但这些演讲都不过是垃圾。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他们不过是试图雕刻朽木、粉刷粪土之墙。我张国堂再次重申：凡没有读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的人，就没有资格谈论宪政民主。离开西方正宗政治学的指导，就不可能有宪政民主！北大法学教授如果没有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等，也没有资格讲宪政民主。
　　中国自由主义的构成：三份马列、两份逆反心理、一份卢梭主义、一份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口号、一份乡愿（或乡原）、一份胡思乱想，还有一份谎言。中国自由主义就是这些毒垃圾的大杂烩。
　　因此，中国自由主义是假自由主义，是赝品。杨恒均是共产党人，是马列毛主义者。马列毛主义者能同时是自由主义者吗？因此，杨恒均、李慎之、辛子陵等等都是骗子。他们所贩卖的“民主思想”、“普世价值”等等都是赝品、假货。
　　我张国堂爱共产党人，教育共产党人，以儒教、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更新他们的政治思想。原共产党人接受儒教、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之后，就必须与共产党作彻底的决裂，就不再是共产党人，而是儒教徒、基督徒……。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今人与古人有相同的共性；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也有相同的共性。中国古代国家与现代西方国家，也有相同的共性。这些共性是永远不变的。如果你们比较唐代的官制与美国的政制，就可以发现许多共同点，这就是相同的共性。因此，儒教、基督教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相同的共性，中国与西方国家也有相同的共性。因此，真理没有国界！
　　希望中国自由主义者要反省，要以国泰民安为自己最高的追求，要以人命关天为自己的最大价值观，要反思辛亥革命以来的血腥和混乱；不可不要真理的约束而追求自由；也不可否定等级秩序而追求平等；不可在西方规范的代议制民主之外追求民主。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等鼓噪平等、自由、民主而把中国推向血腥、混乱，结果却是专制暴政。这个历史，不能再在中国重演。
　　我反复强调说：真理的约束就是自由。以真理约束自己，就给他人自由。他人信耶稣基督，以真理约束他自己，就给你自由。他人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名义造反、叛乱，就可能伤害你。毛泽东曾经高喊“平等自由民主”而搞武装革命，把中国推向兵荒马乱、腥风血雨，无数中国人在内战中被杀，无数人因战争破坏经济而饿死。毛泽东革命成功之后，就奴役全国人民。因此，要警惕那些高喊“平等自由民主”的野心家。他们都是骗子。因此，不可离开王道而追求“平等自由民主”。离开王道的“平等自由民主”就是叛乱，而叛乱是人间最大的罪恶。
　　“王道、自由、民主、仁爱”才是普世价值。儒教、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就是王道。宪政民主，就是王道下的民主自由。
　　中国必须先复兴儒教，传播基督教，普及西方正宗政治学，抛弃马列主义，实现意识形态的归正，然后再进行政改。
　　如果现在立即按你们的主张进行政改，如果毛左派聚众闹事，你们怎么办？你们说：“言论自由，政府不得以言论治罪。”如果政府采纳这个原则，那张宏良等毛左派煽动民众造反，你们有什么办法？你们说：“民众和平示威抗议，政府不得以武力镇压。”如果政府采纳这个原则，那张宏良纠集毛左派聚众闹事，你们有什么办法？如果政府按照你们的主张政改，毛左派必会把中国闹得天翻地覆。你们的极端自由主义是绝对行不通的。中国当前需要蒋介石式的铁腕。否则，中央领导人将死无葬身之地。中国也会陷入大乱。
　　如果你们想尽快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就应该相信张国堂学说，宣传张国堂学说。张国堂学说是儒教、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综合。如果未来的中国以张国堂学说为立国之本，中国必将国泰民安，民众也必将安居乐业。
附录：

　　[简介：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总统在自己第二任期行将结束之时，在费城《每日新闻报》上发表了告别演说。演说中大部分内容是谈美国国内形势和政党兴起所带来的问题，尖锐地指出了各种分裂倾向，特别是地区主义，反对政治派系之争；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了“孤立主义”思想，忠告未来的美国政府要避免卷入国外争端，不与任何国家订立永久的同盟。华盛顿的这些思想对美国后来的内政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在一个当时还盛行世袭制的时代，华盛顿主动放弃权力，不失为一个创举。]
各位朋友和同胞：
