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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

6/5/2009 10:33:00 AM [新闻时事]

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二）
　　
 路爱国著
　　
　　　　（四）人文社会发展滞后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在社会发展领域取得了非同寻常的巨大进步，得到了世界公认和赞扬。作为一个低收入国家，中国几乎所有社会人文指标的进步都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包括人均寿命、普及教育、减少文盲、婴幼儿死亡率等等。到改革前夕，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已经十分接近中等收入国家。
　　
　　通常，一国社会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对应，但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突出的例外，其社会发展的世界排名远远超过其经济水平的世界排名，而且是世界上两者名次差别最大的国家。在改革前夕，中国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贫穷国家的第22位，而在人文发展中却位居第51位，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32]此外，1960-1980年间，世界上从低人文发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国家不过十几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更突出的是，在这十几个国家中，中国取得的进步最显著，因为中国位次上升的幅度最大。因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长期以来，中国倾力投资于人文发展。因此，尽管人均收入低，它却位于中等人文发展指数的国家类别。中国在人文发展指数与人均GNP之间的名次差距最大，相差49位，表明它非常明智地使用了自己的国民收入。”[33]中国当年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它在发展中国家中独树一帜，取得了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社会进步，显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在促进人文社会进步上具有优越性。中国从而被一些国际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的榜样。
　　
　　改革30年，中国的GDP高速增长，2004年人均GDP相当于1978年的10倍多。中国无疑比过去更富有了，总体生活水平更高了，按常理推测，中国的人文社会发展将在原有基础上出现更大跨越。事实却并非如此。一方面，中国人文社会发展的超前性越来越小，即越来越接近其经济水平，另一方面，在某些人文发展指标上，例如在人均寿命增长方面，中国近年来的进步甚至达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由领先者落到了后进行列。从人文社会发展的总体进步来说，中国的表现不但与GDP快速增长不相称，未能体现“增长促进”的效果，而且，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崩溃，连原有的“支持导向”优势也丧失了。[34]
　　
　　1949年到1978年的29年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增加了33岁，远远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达到了当时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改革后，人均预期寿命增加速度大为放慢。1982-2002年的20年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增长2.9岁，不但低于亚太地区的4.0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5.4岁、南亚的8.9岁、中东和北非的9.1岁，而且低于高收入国家的3.9岁。比中国表现更糟的只有两个地区，即欧洲和中亚（增长0.3岁），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减少2.5岁）。这两个地区不但没有能与中国一比高下的GDP增长，相反，撒哈拉以南非洲长期处于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欧洲中亚地区由于俄罗斯转型期间遭遇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导致人均寿命大幅度下降。[35]
 婴儿死亡率是人文社会发展另一个重要指标。1990-2003年期间，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幅度在高收入国家平均为千分之3（从8下降到5，为2002年数字），中等收入国家为千分之12（从42下降到30），低收入国家为千分之15（从95下降到80），而中国仅为千分之9（从39下降到30）。从这些数字表明，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在1990年好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到2003年则与之拉平，进步速度明显放缓，进步速度更是远远落在低收入国家后面。中国的表现似乎只好于高收入国家，但高收入国家婴儿死亡率已经非常低，继续下降的空间非常有限，并不具有可比性。同一个来源数据还表明，在这一期间降低婴儿死亡率方面，中国的进步落后于几乎所有地区的平均水平，包括东亚/太平洋、欧洲/中亚、拉美/加勒比、中东/北非以及南亚，与中国相当的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36]
　　
