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以上帝为主，才能国泰民安——敬告易中天先生

易中天先生：
　　你好！
　　你的品三国，我也看了，很有见识，这当然是相对当今知识分子而言的。《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9：10）又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1：7）又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伯28：28）你还不敬畏耶和华，也不认识至圣者，因此你的智慧还没有开端。我读了你的《我的历史观（一）》，就知道你的认识是建立在沙滩上，你的学问没有基础。
　　什么是善？上帝才是善，《圣经》才是善恶、是非的标准。离开了《圣经》，善恶就没有标准，是非也没有标准。
　　我想，你肯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文革不是少数人可以搞起来的，在开始时几乎是全民在口头上都赞同文革。那时，人们积极参与文革，是以爱国和为人民谋幸福为名义。他们是以作“善”的名义作恶。这种善恶颠倒、是非颠倒所造成的危害，是最为巨大的。不仅文革，中国二十世纪苦难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善恶颠倒，是非颠倒。因为那时不是以《圣经》为善恶和是非的标准，而是以无神论的马列毛主义为善恶和是非的标准，导致善恶颠倒，是非颠倒。
　　如果你认真总结文革的经验和教训，就可以知道，人的内心的底线，还有顾忌都是受政治文化影响的。人不以上帝的善为善，往往就会在做善事好事的名义下作恶，这是最可怕的。在毛时代，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贫穷和恐怖之中，这个教训是惨痛的。因此，人民以上帝为主，以《圣经》为善恶和是非的标准，才能国泰民安。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如果他们没有对地狱的恐惧和对天堂的盼望，他们就不会有内心的底线，也不会真正有所顾忌。因此基督教能保证多数人不作恶，并保证社会有正义的道德规范，从而使少数人有所顾及。
　　你说：“靠得住的只有法律。因为第一，法律代表的不是个人的意志，而是全民的意志，社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不会因为个人的亲疏好恶而左右摇摆宽严皆误。也就是说，法律是铁面无私的。第二，法律依靠的是国家力量，使用的是公共权力，力大无比。一个人，如果作了恶，哪怕你躲到天涯海角，也能把你捉拿归案，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就有威慑力。第三，法律有切实可行和实实在在的惩罚手段，不像道德只能进行谴责，这就比道德更能让人畏惧。第四，法律的本性是执法如山，人人平等，不会出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情况。所以，只要是法治国家，是法制健全之时，那么，哪怕你是天王老子，如果胆敢作恶，自然会有人来管你，而且管得你不敢再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全民的意志也可能是恶的。一旦大多数人接受了坏的、邪恶的政治文化，整个社会的意志就是恶的，国家意志也是恶的，这样的法律也就是恶的。在这种社会，必然是苦难、血腥的社会，这种祸乱最大。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大多数人坚定地信仰耶稣基督不动摇，邪恶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这样，才能国泰民安。
　　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儒教难以保证人们致死不动摇。但基督教却能使人们致死不动摇。这就是基督教比儒教优越的地方。因此，耶稣基督才是社会和平、公义和秩序的基础。
　　当然，西方的历史表明，仅靠基督教难以完全避免暴政。因为有一些狡诈的人心中不信耶稣基督，却口中说自己信，这样的恶人如果得势，就必然会出现暴政。西方中世纪的宗教迫害，就是由于这样的恶人窃取了教会和政府的权力。
　　大多数人信耶稣基督或儒教，保持社会有正义的社会道德规范，同时废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逻辑，树立“选票里面出政权”的伟大原则，还要坚持三权分立的原则和新闻自由的原则，这样，才能避免暴政。
　　当然，仅靠民主也是不行的，希特勒是以选举的方式上台的。那时，德国人说上帝死了，相信超人，于是希特勒才有可能靠大多数人的支持而上台。
　　上帝在《启示录》中说，羔羊叫以他的血买来的人们在地上执掌王权，这就是耶稣基督叫基督徒们在地上执掌王权。这就是民主。同时还预言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因此，民主是上帝预定的意志，到时候满足时，整个世界都会实现基督徒们的民主。
　　所谓“伪君子”、“真小人”的讨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人的内心在他人是不知道的。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因此，你没有办法判断谁是“伪君子”，谁是“真小人”。这样的讨论又有什么意义？
　　此致

