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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由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和中国人文学会共同主办的 “纪念 ‘五·四’——话说中国青年文化九十年”
学术研讨会在延世大学百周年纪念厅举行。与会人员除了韩国各大学中文系学者以外中方学者有香港岭南大学的罗永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室的程凯。 当代中国出版语境下的青年阅读</STRONG> 前言 “读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一个国家，作为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青年人是否读书，读什么书，在什么样的出版语境下读书，往往可以管中窥豹地去展望一个民族的发展前景。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文学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胡适、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一代文豪，以其游学海外获得的现代思想为武器，创办《新青年》等杂志，鼓吹新思想，热议文学革命，创作小说诗歌，在唤醒沉睡中的中国民众方面居功至伟。“五四”青年也在文化先驱们的激扬文字影响下，迅速汇入了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黑暗社会的时代洪流中去。纵观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五四”时期的青年们是幸运的。在那个西学东渐的开放时代，文化精英们犹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著书立说，自由谈术。而诸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亦在文化人的主持下，为广大社会青年提供了大量东西方丰厚的精神食粮。 至三四十年代，中国虽因战火频仍而“无法安放一张读书的桌子”，但是由于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人格和学术上的独立精神以及文化学术出版的相对自由，中国的青年们还是可以在战乱中或小楼里读百家之书，这为后来的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真正的知识分子。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人们精神食粮的书籍报刊完全被纳入一党专制的意识形态范畴，新闻出版成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唯一手段，文学艺术也完全成了政治的附庸，失去了自身的本色。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有了好转。但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出版与阅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本文旨在粗线条地描述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中国大陆出版语境的变化以及青年人的阅读状况，想通过当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出版特点以及青年读者从“被动阅读”到“主动阅读”，从“零阅读”到“泛阅读”的变化来考察中国青年文化心理上的变化轨迹。 1．被动阅读（1949~1976） （1）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阅读 从“五四”时期到四十年代末，在中国青年的阅读词典里几乎找不到被动阅读这样的词汇。从书商、作家到读者，供者与求者之间是自由的关系。首先，因为书商追求的是利润，并不为什么主义而存在，所以读者需要什么样的书，即出什么样的书。其次，不少作家同时身兼大学教授之职，所以在经济上并不完全受制于出版商，独立的人格和情趣爱好使他们能够自由构筑文艺与学术的大厦。因此，当时青年人的阅读选择余地相当大。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供的一方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书籍的提供者，作家和书商都同时失去了原来民间和私人化的自由度，被纳入了由政府统一监督管理的范畴。 首先，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们，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被政府有计划地组织起来。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文代会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成立了“专管”文艺的全国性机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即文联）。“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即作协）是其最早成立的下属协会。其后，全国各省各市又相继成立了作家协会分会。这些作家协会成立以后，政府部门以政治倾向严格甄别各派作家，将贴近左联倾向延安及工农兵劳苦大众的所谓进步作家论功行赏邀进庙堂，而对远离中共的自由主义作家则排斥在外，使其基本失去了创作的自由。比如沈从文等作家被迫转而去研究古文物。 其次，私人不再可以出版书籍和报刊，作为书刊供方的出版完全被纳入了党的宣传机器之中，成了不折不扣的齿轮和螺丝钉。对此，洪子方指出“1949年以后，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没有一份重要刊物延续下来。这标志着明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方式基本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级文联和作协主办的机关刊物。1949年创刊的《人民文学》就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50—60年代各地文联、作协相继成立的机关刊物按照政府行政级别组织方式呈幅射状分布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这种新的期刊出版格局的建立是为了便于政府进行统一的监督和管理。