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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009 10:10:00 PM [娱乐]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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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丰,199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9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西方美学硕士学位;同年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部《正大综艺》工作。现担任《文化视点》栏目制片人、主持人及编导。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温柔尘缘》、《西部故事》、《不舍的玫瑰》,小说集《爱情错觉》,诗集《秋水伊人》,作品集《情人假日酒店》等。日前笔者就她的小说《1998年的爱情》出版进行了采访。  

  笔者:关于你的小说《1998年的爱情》,你能不能先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姜丰:我很想用简单的语言讲一下这个基本的东西:就是这个小说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可是我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只能讲一种写作的状态。关于我写这本书别人也会问:为什么叫《1998年的爱情》,其实也没什么,我也写不出别的名字来。因为我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是在1998年。第一稿写起来我还是很快的,20多天不到一个月就写完了。而且这20多天也不是埋头写作,因为我还要上班。所以,只是有空的时候就写一下。我写东西本身不能去考虑它是不是精品或是什么。我觉得只是记录了那种和我们相关的生活,所以就叫《1998年的爱情》。

  笔者:你怎么想到写这个故事的。

  姜丰:一般中国文人,传统的会有一种文以载道的这种想法。我这种性格,在生活中不是特别有责任心和责任感的人,当然,交给我的工作、我觉得应该做到的事,我会认真、会尽责。写作对我来说是非常自由的一件事。所以,我对写作没有什么期望,也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为了一种人表达自己的一种感受的那种快乐。所以,在每一个阶段,比如我的写作,不能认真地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我第一个单行本出来是在1995年,那么到现在这是第7本了。我觉得这种写作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理解,我想可能所有写东西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只是每个人整理的方式不一样,比如有些人可能会写自己的一些回忆呀或者什么东西,反正我是个小人物,而且非常平常。我的经历也很简单,没有什么可供别人参考和借鉴的东西。所以,我的故事本身没有什么可写;而且,我在生活中是一个特别循规蹈矩的人,和我所写的人物很不一样。但是,每个人内心里面,性格是有很多层次的,比如你过着一种生活,你可能会梦想另外的东西。所以人会有种愿望,不管是你向往的东西,还是说经历过的一些东西,你希望表达。

  笔者:有人看了小说后,以为是姜丰个人的故事。这里有没有你自己的影子呢?

  姜丰:肯定有一些你认同的价值观念,哪怕说,你生活里不是这样的人,你的向往也是一种真实嘛;当然,不是说我向往这样的生活。比如说谭小宝(小说《1998年的爱情》中女主人公)那种性格,我倒比较喜欢这个人物,包括为什么叫谭小宝。我特别喜欢金庸小说里的韦小宝,就是撒泼耍赖的那种;她什么东西都有一种不认真,但不认真的背后又有一种认真。其实,谭小宝比我的年龄小多了,就是年纪更小一点。就像我在书里面写的那样,其实她们不能说有太多的那种沧桑;但是,每一个人从学校出来,因为学校的道路对一般人来说,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经历太简单了、太平坦了。所以,社会这种很普通的挫折对她们来说,有时候可能对一个性格敏感的人,对心灵是一种伤害。所以,她慢慢学会了保护自己;也会有所谓的那种不吝什么或者比较现实、比较实际。所以,她形成这样一种性格。我写这样一个人,至少,我喜欢这个人,是我的一种认同。而且,写小说的这种快乐,本来就在于虚构的快乐。这个虚构里面,你可以随手用一点真的好玩的东西。

  其实,就像这本书里面设计了一个校园主题歌,因为,主人公都是从学校里出来的这样一个背景:我们没吃过苦、没挨过饿。所以,根本没有资格去说痛苦啊、沧桑啊,好像说这词挺脸红的,因为,我们的经历确实很薄。但是,就像我说的很多东西,只要你在这个社会上存在,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来撞击你;你没法说它是喜是忧,总是你会去感受这种所有的东西。你说,多少个人说,唉!我撞断了腿,或者说是这样那样的不幸。但是不是每个人心里都会有小到烦恼大到痛苦呢,这种情绪总是有的。我可能是一个比较中庸的人,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经历的人,痛苦和快乐本来就是相对而言的,是你的个人感受。所以,人生好像不是那么圆满,即便很多人看起来好像很顺利、很美满、甚至是很幸福,其实,他心里面也有很多无奈。人有一种天性,愿意把正面的、积极的、向上的、快乐的、明媚的这些东西给人看。至少,我觉得这样一种性格,它是一种正面的自我暗示。所以,人们会有一种本能,就是把那些东西收起来。但是,你是需要释放的,每个人都需要释放这样的一部分东西,只有释放出去了,你才真的是把那种明媚的、快乐的东西留下来了。

