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说耕耘本身就是收获

柴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A：应该是满意吧。最重要是这份工作。以前这份工作满足了我了解世界的好奇心，给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那时我强调记者要站在一个旁观的立场，这样比较有历史的眼光，不会轻易地责难或赞美。但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停留在揭示真相的阶段。我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推动现实，去做一些变化。

　　现在，做媒体对我而言，不再是急于表达什么，或是跟踪一个新闻事件，或者一年当中做多少节目，多么有影响力，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下功夫将问题揣摩透，能不能由此产生现实影响力，对社会产生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职业给了我较大的满足感和意义。

　　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A：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成就，这只是外在评价。(笑)我刚入台时，招我进台的陈虻对我说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很多年下来我才明白，耕耘本身就是收获。

　　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A：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包括自己的家族史。我会跟父母讨论他们的成长。我后来理解到，其实我们对父母的态度非常接近我们对过去的时代的态度。我们小的时候会有过多的责难、反抗、批判，凸显自己的不同，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期。成年后，人就会对父母与历史有另外一种态度，他会谅解，因为他知道父母是从什么样的年代中走过来，那个年代给他们带来的缺陷在什么地方。

　　比如我祖母一代人要缠足，很聪明，但在教育上很受局限；我母亲这代人有非常强的上进心，但是遇到“文革”，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到了我这儿，应该说我已基本得到了同时代任何一个女性都可以得到的受教育的机会，职业的机会，男女平等的机会，这点无论如何是深感幸运的。回头看来，他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你才能心生宽谅与理解，尊敬与体恤。

　　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A：这个时代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它带来的压力、挑战和风险都是高度集中的。

　　在这个时代里要想稳健地走，一个是向后看，一个是向前看。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走向哪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稳扎稳打，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朝前走，不要着急。

　　Q：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你对你所从事的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

　　A：经济波动是古已有之的事情，但是一个人从事事业的趋动力具有某种永恒的东西。所以我不觉得这事会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就像费曼所说：如果你喜欢你选择的职业，你就该像一把刀直刺其中，深深地直到没入刀鞘的位置。这个刀刺入的过程是不假思索的。

　　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A：我很少以同龄人为观照。我觉得这个时代存在的问题是比较急功近利。

　　我从我身边的朋友那儿学习到很多。他们都度过了焦虑与寻觅的时期，都开始做扎实的事情。就像办《读库》的六哥说的，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这个时代不缺聪明人，我们缺的是笨功夫。

　　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钦佩的是谁？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A：我本人其实不太赞同“领袖”这个概念，对于“领袖”这样一种角色，我一直是很警惕的，因为我们太习惯领袖文化了。领袖很容易带来专断和垄断，这是很可怕的。

　　当然，对我来说会有精神上受到影响的人，那是你受到你天性的驱使或者你碰到了困惑，然后你带着问题去寻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让你共鸣的人。有一些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比如说顾准或者胡适，这两个人对于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想顾准和胡适是不会自居为思想领袖的，他们甚至会很反感这样的说法。

　　Q：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A：按理说这两个是很难分割的，它们是唇齿一样相互依存的，或者说只有责任才能带来自由。自由并不是越过一切边界。

　　Q：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

　　A：如果一定要在所有书中选一本的话，我想可能是《顾准文集》。每个人都会看很多很多的书，但是可能有一本，它不仅带给你文字上的快感，它在精神上也会是你的一个很大的支撑。有一个阶段，我会把《顾准文集》放在枕头旁边，我不需要打开，因为里面的东西我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我看着那个深蓝色的封面，我感到的不是一本书，我感到的是这个人的存在。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我会自问，我怎么能跟1958年的顾准相比呢？

　　《顾准日记》给我很大触动的是，前一篇写到河南在大饥荒当中死了多少人，非常冷静地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

　　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A：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关注自我的或是个人的幸福，我认为比较重要。

　　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我应该是幸福的，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

　　柴静 1976年生于山西，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 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

