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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手的馅饼被抢，煮熟的鸭子飞了，是最让人郁闷的事情，找工作也是如此。过五关斩六将，眼看胜利在望，没想到最后仍是空欢喜一场。面对屡战屡败的场景，一条路走到黑未必是明智之举，找出offer一再失手的根源，才是问题的关键。下面是求职过程中应注意的三个关键因素，掌握了这些，希望offer不再失手。 求职前：找准时间点 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企业对人才的工作经验、专业资历要求不同，求职者的专业、人脉、客户资源是否符合企业需要，决定了他能否得到企业的认可。 一家成长中的企业和一家快速扩张的企业，其经营模式是不同的；同样，人才的职业发展也会历经不同阶段。只有当求职者的职业发展阶段和企业的发展时期相契合，两者才可能一拍即合。因此在求职过程中，了解企业的发展周期和自身的职业周期非常必要，尽量缩短“时间差”，以便顺利跳上高职位。一般来说，当你的职业发展超前于企业发展时，跃上高级管理职位的几率较大。 跳槽的时机也很重要。企业每年都有招聘计划，体制健全、管理规范的公司，会保持一定的人员流动频率，每年都会在特定时段全面展开招聘。在这一时段，需求会比较旺盛，求职机会也就多。抓住这个时间点，就有机会加盟大公司。 此外还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低端岗位和中高层岗位的招聘时间点是不同的。千万不要抓错时间点，因为“机”不再来。可锐职业顾问的调查显示，因为没有找对时间点而导致跳槽失败的人数占到将近6成。 面试中：“做秀”有度 说时下是个做秀的时代并不为过。不要说明星、演员们，就是CEO们也爱上了“表演”。在商业谈判、各种活动中，适度的“做秀”可以最大化地展现公司优势，赢得大众的关注和客户资源。因此职业人也有必要在面试过程中适度做秀，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机会。 将自己的业绩量化，对曾经参加过的项目、已获得的经验一一给予描述或展现，体现出你的价值，这没有错。但凡事有度，夸张的展现、炫耀性地“做秀”可能会断送自己的前程，做秀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可锐职业顾问调查显示，不能或不知道如何展现自己优势而导致跳槽失败的人占到3成以上。 跳槽后：取得前任上司的理解 选择跳槽的人，多少都是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如意的事，要么不能晋升，要么不能加薪，要么人际关系没有处理好……所以跳槽时都抱着脱离苦海、另攀高枝的心态。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但如果为此得罪了前任上司或老板，就得不偿失了。现代企业非常注重人的诚信和口碑，而这些都需要从原企业处证实，前任上司或老板的评语将直接影响职业人的前程。 如果能做好前任上司的公关工作，得到他们的推荐，无疑能为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铺就光明道路。所以，选择离职的时机很重要。千万不要在内部关系恶化的情况下离职，要理智地阐述自己的离职理由，表明态度，尽量争取上司的认可。可锐职业顾问调查显示，因为没有经营好与前任上司的关系，导致跳槽功败垂成的人占到4成以上。 以案说案 案例 Ben，信息技术与工程专业毕业，之后在一家门户网站做技术员，3年后升任技术工程师，负责技术和项目的售后服务工作。Ben虽然从事技术工作，但他意识到想得到更大的发展，进入战略决策层，不仅要有专业技能，还要有管理能力。所以他非常注重培养自己的管理能力，希望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能够得到进一步提升。 由于公司经营上出现重大失误，计划在人员方面进行较大调整。