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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贺芝华其人说起 笔者曾无意间观看香港凤凰卫视的一个访谈节目，内容是关于朱德元帅的，其中朱德的女婿刘铮在述说妻子（即朱德的女儿朱敏）的身世时提及：朱敏的母亲是贺芝华，朱敏1926年4月出生于苏联，小名“四旬”，因为那年朱德刚好40岁。此后朱敏长期在外婆家寄养，而朱德于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回国，与贺芝华就此分离。1940年朱敏抵达延安，始与父亲团聚——至于贺芝华，节目中再也没有提及。（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孙红雷扮演的中央特科人员杨立青，身手不凡地除掉一对叛徒夫妇，其中被打瞎一只眼的女叛徒的原型，就是贺芝华——编者按） 在中共历史上，叛徒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不仅对中共党组织产生过极大的危害，也对全体党员和革命者有潜在的负面作用。于是，对叛徒的处理也就十分严厉。如笔者不久前看到的一本新书——《十五个叛徒的最后结局》，描述了中共历史上15个顶级叛徒叛变的经过和下场。对于曾参加中共和中国革命的人来说，如果在档案中有曾是“叛徒”的污点，那是等于判了“政治死刑”。当然，如果一些重要人物的社会关系中有人是“叛徒”的话，就可能采取“为尊者讳”的处理办法——如上述的访谈节目，之所以很少交代贺芝华此后的历史，就是避免因陈述曾是叛徒的贺芝华而有伤朱德的形象。不仅凤凰卫视，几部记录朱德史实的重要书籍也多作如是处理。 笔者治史，颇喜追根究底，并力求揭示真相，遂有以下考察，并确信：以下的陈述，并不会有损朱德元帅之光辉形象，反可彰示历史之复杂与中国革命之艰巨，以及大浪淘沙的恢宏历史场景。 【肖菊芳、陈玉珍】 朱德早年的几段婚姻，是中国妇女苦难历史的浓缩。 在家乡四川仪陇时，为了反抗世俗的娶有钱人家姑娘可得一笔陪嫁的风气，受新思想影响的朱德发誓要与受过教育的女子结婚。多次拒婚后，他离开家乡，前往成都报考了一所高等师范学校。1912年秋，朱德投笔从戎，赴云南讲武堂，在此期间娶了一位昆明师范的女生，即芳龄十八的肖菊芳。 肖菊芳是朱德在滇军中一位朋友的妹妹，出生于积极参加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家庭，是一个诚实且思想进步的姑娘，没有缠足。当时朱德已是云南讲武堂的青年教官，许多人都很关心这位少校的婚事。在朋友的巧妙安排下，朱德到肖菊芳家拜访，肖马上就对这位年轻英俊的少校产生了好感，并羞答答地同朱德说了一席话——这在当时是相当“革命”的举动了。不久，朱德同肖菊芳结婚了。婚后的肖菊芳仍住学校集体宿舍，朱德也依旧住在讲武堂，整日带兵操练，他们只能在星期天团聚。 1916年初，朱德随讨袁护国军第一军北征，开往家乡四川。这时肖菊芳已经怀孕，也许是思念丈夫，朱德出征后不久肖菊芳就坐着轿子来到四川泸州，租了一所住宅，与朱德住在一起。9月底，肖菊芳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保柱”（即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据说孩子出生数月后，肖菊芳患了类似赤痢的热病，不久就去世了。不过，另据《朱德年谱（新编本）》记载，肖菊芳是在1919年6月24日去世的，当时朱德哀痛之余写下了一首悼亡诗：“草草姻缘结乱年，不堪回首失婵娟。枪林弹雨生涯里，是否忧惊避九泉？” 正所谓“草草姻缘”，朱德带兵转战各地，肖菊芳还在云南时（《朱德年谱（新编本）》之说），朱德已在四川另有家室。又据说：肖菊芳病逝后，许多人劝朱德再婚，朱德想到没有母亲的婴儿需要有人照料，也就同意了。参加护法战争后，朱德由另一位朋友自荐其妹，娶了一位“老姑娘”，即21岁的陈玉珍（贞）。 陈玉珍（贞）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夺人风度，而最吸引朱德的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陈玉珍（贞）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曾在四川南溪简易师范学校读书，据说还参加过反清、反北洋军阀的活动。这对夫妻还有许多共同的爱好：读书、音乐、莳花，陈玉珍（贞）此后虽没有生育，却对朱德亡妻的孩子视若己出。