　　十多年前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她进入的是一个心理的情感的世界；从报道“非典”开始，她进入广大的社会空间。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庄严使命的驱动下，她始终冲向最逼近事件核心的地方，她让记者这一职业赢得了人们的敬意

姜丰，199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9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西方美学硕士学位；同年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部《正大综艺》工作。现担任《文化视点》栏目制片人、主持人及编导。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温柔尘缘》、《西部故事》、《不舍的玫瑰》，小说集《爱情错觉》，诗集《秋水伊人》，作品集《情人假日酒店》等。日前笔者就她的小说《1998年的爱情》出版进行了采访。　　

　　笔者：关于你的小说《1998年的爱情》，你能不能先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姜丰：我很想用简单的语言讲一下这个基本的东西：就是这个小说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可是我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只能讲一种写作的状态。关于我写这本书别人也会问：为什么叫《1998年的爱情》，其实也没什么，我也写不出别的名字来。因为我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是在1998年。第一稿写起来我还是很快的，20多天不到一个月就写完了。而且这20多天也不是埋头写作，因为我还要上班。所以，只是有空的时候就写一下。我写东西本身不能去考虑它是不是精品或是什么。我觉得只是记录了那种和我们相关的生活，所以就叫《1998年的爱情》。

　　笔者：你怎么想到写这个故事的。

　　姜丰：一般中国文人，传统的会有一种文以载道的这种想法。我这种性格，在生活中不是特别有责任心和责任感的人，当然，交给我的工作、我觉得应该做到的事，我会认真、会尽责。写作对我来说是非常自由的一件事。所以，我对写作没有什么期望，也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为了一种人表达自己的一种感受的那种快乐。所以，在每一个阶段，比如我的写作，不能认真地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我第一个单行本出来是在1995年，那么到现在这是第7本了。我觉得这种写作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理解，我想可能所有写东西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只是每个人整理的方式不一样，比如有些人可能会写自己的一些回忆呀或者什么东西，反正我是个小人物，而且非常平常。我的经历也很简单，没有什么可供别人参考和借鉴的东西。所以，我的故事本身没有什么可写；而且，我在生活中是一个特别循规蹈矩的人，和我所写的人物很不一样。但是，每个人内心里面，性格是有很多层次的，比如你过着一种生活，你可能会梦想另外的东西。所以人会有种愿望，不管是你向往的东西，还是说经历过的一些东西，你希望表达。

　　笔者：有人看了小说后，以为是姜丰个人的故事。这里有没有你自己的影子呢？

　　姜丰：肯定有一些你认同的价值观念，哪怕说，你生活里不是这样的人，你的向往也是一种真实嘛；当然，不是说我向往这样的生活。比如说谭小宝（小说《1998年的爱情》中女主人公）那种性格，我倒比较喜欢这个人物，包括为什么叫谭小宝。我特别喜欢金庸小说里的韦小宝，就是撒泼耍赖的那种；她什么东西都有一种不认真，但不认真的背后又有一种认真。其实，谭小宝比我的年龄小多了，就是年纪更小一点。就像我在书里面写的那样，其实她们不能说有太多的那种沧桑；但是，每一个人从学校出来，因为学校的道路对一般人来说，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经历太简单了、太平坦了。所以，社会这种很普通的挫折对她们来说，有时候可能对一个性格敏感的人，对心灵是一种伤害。所以，她慢慢学会了保护自己；也会有所谓的那种不吝什么或者比较现实、比较实际。所以，她形成这样一种性格。我写这样一个人，至少，我喜欢这个人，是我的一种认同。而且，写小说的这种快乐，本来就在于虚构的快乐。这个虚构里面，你可以随手用一点真的好玩的东西。

