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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朋友都劝我什么都不要再写了，让时间来证明。明白你的人，终归是明白的。但是，我是洞悉人性的。就算时间过去了，那些泼在我身上的污垢，其实还是留在这世上，留在不明真相者的疑惑中。而那几个仇恨我的人，依然会用各种卑劣的方式发泄他们的仇恨。所以我想，这世上如果没有我自己的一份详细说明，或许那些肮脏的东西，就会成为永远的痕迹。
这是我早就想写的一份东西。上次财经记者采访时，我已经说了一些，但是，它很快被删除。我并不太满意那个采访，因为，它在发出之前，已经删了又删，记者尽了全力，但仍然难以原样照发。由此，我的表达，既不详细，也没尽兴。纵是如此，很多人还是没有看到。 很有意思的是，那篇采访，虽已删到极简状态，但毕竟给了我说清很多问题的机会，比如什么小产权别墅和六套房子之类。此后，质问这一问题的人明显减少。所以，我认为，对于这样一场针对我个人的污名化风暴，只有我自己来诚实面对，直接说明，理性表达，才是最好的沟通途径。毕竟，愿意让自己永远处于非理性状态的人是少数。 尤其现在，那些攻击我的人以团伙方式，在网上“人肉”支持过我的一些朋友，对他们发起围剿。所以，我想，还是由我自己来面对吧。其实最重要的、也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事，即：引发这一系列的事件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在封城的日子里，作为受困于城中的九百万武汉人之一，写下了六十天的记录。 所有针对我的、或是针对他人的攻击，都因这本日记而起。所以，我清理了一下那些质疑内容，以尽可能的耐心，再次进行说明。也为自己的人生作一份备忘录。 极左这两个字，是我的日记里反复提到的。也给许多人带去疑惑，不理解我为什么我要反复提极左？对此，我也有责任把它说清楚。因为不说出它的来由，也就无法说清为什么一些很小的事情，比方送侄女去机场以及送口罩等，也都会被放到无限大来对我个人进行攻击；并且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被困在疫区的人写了60天日记，会引发如此之大的风波。 从小到老，我都属于那种对政治几无兴趣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国内有些什么派别也不太清楚。因为职业缘故，我在微博上关注的东西，大多也是世道民情、文学艺术、自然风光以及新型建设之类。正因为对政治缺乏兴致，我从未加入任何党派，不喜欢阅读政治类书籍，各种政治学习我也是能逃的都逃掉了。甚至，有许多当官的机会，我亦都选择了避开。我只想当个作家，觉得写写小说，这一生就很有意思了。熟悉我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就是我的理想。 2016年夏，我出版了长篇小说《软埋》。次年春天，突然莫名地遭遇批判，就像这次一样。一些人仿佛约好一般，群起而攻击。那一年，我有些懵，不知道这种批判因何而起，来自何人。当时，我正好去了墨西哥和古巴，批判声音最高的时候，我正在古巴。因为上网困难，竟全然不知。等我回到墨西哥时，看到了一些信息。同时，也有朋友告知说，批判你的人主要来自乌有之乡网站，并给我简略介绍了一下左派网站的情况。到那时，我才知道国内的什么左派网站，其中一个叫“乌有之乡”。在墨西哥期间，通过微博，我作了一个回复。回国后，我先落脚广州，再一次就此事通过微博阐明了我的观点。而这时，我已知道，全力批判我的人，正是那些左派网站中的极左人士，其中还有我的某个同事。有人告诉我说，我的这个同事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甚或，引发这件事，便是来自他的个人私利。 我在2017年3月24日发了一篇微博，我写道：“因为一部小说《软埋》，不知何故让极左派人士恼怒异常，成群结队挥刀而来。批判、斥责及辱骂充斥在我的微博留言里。大多留言，令人哭笑不得。他们大多没看小说，或只读了几篇批判文章，于是想当然进行推测。对这类人，连生气都不必。 说实话，我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1978年我幸运地考上了武汉大学，我的命运从此改变。我想，如果我没考上大学，成为了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我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吗？因为我所工作的搬运站几乎是中国最早解散的企业。有一天听说我以前的领导在外摆摊卖菜，心里着实难受了一下。社会进步，改革不合理体制，总是会伤害到一些人，这似乎是件无奈的事。而我们所需要反思的是，怎样让这些伤害更小更轻，甚至没有。所以，历史行进中的重大事件，记录并反思，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何其重要。土改如此、反右如此、文革如此、改革开放也如此。 