　　我们重新选举一位公民来主持美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已为期不远。此时此刻，大家必须运用思想来考虑这一重任付托给谁。因此，我觉得我现在应当向大家声明，尤其因为这样做有助于使公众意见获得更为明确的表达，那就是我已下定决心，谢绝将我列为候选人。
　　关于我最初负起这个艰巨职责时的感想，我已经在适当的场合说过了。现在辞掉这一职责时，我要说的仅仅是，我已诚心诚意地为这个政府的组织和行政，贡献了我这个判断力不足的人的最大力量。就任之初，我并非不知我的能力薄弱，而且我自己的经历更使我缺乏自信，这在别人看来，恐怕更是如此。年事日增，使我越来越认为，退休是必要的，而且是会受欢迎的。我确信，如果有任何情况促使我的服务具有特别价值，那种情况也只是暂时的；所以我相信，按照我的选择并经慎重考虑，我应当退出政坛，而且，爱国心也容许我这样做，这是我引以为慰的。
　　讲到这里，我似乎应当结束讲话。但我对你们幸福的关切，虽于九泉之下也难以割舍。由于关切，自然对威胁你们幸福的危险忧心忡忡。这种心情，促使我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提出一些看法供你们严肃思考，并建议你们经常重温。这是我深思熟虑和仔细观察的结论，而且在我看来，对整个民族的永久幸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你们的心弦与自由息息相扣，因此用不着我来增强或坚定你们对自由的热爱。
　　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现在这种统一也为你们所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真正的独立，仿佛一座大厦，而政府的统一，乃是这座大厦的主要柱石；它支持你们国内的安定，国外的和平；支持你们的安全，你们的繁荣，以及你们如此重视的真正自由。然而不难预见，曾有某些力量试图削弱大家心里对于这种真理的信念，这些力量的起因不一，来源各异，但均将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产生作用；其所以如此，乃因统一是你们政治堡垒中一个重点，内外敌人的炮火，会最持续不断地和加紧地(虽然常是秘密地与阴险地)进行轰击。因此，最重要的乃是大家应当正确估计这个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大家应当对它抱着诚挚的、经常的和坚定不移的忠心；你们在思想和言语中要习惯于把它当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荣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如果有人提到这种信念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抛弃，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应当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一部分脱离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现在联系各部分的神经纽带，在其最初出现时，就应当严加指责。
　　对于此点，你们有种种理由加以同情和关怀。既然你们因出生或归化而成为同一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就有权集中你们的情感。美国人这个名称来自你们的国民身分，它是属于你们的；这个名号，一定会经常提高你们爱国的光荣感，远胜任何地方性的名称。在你们之间，除了极细微的差别外，有相同的宗教、礼仪、习俗与政治原则。你们曾为同一目标而共同奋斗，并且共同获得胜利。你们所得到的独立和自由，乃是你们群策群力，同甘苦，共患难的成果。
　　尽管这些理由是多么强烈地激发了你们的感情，但终究远不及那些对你们有更直接利害关系的理由。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强烈的愿望，要求精心维护和保持联邦制。
　　北方在与受同一政府的平等法律保护的南方自由交往中，发现南方的产品为航海业和商业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源，为制造业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原料。与此相同，南方在与北方交往时，也从北方所起的作用中获益不浅，农业得到了发展，商业得到了扩大。南方将部分北方海员转入自己的航道，使南方的航运业兴旺了起来。尽管南方在各方面都对全国航运业的繁荣和发展有所贡献，但它期望得到海上力量的保护，目前它的海上力量相对说来太薄弱了。东部在与西部进行类似的交往中，发现西部是东部自国外输入商品和在国内制造的商品的重要通道，而这个通道将随着内地水陆交通的不断改善而日趋重要。西部则从东部得到发展和改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物资供应；也许更重要的是，西部要确保其产品出口的必要渠道，必须靠联邦的大西洋一侧的势力、影响和未来的海上力量，而这需要把西部看成一个国家，有着不可分割的利害关系。西部如要靠其它任何方式来保护这种重要的优越地位，无论是单靠自己一方的力量，或是靠与外国建立背叛原则和不正常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都是不牢靠的。