　　其实，就像这本书里面设计了一个校园主题歌，因为，主人公都是从学校里出来的这样一个背景：我们没吃过苦、没挨过饿。所以，根本没有资格去说痛苦啊、沧桑啊，好像说这词挺脸红的，因为，我们的经历确实很薄。但是，就像我说的很多东西，只要你在这个社会上存在，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来撞击你；你没法说它是喜是忧，总是你会去感受这种所有的东西。你说，多少个人说，唉！我撞断了腿，或者说是这样那样的不幸。但是不是每个人心里都会有小到烦恼大到痛苦呢，这种情绪总是有的。我可能是一个比较中庸的人，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经历的人，痛苦和快乐本来就是相对而言的，是你的个人感受。所以，人生好像不是那么圆满，即便很多人看起来好像很顺利、很美满、甚至是很幸福，其实，他心里面也有很多无奈。人有一种天性，愿意把正面的、积极的、向上的、快乐的、明媚的这些东西给人看。至少，我觉得这样一种性格，它是一种正面的自我暗示。所以，人们会有一种本能，就是把那些东西收起来。但是，你是需要释放的，每个人都需要释放这样的一部分东西，只有释放出去了，你才真的是把那种明媚的、快乐的东西留下来了。

　　笔者：看过你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说你写作的最初动机就是出名。

　　姜丰：很早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不想依靠它（写作）作为出名的工具，也不想作为赚钱的工具。要从出名来说，我现在的职业不管它重要不重要，职业本身是带有公众性的，特别是作为电视主持人。所以，它（电视）的受众面可能要比写书的受众面要广得多。现在写作确实也很难让人出名，除非个别写得非常好的。

　　但是，就像张爱玲说过的：“出名要早，才来得痛快。所以，很多我们这样的同龄人，尤其是女孩子都爱说这句话。那时候，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念头。像现在，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经常上电视，我也不觉得怎么样。可刚开始写东西发表的时候，那还是小学的时候了，写得很不像样子的东西——习作。慢慢地到中学、大学都在写东西，一直到我读研究生，我没有任何公众性。所以，这时候你看到自己的名字、自己写的东西印成一种铅字，那时候，你确实会有一种快感、一种愉快！

东莞理工学院前天上午迎来了该校名誉院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翁帆伉俪以及清华大学博士韦杰。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的汕头美女翁帆甜蜜牵手接受大家的欢迎。

 东莞理工学院前天上午（5月18日）再次迎来了该校名誉院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翁帆伉俪以及清华大学博士韦杰。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的汕头美女翁帆虽然有54岁的年龄差距，但结婚后感情甜蜜，不论去哪里都是如影随形。

其中杨振宁给理工学院3000多名师生带来了《物理学的诱惑》，生动阐述了他研究物理学的动力是“好奇心”，告诫现代大学生在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要根据能力和喜好选对就业方向。

一身清爽打扮走红地毯

上午9时半，浅蓝色的上衣、浅灰色的西装裤，一身清爽打扮的杨振宁准时出现在东莞理工学院体育馆红地毯上，杨振宁在前，一脸笑容可掬，爱妻翁帆紧跟在后，神态自然，早就伸长脖子张望等待的3000多名师生雷鸣般的掌声立即响起。

据了解，杨振宁去年2月26日曾来过东莞理工学院，去年大谈《我的生平》和影响他的三个女人———母亲、杜致礼和翁帆。而前天早上，杨振宁按去年惯例先给东莞优秀学子颁发了“杨振宁奖学金”后，却严肃地谈回了老本行———《物理学的诱惑》，讲述了物理学三个源于科学家偶然好奇心的重要发现。

同时，和杨振宁同来的清华大学博士、也是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负责人韦杰也作了一场《加速器发展在中国》的演讲。

杨振宁伉俪浇灌罗汉松

两位博士持续一个半小时的演讲结束后，现场互动异常热烈，来自电子工程、文学院等多名学生纷纷发问，向杨振宁博士请教大学生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才能更好就业。杨振宁建议不管往哪个方向发展都要打好基础，“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喜好选对就业方向”。

在下午4时30分，在东莞市副市长吴道闻、东莞理工学院校长杨晓西等嘉宾的陪同下，杨振宁伉俪在图书馆门前为杨振宁铜像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