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七年，昆明宜良县狗街镇西村人刘文侍考，随许秋田进京寓居于一家烤鸭店的隔壁。刘文学得一身技艺，回狗街后，经过几年的琢磨准备，对北京技艺颇加改进，然后自砌土焖炉，专于谷熟季节，开始烧烤本地麻鸭，挑到狗街火车站或白莲寺乡街集镇等地外卖，影响日愈扩大。后渐有积累，即在火车站租用街铺开张食馆，用许实先生根据《论语》“文质彬彬”的文句给刘文取的字号“质彬”做为食馆的名号，命名为“质彬园”。刘文勤于钻研，勇于创新，结合县情实际，对北京传统工艺大胆改进，对各项制作工序严格要求，既保持了北京风味，又具有其新的骨白似雪、酥脆离骨、色鲜肉嫩味美的地方特点，短短时间内就名声鹊起，做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名牌。县人段克昌年轻时与刘文结识，两人曾同宿鸭棚。段供职省城后每念贫交故人，支持刘文创立名牌。为扩大对外影响提高知名度，在每年谷熟鸭肥季节，总联系邀请老朋友去省城，在省府及所属四大厅等高级军政要员举办的宴会上显献烧鸭技艺。原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对此赞誉有加，由此走红。龙云原拟以重金相赠，刘文婉谢。后乃送给一面联名题词的大红锦旗，又题书“京都烧鸭”匾额相赠。刘文烧鸭从此遂得名为“京都烧鸭”，示其技艺之得于京城也。（刘文于1945年病逝。在他身前，他已名满滇中。他将这一响当当的名牌留给后人，使当今的许多宜良人因此而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并使之形成一个鸭产业同时也是上个世纪我县发展最快的一大产业。）
 
刘文肯学肯钻，北京烤鸭用高粱秆做撑筒，他改用芦苇，使烤鸭带有芦苇淡淡的清香。北京用麦芽糖水做涂料上色，刘文改用滇产蜂蜜水，用蜜水涂抹表皮反复搓揉后鸭表皮极易于吸收，因而烧炙后更能提色呈金黄赤铜色（而麦芽糖比蜂蜜的被吸收程度差，烤炙后表皮上残留的糖汁易变焦黑而成品外色稍黯）。他改用土坯火炉，用松毛结暗火烘烤。松毛结热度均匀，又无烟尘。刘文又因地制宜，对毛鸭选择、汤料、成型、配料等作了合理的、适当的改进，使其烤鸭既保持了北京烤鸭的本色，又做出了狗街烤鸭的特点，刘文的鸭色呈枣红，皮脆内粑，吃时提着鸭腿一抖，肉与骨松离分开。据吃过他烤鸭的老人说，一只鸭子只丢四大骨(翅膀与大腿骨)软骨、小骨都酥脆可食。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老人们回忆起刘文的烤鸭，仍然食欲大动，终涎欲滴，赞不绝口。那时，人们为了吃到刘文的烤鸭，专程从昆明乘座早班火车到狗街，饱餐一顿后，下午带着齿间余香抹着嘴角油迹，心安理得地乘晚班车赶回省城。南面从开远慕名而来的食客，则要在狗街留宿一晚，次日才能返回。
 
　　中国烤鸭起源，据《中国烹饪大典》，起源于唐朝宫廷。惟其源流不清，证据不彰难以邃定。而有确凿记载的，实见于清末。清咸丰6年（1856）宜良兵燹。由宜良起兵发迹官至云贵总督的岑毓英与县人杨福章、蔡标、何秀林等人在县城花桥下北廊曹氏所开的“顺河楼”酒店拜把兄弟，喝生鸡血酒结盟起事。素爱美食的岑毓英忽发奇想，叫店主曹健想法将鸭子整个用栗炭火烧死。美味清香，大快朵颐。这明火烧烤鸭子的吃法就在宜良发明出来了。曹氏烧鸭系用明火，直到狗街人刘文从北京学回来焖炉暗火烧烤之法并在宜良传播开来之后，曹家烧烤也随之做了改进。至于北京的烧鸭发明于何时，史籍缺载，不能详知。相传慈禧在同治年间（约1861年），已在宫中吃过烤鸭。从时序上讲，应该比岑毓英发明的“宫保烧鸭”销晚数年。不知此法是否岑毓英进京觐见慈禧时传授给宫廷的？北京烧鸭在清末传出宫廷，分为两大派系：一为明火挂炉烧烤的“全聚德”，一为暗火焖炉烧烤的“便宜坊”。这两大派系至今仍在。全国各地的烧鸭制作方法非此即彼，同样离不开这两大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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