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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梆子，又名“上路戏”，大约形成于16世纪中叶，至清嘉庆、道光年间的19世纪初叶已趋成熟。流行于山西北中部、内蒙中西部、河北西北部及陕西北部，是华北地区较有影响的剧种之一。 北路梆子是蒲州梆子北上留下的剧种，逐渐与当地语言和民间音乐结合而成。北路梆子老艺人代代相传，有几句顺口溜：“生在蒲州，长在忻州，红火在东西两口（指张家口至包头一线），老死在宁武朔州。”宁武县、朔县一带是山区，许多老艺人上了年纪之后，到这一带搭班混饭，直至老死，可见这一带是北路梆子的重要基地。 北路梆子早期的唱念用“蒲白”，设科教戏讲究请蒲州师傅，也有蒲州艺人来北路搭班唱戏落户的，如十三旦、夫明亮、二奴旦、孙潘安等，足见北路梆子与蒲州梆子的渊源。清咸丰以后，北路梆子迅速发展兴盛，出现了侯俊山（十三旦）、刘德荣（云遮月）、赵玉亭（金兰红）等著名演员。至抗日战争前夕，班社发展很快，名家迭出，仅崞县（今原平）即有班社30多个。后因战乱造成剧种衰落。1954年，在人民政府关怀下得以恢复，老艺人贾桂林（小电灯）、董福（狮子黑）、高玉贵（九岁红）、安秉琪（亚八百）、王玉山（水上漂）等承前启后，培育学生，在山西、内蒙古重建了专业剧团。整理改编的传统戏有《王宝钏》、《金水桥》、《血手印》、《李三娘》、《访白袍》、《四郎探母》、《劈殿》等，同时创作演出了部分现代戏。山西忻县地区剧团的《金水桥》已摄制成影片。 北路梆子的行当分三大门（须生、正旦、花脸）、三小门（小生、小旦、小丑）与杂扮。剧目以反映历史题材为主，反映民间生活的小戏较少。表演艺术以严格程式化与生活气息相结合、豪迈壮烈与细致入微相结合著称。 北路梆子的唱腔为板式变化体结构，是七声清乐音阶徵调式，板式有四股眼（慢板）、夹板（慢二性）、二性、三性（有板的流水）、流水（紧打慢唱）、箭板（散板）、滚白以及垛板、引子、起板、导板等。不少艺人在演唱中还创造了许多花腔（俗称“弯调”），为高亢激越的唱腔增添了感情色彩，富有高原风味。曲牌调式多样，分别用唢呐、丝弦或笙管演奏，有的来自民歌俗曲，有的则是佛道音乐的移植。乐队分文武场，文场为“四大件”，板胡为主，二弦、三弦、四弦副之，唢呐、笙管由操丝弦者吹奏，武场由边鼓、手板、梆子、马锣、水镲、小锣、碰盅、铰子、狗娃子等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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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朱熹、张景修等宋元名家在内的《宋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昨天在嘉德秋拍中以人民币1亿零80万元的天价成交。
明代大书法家宋克的作品《草书杜子美壮游诗卷》也创下了6832万元的成交纪录。董其昌的《龙神感应记》，为清宫旧藏，缂丝包首，以4480万元高价成交。《宋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为朱熹、张景修等六段宋人墨迹，一段元人墨迹。专家认为，此件若收藏于国家博物馆，订为一级品实不为过。该作品从 120万起价后即有数位现场及电话委托买家争相加价，随后，场内进行了长时间的拉锯战，当报价至8000万人民币后，一位藏家直接给到9000万人民币，最终，以1亿零80万元人民币成交，高出估价60余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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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台流传于内蒙古西部及山西、河北和陕西部分地区，相传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各地的二人台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各自的艺术风格。人们通常以呼和浩特为界，分为东路和西路。西路二人台最初叫“蒙古曲”；东路二人台初名“蹦蹦”或二人台。东路和西路二人台，经常演出的剧目共有100多个。《回关南》、《拉毛驴》、《摘花椒》、《卖麻糖》、《兰州城》等，是东路独有的剧目。西路二人台有《打金钱》、《打樱桃》、《打后套》、《转山头》、《阿拉奔花》等剧目。 二人台的表演形式，是一种载歌载舞的表演唱。二人台的唱腔相当丰富。西部吸收戏曲和蒙族音乐营养较多，如《走西口》的唱腔已向板腔体发展。唱法主要有真假声结合和高打低唱两种，东路受“道情”、“咳嗽腔”的影响较深，如〔卖药〕、〔十不足〕等的曲调，几乎是全盘移植而来。西路二人台在演出前合奏牌子曲。曲目有百余种，来自戏曲、曲艺吹腔、佛曲和蒙族民歌，富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 东路二人台的牌子曲大多来自戏曲，配合剧情进行演奏。建国以来，一批传统剧目如《走西口》、《打金钱》、《卖碗》、《拉毛驴》等以新的面貌登上舞台，同时还编创了许多反映历史题材和现代生活的新剧目，如《方四姐》、《闹元宵》、《杨柳青青》、《烽火衣》等都颇受群众欢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