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na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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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历年所受批评一览</STRONG></SPAN> 节选自《流光如梦：大众文化热潮三十年》</SPAN> “余秋雨热”如火如荼之时，关于余秋雨的非议和批评也随之兴起。一边是万众仰首，一边是恶评如潮。这种现象固然也常见，但没有一个文化名人像余秋雨这样鲜明的“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不说报纸和网络上连篇累牍对余秋雨的“讨伐”，专门批评余秋雨的书，就多达十余种。</SPAN> 早在1999</SPAN>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十作家批判书》，在这个文革后已少见这种用词的书里，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写有《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专批余秋雨。文中用不以为然的口气称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是“</SPAN>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他讲述了在上海文化圈流传很广的一件趣事：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朱大可认为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文化苦旅》与口红、避孕套一样是“日用消费品”，余秋雨的作品就是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并且还是规避道德病毒的“文化避孕套”。</SPAN> 朱大可还说，余秋雨散文是大众文化时代“精英不再引领大众，大众支配精英”的表现，精英文化沦丧之后，精英中的聪明人“犀利地洞悉大众趣味的转移和文化的市场走向</SPAN>”。</SPAN>言下之意，学者余秋雨写那样深受市场欢迎的散文，是在主动迎合大众口味。</SPAN> 这一批评可能是文化界对从理论上对余秋雨最早的批评言论，“文化口红”在一些高傲的人眼里就是余秋雨散文的代称。在传播中，后来人们认为这个词的意思是余秋雨本没有文化，却张口必谈文化，硬充“文化大师”，“文化”就是他把自己装扮得漂亮一些、用来魅惑于人的“口红”而已。</SPAN> 而最有名的批评，当属“硬伤”说，即余秋雨散文看似旁征博引、知识渊博，其实错谬累累、误人子弟。上海语言研究专家金文明是揭示余秋雨“硬伤”的代表人物。</SPAN> 2003</SPAN>年</SPAN>7</SPAN>月，书海出版社出版金文明《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辩》一书，指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书中存在的差错多达</SPAN>126</SPAN>个，其中</SPAN>“时、地、书、名”差错</SPAN>30</SPAN>个；职官旧制差错</SPAN>3</SPAN>个；“文词音韵”差错</SPAN> 61</SPAN>个，另有由于误书和排校疏漏等所造成的差错</SPAN>16</SPAN>个。这些差错的具体分布是：《文化苦旅》</SPAN>65</SPAN>个，《山居笔记》</SPAN>56</SPAN>个，《霜冷长河》</SPAN>4</SPAN>个，《智者的声音》</SPAN>1</SPAN>个。</SPAN> 举两个铁的例子，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把化名王敬轩挑逗林纾的钱玄同误为蔡元培；在《山居笔记》中，竟把意为退休的“致仕”一词误为“作官”！</SPAN> 金文明在书中说：“《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版面字数，分别为</SPAN>23.5</SPAN>万字和</SPAN>21</SPAN>万字。而两书的差错率分别达到万分之二点七和万分之二点六，远远超出了国家规定的合格出版物质量标准（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下）的界限。”这个意思是，余秋雨著作不仅不是什么“经典”，完全就是不合格出版物！