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SPAN>
郑永年：中国解决权、钱、民冲突刻不容缓</SPAN>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冲突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大多关注的都是群体性事件。各种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当然是中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笔者也曾经对此作过很多讨论。</SPAN>
本文想从权、钱、民之间，也就是权力、资本和老百姓之间的对立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冲突。尽管这三者之间的对立出现初期可能是个体对个体，但最后往往导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SPAN>
权、钱、民经处于高度对立状态</SPAN>
首先应当认识到，在中国，权、钱和民已经处于一种高度的对立状态。民和钱的对立已经有很多年了。最近在浙江杭州所发生的富家子弟飙车撞死浙江大学生而引起的民愤，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SPAN>
类似这样的案例可以说是很多年前的“宝马”事件的延续。在民与钱的对立中，钱成了社会非正义的代名字。</SPAN>
民与官的对立的例子更多。最近湖北省巴东县一名乡镇官员在娱乐场被女服务员刺死，引出了中国社会普遍的对这位女服务员的支持和对被刺官员的谴责。再如北京律师在重庆被警察殴打而激怒同行律师等等案例，说明了这种情绪。</SPAN>
早些时候在上海所发生的杨佳案件也有类似的情形。在杨佳案中，尽管警察也是受害者，但民众的情绪都倒向杨佳一边倒。无论是民与钱的对立，还是民与官的对立，在这些案例中都表现在一种强烈的民愤，是一种积累了很久和浓缩了的集体愤怒。</SPAN>
很显然，这种民愤如果不能得到化解，就必然演变成为集体行动的动力。很多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就是这样形成的集体愤怒。</SPAN>
如何理解？笔者已经在《中国社会基层无政府状态令人担忧》一文讨论过中国社会基层官与民的对立是如何造成的。简单地说，当政府不能履行其政府功能，主要是不能为人民提供安全和社会正义时，民和官的紧张关系就会出现。</SPAN>
尤其是当政府本身成为社会不安全和非正义的根源时，民与官的冲突就会随时爆发出来。</SPAN>
很多城市居民也沦为贫困一族</SPAN>
民与钱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也同样不能被忽视。在中国，人们往往简单地以社会的“仇富”或者“绝对平均主义”的心态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冲突。但很显然，这种解释抱有太多的偏见，过分站在钱的立场上说话。</SPAN>
中国人并不一定是要“平均主义”的或者“仇富”的。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两者间失去均衡的产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国社会都普遍接受这一政策导向。</SPAN>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确实很大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但这并没有导致人们的“仇富”心理，因为当时社会的大多数的经济状况也在不断改变，变得好起来。但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了。</SPAN>
中国社会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没有达到共同富裕起来的目标，而且很多人沦落为贫困状态，绝对贫困的人数也在增多。</SPAN>
过去，贫困一词往往和农村居民联系在一起的，但现在很多城市居民也已经沦落为贫困一族。更为严重的是，当先富者占据了制度的居高点之后，他们就成了既得利益者，开始变得保守，排斥后来者。这样一来，受“钱”操纵的市场（如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等）就成为转移社会财富的有效机制。</SPAN>
当然，这是一种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从穷人向富人转移的过程。</SPAN>
民与钱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和官与钱之间的关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