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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文网报道，美国人经常抱怨工作时间长，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享受生活。 但是，整体以言，现时美国人工作的时间，远不及他们的上一代。 比较以往任何时候，他们拥有更多的休閒时间。 根据劳工统计局的资料，1964年，美国人每週平均工作时间超过38小时，2013年每週工作时间平均是34小时。
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兼职工作人员已经不断地飆升，加上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担任餐馆，商场和其他服务行业的兼职员工。 另一种解释是美国人往往留在学校的时间更长，并努力计划提前退休，于是，以他们一生的时间来计算，确实是比较父母一代的工作时间更少。 马里兰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约翰·罗宾逊(JohnRobinson)表示，不少50多岁的男性已经退休或提早进入半退休的状态，相比前几代的美国人，他们一生工作的整体时间更少。
事实上，这一代的美国人，比较他们的祖父母，曾祖父母，甚至前几代人，工作时间大幅减少。 根据维克森林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RobertWhaples)的论文指出，1860年代的美国制造业僱员每週平均工作时间为62小时。 罗伯特指出，实际上，在1600年代，有法律规定每月最低工作的日数。 在全国各地，大部分人均是从日出至日落，不断地工作，这也是清教徒工作坊的一部分。
这种文化并不容易改变。 不少政客也提出要求宗教尽量减少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影响力，政治斗争几乎导致了一场内战。 一个世纪以后，在劳工活动改革者不断提倡和推动之下，终于争取到美国劳工平均40小时工作週。 据罗宾逊的研究报告指出，1965年美国人平均每週只有35小时的休閒时间，用于上班以外，做家务，吃饭，睡觉或其他的活动。
直到2012年，美国人平均每週的休閒时间已经达到了42小时。 罗宾逊说：“比较10年前，大多数的美国人经常感觉更为休閒。” 再者，加上现代的科技，美国人花在做家务和煮饭的时间更为减少。 至于，现时大多数的美国人如何利用更多的休閒时间？
答案是，看电视节目居多。 然而，有些美国人指出其工作时间更多，主要原因是智能手机和电子邮件，在週末期间，他们仍然要不断地工作，特别是高科技的管理人员。 此外，现时许多美国人担任兼职工作，并不是他们最理想的选择。 其主要原因是工作已经被自动化，外判工程或其他方式所替换。 康奈尔大学劳动关系学院负责人琳达·巴林顿(LindaBarrington)指出，由于技术不断的进步，直接减少美国人的工作时间。
但是，她说：“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美国人，科技的发展有不同的影响层面。” 巴林顿认为，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法案是其中一个推动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场所，也促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加入自由职业工作者或兼职的岗位。 正如工业革命发生期间的改变，她认为政府需要采取其他的措施，使所有工人的技术革命更为有利。 然而，如何改变游戏的规则？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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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务卿克里当地时间7月30日宣布，巴以双方同意将在两周内再次举行会晤，就重启中东和谈进行深入谈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谈判代表也承诺所有议题均在谈判范围内，双方代表将力争在今后9个月时间里完成旨在永久性结束冲突的有关“最终地位”的谈判。 在经历了两天的讨论之后，巴以双方的谈判代表当地时间30日中午结束了在美国华盛顿的初步会谈。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充当调停人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巴以双方已同意在未来两周内再次会晤，开始正式谈判，“双方同意保持接触，针对核心问题维持持久的、实质性的谈判，在未来两周内，他们将在以色列或巴勒斯坦领土上会晤开始正式谈判进程。”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谈判代表在克里国务卿邀请下双双抵达华盛顿，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和平谈判。 美国总统奥巴马早些时候也专门在白宫接见了以色列首席谈判代表利弗尼和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里卡特。 克里透露，巴以双方同意，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这包括会谈开始前舆论普遍认为最难解决的几个问题，诸如双方的边界、耶路撒冷的地位、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难民返回等。 