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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
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STRONG>
世界金融危机袭来，经济日益萎缩，失业率逐步攀升，国际贸易和投资不断下滑，保护主义壁垒有所抬头。这对支撑中国30年繁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中国往何处去？中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场合表示：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 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为危机应对献计献策，温家宝总理在新华网与网友进行了坦诚热烈的交流。近一段时间以来，网民对政府的4万亿提振经济计划，对农民工失业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补助，对中小企业的命运，对危机时期的政风政纪等等，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善良愿望。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寒冬中，民生多艰，诸多民怨需要排解，但民心可鉴，民气可用。改革30年后民间积累的丰厚的经济、社会能量，能否在这一轮严峻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充分施展，这是中国闯过世纪劫难，乘风而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 强势政府的底气来自强势人民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政府再次显示出强势政府的姿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举全国财政之力，首先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投向基础设施。接着，各部门、地方纷纷出台投资计划。初步统计，将达10万亿以上。这说明什么？我国政府财力十分雄厚，投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改革开放使我国国力大大提高的结果，令人鼓舞。 在经济强势扩张的同时，在社会稳定方面，针对2009年这个多事之秋，若干个历史事件的整数周年，经济危机背景下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继续绷紧自北京奥运会强力“维稳”的那根弦。从新闻宣传、互联网管理到政法部门，均以严防死守的姿态，随时捕捉发现和扑灭任何“不稳定”因素。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60年历史的执政党，面对当前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这样沉重的责任感、使命感可以理解，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本来我国投资比重畸高，消费比重畸低，对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在这种弊端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应对危机依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就难免让人担忧：这场投资“大跃进”虽然能收取保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短期效益，但是会不会带来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更加过剩的结果呢？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指出：“目前，中国公布的财政刺激计划，并没有试图提振公共和私人消费，而是旨在使中国经济渡过难关，直到可以再次出口。这是行不通的。”“对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而是中国现有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现在，正是做出改变之时。” 加拿大《环球邮报》也发表文章说：“今天中国拥有了像样的基础设施、令人称赞的建筑和过大的工业基础。所缺的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足够的个人消费。要扭转这种局面，中国需要加强其人民对未来的经济安全感，使个人收入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应地提高。” 其实，并非只是旁观者清，我国经济学界也有类似的呼吁。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提出，不赞成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应对这次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他怀疑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就能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担心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会扭曲市场的惩罚机制，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账，损害市场的自我修复机制，使萧条持续更长时间。张教授指出，“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才是治本之策。 另一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也认为：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在许教授看来，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因此，他呼吁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在医疗服务、金融服务、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等行业放开管制，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让民众充分地发挥想像力。 目前关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者和媒体，都对这样一个现象表示深深的疑虑，这就是广义的“国进民退”现象。改革之初，邓小平等人深感几十年极左政治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经济和社会（包括思想文化）两方面大胆放开严格管制，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允许城镇居民自谋职业、第二职业，推行国有和集体企业承包制，发展非公经济；鼓励港资、台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允许中国公民为非境内资本企业打工。整个80年代改革，中国社会财富的涌流和物质的繁华，以民富为本，以“民富”实现“国强”。以八九十年代之交为拐点，在经济上出现了让“不法”个体户“倾家荡产”的政策宣示，在社会管理上“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取代了“再也不能发生文革”的忧思。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在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考虑下，经济政策向国有企业大幅度倾斜，非公经济虽在继续发展，但得到更多发展机会的不再是像80年代年广九那样的平民百姓，而是有着浓厚官场背景、擅长官商勾兑的企业管理者。 为了进一步看清这个问题，我想摘录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在一篇文章中引述的两组数据： 据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此后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 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的研究指出：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从1990年代初以后，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到了2007年，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1/4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1.2倍。这些数据揭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阅读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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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差钱” 春晚赵本山的小品让“不差钱!”成为一句俗语，而后的大半年时间里，不定什么时候，人们便会戏谑的来一句：“不差钱!”。这话当然是用在掏钱消费的时候。从常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来看，中国人似乎真的“不差钱”了，但实际情况又怎样呢？我们国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真的达到“不差钱”的程度了吗？ 目前国家最关注的问题、媒体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拉动内需”。全球性经济危机对过分依赖出口的“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产生极大的冲击，使得国人不得重新审视我们的出口结构。我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不充分培育起这个市场，我们的经济命运就没有操纵在自己的手中。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的政府在尽一切努力调动国民的消费积极性，诸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可效果还是不十分明显。究其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就差钱。 一方面大多数国人收入水平还是太低。近年来中国人逐渐富起来了，但“富”起来的并不是所有人群。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确实越来越多，可对大多数人来说，财富增长的速度，并没有跟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所得占15%，而发达国家劳动者分配则占6 |
刘翔伤病全揭秘(2008-08-21 10:47:33)</SPAN>
杂谈
 刘翔退赛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根据后续消息，我们知道导致这一切的是他右脚跟腱的旧伤，但具体伤情却是众说纷纭。跟腱病到底有多严重？除了跟腱以外，刘翔还有哪些伤病？博闻网第一时间组织多位专家，制作了一个专辑：刘翔伤病全揭秘</SPAN>，为您全面解读刘翔的伤情。</SPAN>刘翔的脚伤到底是怎么回事？</SPAN> 作者：薄三郎 （医学博士） 站在110米栏前的刘翔，甫一登场便眉头紧锁，试栏过后踮脚走回起跑线，还不时按摩右脚。随后的一切让人目瞪口呆：他一瘸一拐走下了赛道，留给我们苍凉的背影。后来我们知道，导致这一切发生的是他右脚跟腱</SPAN>的伤。那么，他的脚伤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跟腱的损伤多由过度运动造成，在临床上，跟腱损伤大部分以跟腱炎（tendonitis）的形式表现。回顾刘翔在北京奥运会上的退赛，教练孙海平说：“（2008年8月）16号晚上我们进奥运村，在村里医院专家会诊，拍了一个核磁共振，最后查出来，他的伤实际上是跟腱末梢，附着在跟骨 |
