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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2009 5:13:00 AM [新闻时事]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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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案”的启迪是多维度的 http://www.sina.com.cn</SPAN>  2009年06月24日16:17</SPAN>  新民周刊</SPAN>   “邓玉娇案”的启迪是多维度的</STRONG>
  “法行动”是以良法法律为基础、为底线的公民行动,在推进公民社会,达成善治的过程中,具有特殊价值。</STRONG>
  撰稿·萧 瀚
  鉴于司法某种程度政治化的现状,邓玉娇案中的各方都在静等十天上诉期的届满,到时邓玉娇理应真正自由。
  邓玉娇事件给人们的启发无疑是多方面、多层次、多维度的,而其中显现的公民社会之雏形特质,尤值深入探讨,本文即为抛砖之尝试。
  政府如何应对类似事件?</STRONG>
  从邓玉娇事件发生过程看,巴东以及恩施方面政府行为有一些明显的特征。一方面,与十年前相比,至少在信息透明方面,政府行为显然并非毫无进步,虽然有不少迹象表明政府的信息发布存在着严重瑕疵,但至少在态度上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视民众的要求于不顾;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对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尤其是正当程序的原则十分陌生。这种陌生,既来源于中国法制体系本身的问题(例如《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动机不是保护公民权利不受政府侵害),也来源于官僚制本身的惯性,还来源于基层政府不能深刻把握宪政精神,不能及时提高施政能力。
  在这样的纠结中,“邓玉娇案”提供了一个观察政府行为的最佳范本。我们看到,巴东以及恩施地方政府显然缺乏对民意的预估,没能有效地顺应正当的民意诉求,以至于在几轮民意的持续汹涌下,带着迷惘、困惑和恐惧,表现出一种虚饰而非诚实、遮遮掩掩而非坦荡、执拗而非开明的行事风格,使得“邓玉娇案”回到司法政治化的老路上,草草结案。
  巴东以及恩施地方政府的行为可以说给各级政府都带来了教训和启发。首先,面对类似的案情,政府应该抛弃陈旧思维。“邓玉娇案”原本只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遵循刑事案件的正当程序原则处理,原本可以给公众圆满交代,然而巴东以及恩施地方政府出于维护地方政府形象考虑——也就是刑案的政治效应,有意无意地将此案许多重要细节予以淡化、回避,这种欺骗社会的行为导致了民意的愤怒。于此可见,一味坚持“政治中心主义”不但于政府形象无益,反倒有损。正确的行为当是尊重事实,保护基本公民权,不偏不倚,秉持公心,才能保证政府的形象无虞。
  其二,政府应该审时度势,突破旧的行为的窠臼。转型时代,法的滞后性已经给行政、司法带来许多问题和危机,这些危机不可能纯粹依靠立法来对付。“邓玉娇案”中,由于政府前期在信息公开方面出现的瑕疵,导致公信力的缺失,仅仅按照现行《刑诉法》的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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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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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2009 5:14:00 AM [新闻时事]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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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了,国内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已经褪化,但是好像这一切又远离广大百姓,我们在经济危机后得到了什么?经济在复苏,国内企业效益在好转,对外出口贸易在增加,国内所谓gdp一直在一个基点盘旋,忽悠你,还是忽悠我,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GDP的真正意义。</SPAN>
    有人说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因为股市,楼市市场已经出现转机,但我觉得,即使经济危机过后,我也没有得到任何效益,我身边的朋友亲人,基本也没有得到任何益处。适得其反,我反而更加怀念经济危机时期所带来的物价贬值,最起码,在收入没增长的情况下,米便宜了,肉也便宜了。</SPAN>     我们能承受什么?飞速增长的房价,只要一有增长趋势,我们会更加沉不住脚,就市购买,猪肉价格的的下滑,我们关注的是猪农的利益,却不再考虑自己腰包的多少,油价跌了再涨我们已经司空见惯,无所谓,反正只是在试探我们的承受度。我们的</SPAN>cp,我们的母亲到底想要什么?</SPAN>     我们小的时候想的是,好好学习,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我们要为全国实现小康而努力,到现在我们为的什么?我们没有那么遥远的梦想,因为我们只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广大市井小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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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2009 6:10:00 AM [新闻时事]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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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重塑县政 http://www.sina.com.cn</SPAN>  2009年06月24日16:17</SPAN>  新民周刊 </SPAN>   郑永年:重塑县政</STRONG>
  县和中央政府之间没有关系,产生了很多恶果,如果县继续边缘化,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它们治理得如何,关系到民众对国家和中央政权的认同。</STRONG>
  整理·汪 伟(记者)
  “邓玉娇案”中最让我们担心的不是一个女孩与官员的对抗,而是更普遍的官与民、钱与民之间的冲突。这个案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钱和官是一体的,而应该由政府保证的公平和正义,有一个艰难的寻求过程。
  为什么中国有些地方的基层社会竟然会陷入这样的局面?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社会解体,二是县政的衰败。
  20多年来,中国最醒目的一个现象是社会解体。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是自治的,由乡村绅士凝聚起一个共同体,有经济、社会和自卫的功能,这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不能说没有效率。1949年以后,这种自然的、自治的共同体被打破了,家族在乡村的影响力被取消了,转而用人民公社这种行政建制的地方共同体来重建共同体。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共同体也解体了。解体的原因之一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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