张国堂
2006年11月21日

民主的人性基础是“性本善”——答曾节明先生

曾节明先生：
　　您好！
　　欢迎您同我讨论。您是少有的以平等和友好的态度同我探讨学问的知名人士，我非常高兴同您讨论问题。
　　我认为儒学没有错误，但儒学是初等政治学，因此有局限。我从没有说儒学可以救国，但儒学对救国是有帮助的。目前基督徒在中国只是少数，对大量不信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的汉人，需要儒学的指导和约束。信佛教或源于佛教的功法的人多一些，但仍然也是少数。而且，佛教对人在政治上的指导作用有限。汉族人没有以佛教治国的传统。对不信基督教的汉人，仍然要以儒学治理他们。我一再说明：儒学是上帝同中国人立的旧约，张国堂学说是上帝同中国人立的新约。新约不废除旧约，乃是要成全旧约。张国堂学说是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的综合。
　　佛教也是外来的宗教，只有儒学和道教是中国人自创的。如果我们否定儒学，有伤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现在有许多人信儒学，否定儒学不利于中国人之间的和睦。
　　你说：“如果儒家没有阻碍中国进步的话，何以理解胡适、梁启超、蔡元培、鲁讯、陈独秀等一大批青年才俊、学术泰斗要批判儒家？这些人既不疯、更不傻，为什么对儒家那样反感？”因为儒学有局限性，虽然是真理，但不是全部的真理，不引进西方正宗政治学和基督教，仅靠儒学就不能使中国强大。显然，儒学对中国历史上的内战束手无策，这就表明了儒学的局限性。但是，如果没有儒学，中国的内乱会更多更大。我们知道，聪明人也会犯错误。这些问题是最大最难的问题，需要天启的智慧才能解决。胡适、梁启超、蔡元培、鲁讯、陈独秀等人虽然不疯不傻，但也没有最上等的智慧，他们彻底否定儒学显然是错误的。历史实践已经否定了他们的见解。而且，他们也没有在形式逻辑上严格地证明：儒学与民主不相容。
　　我们知道，经济学上有经济人的假设：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同样，宗教上对人的基本看法，我们可以叫做“宗教人假设”。政治学上对人的基本看法，我们可以叫做“政治人假设”。我们在研究西方文化时，没有区别宗教人假设与政治人假设的区别，因此容易误解。
　　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因此人被造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这就是说人性本来是善良的。但由于魔鬼化作蛇迷惑引诱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禁果。亚当也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他妻子夏娃给他的禁果。于是就犯了罪。罪就因始祖入了世界。人类就有了原罪。所有人也因自己的肉体情欲和魔鬼的迷惑和引诱而犯罪，这是人的本罪。人因犯罪而堕落败坏，就不是义人，而是罪人。人因为是罪人，就不能自己救自己，自己不能使自己成为义人。因此就需要上帝的救赎。上帝在万世以先就安排了拯救人类的计划。在一定时候，上帝就使自己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就是耶稣基督。人只有信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才能成为义人。当然，有一些狡诈的人不信耶稣基督，却口中说自己信，这样的人是恶人。这样的恶人在外表上没有记号。人们不能识别这样的恶人。这是基督教对人的基本看法。你只讲“人生来就是有原罪的”，却不说人因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义人。这是不全面的。基督教有“因信称义”的著名教义，也有“人被造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的说法。人因信主耶稣基督，从而悔改自己以前的罪，并在圣灵的保守下不再故意犯罪，就被上帝称为义人。既然上帝称他为义人，那么他就是义人。虽然基督徒中有一些假冒的基督徒，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因此，绝大多数基督徒是好人，但名为基督徒的人仍然有可能作恶。这就是基督教的人性论。因此基督教的人性论是人性本善。
　　西方政治学家麦迪逊说：人不是天使，因此需要有政府管理人。而政府的领导人也不是天使，因此要分权制衡。人不是天使，并不是说人都是恶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好人，但人人都有可能作恶。这就是西方政治学对人的基本看法，或说是西方政治学的人性假设。这个看法同基督教的结论是一致的。在美国建国时代，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基督徒。当时的政治家相信人类能自己管理自己，不需要国王来管理人民。这就是相信普通人的性本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政府属于人民所有，政府由人民治理，政府由人民享用。既然说人民可以治理政府，就是说普通人的性本善。因此，民主的人性基础是“性本善”。
　　儒家认为人都有仁、义、礼、智的善良和理性的本性，但人也会因为自己的人欲而丧失自己的这些本性而变恶。同时认为大多数人会接受圣人的教导而恢复自己的善良本性。这就是儒家的人性论，也是“性本善”的意思。因此主张实行仁政。儒家的结论也是：绝大多数人是好人（或可以教育好），但人人都有可能作恶。这与西方政治学的人性假设是一致的。
　　现在，有一些为专制辩护的人说中国民众素质低下，因此不能实行民主。古代中国的法家之所以迷信暴力，是因为他们相信普通人的本性邪恶，不可教化，因此需要君主用严刑峻法管理人民。就我来说，如果我遇到的人都很凶恶，那我就宁愿君主用严刑峻法管理人民。因为我遇到的人大多数是好人，因此我就相信中国可以实行宪政民主。我们知道：暴君总比暴邻好。因为暴君离我远，暴邻离我近。君主少，而邻居多。人都会宁有暴君，不愿有暴邻。因此，性恶论必导致暴政。而性善论可以导致仁政或民主。
　　人治或法治与人性论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因为国家颁布的法律都是人制定的。性恶论的法家其实也是人治，是统治者自己制法来治。只有在主权者与当政者分离，而且又主权者决定当政者的情况下才有真正的法治。主权者与当政者合一的情况下没有真正的法治。今天，人民是主权者，但主权者不能决定当政者，当政者僭取了国家的主权，因此也没有法治。
　　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或发现。在没有发现或发明这个新政体之前，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只能是君主制。君主制不等于专制。当然，君主往往会因为自己的骄傲、贪婪、迷色、嫉妒、忿怒等而腐败变为暴君，这样，君主制就脱化变质成为暴君政体。暴君政体才是专制。如果中国不按西方正宗政治学建立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那么就永远也摆脱不了专制。因此，你怪罪儒学也找不到出路。
　　人性论故原是政治学的基础，但政治学不等于人性论。仅从人性论来推论政治学的一切结论，是很困难的。我们要全面引进西方正宗政治学。如果没有掌握西方政治学，只用思辩的方式责怪儒学的危害，是找不到中国的出路的，只会导致中国人的不和。
　　节明兄，关于儒学是否有错误、儒学是否阻碍中国前进的等等问题，是很复杂、很难解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应留待以后有言论出版自由之后再从容讨论。即便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错误，留待我们的后代去解决。我们这一代人不要试图解决一切问题，我们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按西方正宗政治学，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建立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永远在中国结束暴政的历史，建立永世长存的政府。我的见解对当代是无害的。目前国家有重大危难，我们并无时间从容地讨论这些问题。您既然承认我的主体思想是正确的，就请您加入中国共和党。男儿理当承担拯救国家的重担，挽救国家的危难，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救出来。
　　此致
愿您全家平安、健康、快乐、幸福！