Ben被调整到一个新岗位，但在实际工作中没有任何权力，而且看不到发展前景。最后，他选择辞职，去国外攻读MBA。 留学归来，本来以为自己的筹码增加了，找工作不会很难，没想到两个月过去了，Ben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其实从笔试到面试，Ben的感觉都不错，但最后却总是拿不到offer。他怀疑自己要价过高，于是降低薪水标准，然而贱卖的结果是大公司更不买帐，让他实实在在尝到了“海待”的滋味。 分析 Ben在升职受挫后，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而是中断职业发展的路线，走上另一条路———攻读MBA。这条路可能会提升他的职业价值，但也有时间成本的损失。两年中，他中断了和国内的联系，国内行业发展的状况、企业需求发生的变化他都不得而知。回国后，他面临的是已经陌生的职场，企业的不认可是他职业发展道路上的头一个拦路虎。 Ben的自身条件也没有达到企业岗位的要求。虽然拿到了MBA学位，但是实际管理工作经验不够，对岗位要求的细节职能不清楚，得不到企业的信任，这是他offer屡屡失手的第二个原因。 作为职业人，不仅要掌握职场规律，有效提高自己的身价，更要结合企业需求，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应对职场变化的能力；同时在充分搜集信息和整合自身能力的基础上，及时预测职场变化趋势，减缓和屏蔽企业需求变动带来的负面影响；然后通过时机的选择和把握，达到保值增值效果。这是一个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合作与双赢的时代，职业人应充分把握好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走好自己的“黄金大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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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鼓子曲传入南阳后发展成曲剧和大调曲子，大调曲子像秀气的“大女儿”，在高雅的演唱中维持着一种小众格局；曲剧则像泼辣的“小女儿”，风风火火走入民间，在自觉而迅速的通俗化过程中赢得了超高人气。 因为缺乏文字资料的佐证，具体追踪其中的渊源流变是十分困难的。 河南省艺术研究院曲艺史专家张凌怡先生说：“中国曲艺有史无记，因此曲艺立碑将是无字碑。” 张凌怡先生目前正在编纂《河南曲艺史》，这是河南第一部曲艺史，也是国家级科研项目，全国只有河南立了项。 河大教授张长弓先生在他的专著《鼓子曲言》中讲道：“鼓子曲渊源于明代俗曲，当无可疑……据口耳相传，鼓子曲初见于开封，后来分出三支，周口一支、禹县一支、南阳一支，之后，禹县、南阳两支合流。” 明代俗曲源于宋朝的汴梁小曲，北宋时的宋惜姣、李师师皆为唱汴梁小曲的红歌星。到了南宋，文化中心南移，但汴梁小曲仍在发展，明代演变为俗曲，清代再演变为开封鼓子曲，之后形成南阳大调曲子。 开封业余鼓曲社最盛时有七八十人，演出不收费，一般是遇喜庆之事（迎亲、生子、祝寿等），由东道主写请柬送给社头（鼓曲社的组织者），再由社头通知曲友，按期赴约。 １９３８年日军占领开封后，曲友外部生存环境恶化，加之开封的鼓子曲词雅难懂，曲调复杂难学，学鼓曲的越来越少。鼓子曲的发生地开封，成了鼓子曲最先衰微之处。 鼓子曲落户南阳后，获得了极大发展，这中间有个“地标”式的地方——南阳第一个唱大调曲子的茶社邓县（今邓州市）南阁楼曲子茶居。 ２００６年４月７日，记者站在邓州南关一个小十字路口东北侧一片空地上。往前数近百年，这片长了几棵杂树、堆着水泥板和垃圾的空地终日有丝弦声萦绕，有茶香轻飘。那是１９１２年，民国政府邓县第一任县长上任时，在茶居接见了全城士绅，特邀曲友马腾龙、马万寿、赵金铎等人在此演唱。从此茶居成为鼓子曲经常演唱之地，这也是鼓子曲从厅堂走向茶社、走向广大民众的重要一步。 