  笔者:看过你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说你写作的最初动机就是出名。

  姜丰:很早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不想依靠它(写作)作为出名的工具,也不想作为赚钱的工具。要从出名来说,我现在的职业不管它重要不重要,职业本身是带有公众性的,特别是作为电视主持人。所以,它(电视)的受众面可能要比写书的受众面要广得多。现在写作确实也很难让人出名,除非个别写得非常好的。

  但是,就像张爱玲说过的:“出名要早,才来得痛快。所以,很多我们这样的同龄人,尤其是女孩子都爱说这句话。那时候,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念头。像现在,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经常上电视,我也不觉得怎么样。可刚开始写东西发表的时候,那还是小学的时候了,写得很不像样子的东西——习作。慢慢地到中学、大学都在写东西,一直到我读研究生,我没有任何公众性。所以,这时候你看到自己的名字、自己写的东西印成一种铅字,那时候,你确实会有一种快感、一种愉快!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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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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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009 10:16:00 PM [娱乐]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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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韩寒


  ——2年前,你和王朔一起上电视节目。他谈锋甚健,你几乎不发一言。你还写文章称赞了王朔。
  ——是的。就像送别一个老朋友,你总要说好话。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下午三点。上海郊区公寓楼里的韩寒刚起床。小房子里没有书架,各个角落摆满了半人高的书和杂志。他把能关的门都关上,开始观看这个世界。方法是,看报章、杂志、电视和网络。这个活动将消耗他整个下午。资讯在他大脑里,刺激记忆蛋白转换为兴奋脉冲 ,这就是他对世界的判断。判断,判断,除了判断还是判断。韩寒每个月花1000多元买《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三联生活周刊》等报刊杂志,两会期间的报导,韩寒最喜欢的一个标题是:《55年来我从没投过反对票》。“我不喜欢通过代理服务器去看国外网站,用眼睛看到的反而更有趣。”
  
  韩寒开始看电视,还是“两会”。他拍了拍电视,以为电视坏了,因为里面的人长时间一动不动。“这次两会的机位和镜头给得很好。”
  
  “如果你有机会当人大代表,你会接受吗?”
  
  “不行,我表演得不够好。”
  
  看电视时,韩寒打开一包薯片和话梅。这是一个吃零食的男人,他一边吃零食一边在博客论证北川gov.ern.ment是否在“兰德酷路泽”事件中说谎。“为什么男人不能吃零食呢?”韩寒继续判断,“不吃零食的也未必是真男人。”
  
  在韩寒朋友老李眼里,他是一个“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男人。“他开车去四川营救素未谋面的上海作家李西闽。如果需要,他甚至可以为朋友倾家荡产。”
  
  就是在这个离上海市中心50公里的小房间里,韩寒用他150度近视的眼睛,打量发生在中国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并作出自己的判断:G20峰会上央视记者的提问很高很强很宏观;没有山寨就没有新中国……网友们说他是汉奸和走狗,他还是反对人们走上大街进行反法集会和游行。
  
  夜幕来了,韩寒出门遛狗。在他眼里,门是一种象征物,象征着“规则”、“束缚”和“即成习惯”。就像易卜生的“娜拉出走”对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一样,韩寒必须出门。
  
  “最让你害怕的事儿是什么?”
  
  “就是和女朋友吵架时,她不让我出门。我是一定要走出这个门的。”
  
  “最让你沮丧的事儿是什么?“
  
  “就是别人不让我出门。我是一定要走出这个门的。我活了几十年就是为了走出这个门。”
  
  如今既然韩寒已是中国第一博客主人,中国作家富豪榜的上榜者,无数臭鸡蛋和鲜花投掷的对象,我就把影片往回倒去,于是韩寒在得了中国汽车拉力赛年度总冠军时,感受是,“我好饿啊”;于是韩寒开着的宝马车在倒退,停在9年前的一个车库里,而当时18岁的少年韩寒正背着写《三重门》获得的版税钱去买车;韩寒身上的赛车服快速地掠过地面回到商店橱窗里,他对朋友说,不想只做作家,想靠赛车养活自己,朋友们哄堂大笑;韩寒手上的纸和笔又突然不见了,他出现在高一时的学校办公室,递上退学申请,说自己要做作家,靠版税养活自己,老师们哄堂大笑。接着,韩寒所养的狗数字变少,8条,7条,6条,最后是小韩寒为自己第一条狗的死去,痛苦了很久。
  
  小韩寒晃着腿,坐在爸爸自行车的后座,路过镇gov.ern.ment,说,“我们镇长怎么那么腐败啊,我一定要把贪官打倒。长大以后,我要做清官,把所有贪官都铲除掉。”
  
  抓不住的树上的男爵.
  
