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为什么就业难

　　有副对联：“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上一届、这一届、下一届，届届失业。”横披是“愿赌服输”。这幅对联虽然说的有些绝对，但也是生动地概括了现阶段一部分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公务员考试人数的激增数，千人争一职位的现象，也可以是观照就业形势艰辛的另一个鲜活标本。

　　2007年实际上有495万的毕业生，但是还有100万没有就业，2008年560毕业生，还有150万没有毕业。到2009年，中国将有 610万大学生，根据人力资源部的目标，力争就业率达到70%，专家估计可能还有200万大学生不能如期毕业。这个是比较严峻的问题，中国现在处在大学生毕业年年增长，但是我们的就业岗位，我们的社会经济结构不能满足的这么一个局面。

　　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也是社会上的一大现象。大学生就业有多难，看看上面的数字就知道了。为什么会这么难，这个问题也被分析过很久了，在我看来，有多方面的原因。

　　有人说大学生就业难是因为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已经不稀罕了。诚然，高校扩招的计划经济的数超过了市场经济的增长。从2001年的145万，一直到2008年的560万，中国大学生增长数量呈井喷式的增长，这样的增长速度是扩招前的6倍，而经济规模实际上是没有增长的，所以人才的超前增长实际上是造成目前就业难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但在数量激增时，我国的大学生真的供过于求吗？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意味着大学生过剩。我国的大学生占整个国家人口的比例目前只有5%到6%，而发达国家实际上占到的比例是30%到40%，加拿大的大学生毕业生人口则占到了国家人口的50%。对比之下，我国大学毕业生占从业人员的比例仅有发达国家的1/8。所以我国的大学生并不是过多。但是为什么出现就业难的情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目前吸纳大学生就业的单位实际上是不够的。很多大学生都想着进国企，但僧多粥少，实际上真正吸引大学生就业，或者城镇人口就业的70%和90%都是靠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但目前我国能够吸纳大量学生就业的第三产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德国联邦劳工局下属研究机构一项调查发现，在德国失业人数超过400万的大背景下，德国高校毕业生却仍然就业前景良好。其重要原因是研发、管理、咨询和教育领域等需要大学生的工作岗位不断增多。

　　而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不到 40%，在发达国家实际上占到80%，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很多行业，包括金融、保险、电讯、医疗、卫生，更重要的包括教育行业，实际上都还处于半封闭状态，很多垄断行业都没有真正放开。这些行业如果真正开放，将会成为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一个大大的“蓄水池”。

　　在过去30年里，我们走的是低成本的中国制造模式，这种模式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工就业，但是在大学生的就业上所做的贡献还很少。我国的制造业实际上还定位在产业链的最低端，虽然吸收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如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剥削劳动力。真正能吸收大学生的产业链的高端环节，我国却发展的远远不够。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失衡，尤其是高端产业发展严重不足，也导致了我国千万学子走出校门后找不到归属地。

　　另外，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分布也是很不合理。毕业生多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等这些大城市。实际上我国大学生应该向更多需要人才的二三线城市和广大城镇发展，如温州、珠海、烟台、青岛。我去年去过一个沿海的城市，它们有一个企业每年的订单都是好几个亿，但是这个企业里面却没有一个懂外语的人才，都是国外的人拿着订单来。实际上我国大量的二线、三线城市都很缺乏人才。但也不是说上了大学的就是人才，现在所需要的人才并不是光有学历的大学生，真正的人才应该反应在能力上。实际上我国大学生中国际化人才还是比较少。麦肯锡的调查报告表示：我国大学生毕业中只有不到10%的人拥有为外企工作的国际化技能，而印度该比例为25%。我国每年新培养的60万工程师里面，只有16万具备为跨家公司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和语言技能。今后五年，我国将需要7.5万名具备国际化素质的经理人，但是我们目前只有5000这样的人才。我觉得中国的国际化人才是非常紧缺的，这也是我们教育界应该重视的东西。试想一个外语流利、具备着国际化素质的学生毕业了，就业出路一定会更加宽阔，较难出现待业或啃老的尴尬局面。

