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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12 月12 日的“西安事变”是历史学家公认的国共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国共之间的内战,为两党第二次合作铺平了道路,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一方面可加深对1930 年代苏联对中国影响的理解,同时亦可深化人们对太平洋战争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认知。 除了上述重大意义与影响外,关于西安事变,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西安事变的最终解决与欧洲列强的关系便是其一。与此相关,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尤其是外交部长齐亚诺在事变解决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引起特别关注。作为一名前外交官,齐亚诺之发迹,主要因为他与墨索里尼女儿的婚姻。作为墨氏的女婿,他在法西斯政权中的地位非常特殊。他起初担任新闻及宣传部长,1936 年6 月出任外交部长。此前,他曾在中国任职数年,1931 —1933 年“满洲”危机期间,出任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正是由于这一经历,他获得了关于中国的亲身体验,并结交了许多国民党政要,其中包括总司令蒋介石。他和张学良之间的个人友谊也开始于此时。 张是西安事变中大名鼎鼎的主角。张于1933 —1934 年访欧期间,曾是齐亚诺位于托斯卡纳卢卡附近庄园的座上客。早已为历史学家所指出且众所周知的是,西安事变期间,齐亚诺利用其与张学良的私交积极营救蒋介石。但据我所知,几乎没有学者从当时意大利对华政策,或意大利全球外交战略的角度,来解释他的初衷。 在这里,我试图以意大利外交部历史档案馆的原始档案为主,辅以其他资料,探讨这一问题。在我们考察意大利应对西安事变的外交反应之前,似乎有必要简要勾勒一下中国在当时意大利政府的外交战略中的位置。20 世纪初意大利在天津拥有少量的租借地。1922 年,意大利签署了九国公约。该公约重申了华盛顿会议所确立的维护中国主权完整及门户开放的原则。意大利对1927 年后新成立的国民政府采取友好态度。在1930 年代,它奉行积极扶植国民党的政策,帮助南京政权建立现代化海、陆、空军。1933 年,财政部长宋子文访欧前夕,中意之间签署了有关财政合作的协议。 除了上述支持外,1930 年代前半期,意大利政府先后向中国派遣了两个军事考察团。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航空方面的考察团,似乎在东亚充当了先锋和领导角色。它的一举一动均为日本方面密切关注。1934 年,日本驻意大使曾向墨索里尼抗议意大利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并出售武器。而在当时,对1929 年经济大萧条后正在积极寻求新的贸易出路的意大利工业而言,中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市场。 由于在中日冲突的开始阶段,意大利政府采取亲华的立场,日本政府于1934 年“天羽声明”前夕,通过其驻东京大使馆向意大利提出正式外交抗议。尽管自1920 年代后半期以来,意大利对中国政府的修订新约行为采取温和态度,然而时至1935 年,中国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已呈密云不雨之势。1935 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当时非洲大陆唯一的独立国家,也是日内瓦国联成员国———的行为,引发了支持日内瓦公约的盟约国之间的国际纷争。它们担心意大利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的做法会被纳粹德国所利用。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出乎意大利人的意料,他们发现自己居然与1933 年宣布退出国联、以“朝阳”自诩的日本“同舟共济”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对华政策并未在此时立即改变。