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马克思钦慕的伟大学者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用全部的精力和集中的注意力。
　　（１８０９－１８８２）
　　地球是人类的家园，但是，人类在童年的时侯，对自己的家园里的一切包括自己是怎么来的，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只是随着一位伟大科学家的诞生，人类才逐渐地揭开了这个谜。指引着人类正确地认识生命的起源和进化的，是一位英国科学家，他就是查理士·达尔文。
一、热爱大自然的少年
　　１８０９年２月１２日，达尔文出生在英国一个叫做希留布里的小镇。他的祖父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不仅医术出众，也是博物学家、诗人和哲学家。他的父亲是当地著名的医生，母亲则喜欢栽培花卉和果树，她常常教给孩子们识别花草果树的知识。这使年幼的达尔文从小就和草木花卉结下了不解之缘。
　　达尔文在８岁时进入了镇上的小学。他兴奋极了，盼望着能学到更多有趣的知识。但是，在学校度过的７年使他非常失望，课堂上讲的全是一些难懂的经文，根本没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枯燥无味的课程使他厌烦。于是，他把精力和感情都倾注到课外的活动中，常常去野外捕捉昆虫、寻找矿石、采集动植物的标本。这使他的学习成绩受到了影响，他的课外活动也因此而被老师和父亲认为是"不务正业"。而达尔文却矢志不渝，并没有因为受到责备而放松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对大自然的热爱。他仍然请叔叔讲解晴雨表的原理；向外校的老师学习几何学的知识；自己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了能在将来的实践活动中得到更大的收获，他还努力练习骑马、射击、狩猎，培养长途跋涉的坚强毅力。１０岁那年，他就自己尝试过了３个星期的独立生活；１４岁的时侯，他又一个人骑马到边境考察旅行。这些活动，极大地增强了他对自然现象考察的能力。
　　达尔文１６岁时，和哥哥一起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去学医。但达尔文已经离不开他所热爱的大自然了。每当课余和假日，他就奔向海滨、田野和山林。他和同学们一道同渔民出海，撒网捕鱼，制作标本，带回来分析研究。在１７岁那年的暑假里，他和两个同学一起，作了一次长途徒步旅行，捕获和采制了许多不常见的鸟类和植物标本。
　　父亲见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十分恼火，又把他送进了神学院。但是，神学院的课程内容，是达尔文从小就听厌了的陈词滥调。他对此毫无兴趣。仍然在课余时间去找他所尊敬的自然科学家讨论问题。在科学家们的关怀和指导下，达尔文的知识积累很快。他对昆虫学的爱好也更加强烈，并进一步扩大了自己考察活动的范围。
　　１８３１年，达尔文从大学毕业，获得了牧师的职位，但是，他的全部感情和志向却集中在生物学和矿物学上。５年的大学生活，使他更加热爱自然科学，他在掌握了比较坚实的科学基础知识的同时，也具备了一定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一切，为他后来创立进化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驱逐上帝的勇士
　　达尔文毕业后，正是英国完成工业革命的时期，英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掠夺殖民地，寻找更多的资源和扩大市场，决定派"贝格尔"舰到世界各地做环球考察。达尔文在他的老师推荐下，成为随舰的博物学者。达尔文十分珍惜这样一次实践机会，他坚持不懈地工作，在持续近五年的时间里，把每天所观察到的各种现象都准确、详细地写进考察笔记。每到一地，达尔文都很重视向当地劳动群众学习、求教，细心询问动植物的种类，努力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１８３３年８月，达尔文在考察地组织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化石发掘工作。面对发掘出的巨大的剑齿兽化石，达尔文深深地思索着物种的起源问题。考察之中的许多事例，也常常使他深思：是什么力量把大自然装饰得如此美妙？难道真象神学宣传的那样，形形色色的生物都是上帝按照伟大计划创造出来的吗？５年的考察工作中，达尔文耳闻目睹了生物界大量遗传变异的事实，越来越感到动物和自然界之间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面对真理，他终于抛弃了《圣经》上关于物种不变的说教，大胆地提出了物种可变的设想。
　　达尔文在人工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以及性选择和人类起源理论。他创立的进化论从丰富的事实出发，论证了生物进化的科学性，同时对生物进化的机制提出了合理的解释。他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上，实现了一次伟大的革命。进化论的建立，科学地证明了生命现象的统一性在于所有的生物都有共同的祖先，物种的多样性是进化适应的结果。进化论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第一次以科学的论证排除了神的形象，给传统?quot;特创论"和"物种不变论"等种种谬论以沉重打击。它不仅在生物学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同时对哲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它把生命科学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为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自然科学的依据。