  韩寒扶了扶眼镜,趴在台球桌上, 瞄准,出杆,白球开始在蓝色的9球桌上不停碰撞,穿梭。他出杆很快,2秒种就能出一杆。站在旁边的“北京文艺圈第一台球高手”石康一根烟还没抽完,9号球已经落袋。这是上海徐家汇一家台球室里,人们并未认出韩寒。
  
  石康说,从韩寒身上能看到这一代青年人的可能性,“他能做成任何事情,做成什么事我都不惊讶。他们对自己有信心,这信心不是凭空的,是建立在技艺和细节上的。我和他老打台球,他对球怎么出杆,走什么路线,如何回到一个地方,会有很好的把握和研究,这是对细节和技艺重视的表现。”
  
  这是4月的一个深夜,对于韩寒来说,中午刚开始,1个月后,他主编的一本杂志将面世,按照韩寒经纪人路金波的说法,这是一本面向“青年知识分子”的杂志。
  
  27岁时,胡适已是北大教授,并在乡间举办了新式文明婚礼;鲁迅27岁与许广平同居,开始翻译域外小说。27岁,对于韩寒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他最大的乐趣在于一大早起来,不知道该选择去做什么好
  
  
  比如,人们就不会想到他写着书闯入赛车界,现在又开着车闯入杂志圈。
  
  
  他从这个树梢跳到那个树梢,你得砍断森林里所有的树才能抓到他。
  
  这是张晓舟评论乐手小河的话。
  
  
  韩寒仰着头,一脸坏笑,说,“即使砍掉所有的森林都抓不到我。”
  
  一副眼镜
  
  
  凌晨1:10,北京国贸金湖茶餐厅里,有人吸烟看报,一个女人打了个呵欠。韩寒埋头吃饭,毫不含糊和掩饰,饭里有肉片和笋片,他完全沉浸在粮食里, 像个开心的农民。我再次认真看了下这个男人,黑色皮衣和仔裤,脸庞瘦削,四肢舒展,手指细长,肩膀很宽,和体型不成比例。进食中,黑色皮质发卡滑落了3 次,扔在一旁的眼镜比他本人要沧桑50岁,掉漆、碰瓷、变形,150度的弧线镜片上满是灰尘和指纹。
  
  “这环境太嘈杂了吧?不然换个地方。”我问,这时隔壁两个醉汉正搂在一起大笑。韩寒边吃边说,“没事儿。我是那种在垃圾桶旁边都能求婚的人。”
  
  一滴菜汁落在了韩寒眼镜上。这是一副Giorgio Armani眼镜,韩寒朋友送的,戴了5年。一次拉力赛前,电视台过来采访,让他说几句自我鼓励的电视套路语言。他很投入地表演,在差点把自己感动了的时 候,镜片夺框而出,垂直落地。“重拍一遍吧。”电视台很沮丧。韩寒说,“这段多有趣啊。要是在国外肯定会播出。”
  
  无趣是生活最大的敌人,在韩寒辞典里显然是这样的。他最觉得好玩的一件事是高中时在楼道上向女孩进行爱的表白。等滔滔不绝数分钟以后,才发现自己的嘴角挂着,大饭粒。
  
  为了让我们在深夜的茶餐厅感觉更开心点,他又奉献了自己今年在挪威试车的尴尬经历。“我不认识挪威文,直到看到一个女的进了厕所,我才发现自己在挪威一直使用的是女厕所。”
  