张国堂
2006年1月5日

人们背离《圣经》中的上帝，就必有巨大人祸

毕时圆先生：
　　说话必须服从形式逻辑，因此首先要把概念搞清楚。神从来没有对世俗社会进行粗暴干涉。在中世纪，只是一些混进教会的狡诈者与当时的君主结合，以神的名义搞专制独裁。这不是神粗暴干涉世俗社会，而是暴君假借上帝之名行恶政暴政。你要知道，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教会不许普通基督徒读《圣经》。我告诉你，上帝是《圣经》中的上帝，凡圣经之外的“上帝”都是假神。
　　启蒙运动也没有把神拉下神坛，人群的力量再大，也不可能把神拉下神坛。启蒙运动只是使人们背离了上帝。人们背离上帝的结果：是共产主义、希特勒主义都纷纷得势，造祸人间。于是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等就成为人们崇拜的“神”。大多数美国人没有背离《圣经》中的上帝，因此共产主义和希特勒主义就不能在美国得势。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人不可背离真神，人如果背离《圣经》中的上帝耶和华，人间必有巨大的人祸！
　　启蒙运动的那些大师们都头脑不清，逻辑思维混乱，导致概念不清。他们分不清神与某些人假冒神的区别。他们利用人们反感当时罗马天主教和君主的专横，于是宣传无神论，使人们背离真神。我告诉你：崇拜是人的本能。大多数人如果不崇拜上帝，就必然会崇拜人间的英雄，把某些人当神来崇拜。这是必然的现象。
　　主耶稣基督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是对税收而言的。这个原则只能理解为教会与政府的分离。不能理解为基督与政治分离。“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上帝的，因此都要归给上帝。”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基督是政治上的君王。凡是主张基督与政治分离的都是邪恶的异端，都是必将下地狱的人！这样的人是人类最大的祸害。因为政治是需要权威的，坚持基督是政治上的君王，就是遵从《圣经》的权威。如果《圣经》有崇高的权威，人们就可以凭《圣经》彼此说服，不必以武力树立政府的权威，这样才有仁政。政府以武力树立自己的权威，其结果往往是暴政、恶政。你自己研究历史，凡无神论的国家都以武力树立政府的权威，而且往往是暴政恶政。极少例外。
　　美国总统在宣誓就职时，要手按《圣经》。这就是表明美国政府遵从《圣经》的权威。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曾经说：“我不断乞祷，上帝将使你们、整个国家和对国家的治理在祂的仁慈的庇护下；祂将培养国民的从属精神，使其服从于政府，拥有兄弟般的情感，彼此相爱，爱整个国民，特别是爱在田野劳动的兄弟们。最后，祂将特别乐意驱使我们公正、怜悯、自助、谦卑、胸怀博大，这是上帝自己的品质；没有谦卑，我们就不能希望建设一个快乐的国家。”从华盛顿的这个讲话就可以看出，华盛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也可以看到基督教对美国建国的巨大影响。
　　此致

张国堂
2007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