　　达尔文的学说锋芒直指上帝，《物种起源》一书使教会惊恐万状。他们动用自己所能动用的一切力量，恶毒地攻击和疯狂地咒骂达尔文。叫嚷要"围剿'进化论'，打倒达尔文"、"扑灭邪说，拯救灵魂"。１８６０年６月，英国教会在著名的牛津大学策划了一次辩论会，进化论的捍卫者赫胥黎教授在会上作了精彩的演说，辩论会最终以进化论的胜利而告结束。进化论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在科学界所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由于不能理解，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也对这一理论表示怀疑，甚至提出种种责难。但是，达尔文为捍卫真理，半点没有退缩。他给科学界的许多朋友写信，热情地介绍进化论，积极宣传进化论。
三、赢得马克思赞誉的科学家
　　达尔文是一位勇于实践的科学家。在５年环球考察期间，他经常冒着猛兽毒蛇袭击的危险，忍受饥渴，单身深入到内陆甚至是荒无人烟的原始地带。为了便于接近当地群众，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各种方言和外语。为了采集动物标本，他还学会了各种狩猎的技术。
　　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不仅严谨、认真、勤奋、勇敢，而且是正直的。１８５８年夏天，就在他忍着失去小儿子的痛苦，紧张地撰写《物种起源》一书的时侯，他的朋友华莱士从侨居的马来群岛给他寄来了一篇与他的书稿观点完全一致的论文。只要他推荐，华莱士的文章一发表，就意味着达尔文２０多年的心血白费了！尽管华莱士的信中只是说："如果您认为这篇文章有价值的话，请转给赖尔看一看。"但是，正直的达尔文却当即决定，放弃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即将完成的书稿，单独发表华莱士的文章。后来，只是在熟知达尔文的研究工作的伟大意义的科学家朋友们的关切下，达尔文才把自己的书稿提纲与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发表了。以后，在朋友们的鼓励下，达尔文又继续《物种起源》的写作，又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终于使凝结着他２０多年心血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问世了。
      关于变异的规律，我们实在是无知的，我们所能够说明这部分或那部分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恐怕还不及百分之一。"
　　达尔文的学说在斗争中传遍了全世界。用各种文字翻译的《物种起源》版本，不断地在世界各地出版。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思也对达尔文的理论予以密切的关注。他们认为达尔文进化论是科学史上的一次革命，它极大地推动着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极为赞赏地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可以作为我研究历史上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马克思并把他的《资本论》第一卷题赠给达尔文，并郑重地在扉页中写道："赠给查理士·达尔文先生。您真诚的钦慕者卡尔·马克思。"恩格斯对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也予以高度评价，他将进化论誉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发现之一，并与马克思的伟大发现相提并论，他在马克思的葬礼上说："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达尔文一生的著述很多，除了进化论的经典著作《物种起源》外，还有关于地质状况的报告；论述人工选择问题的专著；讨论动植物适应问题的专著；以及行为学和土壤生态学方面的专著。
　　　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９日，７３岁的达尔文因病逝世了。他被葬于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牛顿墓旁。他那不囿于传统的创新思想，不畏艰难、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生命不息战斗不已的顽强毅力，忘我追求科学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的治学方法都成为后来人的典范。
　　进化论所代表的真理，终于取得了胜利，达尔文的名字也和他的学说一样，将永远铭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上。