   他的趣味是写在骨子里的,他会在咖啡馆路人写的愿望本上大笔一挥,写上“批准”二字。
  
  阴谋论者,炒作者,纨绔子弟,这是人们对韩寒的固有印象,在我们在和韩寒一个月的接触中,韩寒身上的简单、坦率、简朴和礼节在慢慢瓦解上述印象。
  
  走出金湖茶餐厅,韩寒给我们开门,等所有人走了,他才离开。坐电梯时,他也会按住按钮,等所有人离开或者进去。
  
  他甚至没有自己的助手,一个人背着一个书包,开始在深夜的中国穿行。
  
  
  韩寒对谈录
  
  我希望我的杂志,稿酬能达到1个字2块钱,在保证作者的心智自由上出点小力。这个杂志最后能像一个青年的FBI一样,有才华的人展现他的才华,让坏人得到应有的下场。
  
  
  q:即将要办一个青年知识份子的杂志?将会是什么性格?
  
  a:大致在5月推出自己的杂志。说是青年知识分子杂志,其实是一个很做作的说法,我认为一本杂志最重要的是公平、公正、自由和有趣,而往往知识分子杂志都不是特别有趣,如果没有趣味,就算其他三点做到了,也会削弱里边的意愿,谁愿意一天到晚看宪法呢?它很正确,但它很无聊。话说回来,中国大多数人没有看过宪法,一天到晚说宪法,从来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告诉我们宪法是什么。
  
  q:你看过宪法?
  
  a:看过几遍。
  
  q:每个毛孔都没放过?
  
  a:以确保不要违反宪法。然后再想一想如果我以后能够修订宪法的话,应该怎么修订。前不久看的,其实是看着玩,因为看到知识分子写文章喜欢引用宪法。在我们的教育里,老跟你说要遵守宪法,但从来没有一个课本告诉我们宪法长什么样。后来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宪法”,还好宪法没有被屏蔽掉。
  
  q:什么样的文章会出现在你们杂志上?
  
  a:我希望它是一本人文偏新闻的杂志,但是由于我现在的人力、财力、精力的问题,刚开始达不到,没这么多记者人手。所以刚开始会走人文偏文学路线。我希望给到一个特别高的稿酬。当我去了解一个杂志的运营成本时,别人首先告诉我,作者的稿酬是忽略不计的。我说这个不对。我决定初期给我的作者们1个字2块钱。我自己完全可以少赚点。并且希望我的杂志以后可以做到1个字10块钱、20块钱。这个和路金波不一样的是,他把这个钱给到已经成名的作者,比如给我、安妮宝贝、王朔,其他出版社目前都是这个行情,给普通的作者没有那么多。但我想,无论作者有没有名、普不普通,只要文章够好,我都可以给到一个很高的稿费。如果后期发行量大,我希望很大一部分收入发给大家做稿酬。
  
  q:出发点是因为尊重文字吗?
  
  a.我觉得写东西的人不应该活成这样。我租办公室的时候在看《上海楼市》,发现上海的房子大部分我都买不起。我在写东西的人里面,收入算比较高的了。在一个这么大的国家里,居然连一个城市的普通公寓楼买起来都很吃力。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我认为在一个国家,到这种级别的作者,别说公寓了,甚至法拉利都可以10辆10辆的买。这才是对文字的尊重。我们国内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一方面觉得文人一定要固穷,另一方面认为媒体要清廉,我很认同一个杂志要清廉,但是清廉不等于清贫,很多人觉得很清贫才能做到很清廉,但事实上不是的。假设我一份钱都没有,别人给我一万块钱,说韩寒你赶紧写个东西吹捧下,我也得写。我认为一个写东西的人,至少要有一定得经济基础,才能更加独立。所以我希望我的杂志,在保证作者的心智自由上出点小力。而且我认为类似像《南方周末》的记者应该非常有钱,这样出去不会有收买的情况出现。
  
  q:杂志的页码和定价?
  
  a:恐怕在100页左右,定价10块左右。
  
  q:书号?还是正规的期刊刊号?
  
  a:一开始是书号,两、三期后得有刊号,不然没有办法做广告。
  
  q:名字?
  
  a:没想好。本来想过名字里带有青年两个字。但好像沾上青年两个字,定价就没法超过3元。比如《青年文摘》什么的。
  
  
  q:你喜欢的作家?
  
  a:“五四时期”的我比较喜欢,林语堂、钱钟书、梁实秋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q:你会不会希望你的作者群里能诞生像他们那样的文字?
  
   q( ea:时代是变化的,那个时候的作品更接近文学本身的意义,现在对文字的注重相对少些,就会出现《收获》里面作者的文笔还没有《男人装》的文笔好的情况。我希望两者可以结合。同时,我也不喜欢给别人写作的任务,就像《南方周末》曾叫我写专栏,我偏就写不出来,不像写博客。我希望这本杂志和作者都是比较自由的状态。
  
