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8月01日 10:10</SPAN>中国经营报</SPAN> 江海波 “我们是谁？”“大学生是什么？”在2009年就业高压下的中国，这个问题突然让择业者和全体国人都为之失语。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2009年就业问题面临高度压力的今天，几代大学生的遭际与命运截然不同。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既有时代烙下的差异性印记，也有我们这个民族恒久附着的共同命题。
1977年，中国重新恢复高考制度，荒废11年的教育(不仅高等教育)被重新拾起，国家与民族的希望被重新点燃。
与此同时，重新返回知识殿堂的大学生被社会予以“天之骄子”的美誉与尊荣，这是一个民族被狂妄与无知耽搁之后，对知识表现出的向往、渴求与尊重。而不易察觉的是，“天之骄子”，这种对“新科举”胜利者的全新称谓，事实上是另一种“身份分别”的延续。
古老的中国，世代等级森严、身份分明。文化与教育在体制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同源性，“学而优则仕”，读书改变命运。改变命运，就是从改变“身份”开始。这个古老的规则，一直没有被真正改写。
1989年，中国高校开始小范围试点“双向选择”，到21世纪初，基本全面推行自主择业制度，这是一个个人的意志开始得到尊重的过程；而更无奈的是，这个过程，是一部大学生“身份感”由高至低、日渐式微的集体心路历程。
1999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154万人，比1998年增加46万人，增幅高达42.6%。从此，中国高校的招生以每年增加约50万人的速度递增。2009年，应届大学毕业生达到611万人。这10年，是中国大学生“身份感”飞流直下、急剧丧失的10年；也是这个古老的国度，“读书人”的地位贬值最快的10年。
大学生数量的剧增与教育质量的快速下滑是高等教育的一对尖锐的显性矛盾，而更深层次的本质性矛盾则是：大学生“身份价值”在不断贬值，而个人、社会对“身份认证”的“制度性”需求却牢不可摧，“身份价值”的内在含金量大降，“身份认证”的外在形式性需求却保持原有的刚性，前者是“真实的凋敝”，后者是“虚假的繁荣”。
“我们是谁？”更多的时候，这个民族只会追问“我是谁”，这是一个“个人”大行其道，而“共同身份感”缺失的民族。
教育制造了身份的差别，教育只服从于身份认证的需求；教育失去了本意，忘却了人性与责任。
如果教育完全为受教育者个人的“就业”所驱动，为私利与短视所驱动，如果教育不以增进受教育者与全社会的人性与福祉之提高为目的，我们无论“个人”或“整体”，都将没有希望。
毫无疑问，教育是一个民族的未来。今日之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中流砥柱。同样，昨天的教育“定义”了我们今天的现实。似乎并没有人注意到，中国教育在那个荒诞的年代被耽搁长达10多年时间的历史，与我们这个民族今日在产业选择上的困惑之间，隐藏着一种因果与宿命；与大学生同农民工抢夺工作的现实之间，隐含着一种不可抗拒的逻辑。
谁在教育上欠下了历史债，这个债就会由他们后代去加倍偿还。
毕业：会传染的恐惧</STRONG>
一个应届毕业生的求职经历</STRONG>
3月的时候，已经找到工作，在广州上了两个月班的单小吉被学校叫回哈尔滨，做毕业论文的选题计划。
回到学校，所有的人都出去找工作去了，楼道都空了，只剩下极少的一些人，要么是等考研成绩的，要么是工作已经落实了的。其他人，全在外面跑。一问，几乎没有什么人找到工作。这是一种非常慑人的恐惧。“尽管我那时已经在广州上班，但还是被那种恐惧感抓住了。”后来单小吉说。
单小吉是哈尔滨某高校外语系英语专业的应届毕业生。这一届，他们系有300多名同学为找工作而心焦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