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一书对我国传统哲学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影响极为巨大。唐代佛教盛行，而韩愈反对佛教，为了与佛教 的“祖统”相对抗，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 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朱熹《孟子序说》引）在这一“道统”中，孟子是最后一位，可见孟子的重要地位。韩愈认为学习《孟子》是追求儒家圣人之 道的门径，他说“孟氏醇乎醇者也”，“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 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同上）。“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效法孟子力斥杨墨，以排挤佛老、捍卫儒家道统为己任。《宋元学案》卷二 《泰山学案》记载，有人赞扬“徂徕先生（即石介）学正识卓，辟邪说，卫正道，上继韩子以达于孟子，真百世师也”。宋明理学家更注重从《孟子》中吸取思想养 料。因为孔子重视人事，很少正面直接论述形而上的哲学原理，即***之外存而不论、敬鬼神而远之、罕言天道性命，只是通过自己的言行引导学生去认识深刻的东 西。相对来说，《孟子》中对天道性命论述得较多，而理学的思想核心正是所谓的“天道”、“性命”。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窗前草不除而见天意，与《孟子》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宋史·程颐传》上说，程颐的学问是“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南宋 大理学家朱熹还亲自作了《孟子集注》，在书前的《孟子序说》中广引前人对《孟子》的评论，阐述《孟子》一书在儒家道统中的重要意义。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 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人性本善，“万物皆备于我”。陆九渊也说：“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阙？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 时自然羞恶，……（《陆九渊集》卷35）孟子认为人具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人心中先天就有仁、义、礼、智的萌芽（“四端”）。明代大 理学家王阳明则进一步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的理论，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 是良知不假外求。”（《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传习录》上）《孟子》的养气、寡欲等修养功夫对理学家的心性修养功夫影响也很大，例如理学创始者之一的张载将 人性划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部分，提出了“穷天理”、“灭人欲”的命题。张载所说的“天地之性”相当于孟子的人性本善，而“气质之性”则是 禀赋的本能和后天习惯所养成的各种欲望。所以，人要达到至善的境界，就必须克服“气质之性”的影响，返回“天地之性”的本来面目。张载说：“性于人无不 善，系其善返而已。”（《正蒙·诚明篇》）他还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返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同上）《孟子·尽心章 句下》中认为，人有各种欲望，它们虽属人性的本能，但能否满足，是由命运安排的，所以“君子不谓性也”。在此张载也认为，“气质之性”中的很多东西；君子 不把它们当做“性”，即“君子弗性者焉”。二程对孟子的养气说也进行了发挥：“气有善不善，性则无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气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养气 者，养之至则清明纯全，而昏塞之患去矣”（《遗书》卷二十一下）。

——心本善，性本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