与陈的结合是朱德参加中共之前最浪漫和温馨的岁月了——在那穷兵黩武的年代，朱德的三口之家仿佛是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当地许多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常到朱德的寓所聚会，他们研究中国的社会，探讨关于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的问题，为此陈玉珍（贞）还布置了一间精致的书房，搜寻了一些关于俄国十月革命思想及民族平等的宣言等题材的书籍和小册子，还订阅了《新青年》、《新潮》等杂志。此外，由于两人的兴趣和爱好相近，陈玉珍（贞）还精心为朱德选购了《诗经》、《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孙子》等大量古典书籍，其中有许多还是珍贵的清刻本典籍，为此她还买了两个漂亮的书柜，并把这间书屋整理得井井有条，成为朱德平日十分喜爱的一个地方。朱德在这里大量地阅读，后来其中的一些书由泸州市图书馆收藏（大致有1500多册），上面还保留着许多朱德读书时的批语。后来朱德曾回忆与陈共同生活过的日子，他说：当时“封建的社会习惯在四川还很顽固，可是我的妻子和我，还有我们的朋友，对它全力攻击。我们多数人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生活，组织聚餐会——在这种场合，男人和妇女以平等的地位交往。男人们把他们的妻子和姐妹带来，而她们也生平第一次学会了与没有家属关系的男人讨论问题”。（《中国元帅朱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这种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当时朱德虽从滇军的团长、靖国军的旅长升至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和警察厅厅长，但他寻求中国出路的心思愈来愈重，不甘心困守在小家庭生活中。1922年9月，朱德接到川东军阀杨森的电报，邀他到重庆作客，于是朱德告别了妻儿，离开了南溪。不久后，朱德与好友孙炳文一道离开四川前往上海。然而，在上海，朱德被陈独秀视为“军阀”，被拒绝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朱、孙二人又从上海起程，搭乘法国轮船，前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欧洲。从此，朱德和留在四川的妻子陈玉珍（贞）再未见过面。多年后朱德已成为红军的总司令，还和陈偶然通过书信。《朱德自述》一书收有“太行前线寄家书”，即朱德给陈的三封书信（如1937年11月朱德在山西昔阳战线的回信等，信中朱德表示自己已不能再照顾他和陈组成的家庭了）。这桩婚姻事实上早就“死亡”了。 【贺芝华的出现与消失】 在陕北时，朱德曾对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夫人韦尔斯谈及自己的婚姻，即参加革命前有两次婚姻，参加革命后也有两次婚姻，未提及在欧洲时与贺芝华的结合。 原来，1922年9月，朱德36岁时赴欧洲，在法国与周恩来会面，并在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5月，朱德又转往德国，当时与朱德在德国旅居的中国同志，还有徐冰、李大章、刘鼎（阚尊民）、欧阳钦以及章伯钧、高语罕、郑太朴、谢唯进等。张申府与美国女学者舒衡哲谈话中提及那张著名的8人合影，张申府介绍说：“最右边坐相有点不自然的是朱德，蓄平头，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服。面对朱的是一位漂亮的少妇陈玉珍，（是）朱当时的妻子。”（《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张申府误把贺芝华当成陈玉珍（贞）了，因为陈根本没有出过国。（这个错误或许是舒衡哲的误写）至于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朱德加入中共后与部分留德人员在哥廷根的合影照：最左边那位戴眼镜的是29岁的张申府；最右边的是表情拘束的朱德；面对朱德的，正是那位漂亮的少妇，也即当时朱德的妻子贺芝华；站在朱德身后的是孙炳文；后排正中，那位双手抱起、面呈怡然笑容的则是章伯钧。