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表示很欣慰，因为所有涉及到巴勒斯坦建国的细节问题都在谈判范围之内，“巴勒斯坦人民已经承受了巨大的磨难，是时候让巴勒斯坦人民生活在自己独立的国度里，过着和平、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 埃雷卡特表示，巴勒斯坦人民将是中东和平进程最大的受益者。 以色列首席谈判代表利夫尼（女）指出，中东和谈在经历了多年停滞不前的僵持局面后终于迎来了一线曙光，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一同努力，将希望的曙光变成现实，并且持久。”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克里6次穿梭于中东地区，并对水火不相容的巴以双方作出担保，才促成了本次巴以华盛顿会谈。美国政府已经多次赞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在同意恢复和谈的过程中展现出极大的诚意和领导魄力。 克里说：“我知道这条路很难，我们也听到很多悲观的言论，但是我相信在有能力并且受人尊敬的谈判代表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达到目标。” 克里指出，妥协并不是放弃，为了和平而做出的合理的妥协意味着各方都将从中受益。他说，巴以和谈的成功将为双方的经济发展提供极大的机遇，同时也将给动荡不堪的中东带来稳定。 在未来的9个月里，巴以双方将展开秘密会谈，而克里本人作为这一对话的调停人也被授权成为唯一能够披露相关信息的人。他强调，巴以会谈的终极目标就是要结束冲突，结束争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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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中文网报道，美国的政治王朝过去都是父子相传、兄弟相传或者夫妻相传--亚当斯、肯尼迪、布什和克林顿家族最为著名。现在轮到政要之女了--2014年中期选举中，巾帼将远超须眉。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米歇尔·纳恩（Michelle Nunn）本周宣布在佐治亚州竞选国会参议员时，她有可能打破红蓝州的政治格局，扭转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由于纳恩这个姓所代表的政治势力，46岁的民主党政治新人几乎没有希望在那个保守派的基地当选。
美前副总统切尼的女儿丽兹·切尼正在准备2014年推翻现任共和党参议员恩济。（《华盛顿邮报》图） 在美国政界，姓氏就是资本。在米歇尔·纳恩的竞选中，她爸爸山姆·纳恩代表佐治亚州担任参议员24年以及随后从事核不扩散事业，他的支持者将为米歇尔增添筹款能力和提高支持率。 怀俄明州也在出现类似的父女从政故事：前国会议员、前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的女儿丽兹·切尼正在准备推翻现任共和党参议员恩济（Mike Enzi）。 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即将出现女儿接收爸爸的政治遗产浪潮，这一波也许超过以往任何年头。在2016年大选阵地上，子承父业（保罗，Rand Paul）和代夫出征（希拉里）几乎已成定局，政要之女形成一个政治阶层也不奇怪。 政治新星格温·格拉厄姆（Gwen Graham）预计在佛罗里达北部国会众议员选举中能有相当大的进展，部分原因在于她爸爸、前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格拉厄姆（Bob Graham）的影响。在内华达州，民主党政治咨询专家艾琳·比尔布雷-科恩（Erin Bilbray-Kohn）正在为推翻共和党众议员海克（Joseph J. Heck）而拉选票。她的竞选网站上出现的名字是“艾琳·比尔布雷”，也许是要让人一眼就认出她爸爸是前众议员詹姆士·比尔布雷。 肯塔基州民主党参选人艾丽森·伦德甘·格莱姆斯（Alison Lundergan Grimes）试图推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诺（Mitch McConnell），看来任务艰巨；但她的政治圈子正在帮她成为可信的竞争对手，因为她爸爸是前州参议员和该州的政治大人物杰瑞·伦德甘（Jerry Lundergan）。 作为政坛后裔的雪莉·摩尔·卡皮托（Shelley Moore Capito）目前担任西弗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正在发起参议员竞选。尽管担任7届共和党议员的她已经不算新人，她爸爸阿克·摩尔的影响犹在。阿克·摩尔曾担任西弗吉尼亚州长和国会众议员。 相比之下，只有一名众议员的儿子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争取子承父业：佐治亚州的迈克·科林斯（Mike Collins）是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科林斯（Mac Collins）的儿子。 《华盛顿邮报》说，政治家将政治DNA遗传给女儿并非新鲜：著名的政坛女继承人包括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罗西（Nancy Pelosi）、参议员玛丽·兰德里奥（Mary Landrieu）和参议员丽萨·姆考斯基（Lisa Murkowski）。但是在大批女性进入政坛时，女儿接过家族政治势力现象才更为普遍。这些政要之女的崛起也许是家族政治更为中性化的标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