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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年出任美国财政部长前，保尔森曾长期担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他曾数十次前往中国，和中国政商两界都非常熟悉，被誉为“中国通”。在这本主要讲述应对金融危机的回忆录中，保尔森很少谈及外交问题，但对于中国事务却不吝笔墨。他说，在他接任财长时，就告诉布什，他希望促进中美经济关系，“要取得成功，我必须使两国的关键决策者建立密切联系。”
美国前财政部部长保尔森。
简要内容：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前财长保尔森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赞誉者认为他力挽狂澜，从金融海啸中拯救了美国经济；批评者则认为，正是保尔森的失误酿就了金融海啸。过去一年中，保尔森闭门写书。在他最新出版的回忆录《崩溃边缘》(ON THE BRINK)中，他详细回顾了金融海啸爆发时的场景，并为自己在金融危机中的一系列举措进行了辩护。在回忆录中，保尔森对中国事务不吝笔墨,披露了与中国领导人的交往。
俄曾提议与中国联合抛售“两房”债券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此前一天，保尔森作为布什总统的随员，去北京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并观看随后的奥运比赛。但此时的美国已是次贷危机肆虐，金融海啸山雨欲来。
他回忆说，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避免金融形势失控，尤其是避免美国两大房贷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情况失控。保尔森在书中说，当时财政部已不断接到外国官员打来的“紧张不安的电话”，询问相关情况。
而中国持有“两房”的大量机构债权。保尔森回忆说，当时“在中国通信并不安全，我可不想任何有关政府授权企业很糟糕的消息泄露出去”；因此，在当时北京的各种秘密会谈和晚宴上，“我竭尽全力向中方确保所有事情都会正常运转。”
保尔森披露说，正是在北京期间，他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俄罗斯官员已和中方高层接触，并提议两国采取联合行动，大量抛售持有的“两房”机构债券，以此迫使美国实行紧急授权，接管这两大企业。“中国方面拒绝采取这一破坏性的计划，但这样的报道却非常让人烦恼——大量抛售将严重打击外界对这两大机构的信心，并使资本市场陷入动荡。”保尔森在书中说。因此，8月15日，保尔森一回到美国，马上集中精力应对“两房”危机。9月7日，美国政府迅速果断行动，将“两房”收归国有，以此确保外界投资者对美国的信心。
保尔森说，在这个过程中，他和中方进行了密切沟通。他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会谈时，一再重申美国会确保中国投资的安全性。“我总是说，我们会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认真对待这些义务。”王岐山则表示，中方将积极配合，不会抛售持有的机构债券。“他补充说，中国将继续持有他们在美国的仓位，他对我们采取的行动予以祝贺，但同时也加上一条警告：‘我知道，你可能会认为这样就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但问题可能并不会结束。’”
果然，正如王岐山所预言，在保尔森似乎成功应对完“两房”危机后，雷曼兄弟却宣布破产了，这随即引发席卷整个世界的金融海啸。
布什曾试图上阵拉中国投资
2008年9月，金融海啸席卷华尔街。当破产阴霾笼罩雷曼兄弟时，华尔街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也陷入了困境。投资者纷纷撤资，摩根迫切需要外部投资，才能避免重蹈雷曼破产的覆辙。在当时外部投资者望华尔街生畏之时，美国人想到了中国中投公司。中投坐拥 2000亿美元的庞大资金，而且它已经持有摩根士丹利9.9%的股份，可谓休戚与共。
保尔森在回忆录中说，摩根士丹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John Mack)对他说，中投似乎也对注资摩根士丹利有意，“我们得到的所有信号显示，他们希望从你这里得到一些保证和鼓励。”麦克建议，保尔森直接和中国主管外贸和金融的最高官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通电话商讨。保尔森同意了。
摩根士丹利当时期待的战略投资者有两家，一是中国中投公司，一是日本最大的三菱日联银行。保尔森则回忆说，考虑到摩根士丹利当时的困境，他对日本银行能否尽快做出投资决策感到怀疑。为确保中方能够投资，2008年9月20日，保尔森向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介绍了相关情况。他告诉布什，可能需要他就这个问题直接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沟通。