当时这些人都要参加每周三举行的党小组会。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的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此后，朱德和贺芝华生有一女，即朱敏，通过照片，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对母女在外表上十分相像。朱敏后来在回忆文章中略微提及其母，如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朱敏写道：“……这之前，爹爹和母亲贺治华刚刚相识，母亲也将随同到德国留学”，至于自己的身世，她又说：“……1927年夏天，她（贺治华之母）让我姨妈从成都万里迢迢赶到苏联边境，从我母亲手中接过不到一岁正在患病的我”，“小时候听外婆告诉我，1926年4月我在莫斯科出生的时候，爹爹这年正好40岁”。此外，就几乎没什么进一步的描述了。 据说朱德和贺芝华相识在上海，后一起到德国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当时哥廷根还是很小的城市，只有4万人，有40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10多个。朱德夫妇住在文德路88号。当时朱德还常去柏林会见同志。11月，张申府和周恩来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加入共产党，至1925年朱德转赴苏联学习军事，同行者中也有贺芝华。大概到了苏联之后，两个人有了分歧，据说贺芝华移情别恋，与留苏学生霍家新走到一块去了。霍家新（一说何家兴）也是从西欧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读书的中国青年，而且远较朱德年轻。1926年5月朱德返回上海。 1928年4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长江局书记、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在上海租界被捕——向巡捕房告密的奸细，正是霍家新、贺芝华夫妇。当时霍家新是罗亦农的秘书，他因迷恋大上海奢靡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又不遵守党内秘密工作纪律，曾几度被罗亦农训斥，乃心怀不满。加之这对夫妇认为革命太苦，自己又掌握大量党内机密，以为奇货可居，遂与租界当局静安寺的巡捕房接洽，向一位帮办交涉，要求用他们手中掌握的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换取出国所需的美元和护照，租界当局当即答应。此后，他们先报告了罗亦农的地址，4月15日上午罗亦农被捕，不久即被杨虎枪杀于上海龙华。 关于罗亦农一案，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李维汉（即罗迈，时为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巡视员）曾有详细回忆，他说：“他（罗亦农）的被捕主要是贺稚华出卖的。贺稚华夫妇原来在瞿秋白那儿住机关，瞿秋白住在楼上，他们住在楼下，伪装成二房东，晚上两人总是吵得很厉害，这样就把他们调到新闸路看机关了。新闸路机关弄堂外面就有巡捕，后来查清楚，贺稚华早就和巡捕房联系，预先作了布置，当时听说贺稚华出卖罗亦农的代价是3000元美金，和送他们出国。罗亦农去后，贺稚华就以打开水为名，叫她丈夫何家兴报告了巡捕，巡捕就打电话给巡捕房，说罗亦农来了。何家兴回来后就躲了起来，贺稚华在楼上。后来来了两个懂德文的巡捕，贺稚华在德国住过，懂德文，就用德文和他们打招呼说话。巡捕当场捕走了罗亦农和山东省委书记吴××。贺稚华、何家兴没有被捕走，抽屉中党的文件也没有被抄走。后来特科的同志到他们那儿去，贺稚华说，来的巡捕懂德文，我骗他们说，我们是搞翻译的，那些材料是我们的译稿，用来卖钱的，德国人不懂中文，我就这样把他们敷衍过去了，所以没有被捕。其实，当时我们已经通过内线知道是她告的密，但装作不知道。以后，我和小平同志作出决定，要把他们干掉。在秘书处楼上我和特科同志接了头，作了布置。为了使贺稚华、何家兴相信我们对他们没有怀疑，我派人告诉他们，新闸路不能住了，要他们先搬个地方，搬到南京路去暂住。南京路上有许多大铺子，有的底下两个大铺面中间还有个小号子，楼梯上去，上面是相通的，有几个后门。