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后极权语境中的体制外写作 龚盖雄:对"体制外写作"的界定,他的历史性的考察,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方法论,有不同角度。对于我来说这个体制外的问题,我要把它放在全球化过程中来考察。就是经济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意识的全球化。但是全球化并不是说一律化而是全球的话语空间和话语平台越来越交叉,多元的倾向。在这种文化态势面前,中国整个的患了失语症,中国汉语言文学界发不出声音来,在众多嘈杂的声音中,发不出自己真正的有创造性的声音,可以和国际的学术平等对话的声音。这是与我们这种体制的束缚和体制意识形态压抑分不开的。西方有个说法,个性可以与上帝同在,个性可以上天堂,而国家,群体这些不能上天堂。为什么?就是因为人的个性是一种独立性,个性对于人的整体来说永远是一种独立性,全凭个性才能够到达整体的直觉。所以个性又是自由原则的出发点。如果每个人的个性都被统编,编织在一个体制内,那么就没有个性了。但是为什么艾略特又说非个人化呢?它的非个人化是从传统的角度上来说,要加入传统,要去掉个人的一些偏离艺术的个性。它加入了传统,它是一种保守的加入创造的方法,是非个性的个性。而反传统的方法,超越传统的方法,就是超越个性的个性,也就是新的个性的呈现。我觉得非非主义?体制外写作"问题,和全世界知识分子感觉的话语资本的压力和二战以后的沉重反思和走向边缘的趋势分不开。德里达的解构,认为写作是一种解构,就是对既定的秩序,既定的体制,既定的作品体制和文学体制的解构。撒播就是他的延异部分非中心部分,漏洞部分,恰好是创造部分。这里头都体现了全球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普遍冷漠感到忧郁,感到一种国际资本的压力。非非主?红色写作"的崛起,有国际背景,有世界背景,因此我们不放弃在全球语境中来考察它。非非主义精神的实现还没达到。每个民族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加感到自己国家母语精神弘扬的必要,对母语写作的危机和沦丧的感觉,因此更加需要非非主义提出的大拒绝、大介入、大建设的立场。"体制外写作"的觉悟前提就是非非主义提出来的:大拒绝、大介入、大建设。这里面的大拒绝是马尔库塞提出来的,这个大拒绝意识?体制外写作"的觉悟前提之一,这个拒绝的姿态不是对抗,不是表面的情绪宣泄,而是一种疏离。它是多重拒绝,是要通过拒绝来完成"体制外写作"的真正独立性,和精神转型的自觉性。它的大拒绝为它的大介入和大建设确立了它的精神的新发生点。我觉得非非主义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发生学原理,它是发生学的,它是生长性的,用我的术语来说它是对创生成的。这个对创生成论是全球哲学转型的主要标志。语言生成和精神生成就是价值观的生成。一切都在生长,都在达成一种新状态。这种新的生成点是创造性的,它在拒绝中独立,在拒绝中介入,在拒绝中建设。我的术语对创生成,恰好就是非非主义对我的启示,对创生成就是说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不存在绝对的必然的合法性,一切都是相对的。再说第二点,大介入是在大拒绝基础上的介入,这个大介入是全方位的介入,所以在这里谈介入是指艺术原则的介入,这个介入不是政治行动的介入,而是艺术形式的介入,保持独立的艺术原则的前提下介入,这一点是非非主?体制外写作"理论的又一大贡献,这就解决了政治与艺术长期纠缠不清的关系。伦佑阐明的,把政治仅仅作为写作的一种素材,和其它的素材对等处理,这种说法非常好。政治没有优先性,没有神圣性,没有禁忌性。政治是我们生活的一部份,作为写作来说,它仅仅是写作的一种素材,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回避它。作为汉语言精神的体现,汉语言的智能和人格力量的体现,我认为周伦佑的《刀锋二十首》达到了我所看到的二十世纪以来一个诗人精神承担的诗性高度。中国知识分子不应该从肩膀上卸掉世界苦难的承担,要有这种承担的精神和勇气。一旦需要的时候,自己要以清醒的态度和艺术精神以及人格的力量来承担这一份苦难的赐予。正如阿多尔诺说的:让苦难发出声音是真理的前提。非非主义的后非非写作精神由此确立。大义凛然地在《红色写作》中宣布?以血的浓度检验诗的纯度",从阅读他人的作品到阅读自己的生命。从看他人流血到自己流血,也就是体验全部苦难。中国知识分子由此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体制外的觉悟和觉醒。