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痛感的治疗空间
　　　　　　　　　　　　　　　　　——从文学治疗看台湾乡愁诗</STRONG>
　　　　　　　　　　　　　　　　　　　　　　霍小青 
 
　　一般认为文学具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但文学的另一功能治疗作用，为许多人所忽视。近年来随着文学人类学的开展，文学的治疗功能越来越为研究者们所重视。“文学是人类独有的符号创造的世界，它作为文化动物——人的精神生存的特殊家园，对于调节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消解内心生活的障碍，维持身与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健康均衡关系，培育和滋养健全完满的人性，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这种认识还不同于鲁迅所说的“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那样的治疗，因为鲁迅这句话，事实上是有些怀疑文学的治疗功能的，所以他认为自己所能做到的仅仅能揭出病苦，他没有先辈梁启超们那样“欲兴一国，必先兴小说”那样的雄心与魄力，把文学的治疗功能甚至夸大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另外，鲁迅他们所说的治疗，是从文学对历史进程的作用，文学对社会人心的引导这样较为实用主义的角度来把握的。他们把这种治疗只作为一个单向的过程，一种启蒙的方式，只关注的是治疗他人。文学人类学理解的治疗是从文学本体出发的，着重探讨的是文学是怎样在人的心灵上起作用，从而达到一种治疗的目的。关注的焦点是心理的层面。基于这样的认识，作家的创作就同时承载了两个任务：治疗他人与治疗自己。治疗他人已为大多数文学理论所关注和熟知，在文学接受美学里有很充分的论述，诸如共鸣，领悟，净化等阶段的划分。诸如当人们在思乡时吟诵一首余光中的《乡愁》，心灵会得到些许慰藉，当人们在望月时，想一想席慕蓉的“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精神会得到些许超越。台湾乡愁诗作为一种文学治疗，在治疗他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诗人对自我的治疗。
 
                     　　　　　　一  失根与寻根的交织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产生于一种情愫，一种痛感。而这种痛感的抒发，同时也是一个治疗的过程。我们以这样的认识来关注台湾乡愁诗。我们知道，落叶归根是中国人一贯的精神期许。当1949年，台湾和大陆相互隔绝以后，在大陆的母亲，在台湾的儿女，数不清有多少人在悲伤流泪。失根感正是台湾大部分迁居者在1949年以后的普遍心灵感受，随着一种无依靠，无归属的沧桑感的油然而生，乡愁成为他们的精神创伤，亟需疗救。铭心刻骨的乡愁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心理灾难。这种感受弥漫在作家心中，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心理氛围。他们发而为诗，表达他们的心灵感受，于是一些沉郁的，低沉的，甚至是沧桑的文字，成为乡愁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创作时诗人们表现出种种的感情，他们郁积于心的，有心酸，有无奈，有离别的伤感，有思念的愁结。可以说这时的台湾诗坛，哀伤的声音随处可闻，“后来我们就哭了/当夕阳和锦葵花/一齐碎落在/北方古老的宅第（痖弦《怀人》）。诗人们纷纷表达着他们的病痛，描述着各自的“症状”：“可是，有些我不能碰/一碰就是一次锥心的疼痛”（席慕蓉《隐痛》）。“父亲啊母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