我们就给他们找了这么个地方，一个小楼梯上去，上面是个客栈。我约他们在那儿见面。去之前特科作了布置，在楼上派了人，街上也派了人，万一有事，可以掩护我从后面跑掉。我到那儿，他们已经住下了，住的地方很阔气，有个大客厅。见面后我说了些应付的话，说你们受惊了，还是要躲一下，另外找个房子住，要他们在搬家后把地址告诉某某同志，还给了他们一些钱。因为我是亲自去的，他们就相信组织上没有怀疑他们，所以搬家后就把地址通知了某某同志，而这个人就是特科的人。罗亦农被捕后，我们曾布置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抢救，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不久罗亦农就牺牲了。罗亦农牺牲后，特科派人去惩治叛徒。当场把何家兴打死，贺稚华受了伤。国民党特务把她转移到医院中去治疗。我们布置人准备在医院把她打死，但特务在医院中防范得很严，没有办法下手。‘文化大革命’初，‘造反派’怀疑罗亦农的牺牲是我设的圈套，是我的一个阴谋，要我交代，把过程都讲了，以后没有再追问过。但他们进行了调查，后来告诉我贺稚华还活着。” 郑超麟也记述了惩处叛徒的经过，他说：“亦农事情发生后，党内的情报机关立即从巡捕房打听到是这两夫妇告密的。恩来出去不久，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今日法租界发生一件暗杀案，被害者是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一声不响地把报纸递给他。”邓希贤就是邓小平，结合李维汉的回忆，显然，处决霍家新和贺芝华这对夫妇，是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共同决定的。 罗亦农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的被捕和遇害是中共历史上的大事，于是造成他落网的叛徒也就成了人们十分关注的对象。不过，或许是贺芝华特殊的身份，迄今记述这桩事件的读物皆语焉不详，或失之于略，只有曾在欧洲游历并在中共早期历史上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世纪老人郑超麟（因“托派”问题长期被关禁，至实行改革开放始出狱，看到了斯大林创建的苏联的解体，可谓“笑到了最后”）的回忆录和《怀旧集》中有此事的回忆。对于出卖罗亦农的叛徒，郑超麟写道：事后，“周恩来曾来公寓看我们，我从他得知亦农是被霍家新夫妇出卖的。这一对四川人本住在被破获的机关楼下。贺子华原是朱德的爱人，曾跟朱德去德国读书，漂亮，聪明，能说几句德国话。朱德和她分手后，她经过莫斯科回国，爱了从法国来的霍家新。”这样，“霍家新夫妇”，以及“原是朱德的爱人”的“贺子华”，才被人们所粗知。叶永烈的“纪实系列”作品中有一册记叙中共早期历史的《红色的起点》，其中也提到了这段往事。叶永烈说到出卖罗亦农的叛徒，“这一男一女都是四川人，男的叫贺家兴，女的叫何芝华，曾是朱德的妻子”。
所谓贺芝华或贺治华、贺兴华、何芝华、郝稚华等等——终于浮出水面。有人还特意查阅了前苏共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在档案（全宗号530，目录号2，卷宗号1）里，记载有1925年9月4日中共旅莫支部的一次会议记录，内容是决定西欧同志的去留问题，其中留在东方大学读书的，第一人便是霍家新，第15人是“贺治华”。此外，中共的早期档案中，也有一份1927年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名单，其中邓颖超是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杨之华、李文宜、贺治华、周秀珠是妇委委员。这都说明了当年“贺治华”的身份。 罗亦农被捕后，中共通过内线查清了奸细的底细，感到刻不容缓的是要设法将霍家新、贺芝华他们手中的名单夺回来，并进而消灭这个告密的“口”。这项紧急处决叛徒的机密行动就是由1928年4月刚返回上海的周恩来领导并布置的。当时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由顾顺章、陈赓等率人执行，在法租界一间公寓里惩治了叛徒，霍家新当场被击毙，贺芝华因躲在床上，虽然中了枪弹但并未死去，只是受了伤，成了“独眼龙”。至于后来的结局，却不得而知，或许经此一难，贺已彻底灰心丧气，中共特科也不再找她的麻烦，让她回了四川老家。