我们终于可以用我们的汉语言文学的精神来维护我们艺术的纯度,书写汉语言的母语尊严。《红色写作》、《刀锋二十首》作为后非非写作理论和作品的双重标志,标志着后非非写作为中国的"体制外写作"确立了一个精神和艺术的开端。红色写作是建设性的,完全是建设着一种对汉语言关怀的,当下的本土的文学,它是一种建设的姿态,一种世界的眼光,一种体贴汉语言的骨头和血肉,与汉语言一起流血的写作态度。它的理论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就是缺少理论建设,所以见到很多诗人,却看不到思想家。思想者在哪儿?我把周伦佐说成大山思想者,他一直思想在大山里,一直在默默的思想,他表现出的思想的深邃性,恰好就是汉语言赋予我们的天赋。赋予我们对创生成,使人成为语言、生命和价值的立足点,我觉得建设就从这里开始。 周伦佐:"体制外写作"三个阶段,从写作到印刷到言说由"非法"向被视为合法的演进,同时是体制外知识分子争取自由话语空间的过程。争取自由话语空间的层次在不断提升,范围在不断扩大。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自由的思想、写作、言说是人的天赋权利,它天然就是合法的。我现在所说的合法与非法其实是体制的规范标准。严格的讲,体制对自由创造的压制是最大的非法。但我们面对这个体制,为了争取当下的现实权利,不得不逐步冲破所谓"非法性"的禁锢。在这一点上,尤其要对"体制外写作"者被体制接纳之事做具体分析。因为缺乏自由言说的空间,一些"体制外写作"者进入体制可以争取合法的权利。关键不在是否被体制接纳,比如加入体制作家协会或在某个机构担任职务,而在于立场和话语。如果他做了作协理事甚至副主席,他言说的已经是体制话语,就表明他的立场已转向体制内。看一个作家关键是看他的立场。立场,对一个具备话语权的人来讲主要体现在言说上。如果他的言说表现出体制外立场,他依然是体制外的;如果他的言说表现为体制立场,那他已经体制化了。在缺少自由话语空间的条件下,对过去进入体制内各种文化机构的体制外作家应该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主要根据他们言说的立场来判断是体制内还是体 阅读全文>> |
本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为了成就老婆去云南的梦想而浪莽远野。
也罢!就让多年的沉重包袱,一路抛向云南旷野的田间、雪山、岩峰、林树!让自己在沧茫之水中尽致地放生心灵。 五月十三日的早晨七点多钟,跟着旅行团队出发,到上海虹桥机场乘坐十点多的飞机,到达昆明是下午一点半,安顿好了宾馆,这一天就算折腾完了。我们的正式旅程是第二天开始起,即:“云南的大理、丽江、石林这三大景点;其中包括蝶梦泉、崇圣寺三塔、雪山等,然后再重回昆明游览古城,整个旅程结束。不过,在到达旅馆时只有下午的四点,云南的下午四点,等于苏州的下午两点,即便到了晚上八点,夕阳还刚刚西落,当凉风徐徐吹来时,才预示着大地进入幕后;于是我们就先自己游览了昆明的古城...... 飞机刚降落到达昆明时,我只当是走了一回飞天的路,没有过多的留恋,因为家乡也是一座数千年的古城...... 我的目的不是去采集那里的翡翠、玉佩、精油及收集鲜花与药材,也不是去看具有情感色彩的蝶梦泉;然而,当我结束了整个旅程,重新回到了昆明古城后,我才开始从心里认证了昆明这座城市那种“自然与古老</SPAN>整合在一起的美丽”。此时,我纵横江湖无止境的 |
老北京这样过端午节
1.祭神祭祖纪念先贤</STRONG> 纪念先贤的代表首先是屈原,他是忠于国家的代表;东汉时的曹娥是孝顺父母的代表;文天祥是民族气节的代表;钟馗是主持正义的代表。北京文人有端午节到二闸三忠祠上香的传统,祠内供奉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祠院宽敞,祠后有濯缨亭正临通惠河边。 2.挂菖蒲插艾叶防瘟避灾</STRONG> 民间信仰认为五月为毒月,初五又是毒日。老北京人过端午节时大多在院门前和房檐挂菖蒲插艾叶。关于这个习俗也来源于赞扬善德文化:传说唐末农民起义军黄巢在行军中遇到一位逃难的妇女,此女人抱着大的孩子,领着小的孩子,黄巢问她为何不抱小的孩子?女人答:大孩系邻居所托带,不敢有闪失;小孩是己生,故用手牵之。黄巢感叹,命她在端午日家门前挂菖蒲、艾叶,可避兵灾。该妇女将此做法传告了乡亲,于是全村平安,以至成俗。 3.最讲究的供品是玫瑰饼</STRONG> 初一给神佛和祖先祭祀的供品撤下来后就成了全家的食品。一般人家只供类似桃酥式的“五毒饼”,初五晚间撤供;中等人家再放上小枣江米粽子和鲜果,一天一撤,以防腐烂。富贵人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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