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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参加“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开幕礼，我很兴奋。虽然不是获奖人，也不是决审评判，只是荣誉顾问，没有真正介入此事，可我同样感觉与有荣焉。为什么？因为我是文学教授。诸位可能不晓得，在名校里当文学教授，压力很大。你没写过《红楼梦》，《唐诗三百首》也不是你的作品，有什么资格教文学？如果不能培养作家，要你这文学教授干什么？ 念中文系的学生，很多都有作家梦。因此，抗战中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都曾公开宣称：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轮到我当北大中文系主任，还不断有人要我表态：你们到底培不培养作家？面对此挑战，我调整了论述策略，努力向众多热爱文学的青少年解释：第一，中文系包括语言学、古典文献、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等诸多专业，各自发展方向不同，不能只谈文学创作；第二，文学创作需要天赋与才情，任何学校都无法批量生产好作家；第三，不是我们不要，而是做不到；若天降大作家，当然求之不得。最后，办教育的人都记得两句话，第一因材施教，第二欲速则不达。营造好的校园氛围与文学风气，然后顺其自然，等待收获。 香港中文大学除了开设很多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方面的专题课，还有两个很好的举措。一是请著名作家来学校演讲，如“中国作家中大行”，每学期请两位，已经来过十四位，效果很好，正整理讲稿准备公开刊行。其中莫言作为第三届“中国作家中大行”的嘉宾，在香港中文大学祖尧堂发表题为《文学与我们的时代》的专题演讲，第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随着中国文学越来越受到各国读者及批评家的青睐，我相信，还会有来中大演讲的作家获各种文学大奖。 与“中国作家中大行”不同，我们的“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面对的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才俊。说实话，前者是人家给我们面子，来不来中大，对于著名作家来说无关紧要。后者不一样，很多参与者和获奖者，很可能因为我们的鼓励，日后坚持写作，思如泉涌，逸兴遄飞，最后成为大作家。若真如此，还真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大学能不能培养作家，国内外学界多有争议；我们的目标是，养成热爱文学、喜欢写作的风气，至于能不能出大作家，则尽人事而听天命。多年后蓦然回首，若发现积极参加“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活动的大学生中，居然有人日后获某文学大奖，那我祝贺中大，祝贺此活动的赞助人、评委及忙忙碌碌的各位同事。如果坚持了三五十年，依旧战绩平平，那我就转而祝贺中大校长，理由是，此活动起码使得中大校园显得青春勃发、诗性盎然。 眼下各国大学，尤其是亚洲的大学，因为排名等压力，日益强调“专业性”。段数高的，突出SCI，追求各种学术奖；段数低的，自贬身份，变成了职业培训学校。我则反其道而行之，提醒各位校长、教授及学生，所谓“大学”，除了传授各种专业知识，还要有诗歌，有美文，有激情，有梦想，有充满想象力的文学创作与艺术鉴赏，那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大学生活。 为了我们的学弟学妹们能生活在有诗文小说、优雅且灵动的大学校园，希望中大能克服各种困难，让这费时、费力、费钱且不算“学术成绩”的“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能持之以恒，不是五届，而是十届、二十届。若真能做到，除了造福热爱文学的青少年，更可能成为中大校园里最为靓丽的风景。 谢谢筹委会的好意，让我有机会站在“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向获奖者表示祝贺，更向无数积极参与但没能获奖的文学青年致谢。正是你们的参与，这次活动才能办得如此有声有色。 两百多间大专院校的学生投稿，一千多篇作品翩然南来，这场景还是很动人的。而且，获奖分布竟如此均匀，出乎我的意料：小说组第一名香港，第二名台湾，第三名大陆；散文组第一名台湾，第二名香港，第三名大陆；翻译组第一名大陆，并列第二名香港、大陆。我问决审的评判，有没有“政策性照顾”，或者说三组私下协调过？回答是：没有。那我很高兴，这说明三地间青年学生的文学趣味及创作水平大致相当。 