甚至在1935 年12 月中国代表团支持英国提议,投票赞成国联大会通过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以后,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仍向意大利驻华大使一再保证称,制裁有名无实。此后,中方再次保证,待风平浪静后,意大利与国民政府的合作将恢复正常。尽管后来由于强制性制裁的执行,和日本承认意大利合并埃塞俄比亚,致使意中关系受到影响,但意大利对华政策并未发生根本性的逆转。齐亚诺作为意大利新闻及宣传部长,主张反对日本,建议舆论采取亲华倾向。在埃塞俄比亚危机期间,意大利的舆论界表达了不同的声音,这表明当时意大利政府内部对远东政策存在不同路线与派系。 然而,意中关系受到完全来自欧洲内部政情变化的严重冲击。1936 年7 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因为墨索里尼支持佛朗哥将军发动叛变,而苏联支持共和政府,苏意关系迅速恶化。苏联已于1935 年加入国联,受埃塞俄比亚事件的影响,苏意关系已阴云密布。1935 年至1936 年间,法苏结盟后,意大利开始担忧地中海地区势力均衡将受到影响,尤其恐惧苏联借干涉西班牙内战之机,扩张自己的势力。齐亚诺密切关注中国的形势,注意到国民党内部有一种试图通过联苏、联共实现共同抗日的倾向。他认为如果蒋介石与斯大林合作的话,由于苏联在航空事业方面的竞争力,意大利在华利益将会严重受损。而且他意识到日本在东亚的威胁,将有助于牵制苏联 积极干涉西班牙事务。这一考虑最终导致意大利转向亲日。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齐亚诺十分了解苏联或者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仅仅视中共为莫斯科的跟班。1935 年8 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对意大利的猛烈攻击,致使意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同样应该指出的是,1936 年秋,意大利与纳粹德国的外交关系处于平静的恢复阶段,基本与中国事务无涉。这一时期,齐亚诺遵循双重路线,一面暗示政府向国民党提供军援,一面改善与日本的关系。其与日本人的合作,特别是在东京方面承认意大利合并埃塞俄比亚以后,将有助于抑制英国在地中海势力的扩张。 意大利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应置于这一背景下来考察。12 月13 日,意大利驻华大使通知罗马方面,张学良军队在陕西发动兵变,囚禁了总司令蒋介石。意大利航空代表团的新任团长和蒋夫人宋美龄及孔祥熙一起离开上海。大使不很清楚张学良的意图,但是强调叛乱的危险性。他观察到蒋在激发民众抗日情绪方面已走得很远,而在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事实上采取妥协态度。这使得蒋进退维谷。东北军之所以发动兵变,坚决主张抗日和联共,实际是在步蒋之后尘(指前文意大利方面注意到“国民党内部有一种试图通过联苏、联共实现共同抗日的倾向”而言———译者按) 。 大使还认为类似的军事行动将会蔓延至华南,广西方面主张统一战线的势力非常强劲。几天后,他在一封电文中补充称,西安所发生的一切依然扑朔迷离;中央军的几个师正向西安移动,但因恐危及蒋的生命安全,估计不会发动军事攻势。他强调,中国存在投向共产主义的危险,这将令整个世界为之不安。在罗马,驻华大使的观察为其他消息所证实。意大利舆论理所当然地认为张学良与中共勾结,并通过共产党受到苏联的鼓动而发动叛变。意大利媒体完全追随日本官方舆论对事变的报道。 12 月14 日,齐亚诺以私人身份致函张学良。在这封平和、友好的私人信函中,齐亚诺劝说张尽量释放蒋介石。然而,他的真实反应则非常紧张。同日,他致函驻华大使称,他根本不以张学良为然,声称张想让中国落入共产主义的魔掌。齐亚诺要求驻华大使一定要让中国政治家明白,若在苏联与日本之间进行选择的话,虽然令人遗憾,意大利必须选择日本。他向大使提及自己与张学良的旧日私谊,命令大使警告张,对苏联的纵容将会使他失去“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友谊”。 在驻罗马的中国大使馆官员看来,西班牙内战与西安事变的背景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或关联。