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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的上卷一和上卷二中，荣剑用了很大篇幅批判汪晖。荣剑不但从左右之争的角度批判了汪晖，而且还进一步指出，汪晖并不是真诚的左派。因为汪晖“通过一系列语言幻术将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美化为一种超政党和超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这不仅远离右翼一贯倡导的自由宪政理念，而且也和左翼始终坚守的政治民主立场相去甚远。因此对汪晖的批判绝不是左右之争，而是文野之争。 再说社会主义。汪晖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我们暂且不去评论社会主义本身的是非对错，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汪晖也不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今日中国虽然还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但实际上和社会主义相距十万八千里。 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发生过许多变化。今天西方人口中的社会主义，已经和五十年前、一百年前说的社会主义很不一样，但仍然保留了若干特点，如关怀劳工权益，保护弱势群体，强调公共福利，等等。反观今日中共，中共虽是极左派出身，但是现在变得面目全非，把社会主义的特点丢得一乾二净。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最不关怀劳工权益，最不保护弱势群体，最不强调公共福利。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志宁干脆说，中国号称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唯独中国不是。中国劳工的福利本来就很低，日前习近平在阐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还特地强调，就是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 面对这样的中国，汪晖的著述和西方左翼学界某些人士的热捧，简直无异于一场骗局。 荣剑这两本左翼共同体批判，其中提到的中国的左翼代表人物，除开汪晖外，还提到朱苏力、崔之元、贺桂梅、赵汀阳、黄宗智和刘小枫等。这使我想起10年前那份“牛津共识”。2013年9月，英国牛津大学召开当代中国思潮学术研讨会，邀请了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的若干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与会，会后有28位学者达成 阅读全文>> |
 除了已实施《香港国安法》，港府已表明在2024年内，会完成另一条涉及国家安全的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港府高官近期披露立法的方向和细节，强调"23条"会针对间谍行为，与《国安法》一样属域外适用的法律，事件引起各界关注和担忧。 香港特首李家超日前在新一份施政报告预告，明年会完成涉及国家安全的“23条"本地立法工作，负责相关立法的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周日（11月5日）接受港媒访问，透露更多立法方向和细节，强调防范间谍行为是"23条"立法的重点。 邓炳强："经过2019年的黑暴和港版颜色革命，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是有很多间谍活动在香港发生。2021年美国的中情局CIA和英国的MI6，已表明会加强在中国的情报搜集，但现有的法律不能针对要面对的风险，我相信间谍是其中的重点，我们必须要防范这些间谍的活动。" 邓炳强表示，很多严重危害国安的行为，均在境外发生，相信"23条"会像现时的《香港国安法》有域外效力。同负责"23条"立法工作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也透露，涉及" |
 独立学者荣剑先生正在从事一项浩大的理论工程——撰写“世纪批判三书”。三书的第一部是《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第二部是《世纪的神话——革命共同体批判》，第三部是《世纪的梦幻——改革共同体批判》。 荣剑在序言里写道：“世纪三书是一部‘批判的思想史’——以批判的视野重新审视当代形成的一系列有关左翼、革命和改革的思想史叙事，尤其是对那些按照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所构造的革命史观、帝国史观、国家史观和领袖史观进行毫不妥协的理论斗争。自从雷蒙·阿隆与萨特在战后进行长达30年的‘思想战争’以来，‘左翼的神话’和‘革命的神话’尽管遭遇到了来自于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最深刻的批判，但这些批判并未一劳永逸地终结‘左翼史学’和‘革命史学’所占据的解释世界历史变迁的统治地位，阿隆和萨特时代的核心主题。如何看待苏俄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在现时代已经转化为如何看待中共革命和中共政权的问题。 当中国新左派预言21世纪是‘中国世纪’时，当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宣称‘中国即将统治世界’时，当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的确面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