有了第一个曲子茶居，才有了邓州城内小东关（现团结路）一条老街上密集的唱曲茶馆，最盛时有１０多家。 小东关是条老街，两边门面全是铺板门，老房子上长着高高的瓦松，进了茶馆，墙壁乌黑，靠墙摆台电视机，墙角放一口大水缸，小茶桌、骨牌方凳或长条凳上坐满茶客，多是老年人。走了四五家茶馆，皆如此。问老茶客还想不想听曲，答：想听，但现在唱家少了，只好看电视。 有了这第一个曲子茶居，才有了遍布全南阳的无数的茶社，从厅堂到茶社，场景变了，市民、小手工业者（包括部分农民）和商人参与进来了（在此之前演唱者多为地方的精英阶层），他们带着浓厚的个人趣味开始演唱通俗的鼓子杂牌之后，鼓子曲才在南阳一带真正繁盛起来。 鼓子曲进入茶社，促成了大调曲子和曲剧这两个“女儿”的成长。 “辣妹”曲剧靠通俗赢得超强人气 河南人谁不会哼两句“小苍娃我离了登封小县”、“陈三两迈步上公堂”呢？这是走平民路线的“辣妹”——曲剧。 曲剧是河南第二大剧种，从１９２６年登台演出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短短２３年的光景，以惊人的速度普及到河南的城乡，进而扩展到安徽、湖北、陕西、山西、河北、江西、福建等省。在全国２００多个地方剧种中，曲剧排行前１０名，在河南２０多个地方剧种中，为第二大剧种。戏剧界人士认为：曲剧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以如此罕见的速度，迅猛崛起于中国戏剧之林，这在中国戏剧史上的确是一个奇迹。 至于唱腔特点，南阳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李长溪有个很形象的比喻：大调曲子的唱腔如楷书，一笔一画比较规范；曲剧自由、委婉随意，像行书草书比较流畅。 清末民初，曲友们进了茶馆，鼓子曲里出现了在茶馆弹唱的茶馆曲子，鼓子曲更加普及和通俗。茶馆曲子出现的同时，又出现了“高跷曲子”。相传洛阳南郊有位叫王凤桐的秀才，是个狂热的鼓子曲友，他逃荒到南阳当塾师，课余常为村中鼓子曲同乐社抄编曲词唱本，人称“老编先生”。他返回洛阳故里后，开创了在民间社火踩高跷中演唱鼓子曲的新形式，把原来“不说不唱的哑巴跷”化装成四个角色：相公、姑娘、丫环和和尚，用鼓子曲的曲本和唱法，又扭又唱。清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农历二月二十二，在洛阳关林庙会上，老编先生的高跷曲子打败了所有的哑巴跷，于是这种演出方式传遍洛阳所辖１０县以及汝州、陕州所辖各县。民国后，这种高跷曲子不但盛行于洛阳、豫西，也传入南阳各县镇。 茶馆曲子与高跷曲子，对鼓子曲的普及和传播产生了重大作用。而鼓子曲随着参与者的急剧增多，逐渐形成雅派和俗派。雅派多为士绅、文人、富商，他们常唱《红楼》、《三国》等文雅曲目，使用大牌子如“劈破玉”、“满江红”等，演唱遵照旧制“闭目端坐，耸肩拔顶”（坐姿非常端正之意），常在富豪之家厅堂演唱，被称为“客房台曲”。俗派多以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市民、农民为主，喜爱唱些通俗谐趣、婆婆妈妈的曲目，如《小二姐做梦》、《李豁子离婚》等，所用曲子也是小牌子、杂调居多，如“鼓子头”、“鼓子尾”、“诗篇”等，常在集市茶馆、农家院落演唱，群众称其为“针线笸箩曲子”。 上世纪２０年代，洛阳、南阳一带的俗派曲友与高跷曲子进一步结合，辅之以说白、表演、动作等，去掉高跷登上村中的庙台，或用几辆牛车对成台子进行演唱，被称为“曲子戏”或“小调曲子”（新中国成立后称曲剧）。一时间小调曲子成为时尚。南阳一带坚持厅堂演唱的曲友们为标明自己为“正宗”并与“小调曲子”相对应，将自己坚守的传统鼓子曲改称为“大调曲子”。鼓子曲养育的“两个女儿”就此踏上不同的道路。 曲剧当时怎么受欢迎，７０多岁的张凌怡先生谈起儿时往事：“我的老家禹县（今禹州市）是小调曲子窝，解放前我十几岁时一街两行都是自拉自唱的，老百姓走夜路唱的就是小调曲。集市上有很多唱本叫卖，一两个铜板就买一本。曲剧班子在场院里就能演出，几辆太平车一对就是舞台，‘踩台’的丑角，唱些风趣的唱词，小孩子很喜欢。”