　　由此可见，我国各部分都从联合一致中感觉到直接的和特殊的好处，而把所有各部分联合在一起，人们会从手段和力量之大规模结合中，找到更大力量和更多资源，在抵御外患方面将相应地更为安全，而外国对它们和平的破坏也会减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是，联合一致必然会防止它们自身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不断地折磨着相互邻接的国家，因为没有同一的政府把它们连成一气。这种战事，仅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竞争，即可发生，如果与外国有同盟、依附和阴谋串通的关系，则更会进一步激发和加剧这种对抗。因此，同样地，它们可以避免过分发展军事力量，这种军事力量，在任何形式的政府之下，都是对自由不利的，而对共和国的自由，则应视为尤具敬意。就这个意义而言，应把你们的联合一致看作是你们自由的支柱，如果你们珍惜其中一个，也就应当保存另一个。
　　你们是否怀疑一个共同的政府能够管辖这么大的范围？把这个问题留待经验来解决吧。对付这样一个问题单纯听信猜测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非常值得进行一次公平和全面的实验。要求全国各地组成联邦的愿望是如此强烈和明显，因此，在实践尚未表明联邦制行不通时，试图在任何方面削弱联邦纽带的人，我们总是有理由怀疑他们的爱国心的。
　　在研究那些可能扰乱我们联邦的种种原因时，使人想到一件至关重要的事，那就是以地域差别——北方与南方、大西洋与西部——为根据来建立各种党派；因为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可能力图借此造成一种信念，以为地方间真的存在着利益和观点的差异。一个党派想在某些地区赢得影响力而采取的策略之一，是歪曲其它地区的观点和目标。这种歪曲引起的妒忌和不满，是防不胜防的；使那些本应亲如兄弟的人变得互不相容。
　　为了使你们的联合保持效力和持久，一个代表全体的政府是不可少的。各地区结成联盟，不论怎样严密，都不能充分代替这样的政府。这种联盟一定会经历古往今来所有联盟的遭遇，即背约和中断。由于明白这个重要的事实，所以大家把最初的文件加以改进，通过了一部胜过从前的政府宪法，以期密切联合，更有效地管理大家的共同事务。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不曾受人影响，不曾受人威胁，是经过全盘研究和缜密考虑而建立的，它的原则和它的权力的分配，是完全自由的，它把安全和力量结合起来，而其本身则包含着修正其自身的规定。这样一个政府有充分理由要求你们的信任和支持。尊重它的权力，服从它的法律，遵守它的措施，这些都是真正自由的基本准则所构成的义务。我们政府体制的基础，乃是人民有权制定和变更他们政府的宪法。
　　可是宪法在经全民采取明确和正式的行动加以修改以前，任何人对之都负有神圣的义务。人民有建立政府的权力与权利，这一观念乃是以每人有责任服从所建立的政府为前提的。
　　要保存你们的政府，要永久维持你们现在的幸福状态，你们不仅不应支持那些不时发生的跟公认的政府权力相敌对的行为，而且对那种要改革政府原则的风气，即使其借口似若有理，亦应予以谨慎的抵制。------还要特别记住，在我们这样辽阔的国度里，要想有效地管理大家的共同利益，一个活力充沛的、并且能充分保障自由的政府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一个权力得到适当分配和调节的政府里，自由本身将会从中找到它最可靠的保护者。如果一个政府力量过弱，经不住朋党派系之争，不能使社会每一分子守法，和能维持全体人民安全而平静地享受其人身和财产权利，那么，这个政府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我已经提醒你们，在美国存在着党派分立的危险，并特别提到按地域差别来分立党派的危险。现在让我从更全面的角度，以最严肃的态度概略地告诫你们警惕党派思想的恶劣影响。
　　不幸的是，这种思想与我们的本性是不可分割的，并扎根于人类脑海里最强烈的欲望之中。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于所有政府机构里，尽管多少受到抑制、控制或约束。但那些常见的党派思想的形式，往往是最令人讨厌的，并且确实是政府最危险的敌人。
　　它往往干扰公众会议的进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对立；有时还引起骚动和叛乱。它为外国影响和腐蚀打开方便之门。外国影响和腐蚀可以轻易地通过派系倾向的渠道深入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和意志的影响。
　　有一种意见，认为自由国家中的政党，是对政府施政的有效牵制，有助于发扬自由精神。在某种限度内，这大概是对的；在君主制的政府下，人民基于爱国心，对于政党精神即使不加袒护，亦会颇为宽容。但在民主性质的纯属选任的政府下，这种精神是不应予以鼓励的。从其自然趋势看来，可以肯定，在每一种有益的目标上，总是不乏这种精神的。但这种精神常有趋于过度的危险，因此应当用舆论的力量使之减轻及缓和。它是一团火，我们不要熄灭它，但要一致警惕，以防它火焰大发，变成不是供人取暖，而是贻害于人。
