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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和北京---中国的两京（4）

1/6/2010 2:54:00 AM [体育运动]

南京与北京成为中国一千年来上演政治戏曲的两大专业舞台。舞台是四面楚歌还是歌舞升平，不仅仅取决于唱戏的人还取决于舞台的布置和道具的取舍，而这似乎冥冥中自有天数。　
力量不够，底气不足，使得南京的政府多少都有点贪大求快，自我迷恋。国民政府与人民政府，从政府的前缀来看，定都于南京与定都于北京就体现了不同的倾向，表现了不同的高明。在政治学上，国民大于公民，而公民大于人民。国民政府理所当然是全民的政府，从字面上起码没有阶级性。可幻想的没有分歧，掩盖不了现实中的争夺，旗帜上的混淆，更无法准确定位可供依赖的对象。于是，名义上代表全民，却无法代表以至全不代表，进而，应该人人维护的政府遇到危机时不仅没人援助反而人人破坏。一个原本绝佳的政权标志在现实中却南辕北辙，不堪一击。人民远远没有国民来得广泛。北京的人民政府的基础在法理上显然不及国民政府宽泛，但学理如此不代表事实必须如此。后来实践中的人民政府的群众基础也的确比国民政府牢固得多。这让中山先生也会大跌眼界。人民不是全民，人民才是主人，而人民的界线又不清晰，于是人人为了自保争当人民，连事先被划定为敌人的人都竭力的加入这一潮流。全民被分化了，政府与自己的幸福乃至生存密切相关，幸运的成为人民的那部分没有理由不忠诚地维护政府，而可怜的被排除在外的不慎不能成为人民的敌人，反应过来时，在强大的“人民”面前被震慑得连家门都找不着了，还哪有什么反击的战斗力。可怕只是对方杜撰出来的假象。与国民政府的南京比起来，人民政府的北京又一次占了先机。 

民国的南京，“中央”被京城的位子没有做热过的南京迫不及待地挂在嘴边。中央路、中央体育场、中央商场、中央饭店等等，带中央的招牌在南京遍地都是，连当时最好的学府中央大学都起了一个让世界原本避讳的名字。这样的情形让不再是首都的南京在恢复为寻常城市后，想减少北京的猜忌彻底消除中央的称谓都不可以。中央与地方是一个大国行政序列中必然出现的两极。可整天将中央挂在嘴上，一是表明其中央的地位还存在挑战没有被广泛认同，二是表明自己也没有充足的信心。同时大提中央在一定程度上还削弱了地方对中央本不强的向心力。这是当时的写照也是30年代南京的悲哀。于是，将中央变成取名时的日常用词不仅没有增强南京的中央权威，反而加速了它的离去。

与南京比起来北京就聪明的多了。除了在早期频繁用过中央来指称地名外，后来基本就用首都取代了中央，待信心更足后，又狡诈的使用国家来称谓建筑和机构。这的确比南京成熟。首都尽管是全国第一重要的城市，却还是城市。它与其它城市的关系远没有中央与地方那么等差。国家更是一个高明的命名前缀。在中央政令可到的地方用国家都不过分，那么花全国的金钱建在北京又有什么过分的呢？其他地方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表达眼红呢？确实，一个外省的人来到京城，面对建筑物的名号，“中央”虽然威严，却不亲近；“首都”虽不疏远却还有隔阂难以迅速溶入。惟独“国家”在肃然起敬的同时也不会有丝毫的芥蒂。尽管国家大剧院此类的建筑远比中央体育场恶劣千倍，它给北京的负面效应却远没有后者给南京带来的大。于是，北京用中央命名的地方远没有南京的多，可谁才是真正的中央却一目了然。 
在白纸上重划蓝图永远比在一张污渍遍布的破布上容易。南京总会把太多的价值理想和历史负担放在自己的肩上，自己也由此变得沉重。将华夏从外夷手中恢复过来的“光华”目标是南京朝廷或政府永远放弃不了的理想。可光复事实上比独立更艰难。不仅光复的过程痛苦，而且成功以后，如何复原还充满变数。传统一旦失去，返回传统的道路便会困难重重，风险也无法确定。在这个意义上，建国比光复容易，建国门也比光华门通畅。

 的确并不能仅仅只要自我感觉良好，也不能太多地关注复兴已经失去的东西。两者都是陷阱。前者幼稚，后者又过于执著。这是民国南京失败的原因也是表象。北京还是胜过了南京。
南京做政治中心的智力的确弱于北京。南京已经失去了不服气的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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