　　在日本呆了几年，特别是参与收购和接收了一家日本公司的业务之后，渐渐对日本公司有了一点了解。发现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公司颇有些特立独行的传统，整理出来，姑且当作给正要去日企工作的朋友们当个“学习”吧。

　　第一：办公室里无长女

　　第一次到日本公司办事，颇有点眼晕。因为日本公司的女职员全是年轻小姑娘，二十几岁的居多，三十岁往上的便很少见，阿姨级别的简直是凤毛麟角。日本女员工多打扮入时，举止得体，相貌先不作评论，青春本身就是“武器”，颇给人朝气蓬勃的感觉。　　

　　久之，才明白这是日本公司的普遍现象，日本女子有一传统，即结婚后就不再工作，安心在家相夫教子。对国人来说觉得有点费解，在日本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到了适婚年龄，女职员就“光荣退休”了，办公室里自然不见她们的踪影。

　　不过这种现象已不是绝对，随着日本女性受教育程度地提高，颇有些女博士、女硕士走出校门，加之现代社会思潮的影响，她们已不像前辈那样“安分守己”。大量外企进入日本后，婚后女性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如今在日本的公司里，也开始出现女部长、女经理的身影了。

　　第二：男人天生占便宜

　　在日本，如果打开财务报表一看究竟，会发现公司职员薪水不低，去税后收入都比加拿大、澳洲等地方还要高，其实日本人的工资减一半算才合理。

　　因为大多数日本家庭，都只有男人在外挣钱，“双职工”概念在日本不普及。相比很多国家夫妻一起工作的情况，挣钱的人少了一半，那工资的计算也得“腰斩”了。

　　正因为如此，在日本社会男人地位很高。在日本作“Lady First”状的，一定是外国人。这种男女次序颠倒的情况，也只有在日本才能看到了。

　　而不平等还反映在公司内部的分配和升迁上，这方面男性具有天然优势，同时进入公司的男女员工，工资不相同，而女员工也多承担秘书、出纳等事务性工作，很少能进入涉及公司命脉的开发、研制等部门，要想升到管理层，要比男性员工付出多得多的努力。

　　第三：老外沉痛为行礼

　　在日本公司，“礼”很重要，不是说同事之间的鞠躬问好，而是说公司内部的各种典礼仪式。公司的日常工作中，被称作“礼”的仪式多种多样，

　　日本人认为通过这些“礼”可以加强企业凝聚力，提高合作精神。

　　日本大多数公司上班时有“朝礼”，表示工作即将开始，大家振奋精神，很多公司还有“夕礼”，员工要听老板鼓励和感谢的话。新员工的培训，日本公司多采取“合宿”方式进行，进行封闭式的管理。

　　这些复杂的仪式外国人很难弄明白，所以总为此而感到头疼。

　　第四：最怕日本人说英语

　　英语作为国际通用的商务语言，很能测量出跨国公司员工的素质。虽说日本是发达国家，教育程度较高，但凡在日本工作过的人，都对日本人的英语深有体会。　

　　之后渐渐发现，日本公司的员工，很多人写得一手好英文，却说不得，也听不得。这个问题在于不少日本人的英语是“日式英语”，完全不知所云。

　　第五：咖啡罐子喝掉底

　　日本公司的员工，上班时消耗最大的两样东西，就是烟和咖啡。

　　烟，因为只能去吸烟室抽，加之对身体不好，部分日本人还是敬而远之的。可咖啡就不一样了，大多数日本员工“乐此不疲”。各公司一般都设有咖啡自动销售机，作为一个日本工程师，每天消费咖啡五六杯颇为平常。

　　至于日本公司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烟草控”和“咖啡控”，理由很简单，日本白领阶层的加班是惊人的。夜幕降临后，几乎每个公司的窗户都灯火辉煌，哪怕是半夜十一二点去坐地铁，依然人声鼎沸，挤满了刚下班的日本人。日本国土狭小，矿产贫乏，唯一可以来保障经济地位的资源就是人。所以，日本员工在下班后接到新任务也是常事。这种加班大多没有加班费。从外国人的角度看，这就有点“夸张”了。在这种强压之下，咖啡和烟就成了最好的提神工具。不过正因为此，日本的“过劳死”现象也很严重。

　　第六：三七分头西服衣

　　到日本第一次理发，理完之后剃头师傅问一句——上班头？一愣，不理解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日本公司职员的发型都固定，分头，左边百分之三十，右边百分之七十，看起来很精确的样子。日本公司职员有严格的传统，上班高峰时，坐在地铁里一看，周围仿佛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不过，日本的着装习惯也在受到一些“海龟”的冲击，至少在接受新事物的软件工程师群里中，古板且穿西服打领带的人是少多了。

　　第七：大家凑钱喝酒去

　　日本公司的员工，特别喜欢隔三岔五一起去喝酒。虽然出去喝酒多半有个理由，什么某人退休，什么来了新人等。但其实这只是私人朋友的聚会，每到周末，日本大街小巷的餐馆总是熙熙攘攘，宾客盈门，也是他们赚钱的一大黄金时间。

　　大家一起出去喝喝酒，是联络感情最简单的方法。本来毫无关系的一些员工，也有机会坐在一起，在以后的工作中可以更好地合作。但想通过这种活动交到私人朋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公司业务的延续而已。但是这种活动，公司不会拿出经费来，而是同事们自己掏钱凑份子。所以每次发了工资，员工都要拿出一部分工资来作为本月的应酬费。

　　第八：从心所欲不逾矩

　　日本的公司，是一个条条框框极多的地方。工作中更要表现的小心翼翼，不超越自己工作的范围。员工对工作流程绝少革新，即便有更好的方法，也不会主动提出。而公司老板讲话或者发布通知，问大家是否有意见，更是客套话，极少有员工会提问或表达意见。不过这种规则，也为外国人带来误会。老外常会不按常理出牌。也使很多日本员工不知道怎么应对。

