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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是大学毕业以后经人介绍认识爸爸的。他们结婚后，因为爸爸在天津工作，很快的妈妈就调动到天津南开大学教书。我是生在天津，长在天津，可是感觉上总不觉得自己是天津人。我不喜欢天津。觉得天津太土，没有文化，到处都脏兮兮的。（天津人看了别生气，事实上，从感情上讲我还是很怀念天津的，毕竟我从小在那里生活了30多年。）我从小就喜欢北京。一有功夫就往北京跑。所以长大以后我总是埋怨妈妈当初没有远见，怎么那么轻易的就放弃了在北京的居住权，使得我们也变成了天津户口。妈妈说，50年代初，户籍制度根本就不那么严格。地方差异也没有那么明显。妈妈说她在大学毕业时填写分配志愿时随便挑了一个，好象是什么抚顺煤矿上的个什么单位。后来因为北大要留她助教，她才留在北京的。真不可思议。也就几年的时间，再想进北京就比登天还难了。 我妈妈在南开物理系光学教研室当讲师。文革前教了十几年的书，也算得上是桃李满天下了。我文革结束后也进了物理系。在念研究生期间有时去象科学院物理所这样的单位出差，经常遇到妈妈的学生。文革前南开物理系毕业的大都是妈妈的学生。每次提起，这些人总是对“李先生”充满着敬意。都说妈妈的课讲得好。60年代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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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至高考，又一次不得不感慨时间飞逝。六年前自己在考场上搏杀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纵然这六年间经历过不少挑战与磨砺，但与其他所谓困难不同的是，高考之于一个普通的中国学生，恰如淮海战役之于解放战争，是决定性的。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是“潜水艇夹肉三明治（Submarine
Sandwich）”——两头大中间小，即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大，中产阶级少。而此类畸形的社会结构能够维持千年不垮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两块大头之间有一条羊肠小道将其联系起来，这条小路就是科举制度。正因为有了科举制度，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便有了盼头，一旦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就能彻底改变自己和整个家族的命运。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即使你是数代贫农，只要寒窗苦读，也可能位列三公，于是，矛盾就在这希望中渐渐被掩藏。 科举制度当然不可与当今的高考同日而语。但基于千百年的文化传承，谁也不能否认二者的相似之处。即使在今天，对于一个农民家的孩子而言，又有什么能比考上大学更能改变他的命运呢？诚然，现在的大学生也未必找到工作，不上大学也未必不能成才，但我们必须看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依然是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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