当时汝州曲剧社盛极一时，定期活动的曲剧社就有近７０家。 曲剧后来广泛吸收了其他曲种的一些东西，伴奏乐器也逐渐增多，成为健全的“文武场”，形成完整的地方戏曲，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演员。１９５９年，著名作家田汉在观看“曲剧皇后”张新芳演的《陈三两》后，连连说：“演得太好了，你感动了我！没想到曲剧这么美，这么富有表达力，叫人忘不了！”上世纪５０年代河南拍了两部电影，一部是常香玉的《花木兰》，另一部就是张新芳的《陈三两》。 河南人谁能忘了曲剧中的“陈三两”、“小苍娃”、“寇准”、“高秋芳”等人呢？与此同时，又有多少河南人知道曲剧的同胞姐妹大调曲子呢？ “姐姐”大调曲子高雅中维持小众格局 曲剧的蓬勃发展对大调曲子是有震撼的，高傲的“姐姐”虽然带有轻视地将其称为“小调曲子”，但这个“与工农相结合”的“妹妹”还是影响了它，它变得更通俗化，民间唱曲者也更多了。 南阳在清代时开辟有驿道，从北京至云贵，多取道于此。驿道又紧靠白河码头，成了南船北马水陆交通要道。随着商贸往来，晋、陕、川、鄂等地的曲子和声腔先后融入大调曲子，使之得以充实和发展。 清光绪年间，南阳市石桥镇的鼓子曲友王庚轩府试中秀才后进北京谋官，结识了北京的一个曲艺发烧友王某，王某赠送了他十三段子弟书《露泪缘》，他将其带回后邀请大调曲友设曲改词反复弹唱，这便是大调中“红楼”曲目的由来。此后他借经商之机到皖、鄂、陕、川等地广采曲子。他的老乡郝吾斋向他学习习唱与演奏，并以自己的家为中心常邀曲友弹唱并资助贫苦曲友。他本人擅唱“三国”、“西厢”等曲词。两人同是南阳“清雅派”的代表人物。 南阳市区喜唱大调曲子者甚多，至今知道的光绪年间所谓的腕儿就有十五六位。他们分别被尊为“曲圣”、“曲子状元”、“五虎上将”、“曲子旦”、“曲子丑”等。这些曲子名家，有的行医，有的经商，有的是小手工业者，自娱自乐，但已经不再单纯追求高雅清逸的情趣，从他们的雅号中能够看出来，大调已脱离早期“孤芳自赏”的阶段，进入雅中有俗、俗中见雅的时期。“曲子丑”张宝歧善唱《斗鹌鹑》、《狗咬狗》等富有生活情趣的俗段子，诙谐幽默，极受欢迎，一般上了场就下不了场，因此他常常等别的曲友唱完再唱，以免曲友难堪。俗段子的名唱家也拥有大批粉丝，大调曲子层次更加丰富。 最能显示出大调曲子“雅中有俗、俗中见雅”特点的，是“曲子圣人”汤印侯。 汤印侯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他“声如洪钟，震沉落花”。年轻时已负盛名。他与开封鼓子曲演唱者相交甚厚，在南阳唱法的基础上，革除“汴派”腔多词少的弊端，吸取其快、中、慢三种唱法之精华，创新唱腔，令人常听常新。他演唱的曲目雅俗兼有，更能见景生情，随时随地即兴编唱，一反大调呆板的坐唱。当他到新开业茶馆或商行助兴演曲时，他往往先暗自巡视一周，入座后应弦而唱，将生意字号、规模设置、掌柜伙计，甚至楼梯层数，都能合辙押韵唱出来，一时名声大振，追随者甚众。 汤印侯重气节，讲仪表，入场唱曲，正襟危坐，目不斜视。１９４３年春，他为避战乱，客居湖北老河口。农历九月底，他同当地曲友数人到约定地点聚唱，途经伪“皇协军”队部门前，伪军中队长要他到队部唱曲，他断然拒绝。几经争执仍被阻行，他大怒骂道：“我汤老爷的曲子是唱给人听的，岂能给狗唱？”十几把刺刀一齐刺来，汤印侯倒在血泊中仍怒目圆睁。 透过汤印侯改革汴派唱法，反映出当时开封仍有鼓子曲的演唱，而且依然是“腔多字少的清雅之曲”。汤印侯改革的不仅是唱法，还包括那种清高自傲、不食民间烟火的小众格调。比较开封、南阳两地，开封之所以过早衰微，正因其崇古守旧。南阳得以兴盛，正因其不断的革新与发展，特别是朝向通俗化发展。 开封鼓子曲落户南阳后，发展成曲剧和大调曲子，当时南阳邓州城内小东关的一条老街上密集着唱曲的茶馆。从厅堂到茶社，场景变了，更多的市民、小手工业者等参与进来，他们带着浓厚的个人趣味演唱通俗的鼓子杂牌，使鼓子曲在南阳一带真正繁盛起来。图中这片堆满垃圾的空地就是当年南阳第一个唱大调曲子的茶社——邓县（今邓州市）南阁楼曲子茶居的所在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