</SPAN> 另有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在其所著剖析金庸、王朔和余秋雨这三大文坛红人的《文坛三户》一书里说：“余秋雨是反对学者固守书斋的，他走出了书斋，但却没有踏上大地，而是飘荡在云空。他所说的每句话似乎都与现实有关，但却几乎没有一句能落到实处。也可以说，余秋雨是以一种积极投身现实的方式在巧妙地逃避着现实。他比许多固守书斋的知识分子离现实远得多。余秋雨的文化姿态的确显示出他有着超凡的世俗理性和生存智慧，这使他获得了巨大的世俗成功，但也妨碍了他在学术和艺术上创造出更高的价值。”</SPAN> 这几种批评余秋雨各有对待。“文化口红”说，他只把其作为一种无聊攻击基本没有回应，只是其妻马兰在电视上对这种说法以“很伤心，很愤怒！”来回击；而对“硬伤”说，因为事关文化资格和声誉，他做了数次辩解，既说明散文与论文的性质和要求不同，更指出挑错者才是真正的学识浅陋。他把批评意见基本否定，并讽刺金文明等人的“咬文嚼字”为思维不活跃、迂腐呆板的“书蠹”行为。</SPAN> 而王彬彬的评论，与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在其《世纪新梦》后记里所说有些相近。李泽厚的大意是，余秋雨作品适应了人们在“太平盛世”中既要消闲、又可增知识的心理。对这种意见，余秋雨也未作正面回答。</SPAN> 对余秋雨的指责，还有自我炒作、亲近媒体等。指责者指出，他的著作一贯畅销无比，其中就有多种商业炒作伎俩的帮助；而他跟媒体的关系比所有文化界人物都紧密，多次参与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电视媒介的节目，是脱离书斋岗位、追求明星形象的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第一人。</SPAN> 余秋雨名扬整个华人世界以后，层出不穷的批评和攻击中，最有影响的，是对他文革经历的挖掘与指责。</SPAN> 爆料者与指责者称，余秋雨曾是文革中四人帮的笔杆子，“石一歌”的骨干，写有多篇恶劣的“大批判”文章，深受四人帮团伙器重；而文革结束，余秋雨对此彻底回避，不但毫不忏悔，还把自己打扮成反文革的英雄。</SPAN> 一个人尽管是以文成名、因文受关注，但随即，个人生活、品德立即进入大众视野，这是这个历来信奉“文如其人”、要求“言行一致”的国度里必然发生的事。余秋雨的这些“劣迹”一经媒体爆光，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SPAN> 这是对余秋雨名誉最惨重的打击，余秋雨为此著文多篇，接受采访无数，一直坚称他不但从未为四人帮效力，而且因为不愿曲学阿世而在文革中受尽磨难。他的“记忆文学”《借我一生》就是对他的履历和人品质疑的集中辩解和回击。</SPAN> 然而，自从余秋雨文革经历的“盖子”被另一同是余姓的青年学者和孙光萱、古远清等人揭开，“调查”和质疑越发汹涌，好多年来一直是文坛和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文章、著作和接受访谈中，余秋雨的解释和辩驳的语气从坦然、诚恳变为恼怒，最后是一派无奈和悲凉。</SPAN> 负面舆论如影随形，随着他的散文质量从成名时水准的不断下降，质疑和谩骂后来竟发展至铺天盖地。到今天提起余秋雨，人们首先想到的居然不是他那风靡海内外的散文作品，也不是他曾经的学术成就和执掌一座艺术高等学府的显赫官位，而是关于他的学问、艺术、生活等各方面的各种恶评和讥讽。现在如果谁夸赞他的文化成就，属于“无知”；只有朝他踩上几脚或复述一下对他的批评，才是不“落伍”——舆情汹汹，余秋雨竟几乎就这样“臭”掉了。</SPAN> 这位生于</SPAN>1946</SPAN>年的浙江余姚人</SPAN>39</SPAN>岁即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所著</SPAN>《</SPAN>戏剧理论史稿</SPAN>》</SPAN>、</SPAN>《</SPAN>中国戏剧文化史述</SPAN>》</SPAN>、</SPAN>《</SPAN>戏剧审美心理学</SPAN>》</SPAN>和</SPAN>《</SPAN>艺术创造工程</SPAN>》</SPAN>是专业内久负盛名的高质量专著。当他放弃学术研究，从专业界走向大众，又掀起了壮观的“文化大散文”潮流。而当“文化大师”的形象凸现、海内外一片钦赞、他立在聚光灯下之时，也是声誉危机和舆论厄运到来之日——但是，“树大招风”、“文人相轻”等，远不是他多年陷在危机中的全部原因。</SPAN> 阅读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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