这可从英国驻罗马临时代办的报告中得到证实。这一报告记述了其与中国驻意使馆沈参赞之间的会谈。沈参赞称当时存在两种可能的解决途径。一种为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所提议,主张武力解决。军令部长何应钦赞成此议。报告指出:“沈先生非常担心若南京拒绝张学良的要求,张会断然走向联共。形势的微妙之处,更在于冯玉祥此时已掌控了南京的军事政策。冯为了自己的利益,很可能采取既除蒋又去张的策略。沈个人觉得,在张已事实上联共,并欲令苏联走上前台的情形下,冯会更倾向与日本人做交易。但无论如何,此时一切均取决于宋子文,视其协商之结果而定。” 沈认为,张学良及其对手,因经济上的原因,均陷于困境中。因此,宋子文的调停很可能成功(沈参赞与英国代办的谈话是在12 月21 日进行的) 。英方代办的报告称“中国使馆人员都忧心忡忡”,并担心“西班牙刚刚发生的一幕会在中国重演”。上述看法很可能已为意大利外交部长所知。通过日本方面的宣传和中国驻意大使馆官员,齐亚诺已感知莫斯科方面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并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沾沾自喜。 与此同时,各国纷纷采取具体应对措施。英国通过其驻南京使馆,召集意大利、法国、美国和日本外交官采取一致调停行动,确保释放蒋介石。英方的建议为国民党内部分高层官员所赞同,作为交换条件,张学良的安全也须保证。12 月20 日,齐亚诺命令其驻华外交人员与英方合作。直至圣诞节事变结束前为止,各方均未采取其他进一步的措施。无论是意大利驻华大使还是罗马的外交部,一致认为事变在没有苏联插手的情况下获得解决,这是最为圆满的结局。 尽管有些历史学家可能认为最终的结论或许有失偏颇,但应该指出:至1937 年上半年为止,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一直奉行双重外交政策,一面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一面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同时在处理与这两个远东国家的关系时,尽量保持独立姿态。1937 年春末,意大利向南京派遣了另一个经济方面的代表团。然而,正如我们所见,齐亚诺虽从未特别亲日,但1937 年7 月卢沟桥事变后,他认为这一冲突的最终责任者为苏联。1937 年8 月21 日中苏协定签订后,齐亚诺不顾意大利在处理远东冲突时一贯奉行的中立政策,告诫新任意大利驻华大使,意大利将转向同情日本。 因此,正如西安事变中所预示的,我们可以认为,齐亚诺远东政策之关键应被视为根据其西班牙经验、服务其欧洲利益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什么齐亚诺或墨索里尼具体的对华政策的结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西安事变对意大利而言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转折点。1937 年下半年,意大利与日本、德国结成同盟。而意大利远东战略的转型,即最终放弃1930 年代早期的亲华立场,至少局部起因于齐亚诺的日本优先论。在齐亚诺看来,若意大利对华政策面临来自日本与苏联的竞争时,意大利将优先考虑与日本而不是与中国国民政府合作。齐亚诺这一看法的首次完整表述是在1936 年的西安事变期间。由此可见,意大利的远东政策之所以发生根本性转变,肇因于其与苏联之间的摩擦与竞争。而意苏之间的纷争肇端于西班牙内战,及1930 年代中期苏联的亲国联外交取向。意大利在远东的选择完全以其欧洲利益为依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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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8月，中印边境(朗久)发生了首次武装冲突， 揭开了双方军事对峙的序幕。印度军人的一死一伤，令新德里朝野哗然。 事情最基本的实质是：中方认为边界未划定，我方是呆在自己的实际控制区内 ；印方认为边界已划定了(就是中国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中共政府都未予承认 的麦克马洪线)，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受到攻击。