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德首尝“牵手门”苦果 因绯闻损失30万

　　按原计划，当晚应该是“牵手门”后黄维德第一次参加类似的公众活动。至于为何被临场换下，据知情人分析应是黄维德近期绯闻太盛影响的。该知情人透露，“虽然他最近很火，但我想老板可能出于品牌形象考虑最后做了变动。”经过一番波折，正在力推新专辑、形象健康，鲜有绯闻的黄立行得以顶替黄维德走上当晚T台，而且据说由于时间紧迫形同“救场”，黄立行一小时的出场竟然抢得30万的高额劳务，比目前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也不遑多让。

　　黄立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玩笑说，他都可以考虑今后多接点类似的走秀，业余时间做一个兼职模特。正有新专辑在宣传期的黄立行这次公私分明，没有借机宣传自己的新专辑，反而提到给同一个公司的蔡依林介绍男朋友：“介绍了好多哦，但都没戏……”

　　在许多人看来，上班总是件苦差事。那么，在加拿大上班，为何成为一件有趣的事情？

　　弹性工作制，是最有趣的地方。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制度，却寓有很深的哲学道理。弹性就是收放自如，员工身心放松了，工作效率自然就大大提高。特别是像我这样搞软件咨询工作的，干的是“脑力活”，有时候碰上个紧急项目，或要编个大些的程序，脑子不能停下来，而要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而有时候却特别空，需要好好休息一下，或是上图书馆“进补”些新知识。因此，这种弹性工作制给了我相当大的活动空间，能把工作安排得滴水不漏而又游刃有余。

　　有属于自己的小空间，这是第二个有趣的地方。在国内的时候，十几个人挤一间大办公室，吵吵嚷嚷的很难安静下来。这里就不太一样，搞技术的大多是两人一间办公室，部门经理有单独的办公室，行政人员即使在一起办公，也都有隔板隔开，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公司上班时还播放背景音乐，据说老板是受日本公司利用音乐提高奶牛产奶率的启发。虽然被当作了“奶牛”，但我们看在工作环境的“面子”上还是照单全收。为了照顾我这个公司里唯一的中国人，每周还会播放俞丽娜的小提琴独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每次当熟悉的音乐缓缓地响起，我都会感动不已。

　　第三个有趣的是地方就是沟通方式。同事之间的沟通方式以电子邮件为主，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发个电邮咨询一下，有时甚至连远在法国分公司的素未谋面的同事也会帮着解决问题。员工和老板间的沟通也是如此，偶尔也有电话沟通，那只是让员工去签一些文件，其它的事大多在网上解决，而不占用员工太多的时间。也出于这个原因，公司里的会议不多，每周的早会定了10分钟，但一般情况下，老板检查一下员工的工作进度，问问有何新问题，言简意赅，3分钟就搞定了。我印象中较大规模的会议只有一次，因为老板要宣布公司开发部和美国公司合并的重要决定，并回答员工的问题。那么大的事，会议也只开了半个小时，没有长篇大论，大家都拣精要的说，说完了就散伙。与国内一些企业文山会海的场景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

　　此外，公司的文化氛围也十分有趣。公司里各色人种都有，不同的人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看上去就像个小联合国。中国人在加拿大还是很受欢迎的，每逢中国的农历新年，很多同事都会赶来祝我新年快乐。公司的产品中有不少采用中文系统，我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特级顾问”，同事们纷纷拜我为师，令我好不得意。但得意就会忘形，有一次同事问我一个怪字，《新华字典》查了半天也没有，想来得查《康熙字典》才行。同事们在惊叹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之时，我却暗自惭愧功夫不到家。

　　外面的世界的确很大，而且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景。我觉得，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出国发展，领略不同的风土人情，同时增长自己的人生阅历，这才是最大的收获。(转新浪）

　　大批记者在获知关楚耀返港消息后，在机场守候，而关楚耀的经纪人及保姆也到场接机。关楚耀晚9时45分现身，记者试图访问，并询问他有关毒品和绯闻女友卫诗的情况，他都没有回应。他只说向对他有期望的人表示对不起，稍后将在记者会交代。由于太多记者采访，现场情况混乱，关楚耀被围困，未能顺利离开，他在工作人员安排下，返回禁区内，从另一通道离去。

　　25岁加拿大籍的关楚耀和26岁英国籍的卫诗，是在2月底同游日本时，在东京涩谷区一间商店内被店员怀疑偷窃报警，警方随后到场调查，搜查关楚耀的随身物品并在烟草中发现少量毒品，二人当时被拘留调查。

　　有消息称，关楚耀这次能成功脱险，全赖干爹谭咏麟幕后“发功”，他原来一直默默为干儿子奔走。1984年在日本推出唱片《夏日寒风》的谭咏麟，当年走红日本，认识不少日本演艺界人士，包括著名歌手谷村新司及由香港到日本发展的陈美龄，二人今日已成为当地乐坛殿堂级人士，都出面为关楚耀求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