从文学生产的角度来看，它的特点是与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严格配套。不但所有刊物的运营范围都基本按照行政级别和地域分界划分，在产品类型上也有明确的分工。比如中国作家协会除主办综合性的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外，还主办有《诗刊》、《文艺报》、《译文》、《文学遗产》、《小说选刊》、《中国作家》。而各地各级的文联、作协也仿照中国作协的方式办自己的“小《人民文学》”和其他类型刊物。这些刊物作为传播文艺作品的“主渠道”，负载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建设任务。中国作协直接受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地方各级政府的作协中，“党组”居于领导层的核心，决定刊物负责人的升迁任免。而这些刊物则充当“党的重要思想文化阵地和重要與论工具”。 在这种状况下，作家只能写符合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符合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以工农兵为表现主体的光明而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作品，而出版社和期刊社也只能出版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积极向上”的作品。纵观建国以来的十七年文学，除了描写土改运动、合作化运动、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社会主义建设以外基本上看不到其它的题材。写民俗传统的就是封建落后的；写儿女情长的私人感情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左的文艺思想达到了极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被打倒，拥有十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只剩下了歌颂“艳阳天”，走“金光大道”的浩然等极个别作家。 能写作的作家都在作协，作家只能在作协主办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作品。私人不能办出版社出期刊甚至经营书店，那么读者只能在由国家按计划组织、生产、销售的流水线上寻找精神食粮。这种“被消过毒”的精神食粮都摆在国营的新华书店里，爱书的青年读者除了读这些官方提供的作品以外别无其他选择。于是，这一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读者的心里只有红色，而绝不会迷恋于黄绿青蓝；他们的眼里只有好人和坏人，而不知世上还有“性格组合”以及人类共同的人性；他们的理念中只有“重于泰山的公”，而没有“轻于鸿毛的私”。所以，这些被动阅读的青年受害者们，在无比单纯中对英雄领袖充满了膜拜，对英雄的挥手，报之以山呼海啸般盲目的激情，结果酿成了举世震惊的历史大悲剧。 （2）新时期阅读（1978~1985） 1976年底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左倾激进的、建立现代乌托邦的革命狂热为现实主义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所取代。”从文学创作、出版各方面来看，建国以来的文联、作协等组织机构依旧存在，没有变化，但国家的文艺政策开始有了变化。首先，中共中央陆续为文艺界从50年代到“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对待和迫害的作家以及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品“落实政策”。同时，撤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于作家写什么和如何写的问题也有了较大的思想上的解放。 长期以来，许多作家都认为应该结束文学的“一体化”局面。他们认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1979年10月，在距上次会议近二十年以后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这次会议上，“文艺民主”的呼声十分强烈。对此，会议做出了解释：执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 阅读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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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崇文某商场外，突然被人拉住胳膊。 谁？我停下脚步。扭过头，看到的是两个看起来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儿木头桩子似的两眼直钩盯着我。我不认识她们，她们要干什么？要打劫？不会吧，现在连女人也出来打劫？ 我等她们开口。 “你好，打扰一下，我们是某演艺公司的星探，刚才一直在观察你，觉得你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以你的形象很适合进入演艺界发展。请您看一下这张表，如果您有兴趣进入演艺界发展的话，麻烦您填一下这张表好吗？” 我象征性地瞟了一眼她们手中所谓的报名表。这时，一个女孩儿从手提包中掏出一张名片，很有礼貌地递给了我一张，并说：“先生，我们公司最近正在筹拍一部电影，您愿不愿意来我们公司做个试镜？这样您将有机会与著名演员李小璐合作拍戏。”接下来又是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没了。 “是吗？我能当明星吗？太好了，那你们能直接把我保送到好莱坞去发展吗？”我很“严肃”很“认真”的对她们说。 “这个……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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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明城墙（临潼）</STRONG> </STRONG> 明城楼（临潼）</STRONG> </STRONG> 钟楼（临潼）</STRONG> </STRONG> 大雁塔广场（临潼）</STRONG> </STRONG> 大雁塔广场（临潼）</STRONG> </STRONG> （河南）</STRONG> </STRONG> （河南）</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阅读全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