　　所以，就业难不光有社会大环境的问题，也有自身问题。在我国发展核心技术，提升产业链价值，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我国的大学生也应该提升自身的素质修养，具备国际化眼光和技能。2009年中国的教育市场和中国的国际化人才都会面临一个新的转型的时机，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更要抓住这个时机，更多地培育和壮大我们的国际化人才队伍，同时也要更快提升各行各业来吸纳大学生就业。要从根本上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找到一条理想的途径，就需要尽早下决心在一些领域迈出改革的步伐。

　　元宵节狂欢庆典的关键似乎就在一个“闹”字，“喧声驱逐夜阑，灯光掩盖夜色”，元宵夜里的人们，因夜禁的开放，夜间行动的空间和时间似乎比往常都要自由和开放。

　　在古代，元宵节的到来，便意味着“放偷节”的到来，偷盗在元宵前后几天可成为名正言顺之事。放偷节起源于辽金时。《魏书·东魏孝静帝纪》记载：“(天平)四年(五三七)春正月禁十五日相偷戏”。说的是北朝拓跋鲜卑族在元宵夜时，相偷戏盛行。

　　除了元宵，辽金两国是严禁偷盗的，一经查获，除依法论罪，更会如现今有些超市强上贴的“偷一罚十”标语一样，得按照所偷的东西的价值加上数倍赔偿。但在元宵的“放偷节”，人们却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偷窃的，官府不禁止，也不逮捕。崇祯八年(1635)刊行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中，作者甚至提及金元时期，元夕“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虽窃至妻女不加罪”不仅偷物还偷人，且妻女为人所窃都不以为忤，这未免也太大方了一点，尚待考证。

　　南北朝的契丹族是于正月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夜连续三天“放偷”，女真族则于十六日夜进行相偷戏，“相偷”即为互相随便偷窃。相偷戏的传统从魏、齐绵延至隋，愈发热闹。其后的朝代也受到其遗风的影响，在元宵这天分别有些相偷戏。清初查嗣瑮在《燕京杂咏》中言：“六街灯月影鳞鳞，踏遍长桥摸锁频，略遣金吾弛夜禁，九门犹有放偷人”。

　　物主对这类“偷窃”行为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大多采取相当宽容的态度，因为你偷我的，我偷你的，偷窃在元宵只是嬉闹玩乐的一种方式而已。因此物主只是严加戒备，以防失窃而已，并不抓贼，在失窃后也只是去想方取回失物而已。

　　宋代洪皓《松漠纪闻》载，人们从契丹人那承袭放偷习俗后，有妇女明目张胆地率领婢妾到他人家趁主人迎客之际偷窃物件。主人发现后，提家用茶食糕点上门赎取。清代广东文昌县也存在“元夕偷青以受詈为祥，失者以不詈为吉”的习俗。

　　放偷节里，人们都偷些什么呢？各地“偷青”的不少。“偷青”即窃取他人蔬园里少许的青菜。江苏省《沙川抚民厅志》(清道光十六)提到妇女出门观灯时，“或私摘人家菜叶，以拍肩背，曰拍油虫。”

　　但也有偷青菜不止偷少许，而是偷菜偷空人家菜园的。一遇元宵佳节，“不论男女老少，不待更深，饭后即出，到处汹汹，势同掠夺，各园主稍为疏防，即被一扫而空。”这说的是光绪十二年(1886)时，原驻防于柳州的广西提督率同家属进驻广西龙州县，随同的家属将“偷青”之风引进该地，演变到后来，就变成了此种现状。

　　除了偷菜，人们也还偷别的东西，比如偷灯。送灯或偷灯以祝愿生子的习俗很早就有。《岁时广记》引《本草》称，宋时人认为正月十五日的灯盏可以使人生子，若夫妇共同去别人家偷来，放置床下，当月可怀孕。

　　还有民谣唱：“偷了刘家的灯，当年吃了当年生，有了女孩叫灯哥，有的男孩叫灯成。”在旧时元宵节的晚上，家家户户门前都燃一些用豆面捏成的或用水萝卜刻成的灯。有女子婚后三年不育的，元宵节就上街去偷灯吃，一般偷刘姓和戴姓的，“刘”“留”、“戴”“带”，取其谐音，意为“留住孩子”，“带上孩子”。虽是迷信的说法，但也喜庆。