  另外,我不希望看到一本杂志只是固定的那么几个人,这样做的圈子很小,我希望上台的人能多一些,可以给一些喜欢文学、映像、电影,甚至是做FBI的人一些舞台。
  
  q:文图比例会是怎样?
  
  a:相对偏文字。但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映像,希望可以用映像来软化。因为由于我的文字或者我的选择会让杂志显得比较硬。总之我很希望这个杂志特别大气大方。国内现在的杂志,包括郭敬明的杂志,很小气,他的杂志应该叫“最小气”。我希望这本“最大气”。
  
  q:跟郭敬明办的杂志在比较吗?
  
  a:我没有跟他在比较,但很多人难免会拿来比较。在商业上,他肯定是非常成功的,他通过很多途径,包括最小气的途径,以及当妈咪的途径等等,在那些喜欢写文字的年轻人身上赚了很多钱。
  
  其实文字有很多的方向,这只是一种小的方向,还有更大的可能。肯定有人会去问的,我的回答是:比他好也没有问题,比他差也没有问题,因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我特别不希望和他的杂志做比较。
  
  很多出版社说,看到郭敬明做杂志成功了,很多人也像他那样做杂志,但是这些复制品,没有一个会成功的。我想说这些人的眼界太小了。事实上,杂志并不是他们的一个专利,杂志也不是跟风,其实4、5年前我就有这个想法,但是当时我自己没有准备好。我不希望靠这个杂志赚很多钱,当然如果它能够赚钱我也很开心,总比赔钱好。赚钱不是我真正的目的,我希望这个杂志最后像一个青年的FBI一样,有才华的人展现他的才华,让坏人得到应有的下场。如果是这样一本杂志就挺有意思的。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脑子放在去办一本青春读物,或者跟《最小说》比文学市场。
  
  q:有研究过五四时期的一些杂志吗,如万象,新青年,有轨列车,良友等?你的新杂志有自己的参照系吗?
  
  a:我都看过。我看过很多杂志,每个月报刊杂志会花1000多吧。但我不希望受他们的影响,好多杂志都是照搬很多国外杂志,但如果还是照搬已经照搬了别人的杂志,就没什么意思了。我希望自己可以忘记所有杂志,说不定做出来的是比《男人装》还要那样的杂志。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q:建国前的杂志你看过吗?
  
  a:1949年以前共产党办的杂志挺好的。一天到晚呼吁不能一党独裁,一党独裁是狗屎,一定要民主、自由。很有意思的。
  
  
  q:你从一个向来喜欢独来独往的人,突然成了主编、别人的领导,会不适应吗?
  
  a:对于我来说,最不适应的是,还要有员工在一起。我从来喜欢独来独往。有助手我都觉得很不习惯,可能我命贱吧。有人给我提包我都会很别扭。;
  
  q:你的办公室会是一个什么风格?
  如果找不到特别好玩的风格,就直接走乡镇企业家的道路。恶俗的。里面有地球仪,红木沙发和书柜,老板桌,有必要的话,墙上贴上自己和某名人的合影,或者挂上“大展鸿图”的书法作品。
  
  q:路金波说,你以前不爱当作家。
  
  a:是不喜欢,因为觉得这个职业不够带劲。但是后来发现,在中国写东西也挺危险,毕竟有很多限制,写着写着把自己写进去了。现在我改变想法了,觉得挺刺激的。
  
  q:把写作当成危险行业来做。
  
  q:你的杂志也会按高危行业的路数来操作吗?
  
  a:如果以后能把它转成新闻的话,那一定很刺激。但目前尚不具备这个条件。
  
  
  q:你有足够的精力摆平那么多事吗?
  
  a:人的精力是一个奇妙的事。就像人家老夫老妻了,10几年了,老婆说,你怎么那么久没碰我。“太累了,太累了。”但是如果他有一个很新鲜的女孩子,就不累了。所以我认为精力这个事情是人自己调控的。
  
  q:又多了一个主编的身份,不会和赛车、写作冲突吗,你会容易腻歪一件事吗?
  
  a:我很容易腻歪一件事,但是这么多年来书也一直在写,车也一直在玩,假设这个事情能够让我很开心并且不赔钱的话,我想我会继续下去。
  
  q:赛车手,杂志主编,写博客的,畅销书作家,或者其他。你更喜欢哪个身份?
  