象这样根本的分歧，凭双方火 气冲天的来往照会事实上已无法谈得拢。人们不妨再参照另一宗事件——1960年7 月，西藏军区边防部队在巡逻时不慎将一位前来洽谈盐粮交换的尼泊尔尉官击毙了 ，北京即向尼国道歉并赔偿5万卢比。而当时中尼的边界也并没有划定。中共的厚此薄彼，显然是对印方不假以词色，并随时准备以牙还牙了。 印度方面完全不在乎中方的态度，在边境上全面推进，广设哨所，武装巡逻也 一再深入禁地。印方何以如此有恃无恐？很奇怪的是它并非源自真正的军事实力， 而是本着一种虚幻的“道德优越感”。万隆会议后，最耀眼的光环是落到了和平使者尼赫鲁的头上，周恩来只是他的配角，连整个中国也只是排行第二的老弟并领受 着印度的恩宠和提携。这当然不是笑话，印度其时是不结盟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 中国因中苏和中朝的政治、军事条约，根本无缘挤进这一集团，只能以观察员的身 分出席。何况中共正内外交困，国际社会的禁运和制裁犹未有穷期，1960年的中苏决裂及席卷全国的大饥荒，更令中国的国力降到最低点…… 然而就在此时，印军先后在朗久和空喀山( 边境西段)越界攻击，中共边防军虽一直奉命龟缩在实际控制线的20公里之后，并 有与敌遭遇50米外不许打枪的规定，但对奔袭至眼皮底下的印军还是作出了火力回 击(毙敌9人、俘敌7人)。9月20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对中方的尺冬哨所发动围 攻。至10月中，中方已有47名官兵伤亡。中共中央及军委总部三天两头招集紧急会 议，并都召来张国华列席。意气本有点消沉的毛泽东也抖擞起来，他显然乐见全党 的注意焦点都从大跃进失败的阴影中转移到一场迫在眉睫的对外战争之上。毛亲自主持中央常委会，作出了“自卫反击战”的最后决策。身经百战的张将军要重披战袍了。 绝地战将 张国华指挥的18军，在国共内战时与国军的五大主力“整11师”和“181师” 都展开过血战。181师是西北军的精锐，于1947年被18军的前身部队所歼灭；整11 师是18军的死对头，曾捉对厮杀多次，最后整11师在淮海战役中被歼。 18军虽没参加韩战，但1951年还跟藏军会战昌都。1959年“平叛”，一直打倒 1960年底。可以说它是一支打仗年头最长的部队。但18军也 不是没有弱点。初入 藏时，毛泽东亲自许诺过驻军“三年一换”，不止一个“三年”过去了，丝毫不见 换防的意思。加上内地家乡大饥荒，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驻藏官兵军心浮动已非 一日。中央军委对此也是知道的。所以，在中央常委会上，贺龙元帅说：“如有临阵脱逃的，要象内战时期那样，抓回来，执行战场纪律！”徐向前元帅说：“要选兵选将，干部不但要军事上行，还要有政治头脑，要勇敢。”刘伯承元帅则说：“ 要明确，这次不是和他们的边防警察打，是和他们最好的、曾经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正规军打。要告诫部队，不要骄傲。” 张国华表示有信心打赢。罗瑞卿总长问根据何在？张说：“敌人虽然是印度的王牌军，但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他们长期没打过仗，我们却刚刚平叛。他们没来过高山，我们却长年驻守高山……” 毛泽东则对着地图沉思，他说：尼赫鲁的底牌是以为中国不敢打他。然后毛指着地图上印军的据点，用湖南高腔说：“扫了它！” 周恩来接着说，中国已将决策通知了苏联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没表示反对，还对中国驻苏大使说：苏联也得到了类似情报，如果中国受到了攻击，反击是很自然的事。至于美国，周恩来分析说，它不可能以很大的力量支援印度。 张国华受命后即刻飞返前线，在战前军事会议上，对首战之21平方公里作战范围里的2000多印军，张说：“我的决心是，准备干掉他1300人，根本不要考虑伤亡 ，打一个补一个，始终保持四个战斗团满员。”他指示，军区指挥所前进到麻麻， 由他亲自指挥东段达旺方面的战斗。必要时副司令员一级的干部可以下到团里去加强。张将军又问西藏工委的侯杰，能否在24小时之内运送50车炮弹到前线？侯杰面有难色：“190公里呀！路况你也清楚……”张怒目一瞪：“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围绕打仗，一切服从前线！” 侯杰指挥藏汉民工，马拉骡驼，攀过险峻的冰山绝谷，仅十多个小时就把军火送上去了。“军中无戏言”，我们可以看到，张将军这种灭此朝食的气概，对后来的战事进程产生了很直接的影响。 