文学即人学。作为写作者，我关注的是身处于各种社会事件中的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因为时代动荡中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也是一座山。尤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诉求和愿望经常被忽略。从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人群。其原因在于：我曾与他们血肉相连。 任何一部小说的出版，都有读者写读后感。有人写一篇两篇，有人写十篇八篇，这全然是他们自己的事，与作者无关。正常的批评，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对作品文本进行探讨、研究，乃至尖锐批评，自然会受作者尊重，必要时或许回应。但用扣帽子打棍子大字报大批判式的低劣方式，起笔既无善意亦无诚恳的文章，何必理会？一部作品的真正完成，从来都是作者和读者双方的事。你不会读书，或是读不懂，写作者哪里救得了你！ 那场交锋，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当年因为没有公众号，也没有打赏，为此，那一次论战，不必抢人眼球，更不必编出耸人听闻的谣言来追求流量，以谋求打赏。后来，这事不了了之。没有胜负。极左们，继续寻找目标，到处打棍子，而我也照样继续写小说，继续发表作品。 事隔三年，也就是这一次了。武汉遭到史无前例的封城，我应《收获》杂志约稿，开始对疫区的生活做记录。2月3日，也正是武汉疫情很紧张的时期，我在日记中写道：“只惟愿我们能有记忆：记住这些不知名的人，记住这些枉死者，记住这些悲伤的日夜，记住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个本该欢乐的春节中断了人生。” 几天后，有人传给我一篇文章，这应该是我看到的第一篇对我写日记所进行的批判，它发表于2月6日。写作者，正是当年批判我的小说最勤奋的一个人。为批我的小说，三年前他写下了几乎上十篇文章。我看过其中一篇，觉得此人认知已入误区，文笔也差，后面的就没有再看。而今年，他再一次开始对我批判，认定我日记中所写的“枉死者”，是诬陷医护人员。文中甚至还用了这样的文字：“把所有因病去世的人说成是含冤而死的‘枉死者’，借以在自己拥趸中掀起仇恨和歇斯底里的情绪，这和香港的动乱中，躲在废青背后的‘大台’的所作所为是一样的，作协前主席方方想达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样的逻辑和这类的构陷，以及这样的恶批，是其惯用手法，这是典型的文革式文章，完全可以不睬。但是，接下来的几天，我突然发现，当年那些批判我小说的人，几乎全部出动。各种批判我的文章，再次充斥各大左派网站。人还是三年前的那些人，文章也还是三年前的水平和腔调。 知道前因，我继续采取不理会态度。直到“送侄女到机场”的所谓特权事件和编造的“手机照片”所谓造谣事件，再借助社会上“仇官仇富”的心理，刻意编排“厅级干部”和捏造所谓“小产权别墅”等谣言，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场批判才逐渐升级。对我的污名化，已经到了我无法保持沉默的地步。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日记中屡屡提到“极左”的原因。这乃是三年前对我小说批判的延续，其中带着强烈的“私仇”。而对于极左们这种“恨”字当头，要把社会拖入人人“以邻为壑”的阶级斗争泥潭之中，我个人是极其反感，也是一定要反击的。 坦率地讲，一个社会有左中右派，这再正常不过。没有，反而不正常。至于我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对“左派”和“右派”中的一些观点，都会有赞同之处。我支持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东西，却从不站派。但我对两派中的极端观点，一向都持反对态度。 我的日记里，从来没有说与我意见不同者，即是极左。那些在极左人士的微博和公众号诱导和挑唆下，对我进行质问或叫骂的不明真相者，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跟极左半点关系都没有。 记得我在自己最后的一篇日记中曾写道：我要一次又一次地说：极左就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大的阻力！如果听由这股极左势力横行，放纵这种病毒感染全社会，改革必定失败，中国没有未来。现在，我仍然要这样呼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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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院官方微信今天（1月2日）发布题为《不能仅以“出轨”为理由，请求离婚》的文章，引起巨大争议。 文章指出，忠诚是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承诺，也是婚姻的底线。跌破了底线，这样的婚姻即便勉强维持，也不会幸福，破镜难以重圆。在现代社会，违背忠诚义务，依然被视为对婚姻毁灭性的破坏。所以《民法典》将“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同时，也将“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条件。