　　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事，就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思想习惯，应当做到使那些负责行政的人保持警惕，把各自的权力局限于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在行使一个部门的权力时，应避免侵犯另一个部门的权限。这种越权精神倾向于把所有各部门的权力集中于某一部门，因而造成一种真正的专制主义，姑不论其政府的形式如何。
　　如果民意认为，宪法上的权限之分配或修改，在某方面是不对的，我们应当照宪法所规定的辨法予以修改。但我们不可用篡权的方式予以更改；因为这种方法，可能在某一件事上是有效的手段，但自由政府也常会被这种手段毁灭。所以使用这种方法，有时虽然可以得到局部的或一时的好处，但此例一开，一定抵不过它所引起的永久性危害的。
　　在导致昌明政治的各种精神意识和风俗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一个竭力破坏人类幸福的伟大支柱——人类与公民职责的最坚强支柱——的人，却妄想别人赞他爱国，必然是白费心机的。政治家应当同虔诚的人一样，尊敬和爱护宗教与道德。宗教与道德同个人福利以及公共福利的关系，即使写一本书也说不完。我们只要简单地问，如果宗教责任感不存在于法院赖以调查事件的宣誓中，那么，哪能谈得上财产、名誉和生命的安全呢？而且我们也不可耽于幻想，以为道德可不靠宗教而维持下去。高尚的教育，对于特殊构造的心灵，尽管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许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道德观念仍能普遍存在。
　　有一句话大体上是不错的，那就是：道德是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这条准则可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每一种类型的自由政府。凡是自由政府的忠实朋友，对于足以动摇它组织基础的企图，谁能熟视无睹呢？因此，请大家把普遍传播知识的机构当作最重要的目标来加以充实提高。政府组织给舆论以力量，舆论也应相应地表现得更有见地，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应当珍视国家的财力，因为这是力量和安全的极为重要的泉源。保存财力的办法之一是尽量少动用它，并维护和平以避免意外开支；但也要记住，为了防患于未然而及时拨款，往往可以避免支付更大的款项来消弭灾祸。同样，我们要避免债台高筑，为此，不仅要节约开支，而且在和平时期还要尽力去偿还不可避免的战争所带来的债务，不要将我们自己应该承受的负担无情地留给后代。
　　我们要对所有国家遵守信约和正义，同所有国家促进和平与和睦。宗教和道德要求我们这样做。难道明智的政策不是一样要求这样做吗？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总是遵奉崇高的正义和仁爱精神的民族，为人类树立高尚而崭新的典范，那我们便不愧为一个自由的、开明的，而且会在不久的将来变得伟大的国家。如果我们始终如一地坚持这种方针，可能会损失一些暂时的利益，但是谁会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物的变迁，收获将远远超过损失呢？难道苍天没有将一个民族的永久幸福和它的品德联系在一起吗？至少，每一种使人性变得崇高的情操都甘愿接受这种考验的。万一考验失败，这是否由人的恶行造成的呢？
　　在实行这种方针时，最要紧的，乃是不要对某些国家抱着永久而固执的厌恶心理，而对另一些国家则热爱不已；应当对所有国家都培养公正而友善的感情。一个国家，如果习于其它国家恶此喜彼，这个国家便会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奴隶；或为敌意的奴隶，或为友情的奴隶，随便哪一种都足以将它引离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利益。一国对于另一国心存厌恶，两国便更易于彼此侮辱和互相伤害，更易于因小故而记恨，并且在发生偶然或细琐的争执时，也易于变得骄狂不羁和难以理喻。
　　一国对他国怀着热烈的喜爱，也一样能产生种种弊端。由于对所喜爱的国家抱同情，遂幻想彼此有共同的利益，实则所谓共同利益仅是想象的，而非真实的；再者，把它国的仇恨也灌注给自己，结果当它国与别国发生争执或战争，自己也会在没有充分原因和理由的情况下陷身其中。此外，还会把不给与它国的特权给与所喜爱的国家；于是，这个作出让步的国家，便会蒙受双重损害，一是无端损失本身应当保留的利益，一是激起未曾得到这种利益的国家的嫉妒、恶感和报复心理；这给那些有野心的、腐化的或受蒙蔽的公民(他们投靠自己所喜爱的国家)提供了方便，使他们在背叛或牺牲自己国家的利益时不但不遭人憎恨，有时甚至还受到欢迎，并把由于野心、腐化或糊涂而卑鄙愚蠢地屈服的人粉饰成有正直的责任感、顺乎民意、或是热心公益而值得赞扬的人。
　　一个自由民族应当经常警觉，提防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同胞们，我恳求你们相信我)，因为历史和经验证明，外国势力乃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敌人之一。不过这种提防，要想做到有效，必须不偏不倚，否则会成为我们所要摆脱的势力的工具，而不是抵御那种势力的工事。对某国过度偏爱，对另外一个过度偏恶，会使受到这种影响的国家只看到一方面的危险，却掩盖甚至纵容另一方所施的诡计。当我们所喜欢的那个国家的爪牙和受他们蒙蔽的人，利用人民的赞赏和信任，诱骗人民放弃本身的利益时，那些可能抵制该国诡计的真正爱国志士，反而极易成为怀疑与憎恶的对象。