巅峰战士 这时，中央军委的诸将帅对这场边界战争相当审慎，发出了“慎重初战”的指示。中国和印度打仗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印军实力怎样？谁也没底。估计没有国民党的主力强，但也不能估计过低，最好死猫当老虎打。军委的意见是，初战只打沙则一个点，围歼敌人一个营，这是个很保险的作战方案。 张国华作为一位沙场悍将，又长年驻守西藏，此时内地的现实是国库空空，张将军只是从文件里知道个大概，作为一个戍边“节度使”，他事实上置身于最复杂和棘手的政治之外。而这时刚刚从“七千人会议”后缓过气来的稳健派并不想再惹太多的麻烦，与邻国开战毕竟不是一碟小菜，小打一下，见好就收，当 为上上之策。但张国华并不这样想，他认为吃掉一个营，不痛不痒，要打就要把印军的王牌第七旅连锅端！ 这一方案在前线指挥部也并非人人赞同，但张得到了政委阴法唐的支持。张谓：一般说来应先打弱的，但我们受地形限制，不如先打强的，吃掉主力，敌人就乱了，容易各个击破。张亲自点将从政治学院调回来参战的155团政委乔学亭也说： 经侦察发现只打一个点部队拥挤，敌军还可能从两面侧射和出动增援，不如采取中 央突破，穿插纵深，羌登、卡龙一齐打。前指的其他将官认为，仗既然打大了，战役发动的时间就要推迟两天，好让部队作更充分的准备。阴法唐政委则坚决反对，他说我军一万多人已进入阵地，不动烟火，再隐蔽两天，容易暴露作战意图。张将军说：不能再推迟，要敌人还没穿裤子就当俘虏！ 两种方案均电告军委，多数军头认为张国华是“冒险主义”，毛泽东却一言九鼎：“他是前线指挥，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张得到尚方宝剑，即掷下军令：要打的好，打的狠，打的快，速战速决，务求全歼，不要怕伤亡，准备伤亡2000，打起来不受麦克马洪线的限制！ 1962年10月20日7时，中方的炮火突然向克节朗的印军阵地猛烈倾泻。至9时3 0分，第一个据点已被攻克，被俘虏的印度兵果然还穿着睡衣。至晚8时许，克节朗战役结束。同一天，中共军队向东西长达21公里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发起了总攻，分多路向纵深快速穿插。 前线指挥部向前推进时，因山高路险，连骡马也不能逾越，警卫要用担架将发着高烧的张国华司令抬过冰峰山口，却被张斥退：“这成何体统！让战士看到了会有什么影响！”军事首长亲临战地视事，加上这时火线上出了个战斗英雄谢顺银，从班、排、连逐级上报，到张国华批准记功嘉奖，仅用了30分钟——全军士气大振 ！ 22日，印军王牌第七旅全军皆墨，旅长达维尔准将被擒，另一准将旅长辛格被毙。在为期一个月的“自卫反击战”里，中方于边境东、西两段发动的二次战役和一些局部的战斗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共歼灭印军三个旅，击毙、俘虏敌人 7000多人，中方伤亡1460人，无一兵一卒被俘。 至11月初，印方在东北各邦(省)一片风声鹤唳，无兵可战之下，连交通警察也配发了武器，以死守危城。11月21日，中方突然宣布全线停火，并开始撤退到1957 年中方实际控制线的20公里以后。 至此，中印边界战争已降下帷幕。 战后，曾有印军高级将领说：张国华，中国的战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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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顿·马丁Cygnet虽然已经多次曝光，但是今天阿斯顿·马丁才正式在网络上面发布这款新车的官方信息。
Cygnet是阿斯顿·马丁以丰田IQ为基础开发的一款全新微型轿车，不过该车外观进行了阿斯顿·马丁化的重新设计，此外内饰方面采用了真皮装饰，这使这款微型轿车的售价直接飙升至2.3万欧元（约合22.89万元人民币）
动力方面配备来自丰田的1.33L双VVT发动机，最大功率为99马力，配备发动机Start-stop系统（自动启停系统），配备一款CVT变速器，使其百公里油耗仅为5.1L，每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120g.
Cygnet实际上是阿斯顿·马丁倡导环保降低碳排放的一个概念型轿车，不过与常规的概念车不同的是Cygnet将于2010年正式上市，不过目前只在欧洲市场销售，国内的消费者如果想拥有这款微型车只能通过购买One-77的途径，因为Cygnet将随One-77一同赠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