  a:当然是其他,因为其它的未知。那些对我来说已经有一定定数,比如我是国内的畅销书作家,但我再怎么写也写不出哈利波特,我是国内顶尖的冠军车手,但再怎么样也无法成为舒马赫。所以我认为更多时候我想去尝试新鲜的事情。
  
  q:你小时候有没有对自己进行职业规划?
  
  a:我小学作文里写的是想做联合国主席,发现联合国只有秘书长之后,(我当时以为秘书长是伺候人伺候得最狠的),我决定成为一个科学家,但是数学太差了,于是我想做售票员,因为售票员每天可以坐车。我很喜欢汽车。最终的职业和售票员最接近,都是坐在车上。
  
  q:你说过北京影响他意识形态的地方,人生观,为什么说来听听。
  
  a:北京给我的是负面触动。整个过程是特别自然的,不是一件事情给我人生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不是坚定的,因为他遇到另一个事情,又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坚持说自己的人生观2000-2006形成)。我的人生观是自然形成,没有哪件事触动特别大。
  
  q:北京什么是负面的?
  
  a:不信任,不靠谱,没有安全感。我是一个很少会觉得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我觉得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带来的。只要一个人足够强大,他是很有安全感的。但是北京这个城市,狂没有安全感。和当地人没关系,一群外地人,和北京这个城市,再和当地人一反应,就反应出了一种严重不靠谱的气质。
  
  q:觉得你过去一年变成熟了。哪个时期是你人格成长或者改变最快的时期?
  
  a:我觉得2008年不重要。我的很多观点在我很小时就形成了,性格很早就成形了。但是,我一直在寻找一个,……(韩寒用双手捂着脑袋,陷入长时间的思索。)就像一个人必须先有经济的独立,才能成为蝙蝠侠,不能在成为蝙蝠侠之前被人弄倒,我一直在寻找这个社会,这个和谐的社会,这个正确的政党领导下,的一个度。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像一个车手,他要在一个赛段里做时间,怎么能做到最快又不翻车。我一直寻找这个速度,安全起见,所以总是会从慢一点开始。太快了,就会翻车。
  
  
  q:所以,你觉得2008年是你找到了速度和安全性结合点比较好的一年吗?
  
  a:之前我也是一直那样判断社会的。只是那时候我没有博客,也懒得去写,说掉了就不想写了。2008年只是让更多人知道了我的判断。
  
  
  q:你是怪物吗?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吗?
  
  a:不是。我和别人一模一样。每个人有不同的志向,在这点上是一模一样的。清官想当清官,贪官想当贪官。有些人想当包青天,有些人想当和珅而已。
  
  q:会有意训练自己吗?通过什么途径?比如通过大量阅读报刊杂志和网络。
  
  a:会。各方面的途径。每个月花1000多买报刊杂志。但这些都是初级判断。有些人看只是为了看。包括看《南方周末》,我都会觉得,这个记者写得太偏颇。可能这个贪官,这个地方gov.ern.ment没有那么坏。他在追求一个正义的过程中,未必落实群体是完全正确的。可能他们就是无理取闹的那一帮。当然这个无理取闹也是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的,但在这个事情上就是无理取闹。我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当然,我认为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他们是基本正确的,至少有95%的正确率,不像《人民日报》,只有5%的正确率。但是我还不会100%相信它,我会发现另外的5%。像《人民日报》,除了中缝广告靠谱,别的都不靠谱。其实我小时候就有对事情的判断。这个课本写的不对。小时候没人听,你白痴啊。所有老师都觉得你白痴。
  
  q:现实生活中,有没有人会影响你?
  
  a:很多。打开一些论坛,聪明的人,文笔好的人太多了。重大事情发生时,我不能去看那些网络帖子,我一旦看了他,我自己就写不出来了。所以为什么有些重大事情我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因为我忍不住去看了别人的帖子。我发现我他妈的该写的都被别人写掉了。
  
  q:每天看那么多东西,会造成情绪的堵塞吗?
  
  a:不会。该忘掉自己就忘掉了。比如512地震,带给我的全是判断,这个真的,那个假的。内心深处没有被整个512覆盖住。我没有哭过,也没有感叹生命的喜怒无常、生命的不确定性。对我来说,这是新闻记者的一个新闻事件。就像法医解剖尸体的感觉。
  
  q:512带给你的是什么?
  