当然，接触问题必须巧妙安排，“因为美国总统不应直接对中国国家主席提出投资要求。但假如中方有达成协议的意思，我们应该安排这样一次对话——(美国)总统将向胡表示感谢。”当天傍晚，保尔森和王岐山通了电话，保尔森预估说，这将是一次“艰难的对话”。
他回忆说，尽管他和王岐山非常熟悉，经常互相开玩笑，但在那个非常之夜，“我们将幽默降到了最小程度。”保尔森向王岐山介绍了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一系列措施，并表达了战胜危机的乐观态度，然后，他提出了摩根士丹利的问题。王岐山对摩根士丹利和约翰·麦克评价颇高，并且说，中投正考虑提高其在摩根士丹利的股份。保尔森当即回答，他们对此表示欢迎。但保尔森也随即注意到，“王(对这个交易)好像比较冷淡，并对中国投资安全性表示出了关注。”
从王岐山“不热情”的语气看，保尔森认为，不能要求中方太多，“中国已经通过购买财政部国债和政府支持机构债券向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如果和摩根士丹利达成合同可能的话，王会发出信号的。”保尔森随后给时任白宫国家安全助理的哈德利打电话，告诉后者： “我认为中国不会向摩根士丹利投资，因此，总统给胡打电话也就没必要了。”
尽管保尔森这样回忆，但记者也从另外渠道了解到，中投当时未能再次入股摩根士丹利，是后者在耍两面手法：一方面以虚假承诺稳住中投，另一方面则向日本三菱日联银行暗送秋波，达成协议。这导致中投拂袖而去。最终，摩根士丹利和三菱日联银行达成协议，日方向摩根士丹利注资90亿美元，取得后者21%的股份。
“我们会毫不犹豫，并且继续改革开放”
在2006年出任美国财政部长前，保尔森曾长期担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他曾数十次前往中国，和中国政商两界都非常熟悉，被誉为“中国通”。在这本主要讲述应对金融危机的回忆录中，保尔森很少谈及外交问题，但对于中国事务却不吝笔墨。他说，在他接任财长时，就告诉布什，他希望促进中美经济关系，“要取得成功，我必须使两国的关键决策者建立密切联系。”
这也就有了于2006年启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保尔森说：“SED的成功，是我最感到自豪的成就之一。”最初的SED双方都将焦点聚集在战略关系上，并有效应对了当时的食品和产品安全问题。保尔森说，随着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这一机制和随之加深的两国关系，有效地稳定了中方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信心，“考虑到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债务，这一点非常关键。”
2008年12月，保尔森赴北京出席任内最后一次SED。他评价说，两天的会议“富有成果”。中美双方同意将在能源和环境问题上进行合作。他说，双方选择这些领域合作，是因为彼此都知道“这些成果能为美国两党所欢迎，而且能确保下届政府延续SED机制”。
保尔森描述说，对话结束后，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保尔森一行，“他强调，SED对加强美中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并且鼓励我，从财政部离职后尽快回到中国(访问)。”
随后是双方的私人会谈。“我让他确信，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将只会更加改善，我并且建议他避免在货币和贸易问题上采取保护主义举动。”保尔森在书中说。
“开放贸易，会让中国的所得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后退，中国失去的也会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保尔森对胡锦涛说。保尔森在书中回忆，胡锦涛坦率表示：“在一些领域，我们的行动没有你们希望我们的那么迅速，但我们会毫不犹豫，并且继续改革开放。”
在SED后期，保尔森的对话伙伴是王岐山。他描述说，他和王岐山相交15年，王是“一位值得信赖的老朋友”，作为北京前市长，王“敢于采取大胆行动，并有狡猾的幽默感，他帮助他的国家走出了非典(SARS)危机，并担负2008年奥运会准备工作的领导事宜”。
2008年3月，保尔森到访北京，与刚刚就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进行对话。他说，当时尽管他们花了相当长时间讨论能源价格上扬和环境问题，因为这是随后SED会议的焦点议题，但“王最感兴趣的是美国资本市场的问题”。保尔森说，他坦诚告诉王岐山美国的困难，并不忘提及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之一。“我强调，我们理解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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