　　在其他健康的指标上存在类似趋势，例如疾病和传染病感染和死亡率、精神病发病率、高自杀率等等。1975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农村普及合作医疗、防治血吸虫病、麻疯病以及地方病等方面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世界人口22%的卫生保健问题。中国总体的医疗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21位。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排在191个国家中的144位，而卫生公平性竟排在188位，全球倒数第四。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医疗领域改革的市场化导向，政府大规模削减医疗投入。有医疗权威人士指出，发达国家用于医药卫生开支均占GDP的10%以上，就连在发展中国家，巴西为7.9%，印度为6.1%，赞比亚为5.8%，而中国只为2.7%，而且，中国政府的卫生投入在整个医药卫生总支出的比例逐年减少。1985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38.58%，1995年为17.97%，2000年以后只剩下15%。相反，让老百姓自己掏腰包、支付医药费的比例却逐年增加，1985年为28.46%，1995年为46.40%，2000年以后一直接近60%。[37]
　　
　　改革期间中国的教育进步同样不符合预期。新中国建立时，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文盲国家，人口文盲率超过80%。经过不到30年时间，政府在人均收入很低的基础上努力普及教育，到70年代末，文盲率在城市下降到16.4%，在农村下降到34.7%。这是一个骄人的进步，因为在同期，印度的城市和农村文盲率分别高达34.9%和67.3%，埃及分别为39.7%和70.6%，而人均收入远远高于中国的巴西分别为16.8%和46.3%。中国普及教育的成就超过其他发展中大国，走在了它们的前面。
　　
　　基于建国后扫除文盲的速度，人们本来期待，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拥有更多财富，彻底扫除文盲指日可待。但事实并非如此。改革30年来，政府制定的普及全民教育目标屡屡以失败告终，大学生比例提高，但普及教育的脚步显著放慢了。2005年，根据当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6岁以上人口的文盲比例仍然高达10%。[38]这个数据印证了另一个来源提供的信息：据中国教育部高官透露，截至2005年底，文盲总人数达到1.16亿人，占世界文盲总数的11.3%，仅次于占世界文盲总数15.0%的印度。[39]
　　
　　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教育原来取得的优势正在大大缩小，尤其在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方面。改革期间，一方面是大学生入学率提高了，另一方面却有1亿多人仍处于文盲状态，得不到基本教育，表明中国越来越回归一般发展中国家教育不平衡的状况。也正如在其他一般发展中国家一样，在中国，未能普及教育的原因，同样习惯性地被归结为经费不足。[40]但历史事实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水平更低，政府却能够组织数次全国性大规模扫盲运动，使文盲率显著降低。有人警告说，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可能无法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2015年实现一半文盲脱盲的目标。
　　
　　国家的发达程度最终反映在人文社会发展水平上。改革后，中国的变化轨迹表现为优势逐步丧失。诚然，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总体水平尚不处于明显劣势，但与GDP高速增长提供的物质基础相比明显滞后。出现这种情况也许并不难理解，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不但难以建立“支持导向”的人文社会发展模式，而且，由于收入高度不平等，不能使全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从而必然严重阻碍人文社会的相应进步。
　　
　　（五）政府能力弱化
　　
　　新中国革命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在历经百年积贫积弱之后，中国拥有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发挥如此有效的领导作用，以至无论人们对这个阶段的评价如何，几乎都有理由把各个领域的成就或失败与政府直接联系起来。相应地，政府似乎理所当然地承受一切，因为除政府以外，似乎没有一只所谓“看不见的手”可供推委责任。
　　
　　历史表明，当年中国政府既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方案有效地解决面临的近期问题，也有能力制订和实施长远发展规划，并坚持不懈地进行长期努力来实现既定目标。也正如历史表明的那样，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创造了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经济社会进步。与此同时，由于某些政策不当，政府独揽一切也造成了一些立竿见影的不良后果。但是，作为一个强政府，中国政府的能力还表现为能够迅速纠正不当政策，在短时间内扭转局面。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通常不具备这种能力，还有不少政权甚至长期不稳定，难以行使正常的政府职能，因而被称为“失败国家”。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则普遍拥有较强的政府，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政府一般具有较强的市场操控能力和多样化的社会控制手段。政府的强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区别强国弱国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改革在政府一手主持下展开。能让中国这条大船平稳掉头，改变航向，直到2008年没发生社会断裂或经济大衰退，反而保持了经济持续增长，表明中国政府的能力相当强大而有效，尤其是在改革前期。但随着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政府能力就是通常所说的领导能力。一个强政府意味着，它能够确定基本经济政治目标以及战略战术，能够实施相应的决策，并能够动员各种资源完成这个任务，得到希望看到的结果。拿这个标准衡量，改革后中国政府的行动能力可以说每况愈下。
　　
　　转上市场经济轨道后，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政府似乎接受了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观点，开始把自己定位于市场的经济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为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