　　人们为何独在元宵放偷呢？据说“元宵放偷是一种别致的馈赠形式，它是原始共产制的折射。”总之，古人们在元宵不仅玩得不亦乐乎，也是“偷”得不亦乐乎的。

　　摊位费每月收1000元到1500元 强迫商户进高价菜 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向商户勒索钱财

　　商贩进入市场，竟被收取高额进门费。

　　垄占摊位和特定菜种的 “黑老大”被抓后，北京第二大蔬菜批发市场——大洋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没了 “特殊成本”，菜价猛降。

　　今天上午，“黑老大”祁宝增及其帮凶丁泉被押上朝阳法院受审。

　　庭审现场

      “黑老大”称和市场“有关系”

      在法庭上，祁宝增承认：“我和一些商户签订了‘服务协议’，由我‘代收’进门费。 收多少钱根据车的大小和货物多少决定，一般是两三百元。”

祁宝增说，如果不由自己“代收”，市场的正规收费只需150元。“多收的那部分是信息费。”祁宝增说。但是，他始终没能解释清楚他提供哪些“信息”。

　　同时，祁宝增还承认，自己向一些商户收取了“摊位费”。他的收费标准是每月1000元到1500元，而市场的正规价格，仅为每月600元。

　　祁宝增在法庭上说：“每个摊位的位置都非常好。”因为自己和市场“有关系”，所以才能把摊位弄到手。

　　随后，检察官逐一宣读了商户们的证言。据了解，祁宝增等人卖给商户的莴笋，批发价为每斤8毛钱，比正常价格贵1毛。“他的莴笋太小，不好卖，但他经常召集商户开会，和大家说，‘我的货必须要收，有捣蛋的自己看着办’。”商户说。

　　市场里的商户还称：“祁宝增批发给我们的菜，大家要‘抓阄’拿货。无论是好菜还是烂菜，都是一个价，再烂也不能换。如果谁从别处进货被发现，得交2000元钱。”

　　由于收费名目多，数额高，祁宝增担心收到假钱。根据检方提供的证言，祁宝增曾表示，商户给的钱里不能有假的，有了就按十倍罚。

　　截至记者发稿时，庭审仍在继续。

　　庭前调查

　　强迫交费增加成本 抬高了菜价

　　在暗访过程中，商户们告诉记者，祁宝增和丁泉也都是市场上的商户，两人是2008年3月27日被抓的。

　　从2003年开始，祁宝增和丁泉在大洋路市场上召集人手，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向市场内的商户勒索钱财，名义从“进门费”、“固定摊位费”、“停车费”不一而足，甚至称菜都要交“租秤费”。

　　祁宝增购买了十几部地秤，他将地秤涂上黄漆，租给大家。用他的地秤称菜，小车一天收50元，大车一天收100元。谁不租，就会遭到威胁打骂，甚至被赶出市场。

　　“运菜车在市场里一停，祁宝增的手下就把地秤推到车前，然后就收钱。”一位商户说。之后，他们的“生意”越干越大。

　　从2007年1月起，祁宝增等人开始圈占摊位，然后高价转租；从2008年1月起，他们将市场上的土豆、莴笋交易垄断，全部购进后再加价卖给市场内的其他商户。

　　商户们承认，这些莫须有的“成本”，都被摊进销售价格里，被买菜市民埋了单。

　　“特殊成本”消失商户挣钱多了

　　今早7点，记者在市场内走访时了解到，如今，商户除需要支付给市场摊位月租及进门费外，不会再交纳任何费用。

　　记者随机采访了20名商户，其中18人表示，由于“特殊成本”的消失，现在市民来的多了，买菜也多了。祁宝增一伙被抓后的这近一年，大家都比以前多挣了不少。

　　据悉，检察官曾向十八里店乡政府发出检察建议，认为被告人盘踞市场多年，市场管理部门却熟视无睹，说明其管理上存在漏洞，有关人员管理失职，要求其整改。

　　收到检察建议后，乡政府在市场管理、职工管理和外来人口管理等方面都加大了力度，并对有责人员作出严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