不过从朱敏此后的叙述来看，贺似乎并未回到成都。朱敏又说：在她14岁时，从外婆嘴里“第一次知道母亲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就是说贺芝华活到了1940年，但从李维汉的回忆看，贺芝华却一直活到了“文革”时期呢。 【伍若兰、康克清】 在莫斯科与贺芝华分手后，朱德回到了中国，此后戎马倥偬，一时也没有余暇考虑自己的婚事。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军往粤赣湘边，后又发动湘南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8年2月15日，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１师攻下湖南耒阳。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女子——伍若兰。 伍若兰出生于当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衡阳女子第三师范学校的学生，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也是县里有名的女秀才。她是高个子，大脚，体格健壮，头发挽在后面，黑黑的皮肤上有些麻点，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朱德一下子就看中了她，不久两人就结合了。1928年4月28日，朱、毛会师，组建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伍若兰则是苏维埃妇女部的总指挥。1929年初，国民党“会剿”井冈山，伍若兰随红四军南下开辟赣南根据地，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被俘。朱德后来的夫人康克清在回忆录中描述：伍若兰当时一直同朱德在一起，“她能双手打枪，经常带着两支短枪。她和朱军长一起掩护部队突围，因为他们走在最后，遭到敌人的包围，在冲杀途中，被敌人机枪打中。等敌军撤走，红军再派人到那里寻找。经过打听，才知道她当时身负重伤，后被敌人发现。敌人上来抓她，被她一枪一个连着打死好几个。但因伤重，只能趴在地上打，被敌人从背后上来按住，夺下她的枪。她躺在地上同敌人拼死搏斗，被打得头破血流。过了几天，敌人从俘虏中查出了他是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叫她供出红军内部情况和行动计划，供出当地共产党的情况。她一字不露，反把敌人痛骂一顿。敌人对她动了多种酷刑，但她坚贞不屈。敌人看到无法使她屈服，就在二月十二日，将遍体鳞伤的伍若兰绑赴赣州卫府里刑场处决。她在临刑前还忍住疼痛，高呼革命口号，使围观的群众流下眼泪。敌人为了发泄愤怒，扩大宣传，行刑后，又把她的头割下，吊在一个架子上面，用大字写上‘共匪首领朱德妻子伍若兰’，放在一个竹筏上，顺赣江漂下，‘沿江示众’中途被革命群众趁夜色悄悄掩埋了。”朱德得知伍若兰牺牲的消息后，痛断肝肠，后来他以莳养兰花为纪念，一直到“文革”中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作风”而罢。
1929年底，朱德又与农家姑娘康克清结合了。 康克清原名康桂秀，1911年出生于江西万安县罗塘湾一户贫苦渔民家庭，由于家庭清贫，生下仅一个月就被送给别人作了“童养媳”。康克清15岁就参加了妇女协会，后又参加“万安暴动”，因暴动失败，被迫离家出走上了井冈山，不久结识了红四军军长朱德。1929年3月，红四军由赣南进入闽西，占领闽西重镇长汀，在部队休整期间，妇女组组长曾志（后成为陶铸夫人）找康克清谈话，传达组织的意见，希望她能与朱德结合。康克清却以为自己“论年龄，论水平，论文化，论地位，差距实在太大了”，婉言谢绝。后来朱德同康克清谈话，他说：“我们现在都是革命同志，不论军长还是战士，都是一个样。我们干革命反封建，有话就直说。我很喜欢你，觉得你好学上进，工作大胆泼辣，有许多优点，是很有前途的同志。希望你能同我结婚。虽说我们彼此有些差距，但这不会妨碍我们。结了婚，我会帮助你，你也可以给我许多帮助。我们会成为很好的革命伴侣，你能答应我吗？”康克清终于答应了。那时她只有18岁，而朱德已是43岁的中年男子，为此康克清还经常偷偷地流眼泪。不过，后来她和朱德却成为中共元老中的“模范夫妻”，正如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所说：朱德最后的婚姻，使“他找到了这位终身伴侣，一位可以陪伴他并且可以同甘共苦的妇女”。