　　我们处理外国事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在与它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涉及政治。我们已订的条约，必须忠实履行。但以此为限，不再增加。
　　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它对于我们毫无或甚少关系。欧洲经常发生争执，其原因基本上与我们毫不相干。所以，如果我们卷进欧洲事务，与他们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与他们友好而结成同盟，或与他们敌对而发生冲突，都是不明智的。
　　我国独处一方，远离它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政策路线。如果我们在一个称职的政府领导下保持团结，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不怕外来干扰造成的物质破坏；我们就可以采取一种姿态，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决心保持中立时，都可得到它国严正的尊重；好战国家不能从我们这里获得好处时，也不敢轻易冒险向我们挑战；我们可以在正义的指引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在和战问题上作出抉择。
　　我们为什么要摒弃这种特殊环境带来的优越条件呢？为什么要放弃我们自己的立场而站到外国的立场上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同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交织一起，以致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关系、古怪念头，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之中呢？
　　我们真正的政策，乃是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的同盟，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可自由处理这种问题；但请不要误会，以为我赞成不履行现有的条约。我认为，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句格言不仅适用于私事，亦通用于公务。所以我再重复说一句，那些条约应按其原意加以履行。但我觉得延长那些条约是不必要，也是不明智的。
　　我们应当经常警惕，建立适量的军队以保持可观的防御姿态，这样，在非常紧急时期中，我们才可以安全地依靠暂时性的同盟。
　　无论就政策而言，就人道而言，就利害而言，我们都应当跟一切国家保持和睦相处与自由来往。但是甚至我们的商业政策也应当采取平等和公平的立场，即不向它国要求特权或特惠，亦不给与它国以特权或特惠；一切要顺事物之自然而行；要用温和的手段扩展商业途径并作多种经营，绝不强求；与有此意向的国家订立有关交往的习用条例，俾使贸易有稳定的方向，我国商人的权利得以明确，政府对他们的扶助得以实现，这种条例应为现时情势和彼此意见所容许的最合理的条例，但也只是暂时的，得根据经验与情势随时予以废弃或改变；须时时紧记，一国向它国索求无私的恩惠是愚蠢的；要记住，为了得到这种性质的恩惠，它必须付出它的一部分独立为代价；要记住，接受此类恩惠，会使本身处于这样的境地：自己已为那微小的恩惠付出同等的代价，但仍被谴责为忘恩负义，认为付得不够。期待或指望国与国之间有真正的恩惠，实乃最严重的错误。这是一种幻想，而经验必可将其治愈，正直的自尊心必然会将其摈弃。
　　虽然在检讨本人任期内施政时，我未发觉有故意的错误，但是我很明白我的缺点，并不以为我没有犯过很多错误。不管这些错误是什么，我恳切地祈求上帝免除或减轻这些错误所可能产生的恶果。而且我也将怀着一种希望，愿我的国家永远宽恕这些错误；我秉持正直的热忱，献身为国家服务，已经四十五年，希望我因为能力薄弱而犯的过失，会随着我不久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
　　我在这方面和在其它方面一样，均须仰赖祖国的仁慈，我热爱祖国，并受到爱国之情的激励，这种感情，对于一个视祖国为自己及历代祖先的故土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以欢欣的期待心情，指望在我切盼实现的退休之后，我将与我的同胞们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下完善的法律的温暖——这是我一直衷心向往的目标，并且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相互关怀，共同努力和赴汤蹈火的优厚酬报。 （J.艾捷尔编：《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赵一凡等主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363-372页；王建华编：《美国历届总统执政与告别演说精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