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基本经验、问题及其出路
万   绍   红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其独特的指导理论和实践方式，产生了值得研究总结的丰富经验，其中也不乏需要注意、解决的问题。中国建设社会民主政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统领下的行政司法结构及其政治实践，展现了更加纯粹的人民主权学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统一，实现了最优的民主“治理”。人们对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质疑关键在于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原则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分裂而非否定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本身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本文载于《追踪时代的轨迹：江西省首届社会科学学术大会论文集》，p226_231页，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版  （发表时有删节）
宣读于第三届全国青年政治学论坛（天津）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一个值得回顾过去、思索未来的大日子。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征程中，出现了一些社会不公、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改革的方式和前景受到部分人的怀疑和置疑，长久以来通过政治教育培养起来的大众社会主义信仰受到冲击，这迫切需要理论界提供理论解释和实践出路。事物的发展必然呈现多种不同的面相，中国在30年的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不公、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如果是是短期的，程度是可以测量或者可以控制的，则不构成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大厦稳定的根本威胁。反之，现实实践中聚集的不满足于摧毁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期望。因为支撑现实政治合法性的资源要么来自于政府提供的现实效用，要么就来自于人们可预期的未来效用。
马克思主义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政治哲学，不同于西方政治哲学学理探究与实际政治过程相对独立自主的情况。由于中国改革开放这种独特的指导政治哲学和特殊的政治社会制度，中国的改革发展道路有其特殊的面相，本文将从规范政治理论的视角阐释中国30年改革开放路向选择的理论背景，并以此为据，剖析中国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基本经验及其问题，并尝试给出解决问题的出路。虽然现实政治过程与意识形态的宣示存在一定差距，但勿庸质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现行中国政治体制构建及其改革开放政策的极大限定与规制。由于篇幅原因，本文仅从理论层面研究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基本经验、问题及其出路。总体来说，社会主义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其独特的路径和方式，产生了值得研究总结的“中国式经验”，其中也不乏需要注意、解决的问题。对经验与成就的总结，对教训与疑问的澄清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起点。
 
一、        前提与目标：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
 
现行宪法规范确立中国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政党和政治机构的权力合法性基础为人民同意。民主就是人民的权利，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从其根本上来说在于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审议与控制。现行宪法确立了民主的最高合法性，人民意志的最高正当性不再诉诸于天赋的自然权利或者其他超验的神灵。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换而言之，民主具有普适性与历史性双重品格。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选取了以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路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发育的基础条件趋于完备，中共十七大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告，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必须进一步加快，以扩大、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对国家公共事务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参与和控制。不难推断，中国共产党认为民主政治的生发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社会基础。
西方政治理论一般承认民主的普适性和单向度，否认民主的历史性和民族性。[①]中国政府认为，各国的民主是由内部生成的，而不是由外力强加的。民主在具有普适面相的同时又具有其内在的特殊内质。民主的特殊内质主要在于各国发展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其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尤其强调，民主政治的发展与成熟与其在每个国家的充分实现，是同每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国自1978以降的改革开放正是在这一逻辑背景下处理其民主政治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一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受到国内与国外学者的诸多批评。但现实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其增量不容忽视。针对各方面的批评，当前中国正实现着重强调经济发展到强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转向。
这一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及其民主政治建设的逻辑关系假设有无其合理性，现实的政经实践过程能否证实或者否证此关系是我们需要考察的重点。理论界关于民主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众说纷纭。概而括之，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冲突说、兼容说和怀疑说。[1]
“冲突说”理论认为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发展间的张力客观存在。民主建设、经济发展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具有兼容性，反而有明显的矛盾冲突。 [2]面对此两难选择，发展中国家认为，只有经济发展后才有适应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是以，经济发展成为其优先考虑的价值或者说目标。此种假设有其自身的合理性，经济发展是民主发展的前提，民主政治的生发与发展建立在经济发展所来带来的私有财产、个体意识、公平观念基础之上。当经济发展到达一定的程度，人民的民主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要求必然生发，这将自然推动政治结构做出相应的变化，从而为新生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提供相应的上层建筑支撑。
当然，这种假设的成立有其特殊的条件：国家政权掌握在人民代表或者以人民利益为至高无上荣耀和效用的精英手中而不是专断的君主或者少数人手中，国家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是全民的福祉。否则，旧的政治结构向新的政治结构转型的过程就不是一个自然、和平的过程。人民的代表或者掌握国家政治前途与命运的优秀分子能够自觉抵制外在的诱惑，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本色。此假设有其内在的正当性和经验支撑。
在人类本性中存在非常崇高的一面，值得人们去尊敬去激发；同时，人类本性中存在兽性野蛮的一面，需要引起人们的警惕和提防。美国联邦党人坚信：“人类有某种程度的劣根性，需要有某种程度的慎重和不信任，但人类本性中还有其他品质，证明某种尊重和信任是正确的。共和政体要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加以这些品质的存在为先决条件。”[3]286美国的国父们相信，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丰富社会阅历的参议院议员、总统、联邦法院法官，其人性中的劣根性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遏制，其人性中可善的一面被激发出来，这就使他们对公共善、国家利益具有更高程度的体认，他们能够体察社会意志，并据于规范自己的行为，因而，他们是可以信赖的。美国宪法就是在国父们这一政治思想的指导下制定的。美国的经济繁荣与人民的福祉很大程度依赖于美国政治精英的责任和节制。中国共产党从制造分裂的革命政党已经转向执政时期制造和谐的政党。从规范意义上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主权的国家，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代表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杰出的精英团体，她以“三个代表”为其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她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其唯一的目标就是实现中国的富强、民主、文明。这就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了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公共权力部门背离人民，谋取私利的情况。中国特色的当代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为“冲突说”理论的“起效”提供了前提要件。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中国人改善自己生活、追求自己最大幸福的积极性。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政治文明的观念得以催生传播，民主政治生根发芽的土壤变肥变厚。
有不少学者否定经济发展为民主政治生发前提的假说。他们认为，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经济门槛存在模糊性，无法进行精确测量。民主政治的生发不是人为建构的产物，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4]笔者认为，社会科学并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