而在另一位美国记者斯诺的眼中，朱德夫人仿佛是美国西部的一个“牛仔”：“这位夫人是骨骼粗壮的农村姑娘，枪法高明，骑术高超，自己领导过一支游击队，把受伤的战士背在身上，大手大足像个男人，身体壮实，作战勇敢。” 康克清陪朱德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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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都享受被爱的她，在丈夫的溺爱中，充满好奇和叛逆，极度渴望自我而轰轰烈烈地去爱一场。然而，等到出轨爱过了，她才明白谁是自己永远的爱—— 再次给我打来电话时，梁洁正在办公室。比起上次略有些吵闹的茶楼，气氛清静了许多，她在静谧中轻叹：“我现在的感受只能用‘麻木’这个词来形容！”或许是爱累了，又或许是不爱了，她麻木的隐痛才会留到现在。 甜蜜过度 渴望从“软禁”中破茧而出 在认识丈夫连超之前，因为对爱情完全不感兴趣，我拒绝了许多男人的追求和殷勤，也从没有想过和任何一个男人相好，这让我和其他女孩比起来更像个情感方面的异类。也许无心插柳柳成荫吧，我的冷漠和高傲，偏偏吸引了不少男人的倾心，让他们觉得只要能博得我片刻的欢心，都将是他们莫大的幸福和自豪。就这样，我一直包围在甜蜜的被爱中。 20岁那年，我陪同好友去一个搞摄影的朋友那里照相。摄影师名叫连超，但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个摄影师，而是他那里的许多有趣的古玩、艺术品。“其实你的朋友也很上镜，可能拍出的照片效果更好。”连超看着我对朋友说。也许是女孩子天生爱美心理触动了我，我说：“那好啊，我也拍几张吧。” 几天后，我独自去取照片，看着照片上漂亮的自己，我突然被这种美好的艺术氛围感染了。看到我满意的笑容，连超又为我免费拍了一套。这次拍摄时，我比前次放松了许多，不断摆出最美的姿态。等我再次来到连超的摄影室时，我和他有了第一次亲密的接触。 事后，我一直觉得和连超感情还没到那一步，有些后悔自己的举动。可当我对连超提出分手的时候，却发现连超已在感情中陷得太深，我根本无法甩掉他。他开始时刻以我男友的身份自居，还说要和我结婚，我自然避之不及。 一直拖了三年，他干脆自己跑到我父母面前表白：“我会一辈子爱她，照顾她，给她一生的幸福。”见他这么痴情，母亲也来劝我：“连超经常在你身旁，如果不和他在一起，会有很多人说闲话的，这样下去对你的名声不好……”我相信连超是绝对爱我的，也对我很好，可对爱情冷漠的我却时刻都无法感知到这种爱。听了母亲的话，我也很无奈，又拖了两年才和连超结婚。 结婚后，连超的爱更浓烈，可当时我却十分反感。记得领结婚证时我曾对他说：“现在我和你结婚了，以后离婚你要同意啊！”他没有说话。不久，我开始出去上班，他就每天在公司大门口等我回家。只要我在身边，他似乎就心安了。 为了事业的进步，我准备去进修，可丈夫却天天拉着我玩，一会儿逛商场，一会儿替我约牌局，总之要使出浑身解术让我没时间去学习。“我本来也贪耍，可你这样天天让我玩，我怎么安心工作和学习啊？”我有些不满了。“这有什么，你就别上班了，在家好好呆着。”丈夫说。“这怎么行啊？”我说。“怎么不行？我就是要宠坏你，宠得你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敢来爱，敢接受你的脾气。”听了这话，我并没有感到高兴，反而惊出一身冷汗：这不是拿婚姻来“软禁”我吗？ 自那以后，我对丈夫的行为更体会不出半点爱意。被爱原来这么苦闷，丈夫的溺爱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这种感受让我极度渴望找机会破茧而出，体会一次轰轰烈烈主动去爱的滋味。 激情燃烧 终于沦陷在婚外恋的泥沼中 那年五一节，我正打算将用了很久的手机号码换掉时，十多年都没有联系的同学张锋突然打来电话，他是大学时暗恋过我的男同学之一。“你是梁洁吧，还记得我吗？”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十多年了，可他的声音我一听就很熟悉。“嗯，我记得，你还好吗？”我礼貌地问。“还好，我开了两间茶坊……”他说。“我也是，才开张呢。我们……”我们在电话里竟讲了40分钟，他滔滔不绝，我们之间没有尴尬，很放松。 张锋在得知我的茶坊刚刚开张后，立马送来许多生意上需要的东西，包括很顶极的茶叶，他说：“有了好茶，茶坊生意才好。”“不过，还要靠你经常来捧场啊！”