江苏淮安周恩来故居中，陈列着1961年1月16日周恩来指示办公室同志写给淮安县委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还这样做是不对的。现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等以后有便人带给你们。总理并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信不足二百字，却意味深长。除了这封信反映出的周恩来、邓颖超的清廉风格值得我们称道和提倡之外，信的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拒礼”的艺术，也值得我们细细咀嚼和品味。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语气的把握。周恩来指示秘书写这封信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向淮安县委指出他们的做法“不对”，同时表明他反对这种做法的鲜明态度。虽然如此，信中却没有过多的批评，而是语气和缓、娓娓道来，先是对淮安县委和人民对周恩来、邓颖超的热爱和关怀表示理解，然后才表明态度，接着又讲到对送来的土特产的处理办法，还表达了对淮安县委认真处理和思考此事的深切希望。语气和缓而不乏力度，既充分考虑到家乡人民的深情厚意，又鲜明地表达了写信人的态度。

再者是对礼品的处理方法。明朝有一则“悬鹅示众”的故事：一个叫周新的人担任司法按察使后，有人给他送来一只烤鹅。他坚决不受，但送礼人已经留下烤鹅抢先出门了。于是，周新叫家人把烤鹅挂在屋子后面，以后凡送礼者，他就让家人领着去看那只已经风干了的烤鹅。从此，再没有人来周家送礼了。周新的清廉之举固然令人钦佩，然而，他对礼品的处理考虑得并不十分周全，难道只有扔掉，使其坏掉一法吗？

相比之下，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做法就显得比那位周新高明多了。这体现在两处细节上。一是根据礼品的特质区别对待，留下容易在运输过程中变质的食物以及容易损坏的工艺品，并变价以钱偿付；而比较容易保存也不易损坏的针织品则原封不动退回，这就避免了浪费。二是从自己工资中拿出100元寄给淮安县委，用以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费用。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大约占到周恩来工资(404.80元)的四分之一。为什么这么做？周恩来曾在另外一件事中给出过答案。一次，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龙飞虎送来一筐新鲜橘子。周恩来知道后说： “我不需要。”他让秘书了解到这筐橘子价值25元，便嘱咐说： “给他寄50元钱去。”秘书说： “是25元，寄去50元，多余的他会退回来的。”他说： “多余的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来了。”这两处细节令人不得不赞叹周恩来处理问题之细腻。

最后，周恩来嘱咐秘书将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随信寄一份，要求淮安县委“仔细研究”并“严格执行”，此举更加耐人寻味。

随信寄的通知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通知》的制订有着非同寻常的背景。1960年，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的局面，能否公正合理地调配有限的粮食资源，使最需要粮食的地区得到补给，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但就在粮食调运最紧张的时候，某省一方面要求中央给他们调进粮食，一方面又给中央送来五万斤鱼。周恩来知道后十分生气，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此提出严厉批评：“送中央五万斤鱼，简直胡闹。为什么要中央调粮又送鱼？”“全国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要做全面通报，严格禁止。”会后，周恩来指定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的习仲勋、齐燕铭等起草了这份《通知》。《通知》共有五条规定，其中前两条是：一切单位都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礼物，也不准借用任何名义变相送礼；各厂矿、企业、人民公社试制成功的新产品，除对其直接主管部门可以送一份样品外，不许以献礼或其他名义赠送给上级机关或其他单位和个人。

中央《通知》是1960年10月发出的，周恩来办公室给淮安县委的信写于1961年1月16日，淮安县委的做法显然违反了这两条规定。周恩来嘱秘书随寄《通知》并要求“仔细研究”、“严格执行”，就是希望他们认真学习《通知》精神，认真体会中央制订该通知的深刻原因，并对照他们送礼之举，认清和改正错误。

从亲情和乡情出发，家乡人民送些土特产表达一份心意，本来也不算什么出格之事，周恩来却退回或者偿付了。是周恩来没有人情味吗？显然不是。周恩来对淮安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十分关心家乡建设，曾就建设新淮安作出过多次指示。在周恩来看来，请客送礼不仅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助长一种腐败的社会风气。正如《论语?子路》中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中央已明确下发了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禁令的情况下，淮安县委的同志，仍送来礼品，违反了中央的禁令不说，还会起到不良的社会影响。一旦各地领导干部效仿此法，请客送礼之风渐起，在全国人民生活还极其困难的时期，将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周恩来的担心也正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淮安县委和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周恩来的做法又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人情味呢？

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封短短的“拒礼”信值得人们长久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