  a:512带给我的更多是大是大非的判断。 在莎朗斯通事件上,人们说我,你怎么在民族大义之前,一点没有大是大非。这恰恰坚定了我对大是大非的理解。我认为大是大非只建立在正义和真相上,尤其是真相。只有在真相之后,才是大是大非。比如我是一个中国人,假设我们中国莫名其妙出兵,把印度所有人屠杀掉了,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该帮中国人说话,为了民族大义?这就是大是大非。
  
  我是5月14进入灾区的。 当时我害怕,有些人说事,说我作秀。我坚持一张照片没有被人拍。希望这个事情纯粹些。事实上,当时震区发生的事情,和CCTV的报导相差不远。当CCTV不那么扯淡的时候,我们也要肯定它的不扯淡,虽然它基本上是扯淡的。
  
  q:你一直在寻找真相,把真相储存在大脑里吗?包括你想办一本具有FBI气质的杂志。
  
  
  a:一直在做的是,尽量去接近真相。如果接近不了,就把这两个东西摆出来,让大家自己去判断,我判断不了了。而不是看哪方宣传强势,就采信哪方。我认为,中国以后也应该这样做。我不并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中国一定要普选多党制,这些都不急。最该放松的是对新闻的管制。这是摆在第一位的,当一个国家有了新闻自由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会有。我希望我们国家在新闻方面会越来越开放,这也是这个国家对自己有信心的一个标志。很多地方gov.ern.ment出于职业习惯隐瞒发生的事情,其实都不需要隐瞒的。宪法的第一条我们知道的越少越好,其实50年历史上,宪法第一条是写在潜宪法第一条的。随着时代变迁,它必须有所变化。
  q:你怎么看待牛博网的被封?
  
  a:有些时候,官方并没有错,但牛博网会说人家错,这是比较牵强的。但基本上,他们是比较有常识的。现在他们被封了,这也是正常的,因为这也是常识。
  
   q:你还进行哪些训练?
  
  a:刚才所说的训练是很小的一部分,也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最注重的训练还是身体的训练。我本身是一个运动员,一个赛车手。长跑成绩是1500米4分40秒,800米2分10秒。 一个人要健康地成长,他应该从事一个体育运动,最好是竞技运动,最好能达到准专业运动员的级别。一种积极向上的和谐的力量。运动争输赢是人类最原始的力量,人得经常释放原始力量,要不会有点怪的。
  
  我不喜欢跑步,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跑那么快。
  
  跑步太他妈无聊了,显得你的能量只有那么点,也不好看。我喜欢那些能把人类力量进行延伸的运动,比如赛车。无论汽车和摩托车。
  
  就像有一个团队,帮你研发出一个武器,他们用不好,只能你来用,你不能研发武器,但你能把这武器发挥到最大的能量。我喜欢这样的事。
  
  
  q:说说你最近改变的习惯。
  
  a:以前打台球很快,最近变慢了。趴下去,瞄球,出杆,整套动作只要2秒。我受不了很慢的人。现在变成4秒。以前出杆快,是因为喜欢这样风格的球员,比如奥沙利文,后来发现我快了打不准,当时就是那么幼稚的动机。血的事实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正视自身水平,不要盲目地模仿偶像。
  
  q:碰到10年前的自己,会对他说?
  a:你可以胆子更大一些,车开更快一些,放心,你能活到27岁。
  
  q:皮肤很好,用什么护肤品。
  
  a:我5年敷过两次面膜,用过一次洗面奶。
  
  q:你希望什么东西降价?
  
  a:车子,房子,还有酒店房间的价格(韩寒神秘地坏笑)。
  
  q:你去其他城市,所能逗留地极限时间是?
  
  a:这取决于这个城市的朋友和女人。
  
  q:你撒娇吗?
  a:偶尔。
  
  q:最近的新闻人物,如果要挑一个共进晚餐,你选谁?
  
  a:阿娇。问她要阿sa的电话。
  
  ……采访完韩寒,《时尚先生》编辑马一木这样评论韩寒:韩寒是一个很正常的人,正常地去爱漂亮妞,正常地选择和放弃,正常地对他反对的事说“不”。这也恰是他之于时代的价值。如果韩寒们越多,我们的国家就越趋于正常。
  