从那以后，张锋几乎每天都来。每次来点了茶喝一会儿就自己离开了，比起那些打着我的主意而出没在茶坊里的男人，他显得要规矩得多。 后来，他又搬来几张机麻桌子说：“茶坊里配上这些，对客人的吸引力更大一些。”“我不想把这里布置得像一个麻将室。”准备打造高雅情趣茶坊的我，不觉得这是可以赚钱的方式。“如果亏了，算我的，赚了算你的。” 听了这话，又见他已经把设备搬了过来，我也没再反对。张锋每次来我这里似乎都理所当然，不是送药，就是送礼物来，因为是同学，我也没对他有多少防备，毕竟他和我现在都是有家室的人。不过，我还是旁敲侧击地提醒过他：“我不喜欢别人拿友情来做挡箭牌，后来却成了那种关系。”他当即表示赞同。 我以为像自己这样习惯被爱的女人，是不会再爱上任何人的。直到一年后，始终像亲人一样陪在我身边的张锋突然消失了，一连几天都没有任何消息，我忍不住给他打去电话：“你这几天怎么了？”“我儿子病了，不好意思，我太累了。”听声音，他像是大病了一场。放下电话，我才发现自己对张锋已心存牵挂之情。 再和张锋见面时，我们就经常出入KTV，有时一直玩个通宵，还常常对丈夫谎称自己是打牌去了。一天晚上，我喝得有些醉意，将头轻轻地依偎在他的怀里，我们还是第一次靠得这么近，我能清楚听到他的心跳很快。在车上，他朋友开着车问：“送你们到哪个宾馆？”他看了看喝醉的我说：“开到她家门口，送她回家。”我看出来了他对我的尊重。第二天，我们又在KTV里喝酒，我大声地喊着他的名字说我喜欢他。那晚，我们住进了宾馆。 在他的支持下，我开了间小超市，起初我觉得是一种幸福。可两人有了情人关系后，情感往往感觉不平衡。不久后，听说他的老婆也开了间小超市，我顿时醋意大发：“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最后在电话中争执了两个小时都没有结果。 那些日子，和丈夫的感情也平淡了许多。一天在包间里的时候，我对张锋说：“我都想离婚了，随便你离不离，我是想离了。”“真的呀！我也是，不过我老婆会对我很苛刻。”他说。“什么苛刻？”我问。“我提出离婚，她如果要自杀，你要理解。”我听出了他这话的意思，我并没有想要真正去伤害另一个人的意思，于是赶紧转移了话题。很快，我知道张锋无法和妻子离婚的现实，第一次萌生去意。 回头是岸 原来丈夫永远是我的最爱 春节以后，我发现张锋为了做生意使自己的社会关系越搅越复杂，我开始厌倦了每晚跟着他到KTV玩到深夜，厌倦了那种白天睡觉，晚上游乐的人生。那段时间，我的容貌犹如这段婚外恋一样见不到光彩。“我从明天起不再跟着你去KTV了。”我说。“只要你高兴，怎么做都可以。”之后，我和张锋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偶尔相聚就只是吃吃饭。我知道他在克制自己的情感。渐渐地我也明白了，他对我的爱缘起大学时的暗恋情结，那对每一个人都是个美梦。不过，现在是梦该醒来的时候了。 我们都刻意保持着距离，可越是这样内心就越受煎熬。我们从半个月不见，渐渐地到一两个月见一次，但仍然保持着这种情人关系。今年，对我和张锋的关系，丈夫也有所察觉，可他从来不讲出来，只是默默地承受着。“我要爱得宠坏了你……”丈夫这句话再次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我竟然落泪了。走过了这段不该发生的爱情，我在得失之间才发现其实激情已尽，也猛然找到了出路。 “好好对待你的老婆吧，别像我这样。”最后一次看着张锋远去的身影，我告诉自己要笑，要让他安心离开，我强忍住泪水，在心中默默地祝福他。这场爱的告别式，让我更明白丈夫始终是我心中的永远。回到丈夫和儿子身边，我似乎对爱和被爱理解得更为深刻。也许很多时候，我们找到的那个人不一定是爱自己或自己爱的，但却是适合自己生活一辈子的伴侣。与其去追逐一场没有结果的爱，不如好好地珍惜被爱的感觉。我想，这最后的选择多少为这段不曾见光的地下恋情带来了一线光亮。 珍惜眼前的幸福 梁洁在交谈中说，如果当初她是在谈过恋爱并受了伤害之后才遇到现在的丈夫，她肯定能体会到被丈夫所爱是多么真切和幸福，也绝不会有后来的出轨。这次错爱只是对爱不了解，有一些好奇、叛逆、冲动。 可为何我们偏偏要在出错后，才悟出自己到底该把握的是什么呢？如果情感人生需要这样的验证式，我们何不珍惜本就存在于眼前的感情呢？不管是爱，还是被爱，至少它是真实的。不是说女人天真和温柔的天分应该给真爱她的人吗？如果是为了探究爱的真谛，那么不必需要经历种种沧桑之后才能猛醒。愈是伤痕累累，愈是千疮百孔啊！所以，只有将眼前已有的幸福好好珍爱，我们才能在其中找到爱的真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