凡有评奖，必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获奖者收获鲜花、掌声和祝贺，不用我多言；需要鼓励的是众多落第者，希望他们不要丧失信心。或许这一次你没发挥好，或许评判看稿时打了个盹，或许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只是暂时没跟评判对上眼。这都没关系，请继续前行。以我的经验，人生路上，获奖是偶然的，没获奖才是正常的。以平常心看待此次小小的失利，来年再战，必有佳绩。 凡颁奖场合，聚光灯必定打在获奖者身上，像我这样，名为嘉宾，实际上是跑龙套的。演戏或看戏的人都明白，跑龙套的如果太积极，那是很讨人嫌的，台下的观众会嘘你。教了几十年书，我学会在公众场合讲话不胆怯，更学会“知所进退”。比如，这个时候，我的最佳姿态便是鞠躬、下台。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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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笑话着汪峰的恋情，他给这个那个女人写情歌，甚至都不需要重新写，对新情人唱老情歌就是，对这个是“爱你的偏执”“爱你的怪脾气”，对那个又是“我如此爱你”。现在又对“绯闻女王”章子怡高调表白。我和大家一样，有着充分的理由不看好两个“花心人”的爱情未来。但看重所谓的结果是不是就轻慢了过程？ 我总怀疑，多情的人其实是最无助的。因为他有太多的爱需要付出，而又期待着太多的爱给予。红尘数十年，其实我们是很难碰上能消受得了如此爱和给予得了如此爱的人的，还正好是彼此都对上眼了的那个人！ 已经很久不写博客了，一半是因为微博稀释了表达的冲动，一半则是因为心冷和慵懒。刀尔登在其一本书的后记中说“正是天凉、笔凉、心凉之际”。他写这几个字的时候是三年前的11月，回想起来倒还不算是最凉的时日，最凉的永远在当下和进行之中。 遥想1918年初的鲁迅，大约也正处“天凉、笔凉、心凉之际”，眼见辛亥革命之后“城头变幻大王旗”，热血已冷，遂抄古碑，读佛经。没料想友人找上门来，鼓动其写新小说。想来其时的鲁迅还没心冷如冰，遂有《狂人日记》问世。他哪能想到，“吃人”的时代还没迎来历史的新高，而吃人的好汉们亦将以他作为利器。 生为文人，实在殊为悲哀。倘若不“睁眼看世界”还好，那就可以像伏尔泰笔下哪个一身血污的老实人一般感叹“我已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了尚且如此，只不知其他国家的人们该怎样悲惨”。现在流行一个新成语叫“地命海心”，吃地沟油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连对官僚和打人城管怒目一下都不敢的弱民，都在喊着“炸灭日本人”、“最坏是美国”。每一次官媒的口号出台，都引得好一阵山呼。 而我只想说，如果我们没有去过动物园，那也该看过不少动物照片了吧，为什么还有人硬逼着我们承认天鹅其实也和乌鸦一般黑，甚至比乌鸦更黑？ 这是个已经失去心灵力量的时代，我们唯有彼此靠近取暖。而这种靠近有时候其实亦是一种伤害。造物弄人，从来不怕悖论丛出，亦不管起承转合。 这样的夜里，我一遍又一遍听着汪峰的《存在》。很多人在笑话着汪峰的恋情，他给这个那个女人写情歌，甚至都不需要重新写，对新情人唱老情歌就是，对这个是“爱你的偏执”“爱你的怪脾气”，对那个又是“我如此爱你”。现在又对“绯闻女王”章子怡高调表白。我和大家一样，有着充分的理由不看好两个“花心人”的爱情未来。但看重所谓的结果是不是就轻慢了过程？ 我总怀疑，多情的人其实是最无助的。因为他有太多的爱需要付出，而又期待着太多的爱给予。红尘数十年，其实我们是很难碰上能消受得了如此爱和给予得了如此爱的人的，还正好是彼此都对上眼了的那个人！ 其实我想说的不是情歌，也不是明星，而是悲凉。这样一个时代，却没有伟大的诗歌与音乐。先前有个崔健，唱着那个时代的激情与梦想。现在这个有史以来最无耻最堕落的时代，却少了应有的痛感与悲伤。我总固执地认为，一切文艺都应该是有连着血肉痛感的。莫言那小子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看上去似乎也是所谓的悲悯，但看到最后却是滑稽，我们有多少文学、绘画、音乐、雕塑最后指向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与痛！ 我爱苍凉的抗争，对于命运和爱情，对于时代和社会，对于权力和俗众。 汪峰的《存在》，永远追问：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多少次荣耀却感觉屈辱/谁知道我们该梦归何处/谁明白尊严已沦为何物/是否找个理由随波逐流/或是勇敢前行挣脱牢笼 有生之年，我唯有心怀耻辱与疼痛，独自奋飞。只因为，我不想再做屋檐下的麻雀，我选择在蓝天孤独飞翔，独自鸣叫！孑然至死，不愿人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