一、抓到出轨证据，是否能证明属于法律规定的“同居行为”？ 对于什么是“重婚”，大家都比较清楚，基本上没有争议。但是对于法律规定的“同居行为”，却存在不少争议。有网友问：我抓到了丈夫出轨的证据，到法院起诉离婚，法院竟然判决不准离婚，为什么？法律不是规定，配偶与他人同居，法律允许离婚吗？ 那是因为你的证据仅证明你的配偶存在不忠诚行为，但是你没有证明你配偶与他人同居，更没有证明你们感情破裂。
面对司法实践中的争议，2020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根据该司法解释：虽然出轨婚外异性，但是没有长期、稳定的共同居住，就不能认定为同居行为，就不能以此作为起诉离婚的理由，更不能以此作为要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条件。也就是你抓到你的配偶出去和别的异性开房证据，但这不属于长期共同居住，不能以此要求离婚。 比如：宾馆开房的证据，这个就不属于“同居”。宾馆是临时性场所，不属于共同居住。你拍到配偶与他人牵手逛街，这个也不能证明是“同居”。你拍到配偶与他人在外租房照片，但是不能是一次两次，必须是长期居住的证据，不然也不属于“同居”。 三、最新法律趋势是：防止轻率离婚 从《民法典》以及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来看，法律对于离婚的最新态度是：防止轻率离婚。一方面对于登记离婚，法律新增了30天离婚冷静期；另一方面对于诉讼离婚，以司法解释方式明确将出轨排除在离婚的法定条件之外，只有背叛婚姻严重到重婚或者与他人持续、长期的共同生活，且要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才可以判决离婚。 事实上，类似说法，并非第一次出现。早在去年年初，关于“最新司法解释明确：不能仅以‘出轨’为理由，请求离婚”的说法就在网上流传，让不少网友感到诧异又愤怒。 观察者网曾对此进行解读分析。 首先，“不能请求离婚”和“没有判决离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指当事人是否有权利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是诉讼权利的体现，后者是指法院认为是否符合离婚的条件，是离婚权利的体现。 类比一下的话，就相当于挂号看病，前者是指有没有挂号排队的资格，后者是指挂号看病后能不能把病给治好。 当然，在一些人看来，如果仅以“出轨”为由不能让法院判决离婚，那就算告诉我“有资格提起离婚诉讼”好像也没多大意义。 其实不然。 一方面，若一方存在“出轨”情形，法院是完全有可能判决离婚的。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存在“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情形的，应当准予离婚，而一方存在“出轨”确实是法院认定“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之一。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而且，司法实践中也确有此例。 裁判文书网显示，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人民法院作出（2010）延民初字第764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原告陈某发现丈夫侯某在自己外出打工期间存在“出轨”，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离婚。 法院在认定相关事实后，认定夫妻双方“感情确已破裂”，支持了陈某的诉讼请求，作出离婚判决。 原告、被告于2003年11月25日登记结婚。婚后感情一般。2006年去，二者去广东打工。原告称被告在打工期间有了外遇，经与被告交涉离婚未果，原告起诉来院。婚生女孩叫侯星晨，生于2002年4月20日，男孩侯明阳，生于2006年3月20日，现在被告老家生活。原告称在被告家有其个人财产14条被子，一大一小木质沙发一套，一台洗衣机，一台25寸美乐彩电，一辆博马牌自行车，一个大铝盆，一个洗脸盆。 本院认为：和谐、美满的夫妻关系依靠双方共同努力经营。