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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在1990年代末， 一次回伊犁住在一位朋友家，朋友住在伊宁市墩买里花园（Gulluk? Mesjit）清真寺旁边；一个早上，我们走出院子去会朋友，在花园清真寺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迎面走来看似老态的一位维吾尔女士。 突然，旁边巷子里跑出来几个孩子，走到女士前面用维吾尔语一起喊道：“Ketelmeysen（你走不了）！Ketelmeysen！“看似非常正常的那位女士，突然歇斯底里的开始了哭喊，并开始追打那几个孩子；孩子们比她脚步快，一会儿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那位女士，一路哭着、喊着也消失在了小巷子的尽头，我问朋友，她是谁？她怎么了？怎么孩子们一喊“你走不了“就失控了。朋友给我讲了这位女士家破人亡的悲剧故事。 他们一家祖上是满清末期，左宗棠再一次侵占东突厥斯坦（新疆）后，自伊犁被沙皇俄国裹挟到俄占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到上世纪初所谓“十月革命“后，又全家逃回了伊犁；1944年爆发东突厥斯坦（新疆）独立革命，她父母都积极参与，父亲成为了东突厥斯坦国民军军官，母亲在伊犁一所学校当老师。 1949年，伴随共产党的到来，享受过独立自由的伊犁维吾尔、哈萨克人开始体会到共产党对参加过独立运动各民族军政官员及知识分子的排挤和陷害，及以各种名目的政治迫害；他们发现，好不容易以流血牺牲换来的民族独立，又开始一点一点被中国殖民者蚕食。 到1962年5月底，伊犁维吾尔、哈萨克人受不了共产党中国的民族压迫，以及人为制造的饥荒，愤怒民众走上伊犁街头抗议示威，遭到残酷镇压后，开始大规模向苏联逃亡；一开始边境处与半开放状态；但很快，中国出动军警、兵团开始关闭边境。 在伊犁大逃亡的最后几天，很多维吾尔人家庭，在恐惧与慌乱的逃亡中，能走就走，不像一开始的全家一 阅读全文>> |
 自1999年7月起，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实施了广泛而残酷的镇压，将其定性为“邪教”，并展开了持久的迫害和宣传战役。在这长达20多年的迫害过程中，不仅是数百万（很可能更多）法轮功学员深受其害，她们在肉体上承受着酷刑、在心灵上遭受着痛苦，而数亿中国人也在耳闻目睹这场大镇压中遭受了心灵的毒化而不自知，因为他们接受了所谓“邪教”定性，并由此认为中共哪怕对法轮功学员施加酷刑也是可以接受的。 中共通过宣传机器，极力歪曲事实，制造谎言，屏蔽真相，丑化法轮功学员，使他们成为社会上的“受害者”和“异类”，以合法化对他们的迫害，让中国人不再把法轮功学员当成“人”来看。这种宣传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国内的舆论和民众的观念，也对国际社会制造了误导，按照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2015年的说法，就是“境外反邪教斗争取得突破，挤压了邪教组织境外活动空间”。 然而，在这种严重的人权侵害面前，中国的人权律师们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为法轮功学员伸张正义。他们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使命，用法律手段来辩护、用 |
 我是一直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现代中国。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地与中国维权律师及其家人保持互动。 我听了他们在中国参与的法律援助和诉讼的故事，走访了中国的很多地区和人士，但今天的中国对言论和思想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对日本商界人士甚至学者和中日友好人士都因国家安全有关的罪被拘留或定罪。 由于反间谍法修改，形势更加严峻，我虽然想去中国看望我的朋友，却无法去中国。 我真诚地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国家，也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做一个包容不同意见的政权，但我不得不说，目前的情况极其困难。 我谨向在如此严格的状况下继续工作的中国人权律师以及他们的家人和支持者表示衷心的敬意。 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并不容易。 我也不认为这总是美好的。 比如，当维权律师和家人要租房时，房东面临压力，他们无法租房。 他们居住的房屋有时可能会停水和停电。 由于警察总是在孩子们的学校里监视他们，孩子们无法交到朋友，被迫辍学。 当生活变得困难时，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以及与支持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变得紧张，最终可能会互相批评和伤害。 我在日本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但我希望那些与我们有共同价值观的人们，他们能继续努力推动民主，保护自由和人权，即使在困难时期也能以某种方式保持身心健康。我希望他们能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自己建立自己的生活基础，并创建一个让自己能够独立的系统。住在海外的我们也要尽我们所能的努力帮助律师们、他们的家人和支持者。 然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提供侧面支持而已。 我们不是保持中国主权的人民，我们不能成为中国民主化的中流砥柱。我希望中国律师们能够建立一个能够自力更生，继续工作，而不必过多依赖外国支持的体系。 最重要的是，通过多样的信息和知识的互动和交流，我们将共同努力改善我们的国家、社会和国际关系。 （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阅读全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