  ……拍摄封面时,韩寒朋友老李来看他,这样评价韩寒:他是不可替代的,作为重要符号存在。一个觉醒的符号,意识的符号。40、50年代人在主政政治,60、70年代人在主政经济,从韩寒开始,看到了一种告别,和中国旧有的传统进行告别。不再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开始卸下包袱,变得真实,回归到人。他们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热爱国家是热爱这个群体,热爱他的同类,而不是热爱某个政党某个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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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009 10:04:00 PM [娱乐]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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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A:应该是满意吧。最重要是这份工作。以前这份工作满足了我了解世界的好奇心,给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那时我强调记者要站在一个旁观的立场,这样比较有历史的眼光,不会轻易地责难或赞美。但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停留在揭示真相的阶段。我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推动现实,去做一些变化。

  现在,做媒体对我而言,不再是急于表达什么,或是跟踪一个新闻事件,或者一年当中做多少节目,多么有影响力,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下功夫将问题揣摩透,能不能由此产生现实影响力,对社会产生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职业给了我较大的满足感和意义。

  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A: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成就,这只是外在评价。(笑)我刚入台时,招我进台的陈虻对我说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很多年下来我才明白,耕耘本身就是收获。

  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A: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包括自己的家族史。我会跟父母讨论他们的成长。我后来理解到,其实我们对父母的态度非常接近我们对过去的时代的态度。我们小的时候会有过多的责难、反抗、批判,凸显自己的不同,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期。成年后,人就会对父母与历史有另外一种态度,他会谅解,因为他知道父母是从什么样的年代中走过来,那个年代给他们带来的缺陷在什么地方。

  比如我祖母一代人要缠足,很聪明,但在教育上很受局限;我母亲这代人有非常强的上进心,但是遇到“文革”,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到了我这儿,应该说我已基本得到了同时代任何一个女性都可以得到的受教育的机会,职业的机会,男女平等的机会,这点无论如何是深感幸运的。回头看来,他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你才能心生宽谅与理解,尊敬与体恤。

  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A:这个时代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它带来的压力、挑战和风险都是高度集中的。

  在这个时代里要想稳健地走,一个是向后看,一个是向前看。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走向哪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稳扎稳打,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朝前走,不要着急。

  Q: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你对你所从事的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

  A:经济波动是古已有之的事情,但是一个人从事事业的趋动力具有某种永恒的东西。所以我不觉得这事会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就像费曼所说:如果你喜欢你选择的职业,你就该像一把刀直刺其中,深深地直到没入刀鞘的位置。这个刀刺入的过程是不假思索的。

  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A:我很少以同龄人为观照。我觉得这个时代存在的问题是比较急功近利。

  我从我身边的朋友那儿学习到很多。他们都度过了焦虑与寻觅的时期,都开始做扎实的事情。就像办《读库》的六哥说的,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这个时代不缺聪明人,我们缺的是笨功夫。

  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钦佩的是谁?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A:我本人其实不太赞同“领袖”这个概念,对于“领袖”这样一种角色,我一直是很警惕的,因为我们太习惯领袖文化了。领袖很容易带来专断和垄断,这是很可怕的。

  当然,对我来说会有精神上受到影响的人,那是你受到你天性的驱使或者你碰到了困惑,然后你带着问题去寻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让你共鸣的人。有一些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比如说顾准或者胡适,这两个人对于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想顾准和胡适是不会自居为思想领袖的,他们甚至会很反感这样的说法。

  Q: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A:按理说这两个是很难分割的,它们是唇齿一样相互依存的,或者说只有责任才能带来自由。自由并不是越过一切边界。

  Q: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

  A:如果一定要在所有书中选一本的话,我想可能是《顾准文集》。每个人都会看很多很多的书,但是可能有一本,它不仅带给你文字上的快感,它在精神上也会是你的一个很大的支撑。有一个阶段,我会把《顾准文集》放在枕头旁边,我不需要打开,因为里面的东西我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我看着那个深蓝色的封面,我感到的不是一本书,我感到的是这个人的存在。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我会自问,我怎么能跟1958年的顾准相比呢?

  《顾准日记》给我很大触动的是,前一篇写到河南在大饥荒当中死了多少人,非常冷静地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

  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A: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关注自我的或是个人的幸福,我认为比较重要。

  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我应该是幸福的,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

  柴静 1976年生于山西,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 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

  十多年前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她进入的是一个心理的情感的世界;从报道“非典”开始,她进入广大的社会空间。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庄严使命的驱动下,她始终冲向最逼近事件核心的地方,她让记者这一职业赢得了人们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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