本案中，原、被告本来共同出外打工经营家庭，是值得欣慰的，但由于被告的出轨行为，导致其与原告的夫妻感情出现裂痕，经原告规劝，仍不思悔改，现原告要求离婚，予以支持。 另一方面，即使法院没有仅根据一方“出轨”作出离婚判决，此次离婚诉讼的提起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因为，在法院未判决离婚后，若夫妻双方保持分居满一年的，只要一方提起离婚诉讼，哪怕理由和一年前一模一样，法院也会认为此情形属于“感情确已破裂”，从而作出离婚判决。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也就是说，如果夫妻一方存在“出轨”，另一方想要离婚的，不仅有权利提起离婚诉讼，提起离婚诉讼甚至还是一个有必要的操作——有可能成功离婚，即使没成功也可以分居一年后直接成功离婚。 之前已经提到了，“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是法院对于离婚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确实有些抽象，因此法律也明确了四种“直接判离情形”： 1.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2.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 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 值得注意的是，如夫妻之间存在上述情形之一，法院将自动认为“感情确已破裂”，只要调解无效就会直接判离。 但是，即使不存在上述情形，虽然难了点，但法院也可以从别的角度认定“感情确已破裂”。 类比一下就是，上述四种情形就是“绝症”，一旦被诊断出来就必死无疑，但这不代表着没有得这四种“绝症”就不会被诊断出其他毛病。 综上，因为“出轨”不属于“与他人同居”这一离婚的法定条件，所以仅有“出轨”时不能离婚的说法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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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消息称， 刘亚洲在北京、其弟弟刘亚伟在广州同时被抓。 刘亚洲文笔才华出众， 是个将军级的作家， 在不少场合赞美过国外的民主制度。 弟弟刘亚伟的一只眼睛有问题。 小时候看电影飞刀华，刘亚洲要学习飞刀华耍飞刀，让他弟弟刘亚伟站在电线杆子前面；他一个飞刀过去就把他弟弟的眼睛伤了！为此，刘亚洲的爸爸为此把刘亚洲狠狠地揍了一顿。 刘亚洲的父亲是原来武汉军区的一个大校。 刘亚洲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官职达上将的高级将领， 曾任国防大学的政委。 他文笔流畅， 作品很有激情， 有将军作家之称。加上有时说话力度超强，曾让一些左派人物不待见。 刘亚洲出身于一个中层军官家庭，父亲刘建德任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母亲是陈于湘。 有五个兄弟，其中三个在国内任高级军官，弟弟刘亚伟任空军政委， 两个在国外。长子刘亚洲上将，现为国防大学政委；次子刘亚苏少将，现为总参副军职；五子刘亚武大校，现为空军第五师政委。 三子刘亚伟和四子刘亚军，从事教育科技事业，现居囯外。 刘亚苏在《镌刻在那拉的番号》一书中记载了30年前兰州军区47军139师417团2300多名官兵奉命参加老山轮战，当时刘亚苏任417团团长。417团受命坚守在战斗最激烈、条件最艰苦、距敌人最近的那拉口阵地。
在2010年， 57岁的刘亚洲时任中国军方的高级将领并且是中纪委委员。 他在2010年接受香港凤凰周刊访问时预言，说中国将在10年内朝着民主体制转型，刘亚洲批评了当时流行的花钱好办事的风气， 批评自吹是经济强国和其对外大撒币的做法。 刘亚洲还拿苏联作为比喻， 说苏共的失败不在军力， 而在于其体制。 当年的苏联也把稳定看成是目的， 把稳定看作为压倒一切的终极使命，结果激化了矛盾。 他预言中国会在2010年的10年之内出现从威权朝着民主转型，政治改革是是历史赋予的使命， 我们没有退路。 刘亚洲说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 也不在于硅谷。 而在于常胜不衰的法制和法制背后的制度。 中国并不缺乏真理， 而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 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持久的崛起。 一个民族的命运， 不仅依靠金钱和军事力量， 更加依靠体制。民主不受国界限制，不受时间限制。
1987年2月，刘亚洲（中）与刘亚苏（左）刘亚伟（右）摄于云南老山前线的炮火封锁区——三转弯
陈于湘母亲与三位军官儿子合影：左一刘亚苏，左三刘亚洲，左四刘亚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